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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柯齐莫杰米扬斯克坐上雪橇的时候，雪橇是照俄罗斯方式套马的：三匹马并排，一匹驾辕，两匹拉边套，带轭的辕马愉快地摇着铃铛。
在彼尔姆和维亚特卡，套马的方式是一匹接一匹，一前一后，或者两匹马并排，第三匹马套在前头。
我看到我们的套马方式的时候，我的心高兴得跳得厉害了。
“喂，喂，把你的劲都使出来。”我对那个雄赳赳地坐在赶车位子上的小伙子说，他穿一件没有挂面子的皮袄，戴了一双手指不好弯曲的手套，他的手指头只能勉强靠拢来拿我给他的十五戈比的辅币。
“老爷，我们照办，老爷，我们照办，”他说，又叫起来：“嗨，你们，宝贝儿！”他突然转身对我说：“啊，老爷，你可要坐稳，那儿有座山，我要让马飞跑起来。”
这是一个通到伏尔加河去的陡峭的下坡，在冬天它就作为驿路使用。
他的确让马飞跑起来。雪橇不是在向前滑行，却是从右向左、从左向右地跳来跳去，马飞奔下山，马车夫非常满意，很惭愧，我自己也很满意，——这是俄国人的脾气。
我就这样让驿马载着我跑进一八三八年——跑进我一生最美好、最快乐的一年。让我向你们讲我们是怎样迎接新年的。
离尼日尼八十里光景，我们（就是说，我和我的随从马特维）到驿站长房里取暖。院子里非常冷，而且风大。站长是一个瘦弱、有病、带可怜相的人，他在我的驿马使用证上面批注，他写下每一个字母都要念给自己听，然而还是要写错。我脱下我的皮大衣，仍然穿着那双毛皮大靴子在屋子里踱来踱去，马特维在烧红的炉子跟前烤火，站长还在那里嘟哝，一只木壳的钟不慌不忙地发出有气无力的滴嗒声……
“您瞧，”马特维对我说，“很快就是十二点钟了，是啊，老爷，新年到了，”他用半询问的眼光看看我，又说：“我把在维亚特卡他们送给我们的吃的东西给您拿一点来。”他不等我回答，就跑去取了几瓶酒和一小包吃的东西来。
关于马特维我以后还要谈到他，他不仅是我的仆人，他是我的朋友，我的兄弟。他是莫斯科的小手艺人，是我也认识的那个仲伦倍格的徒弟，向仲伦倍格学习图书装订术，在这方面仲伦倍格也并不很内行，因此他就投到我这里来了。
我知道我要是拒绝就会使马特维难过，而且说实在话，我自己也不反对在驿站里庆祝元旦。……新年也是一种驿站。
马特维拿来了火腿和香槟酒。
香槟酒冻得很稠；火腿可以用斧头来砍，整块火腿上都有冰在发亮；然而à la guerre comme à la guerre 〔法语：随遇而安〕 。
“祝新年愉快！祝新的幸福！……”的确，祝新的幸福。我不是向回家的路上走吗？我一小时比一小时地接近莫斯科了，——我心里充满了希望。
冻了的香槟酒站长并不太喜欢——我在他的酒里加了半杯罗木酒。这种新的half-and-half
〔英语：一半对一半〕
却十分成功。
我还邀请了马车夫，他更走极端：他在一杯起泡沫的酒里洒上胡椒，用调羹搅了一下，一口就喝下去了，他痛苦地叹了一口气，差不多呻吟似的说了一句：“难过得痛快！”
站长亲自送我坐上雪橇，他非常殷勤地张罗，竟然把燃着的蜡烛落到干草里面找不着了。他很兴奋，接连地说：
“您使我过了个愉快的新年……过了个愉快的新年！”
难过的马车夫赶马出发……
第二天晚上八点钟光景我到了弗拉基米尔，住在旅馆里，这个旅馆同它那“酿米”鸡、奶油糕点和代替波尔多酒的醋在《旅行马车》中描写得非常真实。
“今天早晨有个人来问过您，他好像在啤酒店等候。”茶房在驿马使用证上看到我的名字，就对我说，他留着从前只有俄国茶房留的那种神气十足的分头和很难看的鬓角——现在茶房和路易·拿破仑
都留这样的头了。
我想不出这是谁。
“老爷，他来了。”茶房又说，便让开了。然而我第一眼看到的不是人，却是一个大得可怕的托盘，托盘上放着一大堆各种各样的好东西：甜面包和小面包圈、橙子和苹果、鸡蛋、杏仁、葡萄干……托盘后面露出我父亲在弗拉基米尔的村子的村长的白胡子和蓝眼睛。
“加甫利洛·谢苗雷奇！”我叫了一声，就跑过去拥抱他。这是我在 监狱和流放 之后重见到的 我们自己人 中间的 第一个 人，过去生活中的 第一个 人。我对这个聪明的老人看多久也看不够，同他谈多久的话也谈不完。他是我靠近莫斯科、靠近家、靠近朋友们的一个见证；我家里的人他仅仅在三天之前都见到了，他给我带来他们大家的问好。……那么，并不怎么远了！
* * *
省长库鲁塔是一个聪明的希腊人，很了解人，早已不怎么关心善恶了。他立刻了解我的情况，一点也不来麻烦我。办公室的工作他连提也没有提到，他派我同一个中学教师
一起去编辑《省新闻》
——这是我的全部工作。
这个工作是我所熟悉的：我已经在维亚特卡帮忙编过《省新闻》的非官方的副刊，我还在那上面发表过一篇文章，它几乎给我的后任带来麻烦。
我描述“大河”上的节日，说供奉尼古拉·赫雷诺夫斯基的羊肉从前是分送给穷人的，现在却拿来卖钱。主教看了很生气，省长好不容易劝说他息了怒。
《省新闻》是在一八三七年创办的。
原来内务大臣布卢多夫忽然有一种新奇的想法，要教会这个沉默寡言的国家里的居民公开发表意见。布卢多夫之所以出名，一是由于他担任继续编写卡拉姆辛的《历史》的工作，虽然他连一行也没有添写过，二是由于他是十二月十四日事件“审讯委员会的报告”的撰写人，这个报告还是干脆不写的好。
布卢多夫是属于在亚历山大
〔一世〕
在位末期中出现的国务空论家集团的。这些人聪明、有教养、正直，是一些上了年纪、升了大官的“阿尔扎玛斯鹅”
；他们能写俄文，是爱国者，热心研究祖国历史，因此就没有工夫认真注意现状了。他们全都尊重对尼·米·卡拉姆辛的永志不忘的纪念，喜欢茹科夫斯基，背诵克雷洛夫的作品，经常到莫斯科去，在伊·伊·德米特利叶夫的花园街住宅里同他谈话（我在大学念书的时候，怀着浪漫主义的成见，并由于同尼·波列沃依有私交，我也到过那里去拜访德米特利叶夫，我当时暗中不满意他做了诗人又做司法大臣）。人们对他们本来有很大的期望，而他们同世界各国一般的空论家一样，什么事也做不出来。也许他们可以在亚历山大
〔一世〕
在位期间留下比较经久的遗迹，然而亚历山大
〔一世〕
死了，让他们空怀着原来那个做点好事的
愿望
。
在摩纳哥
一位执政公爵的墓碑上写着这样的碑文：“在这里安息着弗洛列斯当某某世
，他
本来想
对他的臣民做好事。”
我们的空论家也想做好事，倘使不是对他们的臣民，也是对尼古拉·巴甫洛维奇的臣民，可是他们不问店主人就自己结帐。我不知道谁妨碍了弗洛列斯当做好事，然而我们的弗洛列斯当
却妨碍了他们做好事。他们给拖着参加了一切对俄国有害的事情，而他们自己只好做一些毫无用处的改革——仅仅在形式和名称上的改变。我们各个部门的长官都认为他的最高职责是过一个时期就提出一个什么方案、什么改革，通常都是朝坏的方面的改革，但有时就干脆是不好不坏、无关痛痒。例如省长办公室的秘书应当称为主任，而省长公署的秘书的名称仍然没有译成俄文。
我记得司法大臣提出过一个改变文官制服的方案。这个方案的开头就是这一类冠冕堂皇的句子：“特别考虑到某些文职机关制服的剪裁和缝制上缺乏统一标准，有鉴于此，”等等。
内务大臣也患了这种方案病，他用区警察所所长来
代替
地方陪审官。
陪审官住在城里，经常到乡村去视察。区警察所所长有时也到城里去，不过他们长期住在乡下。这样一来全体农民都在警察的监视之下了，而且他采取这个措施的时候，完全知道我们的警察官员是怎样凶暴、贪婪和无恶不作的家伙。布卢多夫把警察引进农民的副业和财产的秘密，引进他们的家庭生活，引进米尔（公社）的事务，通过这个就接触到老百姓生活的最后的掩蔽部了。幸而我们的村子很多，而每个县里却只有两个警察所所长。
差不多就在同一个时候，这同一个布卢多夫有了创办《省新闻》的想法。在我国，政府虽然轻视普及教育，却以爱好文学自负；譬如，当时在英国完全没有官方的期刊，可是我国内阁的每一个部都有自己的刊物，科学院和大学也出版自己的杂志。我们有矿业刊物和制盐刊物、法文刊物和德文刊物、航海刊物和陆路交通刊物。这一切刊物的经费都是由国库开支的，部里签订约稿合同和签订承办燃料、蜡烛的合同完全一样，只是没有竞争罢了；总决算、编造的数字和由这些数字推论出来的离奇结论都是不会少的。政府垄断了一切之后，现在又垄断讲话了，它叫所有其他的人全都沉默，它却喋喋不休地讲起来了。布卢多夫按照这个方式做下去，就命令各个省公署创办自己的《新闻》，每一份《新闻》上面都要有一个非官方的副刊，发表历史、文学以及其他方面的文章。
说了就得做，五十个省公署都为了这个非官方的副刊急得抓头发。在神学院念过书的教士、医生、中学教师凡是可以被认为受过教育不会写别字
的人都给征用了。他们考虑了很久，反复阅读了《读者文库》和《祖国纪事》，又害怕又想试一下，终于拿起笔来写文章了。
看见自己的名字印出来——这是我们这个书本的时代一种最强烈的不自然的欲望。然而要决定把自己的著作公开发表，就需要有特殊的机会。这些人想都不敢想把自己的文章送到《莫斯科新闻》，送到彼得堡的杂志发表，却愿意在本地报刊上刊登它们。这样一来，那个 很不好的 办报宣传的习惯、想出名的习惯就扎下了根。拿到一个完全现成的宣传工具倒是不坏的事。 反正 印刷机是没有骨头的。
我在编辑部的那位同事是我们大学毕业的学士，和我同一个系。他死得那样惨，我讲起他来并没有心肠笑他，然而他一直到最后都是一个非常可笑的人物。他绝不傻，可是他极其笨拙，极不灵敏。很难遇到一个像他这样难看的人，不仅是因为他太丑，而且还因为他的丑是大的，就是说是大型的。他的脸有一般人的一个半大，而且有些粗糙，一张鱼那样的大嘴一直伸到耳朵边，浅灰色的眼睛并不曾让淡黄色睫毛遮盖，却反而因此更加显著，他的头颅骨上盖着稀疏的几根硬头发，此外他比我高一个头，背有点驼，而且很不爱干净。
连他的姓也是很古怪的，
弗拉基米尔的一个守卫就因为这个姓把他关进了警卫室。一天深夜他裹着一件大衣走过省长公署；他手里拿着一副轻便的望远镜，站在那里眺望某一颗行星；守卫因此惊慌起来，他大概认为星星是国家财产吧。
“什么人？”他向这个站着不动的观测者嚷道。
“涅巴巴。”我的朋友用沉厚的声音答道，动也不动一下。
“不要开玩笑，”守卫生了气回答说，“我在执行任务。”
“我说我是涅巴巴。”
守卫再也忍受不下去，就猛然拉起铃来。来了一个军士，守卫就把这个天文学者交给他带到警卫室去，还说：在那儿会弄清楚你是不是女人。要不是值班的军官认识他，他一定会在那里待到第二天早晨。
有一天清早涅巴巴到我家里来，告诉我，他要到莫斯科去几天，他说话的时候，露出一种不好意思的、又有点调皮的笑容。
“我，”他吞吞吐吐地说，“我回来的时候就不是一个人了！”
“什么，您是说……？”
“是的，朋友，我要正式结婚了。”他害臊地说。
那个女人能够下定决心同这个心肠很好、相貌却极丑的男人结婚，她这种英雄的勇气使我感到惊奇。可是两三个星期以后我在他家里看见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她不能说好看，却生得讨人喜欢，还有一对灵活的眼睛，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把她当作一个英雄看待了。
又过了大约一个半月，我开始注意到我那个夸西莫多
有什么不如意的事情，他垂头丧气，改校样也很马虎，他那篇《关于候鸟》的文章也没有写完，总是闷闷不乐；有时候我觉得他的眼睛好像哭过似的。这种情况并没有继续多久。有一天我走过金门
回家，看见男孩和小店老板朝教堂的公墓跑去，警察们慌张地跑来跑去。我也到那里去了。
涅巴巴的尸首躺在教堂的围墙边上，他的身旁有一杆枪。他正对着他家的窗口开枪自杀，他用来勾扳机的绳子还在他的足上。卫生局的督办从容不迫地向四周的人说明死者没有丝毫的痛苦；警察准备把尸首抬到警察分局去。
……大自然对某些人多么凶残无情！这个受害人在他决定用他那一段绳子结束那个只给他带来屈辱和不幸的生命的时候，他心里是怎么想的呢？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父亲害瘰疬病或者他母亲害淋巴腺病吗？也许就只是这样。然而我们有什么权利要求公道、要求答复、要求说明理由呢？向谁要求呢？向生活的旋风吗？……
* * *
就在这个时候，我的生活翻开了新的一章……充满清白、明静、青春、严肃的一章，沐浴在爱情里的、隐居生活的一章。
它是属于另一卷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