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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位继承人在维亚特卡——丘菲亚耶夫的下台——我调到弗拉基米尔——县警局局长审理案件
皇位继承人要到维亚特卡来！皇位继承人周游俄国露露面，并且到处看看！这个消息引起大家的注意，不用说省长比任何人更注意。他忙乱起来，并且做了一连串十分荒唐的蠢事：命令沿公路的农人穿上节日服装，命令城市里重新油漆板墙、修补人行道。在奥尔洛夫有一个穷寡妇有一所小房子，她对市长
说她没有钱修补人行道，市长向省长报告了。省长下令拆用她的地板（那里的人行道是用木板铺的），倘使地板不够用，修理费就由国家垫付，以后再由她偿还，即使把她的房子拿来公开拍卖也行。拍卖房屋并未成为事实，可是寡妇的地板却给弄坏了。
离维亚特卡五十里的一个地方，有一幅向诺夫哥罗德人显过灵的尼古拉·赫雷诺夫斯基
的圣像。从前诺夫哥罗德移民定居赫雷诺夫（现在的维亚特卡）的时候，他们把圣像也带来了，然而圣像忽然不见了，后来又在离维亚特卡五十里的大河上出现；诺夫哥罗德人又把圣像找了回来，可是这一次他们许愿，要是圣像留在他们那里不出事，他们每年用隆重的游行队伍把圣像送到大河一次，日期好像是五月二十三日。这是维亚特卡省主要的夏季节日。圣像由主教和穿着法衣的全体教士护送，在一只富丽的平底船上在河上整整走了一昼夜。几百只各种各样的小船、平底小船、独木船载满了农民和农妇、沃恰克人和小手艺人，形成一个五颜六色的行列，跟随着航行的圣像。在最前列的是省长的红呢覆盖的尖头木帆船。这个奇奇怪怪的场面的确很好看。远近各县的成千上万的人在大河两岸等候圣像。所有这些人都吵吵嚷嚷、成群结队地拥挤在一个小村子旁边——最奇怪的是不信东正教的沃恰克人和车累米西人甚至鞑靼人也来向圣像祈祷。因此这个节日也就有一种真正多神教的样子。在修道院围墙外面，沃恰克人和俄罗斯人送来上供的羊和小牛；它们就在当场给宰杀，由一个修士司祭念经，行祝福仪式，使它们的肉净化，肉就在院墙内一个特别的窗口出售。这些肉分成小块到老百姓手里。从前是免费分肉的，现在每块肉修士要收几个戈比。因此供献了整头小牛的农人还得为他自己吃的那块肉花费一两文钱。在修道院的院子里坐着一大群、一大群讨饭的人，瘸腿的、瞎眼的、各种残废的人，他们齐声唱着《乞讨词》。年轻的教士的儿子和城里的男孩们坐在教堂附近的墓碑上，拿着墨水瓶大声叫喊：“要写为什么人祭祷？为什么人祭祷？”农家妇女和姑娘围着他们，讲着一些名字，男孩们毫不在乎地拿着笔沙沙地写下去，口里跟着念道：“玛利雅，玛利雅，阿库林娜，斯捷潘尼达，约翰老爹，玛特廖娜……好啦，大婶，你这么多的人，这么多人，你看，你只掏出一个戈比，没有五个戈比不行：这样一大家人，这样一大家人——约翰，瓦西里莎，约娜，玛利雅，叶甫卜拉克谢雅，小卡捷琳娜……”
教堂里十分拥挤，而且表现出古怪的选择，一个农家妇女把一支蜡烛递到她的邻人手里，认真叮嘱为“客人”（外来的圣像）插上，另一个农妇的蜡烛却是为“主人”（本地圣像）插的。维亚特卡的修士们和教堂执事们在整个出巡行列进行的时间里一直不停地喝酒。他们沿途在较大的村子里休息，农人们热心地款待他们，快要把他们胀死了。
这是农民世世代代习惯了的民间节日，省长却想把这个节日提前几天，为了让五月十九日到达的皇位继承人开心；他认为要是 客人 圣尼古拉早三四天到 主人 那里去，有什么不好呢？当然这件事还需要得到主教的同意；幸而主教是一个容易说通的人，他认为没有什么理由反对省长把节日从二十三日提前到十九日的打算。
省长把他接待皇位继承人的一连串巧妙的办法呈报了皇上，——好像在说，您瞧，我们怎样欢迎您的儿子。皇上看到这个日程表，很生气，就对内务大臣说：“省长和主教都是傻瓜，节日保持原样，不许改动。”大臣把省长痛骂了一顿，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也把主教申斥了一番，圣尼古拉仍然按照过去的日期出巡。
彼得堡来的训令中间，有一道命令要在每一个省城里举办一次展览会陈列本地区的各种天然产品和手工艺品，展览品应当按照大自然的三界分类陈列。这种列入动物、植物和矿物三界的分类使得官吏们大伤脑筋，连丘菲亚耶夫也有些为难。为了不要出毛病，他虽然不喜欢我，还是把我叫去商量。
“好吧，譬如说，蜂蜜，”他说，“您把蜂蜜放在哪里呢？或者镀金框架——您断定它属于哪一类呢？”
他从我的回答里看出我对大自然的三界有“非常精确的”知识，就派我担任布置展览会的工作。
我正忙着陈列木制器皿和沃恰克人的服装、蜂蜜的铁筛子，而丘菲亚耶夫继续用残暴的手段准备让“殿下”开心的时候，“殿下”却愿意待在奥尔洛夫，接着奥尔洛夫市长被捕的消息又像响雷一样在省城传开了。丘菲亚耶夫脸色发黄了，他的脚步也不稳了。
皇位继承人到达奥尔洛夫前四五天，市长写信给丘菲亚耶夫说那个家里地板给撬走了的寡妇到处诉苦，某一个有钱的商人又是城里的知名人士吹牛说，他要向皇位继承人报告全部经过。丘菲亚耶夫把这个商人处置得很巧妙：他吩咐市长怀疑这个商人是否有精神病（他喜欢彼得罗夫斯基的前例
），把商人送到维亚特卡来找医生检查；这件事情可以拖到皇位继承人离开维亚特卡省境以后，那么它也就此结束了。市长完全照他的话办了，商人进了维亚特卡的医院。
皇位继承人终于到了。
他对丘菲亚耶夫冷淡地点了点头，并不邀请省长去看他，却立刻把叶诺兴大夫找来给被捕的商人作检查。事情的真相他全知道了。奥尔洛夫的寡妇向他递了诉冤的呈文，其他的商人和小手艺人向他报告了事情的全部经过。丘菲亚耶夫的脸色更加难看了。看来事情不妙了。市长干脆讲出来他所作所为都是根据省长的书面指示办理的。
叶诺兴大夫证明那个商人是完全健康的。丘菲亚耶夫完了。
晚上七点到八点之间皇位继承人带着随员参观展览会，丘菲亚耶夫陪同他参观，用不连贯的辞句给他讲解，讲得颠三倒四，把托赫塔梅希
讲成了
沙皇
。茹科夫斯基和阿尔谢尼耶夫
看见事情不大对，就要我给他们作向导。我陪他们参观了展览会。
皇位继承人并没有他父亲的那种狭隘的严峻，那种冷酷、无情的残忍；他的脸上倒有一种善良而倦怠的表情。他大约二十岁，不过已经开始发胖了。
他对我讲的几句话是亲切的，没有他伯父康斯坦丁·巴甫洛维奇的那种嘶哑的、不连贯的腔调，也没有他父亲的那种教听话人吓得快要晕倒的威胁的口吻。
他走了以后，茹科夫斯基和阿尔谢尼耶夫问我，我怎么来维亚特卡的，他们奇怪维亚特卡省长公署一个小官讲起话来倒像一个正派人。他们马上表示愿意替我在皇位继承人面前讲话，而且他们果然尽力做过了。皇位继承人向皇上要求准许我到彼得堡去。皇上回答说，这样做对别的流放人就显得不公平了，然而他考虑到皇位继承人的意见就下令把我调到弗拉基米尔，这在地理上有了改善：因为离家近七百里了。以后再谈这个。
晚上在贵族俱乐部举行舞会。乐师是特地从一家工厂请来的，他们来的时候已经喝得大醉了；省长下令在舞会开始以前把他们整整关二十四小时，从警察局直接押送到乐队席的敞廊上，而且一直到舞会结束不许放任何人离开。
这个舞会就像一般为了什么特殊的重大事情在小城里举行的舞会那样，既愚蠢，又不舒服，极端寒伧而又俗气十足。警官们到处跑来跑去，穿制服的小官吏挤在墙边，太太小姐们团团围住皇位继承人就像未开化的人围住旅行家那样……顺便讲到太太小姐们的事情。在一个小城里展览会以后还举行了一个“招待会”。皇位继承人只吃了一只桃子，他把桃核扔在窗台上。官吏当中有一个喝饱了酒的高个子马上走了出来，这是县陪审官，一个出名的酒鬼，他缓步走到窗前拿起桃核，放进衣袋里去。
在舞会或者“招待会”之后，陪审官走到一位有势力的太太面前，把殿下亲口咬过的桃核送给她；太太高兴极了。然后他又到另一位太太那里，又到第三位太太那里——她们都十分欢喜。
陪审官买了五个桃子，取出了桃核，使得六位太太非常满意。哪一位太太拿到的桃核是真的？每一位都以为她那颗桃核是皇位继承人留下来的。……
皇位继承人离开以后，丘菲亚耶夫便怀着沉重的心情准备拿他的巴夏辖区
去换枢密官的安乐椅——结果事情更坏。
大约三个星期以后，邮局送来从彼得堡寄给“省负责人”的公文。办公室的官吏们惊慌起来。省长公署的收发官员跑来说他们收到了诏令。办公室主任跑去找丘菲亚耶夫，丘菲亚耶夫说他生病，不能来办公。
一个小时以后我们都知道他sans phrase 〔法语：干脆〕 被撤职了。
全城都很高兴省长下台了；他的统治有一种叫人透不过气的、不干净的、官僚主义的腐败的臭气，然而不管这些，现在看见那些官吏们欢天喜地的样子，也感到厌恶。
不错，每一头驴子都朝这头受伤的野猪踢一脚。人们的卑鄙行为表现得像在拿破仑下台时候那样明显，尽管事情的大小不能比。最近一个时期我同他公开地不和，倘使不是他本人给赶下了台，他一定会把我派到一个偏僻的小城
去。我尽力避开他，我也没有理由改变我对他的态度。然而别的人呢，他们就在昨天看见他的马车经过还脱下帽子，拚命巴结他，讨好他的小狗，向他的随从敬鼻烟，——现在连向他打招呼也不肯了，而且大声叫骂，攻击省里各种不法行为，其实这些罪行都是
他们同他
一起干的。这一切都不是新的东西，在各个时期、各个地方它经常重复发生，因此我们简直把这种卑鄙行为当作全人类的特征，至少不必为它感到惊奇。
新省长
来了。他是完全不同的一种人。是高个子，有一点虚胖，肤色苍白，五十岁的光景，脸上带着愉快的笑容，举止文雅。他讲起话来语法上非常正确，句子十分冗长，正像翻来覆去的明白解释反而把最简单的事情弄糊涂了。他是沙皇村高等法政学校的学生，还是普希金的同学，在禁卫军里服过役，经常购买法文新书，爱谈论重大问题，他到后第二天就送给我一本托克维尔关于美国民主的书
。
变化是很大的。同样的房间，同样的家具，然而不再是一个有着通古斯人
外貌和西伯利亚人习惯的鞑靼长官了，——现在却是一个空论家，更可以说是一个书呆子，然而毕竟是一个正派人。新省长是一个聪明人，不过他的聪明好像只发光不发热，就像冬季的晴天，它使人感到愉快，却不会产生什么果实。而且他还是一个极端的形式主义者，——并不是那种官气十足的形式主义者——可是我怎么解释呢？……他的形式主义是次一级的，然而它是和其他的形式主义一样地讨厌。
新省长是真正有妻室的，省长公署也就失去了它那种完全独身和多妻的特征。不用说，这使得所有的顾问官都回到他们夫人的身边。秃头的老人们也不再吹嘘他们“在情场上”的胜利了，却反而亲密地讲到他们衰老的、瘦得皮包骨头的或者胖得吓人的太太们。
柯尔尼洛夫在他到维亚特卡的前几年，从谢美诺夫斯基团或者伊兹玛依洛夫斯基团团长的职位直接被派到某地担任文职省长。他上任的时候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起初他像所有的新手那样，埋头阅读一切文件，有一天他读到别省来的一份公文，他读了两遍、三遍，仍然不懂。
他把秘书叫来，让秘书读。秘书也不能把内容解释明白。
“倘使我把这份公文发给办公室，”柯尔尼洛夫问他道，“您拿它怎么处理？”
“我就交给第三科，这是第三科管的。”
“那么第三科的科长知道怎么处理吗？”
“阁下，他怎么会不知道呢？他在这一科负责已经七年了。”
“叫他到我这里来。”
科长来了。柯尔尼洛夫把公文交给他，问他应当怎么处理。科长匆匆看了一遍，就向省长报告应当函询省税务局并通令县警局局长。
“通令什么呢？”
科长答不上来，最后只好承认事情很难讲得清楚，不过写出来倒容易。
“这里有椅子，我请您把答复写出来。”
科长拿起笔，毫不迟疑敏捷地写好了两份公文。
省长拿起公文，读了一遍又一遍，——完全不懂。
“我看，”他后来带笑对我说，“这的确是对那份公文的答复，于是我同意了，在上面签了字。以后再也没有听见提到这件事情——可见答复是完全叫人满意的。”
把我调到弗拉基米尔的通知是在圣诞节以前下达的；我很快就收拾好行李，动身了。
我热诚地同维亚特卡的朋友们告别。在这个僻远的城市里我在年轻的商人中间结交了两三个真诚的朋友。
他们每个人都抢先对流放人表示同情和友好。几部雪橇把我一直送到头一个驿站，不管我怎样推辞，我的车上还是装满了各种各样吃的东西和酒。——第二天我到了亚兰斯克。
从亚兰斯克起公路一直穿过无穷无尽的松树林。夜里有月亮，又很冷，不大的宽雪橇在狭窄的路上飞奔。这样的树林我以后没有再看见过，它们就这样接连不断地一直延伸到阿尔汉格尔斯克，有时候小鹿穿过它们跑到维亚特卡省里来。树林中大部分都是成材的大树。笔直的松树像士兵一样经过雪橇跟前，它们都是高高的，枝上盖着雪，黑色的松针硬毛似的从雪下面竖了起来，——你睡着了，然后又醒过来，松树的兵团仍然在急行军，有时候把雪抖掉了。在林子里开辟出来的小块空地上换马：有一所修建在树丛中的小屋，马拴在树上，响起了小铃铛，两三个穿着绣花衬衫的车累米西男孩带着睡容跑了出来。沃恰克族马车夫用一种嘶哑的女中音骂他的伙伴，叫嚷着“走吧”，唱起一首二音符的歌来……又是松树，又是雪——又是雪，又是松树……
就在我走出维亚特卡省境的时候，我还得向官僚社会告别，而且它 〔官僚社会〕 pour la clôture 〔法语：临别〕 表现得十分出色。
我们在驿站上停下来，马车夫正在卸马，一个高身材的男人在门口问道：
“什么人路过？”
“这跟你什么相干？”
“当然相干，是县警局局长叫我来问的，我是县法院的信差。”
“好吧，那么你到站房里去，我的驿马使用证在那里。”
这个人走了，过了一会他又回来，对马车夫说：
“不要给他套马。”
这太过分了。我跳下了雪橇，走进站房去。喝得半醉的县警局局长坐在长凳上向一个也是半醉的抄写员口授什么。角落里另一条长凳上坐着或者不如说是躺着一个戴上脚镣手铐的人。几个酒瓶、几个杯子、烟灰，还有几叠文件胡乱扔在那里。
“县警局局长在哪里？”我进去的时候大声问道。
“县警局局长在这儿。”那个半醉的县警局局长答道，我认出来他是我在维亚特卡见过的拉扎列夫。他一边说，一边粗鲁地拿眼睛瞪着我——忽然张开两只胳膊向我扑过来。
我在这里应当提一下，在丘菲亚耶夫下台以后，官吏们看见我同新省长的关系相当好，有点害怕我。
我伸出手拦住他，很严肃地问道：
“您怎么可以吩咐不给我套马？在公路上不让旅客通行，——您说是不是瞎扯？”
“我这是在开玩笑，得啦吧，您生气难道不害臊吗！”他转身对信差嚷道：“马，去叫人套马！你怎么还站在这儿，你这个流氓？”又对我说：“可以请您喝一杯搀罗木酒的茶吗？”
“那太感谢了。”
“我们是不是还有点香槟酒？……”他连忙跑去拿酒瓶，全是空的。
“您在这里干什么呢？”
“办案，先生——这个小伙子因为吃醋，同他父亲和亲姐姐吵起来，用斧头砍死了他们。”
“因此你们就在一起喝酒吗？”
县警局局长回答不出来了。我看那个车累米西人，他大约二十岁光景，脸上没有一点凶相，完全是东方人的脸型，一对闪闪发亮的小眼睛，一头黑发。
这一切叫人看着非常不舒服，我又到院子里去了。县警局局长跑出来追我，他一只手拿着杯子，另一只手里拿着一瓶罗木酒，缠住我，一定要我喝一杯。
我为了摆脱他，就喝了酒。他捉住我的一只手，说：
“对不起，是的，真对不起，有什么办法呢！不过我希望您不要对大人说，不要毁掉一个规规矩矩的人的前程！”
县警局局长这个时候就 拿起我的手亲起它来 ，反复地说了十多次：
“看在上帝面上，不要毁掉一个规规矩矩的人的前程。”
我厌恶地缩回手，对他说：
“您回去吧，我没有闲工夫说这种事。”
“那么我怎么替您效劳呢？”
“请您去看看，要他们快给我套好马。”
“快一点，”他嚷道，“快，快！”他亲自动手拉套绳、拴皮带。
这件事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里。一八四六年我最后一次到彼得堡，我应当到内务部办公厅去，申请护照。我正在同科长谈话的时候，一位先生在旁边走过，……他同办公厅的高级官员们亲切地握手，向科长们屈尊似的点头致意。“呸，见鬼，”我想道，“难道就是他？”
“这是谁？”
“拉扎列夫，部长的专员，很有势力。”
“他当过维亚特卡省的县警局局长吗？”
“当过。”
“先生们，给你们道喜，九年前他亲过我的手。”
彼罗夫斯基
是一位选拔人材的能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