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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亚历山大·拉甫连季叶维奇·维特别尔格

在这些怪诞、龌龊、庸俗、丑恶的人物和情景、事件和标题的中间,在这些文牍主义的框框和官僚制度的常规里面,我想起了一个艺术家的忧郁的、高贵的形象,他是被政府用冷漠麻木的残酷毁掉了的。

沙皇的铁腕不仅把一件天才的作品掐死在它的摇篮里面,不仅毁坏了艺术家的创作活动,使他纠缠在法律的圈套里和警方侦查的阴谋诡计中间,它甚至企图把他的清白的姓名同他最后的面包一起抢走,并且给他加上贪污和盗窃公款的罪名。

尼古拉 〔一世〕 毁掉并且侮辱了亚·拉·维特别尔格之后,把他流放到维亚特卡。我就是在那里遇见他的。

我和这个伟大的艺术家同住了两年半,我看见这个坚强的人怎样在迫害和不幸的重压下渐渐地垮下来,成了官厅和兵营专制制度的牺牲品(这个制度对世界上一切事物都用征募新兵的军官和抄写公文的录事的眼光来死板地衡量)。

我们不能说他是轻易地屈服了的;他倔强地奋斗了整整十年。他初到流放地的时候,他还希望挫败敌人,替自己辩白清楚,总之,他初到流放地的时候,他还准备战斗,他有计划,有打算。然而不久他就看清楚:一切都完了。

也许连这样一个发现也不能使他屈服,可是他身边还有妻子儿女,他前面还有流放、贫困、痛苦的长长的岁月,于是维特别尔格不是按日子计算、而是按钟点计算地头发发白、人变老了。我在两年以后同他分别的时候,他看起来整整老了十岁。

以下便是这个长期受难的故事。

亚历山大皇帝不相信他打败了拿破仑,这样的荣誉使他感到沉重的负担,他直言不讳地把荣誉归于上帝。他经常倾向于神秘主义,感到精神悒郁(许多人认为这是良心谴责的表现),特别是在一连串打败拿破仑的胜利以后,他更陷入神秘主义和悒郁里面了。

当“最后一个敌兵跨出国境”的时候,亚历山大 〔一世〕 发布了一道诏令, 他许愿要为救世主在莫斯科兴建一座巨大的教堂。

向各地征求建筑图样,决定举行一次大的悬赏征求。

维特别尔格当时还是一个年轻的美术家,他刚刚念完学校的课程,得到绘画方面的金质奖章。他原籍瑞典,出生在俄国,起初在采矿武备学校念书。这个美术家热情、古怪,倾向于神秘主义;他读了诏令,读了征求建筑图样的公告,就把他所有的事情全丢开。他整日整夜地在彼得堡大街上逛来逛去,一个固执的想法折磨着他,这个想法太强烈了,不让他安静,于是他把自己锁在屋子里,拿着铅笔,工作起来。

艺术家没有把他的构思对任何一个人谈过。他工作了几个月之后,就到莫斯科去研究这个城市和它的四郊,然后又动手工作,躲起来,几个月不见人,也不把他设计的图样告诉人。

评选的时候到了。应征的图样很多,有的从意大利、有的从德国送来,我们的美术院院士们也送来他们的设计。这个无名的年轻人送来的图稿也在许多图样的中间。过了几个星期,皇帝来审查图样。 〔对维特别尔格说来〕 ,这四十天是在荒野里过的日子,是考验、疑惑、痛苦地等待的日子。

维特别尔格的宏伟的、洋溢着宗教诗意的建筑设计图样打动了亚历山大 〔一世〕 。他在这幅图样前站住,而且他头一次对一张图发问,它的作者是什么人。人们启开了密封,看到一个美术学院学生的陌生的名字。

亚历山大 〔一世〕 想见见维特别尔格。皇帝同美术家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他那豪放的、生气勃勃的语言,他那丰富的真实的灵感和他的信仰的神秘主义的色彩打动了皇帝。“您借石头讲话。”皇帝说,他又把维特别尔格的设计图样仔细看了一遍。

就在这一天这个设计图样被采用了,维特别尔格被任命为教堂的建筑师和修建委员会主任。亚历山大 〔一世〕 不知道他在这位艺术家的头上戴上桂冠的同时也把荆棘冠冕给他戴上了。

没有一种艺术比建筑学更接近神秘主义的了;它是抽象的、几何学的、无声音乐的、冷静的东西,它的生命就在象征、形象和暗示里面。简单的线条、它们和谐的组合、节奏、数的对称,这构成了一种神秘的但同时又是不完全的东西。建筑物,教堂(庙宇),并不像塑像或者绘画、诗或者交响乐,它们在自己身上并不包含目的;建筑物需要居住的人,这是用线条勾勒出来的一席空地,这是环境,是龟甲,是软体动物的外壳,——关键就在于必须使这个容身之地同它的精神、它的目的、它的居住者相适合,就像龟甲同乌龟适合那样。教堂(庙宇)的四壁、它的拱门和圆柱、它的大门和正面、它的基座和圆顶应当表现出教堂(庙宇)中奉祀的神的特征,就像人脑的沟回必然在头颅骨上留下痕迹一样。

埃及人的庙宇是他们的圣书。方尖塔就是在大路上 〔无声的〕 传道。

所罗门的庙宇 就是变成了建筑物的圣经,正如罗马圣彼得大教堂 这个建筑物象征着脱离天主教,象征着非宗教世界的开端,象征着人类脱离宗教生活的开端。

教堂(庙宇)建筑本身经常离不开神秘的仪式、譬喻、秘密的献祭,所以中世纪的建筑者们把自己看成一种特殊的人、一种僧侣、所罗门庙宇修建者的继承人,他们还组织了秘密的石匠公会,这种公会后来就变成了共济会。

从文艺复兴的时代起,建筑学就失掉了它特殊的神秘性质。基督教的信仰一直跟哲学的怀疑作斗争,哥特式(尖拱式)建筑的拱门跟希腊式山墙作斗争,精神神圣跟尘世美作斗争。因此,圣彼得大教堂之所以具有崇高的意义,在于它的巨大规模中表现出基督教奔向生活,教堂成为多神教的了,而鲍那洛蒂 在西施庭教堂 的壁画上把耶稣基督画成一个魁梧的大力士,一个年富力强的赫丘里斯。

在圣彼得大教堂以后,教堂的建筑完全退化,最后成为古希腊的 围柱式建筑 和圣彼得大教堂的规模或大或小的摹仿。

一座巴台农神庙 叫做巴黎的圣玛德兰教堂 。另一座就是纽约的交易所。

没有信仰、没有特殊的情况,就很难创造出什么生气勃勃的作品;所有的新教堂都带有牵强的、伪善的、不合时代的味道,例如尼古拉 〔一世〕 任用统 来建筑的印度—拜占庭式那样的五个圆顶的 五味瓶架 (用葱头 代替了瓶塞)或者像英国人用来装饰他们城市的那些使建筑师感到刺眼的棱角分明的哥特式教堂。

然而维特别尔格制作他的设计图样时的情况,他的个性以及亚历山大皇帝的心境都是非常特殊的。

一八一二年的战争大大地震动了俄国人的心灵;在莫斯科收复以后好久,思想的骚动和神经的激动还不能平静下来。俄国国外的大事,巴黎的攻占,一百天的故事 ,等待,谣言,滑铁卢,拿破仑坐船去海岛, 为战死的亲人服丧,替活着的人耽心,军队回国,兵士还家,——这一切就是在最粗鲁的人的脑子里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们设想一下:这样一个青年美术家,神秘主义者,赋有创作才能的艺术家,同时又是一个狂热地信奉宗教的人,他受到了上述那一切事情的影响,他受到了沙皇的号召和他自己的天才的影响。

在莫斯科附近,在莫日艾斯克和卡卢加公路之间,有一个不大的高地耸立在全城之上。这就是我在青年时期最初的回忆中谈到的麻雀山。整个城市匍匐在它的脚下,从山顶上可以眺望莫斯科的最美的风景。伊凡雷帝当时还是一个年轻的浪子,他站在这里哭着,望着他的首都在焚烧;就在这里西尔威斯特尔教士 来到他的面前,并且用严厉的言辞在二十年之间使他变成一个天才的恶魔。

拿破仑带着他的军队绕过这座山,他的兵力就在这里垮了下来,在麻雀山的脚下开始了他的撤退。

要修建一座纪念一八一二年的教堂,难道还能够找到比这个敌人到过的最远之处更好的地方吗?

然而这还不够,还得把山也变做教堂的下层部分,从山脚一直到河边的旷野都给围在柱廊里面,在这个三面都是天然构成的基础上,建立起第二层和第三层神殿来,组成一个十分优美的整体。

维特别尔格的教堂像基督教的主要教条那样,是三位一体,不能分开的。

在山石上开凿出来的下层神殿的形状是平行四边形,像一口棺材,一个身体,它的外表就像用近似埃及圆柱支持的巨大的正门入口;它消失在山中,消失在粗糙的、没有经过雕凿的大自然里。这座神殿燃着埃特鲁利 的高高的枝形灯架上的灯,白天的亮光从第二层神殿经过透明的基督诞生图像微弱地透射进来。所有在一八一二年战死的英雄都安息在这个地下圣堂里面,这是对那些在战场上牺牲的人举行的永久追念仪式,所有那些人,从将军到普通士兵,他们的名字都刻在墙壁上。

在这个坟墓上面,在这个墓地上面建立起四面相等的希腊十字形的第二层神殿,——伸开双手 〔表示欢迎〕 的、生活的、忧患的、劳动的神殿。通到这座神殿的那些圆柱上装饰着《旧约全书》中的人物雕像。正门前立着先知们的像,他们站在殿门外,指着他们不该走的路。福音书和《使徒行传》 的全部故事都画在这座神殿里面。

在这第二座神殿上面,作为它的顶盖,使它完备、完成的第三座神殿是圆形的建筑物。这座灯烛辉煌的大殿是用环形设计图样来表现的圣灵、不受干扰的宁静和永恒的神殿。这里既无画像,也无雕塑,只是它的外面有一圈天使长立在那里,屋顶是一个巨大的圆顶。

我现在凭记忆写出维特别尔格的主要构思。他已经把这些构思十分详细地作出来了,它们始终同基督教的神正论 和建筑学的优美感是一致的。

这个杰出的人为他的设计花了他一生的工夫。在他作为被告受审讯的十年中间,他就只做这一件事;在他流放期间,虽然经受贫穷艰苦,他还是每天花几个小时在他的教堂上面。他活着就是为了这座教堂,他不相信它会不给修建:回忆、安慰、光荣——这一切全在这个艺术家的公事包里面。

也许将来有一天,在这个受难者死后,另一个艺术家会抖掉这些图纸上面的灰尘,怀着敬意地发表这个建筑学上遭受摧残迫害的记录,在这上面消耗了、浪费了一个年富力强的生命,这个生命曾经短暂地受到灿烂光辉的照耀,但是接着又落在司务长——沙皇、农奴——枢密官、讼棍——大臣们的手里,给他们磨坏、压碎了。

设计图样是天才的创作,既可怕,又很惊人——因此亚历山大 〔一世〕 挑选了它,因此决定按照它修建起来。有人说山承担不了这个教堂的重量。我不相信这个说法。特别是我们想起英美工程师的一切新的方法、那些火车通过八分钟的隧道、吊桥等等的时候。

米洛拉多维奇伯爵劝告维特别尔格用整块的花岗石建造底层神殿的大圆柱。因此有人对伯爵说从芬兰运来整块花岗石运费太贵了。

“正因为这样才必须把它们弄来,”他答道,“倘使莫斯科河两岸有个花岗石矿,就不希罕用它们了。”

米洛拉多维奇是一个诗人——军人,因此他懂得诗意。宏伟的事物是用宏伟的材料做成的。

只有大自然不需要什么就创造出伟大的事物来。

连那些从不怀疑维特别尔格的诚实的人也认为他的主要错误在于他担任了主任的职务,他是一个没有经验的艺术家、一个丝毫不懂官场事情的年轻人。他本来应该只做建筑师。这个意见是对的。

坐在自己家中房间里发出这种责备,当然是容易的事情。他接受这个职务,正因为他年轻,没有经验,又是艺术家;他接受这个职务,因为他的设计图样被采用了,在他看来一切都很顺利;他接受这个职务,因为沙皇亲自要他担任,鼓励他,支持他。还有什么人不头发晕呢?……什么地方去找十分谨慎、十分清醒、十分克制的人呢?倘使有这样的人,他们也不会创作出宏伟教堂的设计图样,也不会叫“石头讲话”!

不用说维特别尔格受到了一大群骗子的包围,那些人把俄国看作营私舞弊的场所,把工作看作赚钱的生意,把职务当作发财的好机会。不难理解他们要在维特别尔格的脚下挖一个坑。但是为了要使他落进去以后就再也不能爬出来,这除了便于他们贪污盗窃之外,还应该加上由于一些人的妒忌心和另一些人的受了打击的虚荣心。

维特别尔格在委员会中的同事有总主教费拉列特、莫斯科总督 和枢密官库希尼科夫 ;他们一开头就因为同一个乳臭小儿共事全感到委屈,特别是他毫无顾忌地发表意见,对他们的主张他要是不同意,就发言反对。

他们帮忙使他陷于困境,帮忙诽谤他,后来又十分冷静地毁掉他。

起初是神秘主义的大臣亚·尼·戈里曾 的下台,后来是亚历山大 〔一世〕 的逝世,这两件事都帮助了他们。

戈里曾的部撤销以后,共济会的组织、圣经会、路德教的虔信派 都倒了,上述组织以喀山的马格尼次基 和彼得堡的鲁尼奇 为代表人物走到了荒谬、怪诞的极端,走到了野蛮的迫害,走到了痉挛性的跳舞,走到了歇斯底里的狂叫和天知道的什么古怪举动。

反过来,野蛮、粗暴、愚昧无知的东正教占了优势。这是诺夫哥罗德的修士大司祭福季依 所宣传的,福季依同奥尔洛娃伯爵夫人关系密切(当然不是肉体的关系)。她是勒死彼得三世的著名的阿列克谢·格里高里叶维奇 的女儿,她想把她的广大田产(这是叶卡捷琳娜 〔二世〕 从修道院手里夺取来的) 大部分捐献给福季依和他的修道院,她自己也沉溺在疯狂的狂信之中,她以为这样就可以拯救她父亲的灵魂。

但是有一件事是彼得堡政府所始终坚持的,不管它的原则、它的宗教怎样改变,这件事始终不变,——这就是不公正的压制和迫害。鲁尼奇派和马格尼次基派的暴行又反过来用以对付鲁尼奇派和马格尼次基派。圣经会昨天还受到庇护、受到称赞,说是道德和宗教的支柱,——今天却给勒令关闭、遭到查封,它的成员受到和对待伪币制造者差不多的待遇;《郇山通报》昨天还被推荐给所有的家长,现在却被查禁,认为比伏尔泰和狄德罗的著作还有毒,它的出版者拉勃津也给流放到沃洛格达去了。

亚·尼·戈里曾公爵的下台拖累了维特别尔格,大家都攻击他,委员会控告他,总主教不高兴,总督不满意。他的答复是“粗暴无礼的”(在他的案件中一个重要的罪名就是 粗暴无礼 );他的下级贪污盗窃,——好像在俄国政府机关里就有人不贪污盗窃似的。可能维特别尔格的下级比别人干贪污盗窃的勾当干得多一些,因为他完全没有管理教养院和高级盗窃犯的经验。

亚历山大 〔一世〕 命令阿拉克切叶夫审查这个案件。他替维特别尔格感到惋惜;他让他的一个亲近的随从告诉维特别尔格说,皇上相信他没有罪。

然而亚历山大 〔一世〕 死了,阿拉克切叶夫下台了。在尼古拉 〔一世〕 的统治下,维特别尔格的案件马上朝不利的方向发展。官司拖了 年,荒谬到叫人简直不能相信。刑事法庭认为有罪的各项全给枢密院驳回了,而刑事法庭认为无罪的各项枢密院却认为有罪。内阁接受了全部指控。皇上运用“沙皇最宝贵的赦免和减罪的特权”又加判——流放到维亚特卡。

因此维特别尔格就由于“辜负了先皇亚历山大的信任,造成国家财产的损失”,给撤销了职务,流放出去了。好像他还被判决罚款一百万卢布,他的财产全部没收,给拍卖掉了,还有人散布谣言说他把非常多的钱转移到美国去了。

我和维特别尔格在一个房子里同住了两年,一直到我离开维亚特卡,我和他相处很好。他一点钱也没有;他一家人过着非常贫苦的生活。

为了说明这个案件以及在俄国所有类似的案件,我现在举出我记得特别清楚的两个细节。

维特别尔格为了工程需要,购买了商人洛巴诺夫的一座小树林;在这座树林还不曾砍伐的时候,维特别尔格又看见了另一座树林,也是洛巴诺夫的,它离河道更近,他便向商人提出拿这座树林换他先前替教堂买下的那座树林。商人同意了。树林给砍伐了,木材从河上流送出去。后来还需要更多的木材,维特别尔格又把第一座树林买下来了。这就是著名的两次购买同一座树林的罪名。可怜的洛巴诺夫因此给关进监牢,就死在那里。

第二件事情是我亲眼看见的。维特别尔格为了教堂买下了一座庄园。他的想法是同田地一起买下来的农奴可以给教堂提供一定数目的工人,而且用这种办法可以使他们和他们的村子得到完全的自由。有趣的是我们那些地主——枢密官却认为这种办法有推行奴隶制的意思。

顺便说说,维特别尔格还想购买我父亲在莫斯科河畔鲁兹基县里的田产。在那个村子里发现了大理石,维特别尔格要求我父亲允许他在那里作一次地质考察,看有多少的蕴藏量。我父亲同意了。维特别尔格就动身到彼得堡去。

三个月以后我父亲知道石头正在大规模地开采,农民的秋播地上堆满了大理石。我父亲提出抗议,没有人理他。一场旷日持久的诉讼开始了。起初大家都想把责任全推到维特别尔格的身上,可是不幸,看来他并没有发布过任何命令,这一切都是他不在的时候由委员会办理的。

官司打到了枢密院。 普遍感到惊奇的 是枢密院的判决离 常理 并不太远:开采的石头留给地主作为赔偿被压坏的田地的损失;开采石头和劳动所花掉的国家的钱多达十万纸卢布,应当由签署开工合同的人赔偿。签署合同的人是戈里曾公爵 、费拉列特和库希尼科夫。不用说,引起了叫喊和吵闹。案子到了皇上那里。

他有他的一套法律观念。他免除了那几个有罪的人的赔款,因为据他亲笔写出的理由(印在枢密院公报上),“委员会的成员并不知道他们签署的是什么。”我们姑且承认总主教由于他的职业不得不表示谦恭,可是另外两位大官也接受了皇上如此仁慈、如此体谅下情的恩赐,我们怎么看他们呢?

然而这十万卢布从什么地方弄来呢?据说国家的财产在火里烧不掉,在水里也淹不掉。我们还可以补充一句:它却是可以给人盗窃走的。不用耽心——马上派了侍从武官长火速赶到莫斯科去查明这个案件。

斯特列卡洛夫 查明了一切,理出了头绪,在几天之内就把事情解决,作了结束:把地主田地上开采出来的大理石拿去支付开采的费用;倘使地主想留用大理石,他就应该付出十万卢布。对于地主不需要赔偿什么,因为由于财富的新的部分的发现,他的田产的价值反而提高了(这真是chef-d’oeuvre! 〔法语:杰作!〕 ),至于农民的被压坏了的田地,根据彼得一世批准的关于水淹了的草地和踏坏了的刈草场的法律,每亩 补助 若干戈比。

在这个案件中真正受到处罚的人是我的父亲。也不用说,大理石的开采事件在审判中仍然构成控告维特别尔格的罪名。

……维特别尔格流放两年后,维亚特卡的商人计划修建一所新的教堂。

尼古拉 〔一世〕 为了在任何地方、任何事物上消除一切独立精神、一切个性、一切想象和一切自由,出版了整整一本 皇帝 批准的教堂建筑图样。谁要修建教堂就必须在国家许可的这些图样里面挑选。据说他禁止编写俄国歌剧,因为他认为连在第三厅办公室里工作的侍从武官利沃夫 编写的也不堪入目。可是这还不够——他应当出版一本皇帝批准的曲谱集才好。

维亚特卡的商人翻看了“核准的”图样以后竟敢表示和皇上的趣味不相同。尼古拉 〔一世〕 觉得商人送审的图样很好,他批准了它,并且向省当局发出指示要忠实地表现建筑师的构思。

“这个图样是什么人设计的?”他问御前大臣道。

“维特别尔格,陛下。”

“怎么,就是那个维特别尔格吗?”

“就是那个,陛下。”

现在突如其来地,——准许维特别尔格回到莫斯科或者彼得堡了。这个人曾经要求给他恢复名誉,却没有得到批准;他设计了一张成功的建筑图样,沙皇就叫他回来,好像有什么人不相信他的艺术才能似的。……

在彼得堡他快要穷死了,还作了最后的努力企图恢复自己的名誉。他完全失败了。他要求亚·尼·戈里曾公爵在这方面给他帮助,然而公爵认为不可能复审这个案件,他建议维特别尔格给皇位继承人写一封动人的申诉信要求经济上的照顾。他答应同茹科夫斯基 一起设法,并答应给他一千个银卢布。

维特别尔格谢绝了。

一八四六年初冬我最后一次到彼得堡,见到了维特别尔格。他完全垮下来了。连我从前非常喜欢的他那种对敌人的仇恨也开始消失了;他再没有什么希望了,他不做任何事情来摆脱困境了,经常不断的灰心绝望消耗了他的生命,他的活力完全消失。他在等待死亡。

倘使这就是尼古拉·巴甫洛维奇 所想望的,那么他可以满意了。

这个受难者是不是还活着,我不知道,不过我怀疑。

“倘使不是为了我的家庭,我的小孩,”我们分别的时候他对我说,“我就会逃出俄国,到外国去要饭去;我脖子上挂着弗拉基米尔十字章泰然自若地向过路人伸出亚历山大皇帝握过的手,对他们讲我的设计图样,告诉他们一个艺术家在俄国的命运!”

“受难者,人们在欧洲会听到你的命运的, 我向你保证这个 。”我心里想道。

在维亚特卡同维特别尔格往来对我是很大的安慰。他的态度带了一种庄严和严肃的沉静,使他有一点教士的样子。他是一个道德上非常纯洁的人,而且一般地说他并不喜欢享乐,倒更倾向于禁欲主义;然而他的严格并不损害他艺术家天性的豪华富丽。他能够给他的神秘主义加上一种姿态非常优美的形式和十分美丽的色彩,因此别人的反对意见到了口边也说不出来,人们也不忍分析、分解他幻想中若隐若现的形象和模糊不清的画面。

维特别尔格的神秘主义一部分来源于他的斯堪的纳维亚血统,这是我们在希威登包尔格 身上看到的那种深思熟虑的喜欢幻想的天性,它也像在挪威的雪和冰山上日光的强烈反射。

维特别尔格的影响使我发生了动摇,然而我的现实的天性占了上风。我并不是注定要登上三重天去的,我生来就完全是一个世俗的人。我手的接触并不能使桌子旋转,我眼光的注视也不能使指环摆动。我感到思想的白日光比幻想的月光更亲切。

然而我同维特别尔格住在一起的时候比在其他任何时候更接近神秘主义。

分离,流放,我收到的信 上那种宗教的过度兴奋,越来越强烈地充满了我心灵里的爱情,再加上沉重难堪的后悔的感情 ——这一切加强了维特别尔格对我的影响。

大约两年以后我还受到从《福音书》和让·雅克 那里来的、像彼耶尔·勒鲁 一类法国思想家的神秘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奥加略夫甚至比我更早地投进神秘主义的波浪里去。他在一八三三年就开始为盖别尔 [1] 的大合唱曲《失乐园》作歌词。奥加略夫写信给我 说:“失乐园的主题就是整部人类历史。”也许他在这个时候把我们正在 找寻的 理想的 乐园 也误认为就是我们失去的乐园吧。

一八三八年我写了一些带宗教社会主义精神的历史小景 ,同时我把它们当作正剧看待。在其中一部作品里我描写了古代世界 同基督教的冲突,描写了保罗到罗马去使一个死了的年轻人复活。在另一部作品里我描写了官方教会同教友派教徒 的斗争和威廉·佩恩 动身到美洲、到新世界去的情景。 [2]

在我身上福音书的神秘主义不久就由科学的神秘主义取而代之;幸而我把科学的神秘主义也摆脱了。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这个简单朴素的小城赫雷诺夫吧,我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也许是出于芬兰的爱国心吧,它的名字被叶卡捷琳娜二世改成了维亚特卡。

在维亚特卡的这种流放的孤寂生活中,在这种肮脏的小官吏的圈子中,在离开所有亲近的人、无依无靠地听凭省长支配的这种荒凉的远方,我度过了许多美好的、神圣的时刻,接触到许多热烈的心和友谊的手。

你们现在在什么地方?你们怎样了,我的多雪地区的朋友们?我们二十年不见面了。大概你们也和我一样地老了,你们在出嫁你们的女儿,你们不再喝大瓶大瓶的香槟酒,不再用高脚小酒杯喝果子酒了。你们当中谁发了财,谁破了产,谁升了官,谁又瘫痪了?首先,我们过去那些毫无顾忌的谈话是不是仍然活在你们的记忆里,过去那些由于爱和 而强烈颤动的心弦是不是仍然在你们身上颤动?

我还是那个样子,这是你们知道的。我相信我的消息一定会从太晤士河岸传到你们那里。我有时候想起你们,我总是怀着友爱的感情;我身边还有些当时的信件,其中有几封对我是非常宝贵的,我喜欢反复地阅读它们。

“我不害臊地向你承认我现在很痛苦,”一个年轻人 在一八三八年一月二十六日给我来信说,“为了你指引我过的那种生活的缘故,请你帮助我,用你的劝告帮助我。 我想读书 ,给我介绍一些书,向我介绍什么书都行,我要尽全力做去,给我一个机会,——要是你不理我,那你就太不对了。”

“我祝福你,就像庄稼人祝福使他那贫瘠的土壤产生果实的雨水一样。”我离开以后另一个年轻人写信给我说。

我引用这些话并不是出于虚荣心,却是因为它们对我十分珍贵。为了这些年轻人的呼吁和年轻人的友爱,为了在他们的心里唤起的 向往 ,我也能忍受九个月的监禁和维亚特卡的三年流放生活。

当时每星期两次莫斯科邮件到达维亚特卡;拣信的时候,我多么激动地在邮局门口等待,我怀着何等颤抖的心打开火漆印,在家中来信里寻找一张写在薄薄纸上字迹非常纤细、优美的小小字条。

我从来不在邮局里读它,却默默地走回家去,推迟看信的时间,只是想着 信就感到一种享受。

这些信全保存着。我把它们留在莫斯科了。我非常想重读它们,可是又害怕摸到它们。 ……

信函胜过回忆,事件的血还凝结在信函上面;它们就是过去的真实面目,保存下来了,而且永不褪色。

……难道人还需要再知道、再看、而且用起皱纹的老年的手摸摸自己结婚时候穿的衣裳?……


[1] 盖别尔:当时有名的作曲家。——作者原注
弗·克·盖别尔(1787—1843):东欧西里西亚作曲家,一八一七年起在莫斯科教授音乐一直到死。

[2] 不知道为什么,我认为 用诗句 来表现这些小景好。也许我以为在波戈金写了无韵的五音步的抑扬格以后人人都可以写这种诗体了。一八三九年或者一八四〇年我把两册稿本都交给别林斯基,安心地等待他的称赞。然而第二天别林斯基把它们送了回来,附一张字条,写着:“请你叫人把它们连在一起重抄一遍,不要像诗那样分行,那个时候我就会愉快地一口气读完,现在我一想到它们是诗,就读不下去。”
别林斯基打消了我这两次戏剧小景的尝试。还债总是愉快的事情。一八四一年别林斯基在《祖国纪事》上发表了一篇议论文学的长篇对话。我们en petit comité 〔法语:亲密地〕 一起在狄索饭店吃午饭的时候,他问我:“我最近这篇文章你喜欢不喜欢?”我答道:“很喜欢,你谈的都很出色,不过请你告诉我,你怎么能够耐着性子同这个人谈了两小时之久、而没有一开头就看出来他是傻瓜呢?”“的确是这样,”别林斯基说,他忍不住笑了起来,“得啦,老弟,这下给你抓住了!真是一个大傻瓜!”——作者原注
米·彼·波戈金(1800—1875):俄国历史学家、作家。他的悲剧《诺夫哥罗德行政长官夫人玛尔法》就是按照无韵的五音步抑扬格写的。
别林斯基的论文《一八四一年的俄国文学》,在《祖国纪事》一八四二年第一期上发表。 3CiOn5QFLg/eLXYHUXj4mRhY6cBvRXwZjzCkM5Fj2GzBsyI7ULCpYy6LTIa+Wb+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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