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官吏们——西伯利亚总督——一个贪得无餍的警察局长——一个“恭顺的”法官——一个烧烤的县警局局长——一个传道的鞑靼人——一个女性的男孩——土豆的恐怖及其他

彼得一世在俄国实行改革所产生的一个最悲惨的结果就是官吏阶层的发达。 这是一个人为的、没有知识的、饥饿的、除了“上班办公”外什么也不会做的、除了公文格式以外什么也不知道的阶层；这是一种在法院和警察局里供职的世俗教士，他们用成千上万张贪婪的、龌龊的大嘴吸老百姓身上的血。

果戈理拉开了帷幔的一个角，让我们看见俄国的官吏阶层和它整个丑恶的面目；然而果戈理不得已地用笑来妥协了；他的巨大的喜剧才能超过了他的愤怒。而且受到了俄国书刊检查制度的束缚，他也很难接触到这个肮脏地下室的悲惨的一面，而俄国不幸的老百姓的命运却正是在这里锻造的。

在那里，在我们匆匆经过的熏黑了的办公室的某处，有一些穿得破破烂烂的人在灰白色纸上写着，写着，又抄写在有印章的纸上，于是个人、家庭，整个、整个的村子给欺侮了，给吓唬了，给毁灭了。父亲被流放到别处去，母亲进了监牢，儿子去当兵，这一切就像响雷一样意料不到地打在他们的头上，而且大多数都是无辜受罚的。为了什么呢？为了钱。拿出钱来……不然，就要开始侦讯有关喝醉了以后冻死的某一个酒鬼的尸首的案件。头头得了钱，村长得了钱，农民把最后一文钱也拿出来了。乡警察所所长要活下去；县警局局长要活下去，还要供养他的老婆；顾问要活下去，还要教育他的孩子，顾问还是一个模范父亲。

官吏阶层在俄国的东北各省和在西伯利亚称王称霸；在那里它毫无阻碍地、毫无顾忌地自由发展……地方太远了，大家利益均沾，盗窃成为res　publica 〔拉丁语：普遍的事情〕 。连沙皇政权像霰弹一样的炮轰也摧毁不了这些隐藏在雪下面的一片污泥浊水的堑壕。政府的一切措施都给削弱了，一切意图都给歪曲了；它受了骗，受了愚弄，让人背叛了，给人出卖了——这一切又都是在忠心耿耿的外表下，而且是完全遵守官场规矩进行的。

斯彼兰斯基 曾经试图改善西伯利亚老百姓的处境。他在各处推行集体的原则，好像个人盗窃跟集团盗窃有所不同。他成百成百地开除老骗子，成百成百地任用新骗子。起初他把地方警察吓坏了，官吏们居然用钱贿赂农民，叫农民不要去控告他们。可是两三年以后官吏们又用新的方法来发财致富了，并不比用旧的方法差。

另一个怪人是韦里亚米诺夫将军 。他在托包尔斯克奋斗了两年，要制止营私舞弊，可是他看见毫无成效，就完全放弃，什么事也不管了。

别的更聪明的人就不去作这种尝试，却发了财，而且也叫别人发财。

“我要根除贿赂。”莫斯科省长谢尼亚文 对一个前来向他控告某种公然违法行为的白发农民说。老人笑了笑。

“你笑什么呢？”谢尼亚文问道。

“哦，老爷，”农人说，“你饶恕我；我想起了我们的一个年轻好汉，他夸口说他能举起炮王 ，他真的试过了，可是他并没有举起炮来。”

这个故事是谢尼亚文本人讲出来的，他属于担任俄国公职的一类脱离实际的人，他们以为讲讲正直廉洁的漂亮空话、严厉惩办两三个偶然发现的坏蛋就可以医治像俄国贪污这样普遍的毛病（这种病在书报检查机关的庇护下得到了自由发展）。

要医治这种病有两个办法：一是把它公开，二是彻底改组整个机构，重新建立仲裁法庭、口头诉讼、民选官员以及彼得堡政府所不喜欢的一切设施中的人民的因素。

西西伯利亚总督伯斯捷尔 （被尼古拉处死的著名的伯斯捷尔的父亲）是一个地道的古罗马的地方总督，而且还是最厉害的一个。他在他管辖的整个地区内进行公开的一套抢劫办法，他派出的间谍们切断了这个地区同俄罗斯本土的联系。没有一封寄出省去的信不是给人拆开看过的。谁敢于在信里讲到他的行政措施，那就该倒楣了。他把第一等商人 关在牢里一次关了一年，还给他们戴上足镣手铐；他拷打他们。他把官吏们打发到东西伯利亚的边境上去，让他们在那里待两年、三年。

老百姓忍受了很久；后来一个托包尔斯克的小手艺人下了决心把事情的真相呈报皇上。他不敢走一般人走的路，他先到恰克图，然后从那里同运茶叶的商队一起出了西伯利亚的地界。他找到机会在沙皇村向亚历山大 〔一世〕 递上呈文，请求皇上亲自批阅。亚历山大 〔一世〕 在呈文里读到那些可怕的事情，感到奇怪，感到震惊。他把小手艺人叫了来，同他谈了好久，相信了他的呈文里那些悲惨的真相。他心里不痛快，又有点为难，他对那个人说：

“师傅，你现在可以回家了；事情会查清楚的。”

“陛下，”小手艺人答道，“我现在不回去。您还不如下令把我关在牢里好。我同陛下谈话的事不会不传开，那么我就会给杀死的。”

亚历山大 〔一世〕 打了一个哆嗦，就向着当时担任彼得堡总督的米洛拉多维奇说：

“你给我负责他的安全。”

“要是这样的话，”米洛拉多维奇说，“请准许我把他带到我家里去。”

小手艺人真的就待在那里一直到案件结束的时候。

伯斯捷尔差不多经常住在彼得堡。我们应该记得古罗马的地方总督通常是住在罗马的。由于他在首都，由于他的人情关系，特别是由于他拿收刮来的东西到处送礼，他就避免了一切不愉快的谣言和纠纷。 帝国协议会 利用亚历山大 〔一世〕 暂时离开俄国到维罗纳 或者亚琛 的时机作出了“明智而正确的”决定：既然控告的是西伯利亚的事情，就应当把案件交给伯斯捷尔去处理，何况他又在这里。米洛拉多维奇、莫尔德维诺夫 和另外两三个人反对这个决定，这件案子就送到枢密院去了。

枢密院审理高级官员的案件时的不公平是臭名昭著的，它包庇了伯斯捷尔，却褫夺了托包尔斯克省长特列斯金 的官级和贵族身份，把他流放了。伯斯捷尔只是给撤销了职务。

到托包尔斯克来代替伯斯捷尔的卡普采维奇 是阿拉克切叶夫一派的人。他干瘦，脾气暴躁，生就专制暴君的性格，他是一个暴君，因为他一生都在军队里服役，是一个不肯休息的活动家，他把一切都编成队，排成行，还规定了物价的最高额，可是他却把日常事务完全交给强盗们去处理。一八二四年皇上要去视察托包尔斯克。彼尔姆省内有一条很好的宽的公路，这条路已经使用了好多年，而且大概是由于土质很好的缘故。卡普采维奇在几个月里面修筑了一条到托包尔斯克的同样的公路。在春天道路泥泞和严寒的时候，他从远近的村子征用成千上万的民工来修路；疫病传布开来，半数民工死亡，可是“热心克服一切”——公路修筑好了。

在东西伯利亚管理得更糟。它离得太远了，消息很难传到彼得堡来。住在伊尔库次克的总督布罗涅夫斯基 “作乐”的时候，喜欢在城里放排炮。另一位总督喝醉了的时候经常在家里穿上全套法衣举行祈祷式，还有高级僧正 参加。这一位的炮轰和另一位的信教同伯斯捷尔的封锁和卡普采维奇日夜不息的活动比起来，至少危害性少一些。

不幸西伯利亚给治理得如此之坏。它的总督的人选特别糟。我不知道穆拉维约夫 是什么样的人；他有聪明和能干的名声；别的人都是废物。西伯利亚有远大的前程——人们只是把它看作一个地下室，里面藏得有很多黄金、很多皮货和别的好东西，不过那里很冷，给埋在雪里，生活资料贫乏，没有纵横交错的公路，没有居民。这不是真相。

做任何事情都要靠暴力、靠棍棒的、死气沉沉的俄国政府绝不能够给予生气勃勃的推动力，促使西伯利亚用美国那样的速度向前进展。到了阿穆尔 〔黑龙江〕 河口开始通航、美国在中国近旁同西伯利亚接触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将要发生什么事情。

我早就说过， 太平洋是未来的地中海 。 在那个未来的时候，西伯利亚作为在大洋、南亚和俄罗斯本土之间的地区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不用说，西伯利亚会伸展到中国的边境。既然有克拉斯诺雅尔斯克 、米努辛斯克 和其他这类地方，人们就不会待在别列左夫和雅库次克挨冻打哆嗦。

甚至西伯利亚的俄国居民也有自己的特点，这种特点暗示着另一种发展前途。一般地说，西伯利亚人种是身体健康的、身材高大的、聪明的、非常好的。移民的子女，那些西伯利亚人，完全不知道地主的权力。西伯利亚并没有贵族阶级，同时城里也没有贵族；代表地方政权的文武官员不像贵族，倒像是战胜者驻扎在这里的敌方的守备部队。由于地区广大，农民便可以避免经常同这班人接触；商人靠金钱也很有办法，他们在西伯利亚瞧不起官吏，虽然在表面上对官吏表示恭顺，实际上却恰如其份地把官吏看作——他们所雇用的经管民政事务的掌柜。

使用枪炮的习惯对西伯利亚人来说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是很普遍的。西伯利亚的农民经常遇到危险，需要随机应变，因此他们比大俄罗斯人更好斗、更机灵、更容易回击别人。因为离礼拜堂很远，他们的心灵比在俄国本土更容易不受迷信的影响，他们对宗教冷淡，大部分人都是分离派教徒。有一些偏僻的小村子，教士每年只去两三次，于是施洗礼、葬礼、婚礼、听取忏悔等等一揽子同时举行。

在乌拉尔山脉的这一边，事情虽然干得斯文些，然而我在这里工作的一段时期中在省长公署办公室和省长的饭厅里所听到的官吏们滥用职权、营私舞弊的故事要是全写下来，我可以写满好几册。

“先生，这儿有一位行家，就是我的前任，”维亚特卡的警察局长在一次信任的交谈中对我说，“好吧，当然这样干也行，只是，先生，你得生就这样的本领；从某一点上看可以说他是一个谢斯拉文 ，是一个菲格涅尔 。”这个由于负伤而被提升为警察局长的瘸腿少校，讲起他那位光荣的前任的事情，他的眼睛发亮了。

“有一伙强盗出没在离城不远的地方，有一两次省里得到消息，说商人的货物遇盗，包税商的管事的钱给抢走了。省长可忙坏了，一连下了几道命令。嘿，您知道，地方警察都是胆小鬼；捆住一个小偷拿他惩办，他们还办得到，——然而这是一伙强盗，可能还带得有枪。地方警察毫无办法。省长就把警察局长找了来，对他说：‘我知道这完全不是您的职责，可是您的办事才干促使我来请您帮忙。’

“警察局长事先已经听人讲过这件事情。他就说：‘将军，我一个小时以后就出发。强盗一定在这里和那里；我带一小队人去，会在这里和那里找到他们，两三天以后我就把他们戴上镣铐送到省监牢里来。’

“先生，这不就是苏沃洛夫对付奥国皇帝的办法吗！ 真的，说到做到，——他带一小队人去当场捉住了他们，他们来不及把钱藏起来，警察局长全拿走了，把强盗带了到城里去。

“审讯开始了。警察局长问：‘钱在哪儿？’有两个强盗回答道：‘老爷，我们把钱交给你了，交到你自己手里的。’警察局长吃惊地说：‘交给我？’强盗大声说：‘交给你了，交给你了。’警察局长气得脸色发白，对警察分局局长说：‘真放肆！’然后他说：‘喂，你们这些骗子，我看你们接着就会说是我跟你们一块儿去抢劫的。你们在我的军服上面抹黑，我要给你们一点厉害看；我是枪骑兵少尉，不能让人毁坏我的名誉！’

“他叫人鞭打了他们一顿，他说：‘你们招出来，钱藏在哪儿？’他们起先坚持原来的口供。只是后来他吩咐给他们 两袋烟 的时候，强盗头头们就喊起来：‘我们有罪，钱我们花掉了。’警察局长说：‘你们早就应当供认了，不该乱讲那些废话；家伙，你们骗不了我。’那个老强盗敬佩地望着警察局长，小声咕噜道：‘好啦，的确我们应当向您大人学习，不是您向我们学。我们差得远！’

“您知道他就因为这件事得到弗拉基米尔带 吗？”

“对不起，”我打断了他对那个伟大的警察局长的颂辞，问道：“ 两袋烟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我们的 行话 。您知道，处罚是枯燥乏味的事，所以你吩咐打人，你就点燃一袋烟；通常都是这样，烟抽完了，处罚也完了，——可是在特殊的场合，我们也吩咐用两袋烟的工夫来款待我们的朋友。警察已经习惯了，就是说，他们知道该打多少。”

关于这个菲格涅尔和谢斯拉文，在维亚特卡流传着很多的传说。他做出了奇迹。有一次我记不得是为了什么事，一位侍从武官或者大臣来了，警察局长想显示他并不是白白地穿了枪骑兵制服的，他骑马并不比别人差。为了这个目的，他就去找本地富商马希科甫采夫家的一个人，要他把自己骑的一匹贵重的灰色马给他。马希科甫采夫不肯给。

“好，”菲格涅尔说，“您不肯主动地替我做这点小事，那么我就不等您允许把马拿走。”

“好吧，我们等着瞧吧。” 金 说。

“好的，您会看见的。” 钢 说。 ^[1]

马希科甫采夫把马锁了起来，又派了两个人看守。这一次警察局长就没有成功。

可是在这天夜里，好像有意安排似的，包税商的几间空仓房起了火，这间仓房就跟马希科甫采夫的宅子紧紧挨着。警察局长和警察们很认真地尽他们的职责；为了保护马希科甫采夫的宅子，他们甚至拆掉了马房的墙，牵走了那匹引起争吵的马，不论它尾巴上的毛或者它的鬃毛一根也没有让火烧到。两小时以后，警察局长骑上一匹白马去接受显要人物对他英勇救火的模范行为的嘉奖。这次以后再没有人怀疑有什么警察局长做不了的事情了。

雷赫列夫斯基省长在一次集会后坐车离开；就在他的马车开动的时候，一辆小雪橇的车夫在旁边张口呆望，不当心把雪橇插到了两匹辕马和两匹前导马的套绳中间。这引起了很短时间的混乱，不过并没有妨碍雷赫列夫斯基平安无事地回到家中。第二天省长问警察局长，知道不知道是谁的车夫插到了他马车的套绳中间来，他说那个车夫应该挨一顿训斥。

“大人，那个车夫以后绝不会再插到您马车的挽索中间了，我已经狠狠地训斥了他。”警察局长含笑答道。

“他是谁的车夫？”

“库拉科夫顾问的，大人。”

这个时候年老的顾问（我来的时候他就是省长公署的顾问，一直到我离开这个地方，他还保留着这个职位）来见省长了。

“请您原谅，”省长对他说，“我们训斥了您的车夫。”

顾问感到惊讶，他莫名其妙，用疑问的眼光望着省长。

“他昨天赶车插到我马车的套绳中间来了。您明白，他要是撞上了我，那……”

“可是大人，昨天我整天都在家，内人也没有出去，车夫也没有出去。”

“这是怎么一回事？”省长问道。

“大人，我昨天很忙，累得头都晕了，对不起，我把车夫的事忘记了，我说实话，我不敢向您大人报告这件事情。我的意思是马上就去处理。”

“得啦，您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警察局长，没有什么可说的！”雷赫列夫斯基说。

我讲过了这个贪得无餍的警察局长，现在再来描述另一种跟他相反的人——一个所谓温和的、心肠好的、恭顺的官员。

在我的熟人中间有一位可敬的老人，他是县警局局长，经枢密院弹劾撤了职。以后他就专门替人写状子、进行诉讼，这正是禁止他做的事情。这个人在衙门里办了很多年的事，他在三个省里盗窃和涂改官方文件，制造假证件，受过两次审判等等。这位地方警察的老将喜欢讲关于他自己和他同事们的古怪故事，并不掩饰他对新一代的退化的官吏的轻视。

“这是些轻浮的人，”他说，“当然，能到手的他们都要，因为不拿就活不下去，不过您在他们身上看不到聪明和熟悉法律。举一个例子，我对您讲一个朋友的事情。他做了大约二十年的法官，去年才死掉，——他是个有头脑的人！尽管他给他的家属遗留下一笔钱，农民们却并不记得他的坏处。他有他自己那一套完全特殊的办法。要是有个农民来向这位法官提出什么申请，他就马上接见，——而且尽可能做得友好、高兴。他就说：

“‘老大爷，你的名字同你父亲的名字叫什么？’

“农民鞠个躬，就说：

“‘老爷，我叫叶尔莫拉依，父亲叫格里高里。’

“‘好，叶尔莫拉依·格里高里叶维奇，你好，上帝把你从什么地方带来的？’

“‘我们从杜比洛沃来的。’

“‘我知道，我知道。好像你有几座磨坊在路——在驿路的右面。’

“‘是的，老爷，是我们村社的磨坊。’

“‘是个富足的村子，地是好地，是黑土。’

“‘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埋怨上帝的，还不错，好老爷。’

“‘对，应当是这样。叶尔莫拉依·格里高里叶维奇，你家里的人大概不少吧。’

“‘三男两女，大女儿嫁给一个年轻人，他同我们一起过了四年多了。’

“‘大约已经有了外孙吧？’

“‘是，有的，小东西，您老爷。’

“‘啊，谢谢上帝！生儿育女，人口兴旺。好吧，叶尔莫拉依·格里高里叶维奇，你远道来，我们一块儿喝杯白桦酒吧。’

“农人推辞不喝。法官给他斟了一杯酒，一边说：

“‘得啦，得啦，朋友，圣父们并不禁止今天喝酒、涂油。’

“‘是的，的确不禁止，不过酒会惹是生非。’——于是他在胸前划了一个十字，鞠一个躬，喝了白桦酒。

“‘格里高里叶维奇，你有这样一大家人，生活大概不容易吧？要供每个人吃饭、穿衣——靠一匹驽马或者一头母牛是不行的，牛奶就不够。’

“‘老爷，请原谅，用一匹马我能够做什么呢？我有三匹，本来还有第四匹，是一匹淡栗色马，可是它在彼得节前斋戒期 里给毒眼 看死了，我们那里的木匠陀罗费依（真可恨！），他不高兴看见别人过得好，他有一只毒眼。’

“‘有这样的事，老大爷，有这样的事，老大爷。你有大的牧场吧——您大概喂得有绵羊。’

“‘还不错，有几头羊。’

“‘啊，我只顾跟你谈话谈久了。我还要办沙皇的公事，叶尔莫拉依·格里高里叶维奇，我得上法院去了。你来有什么小事情要办吗？’

“‘是的，老爷，有事情。’

“‘好吧，是怎么一回事？是不是吵架？快点讲，老大爷，我要走了。’

“‘是这样的，好老爷，在我晚年的时候碰到了倒楣的事情……正好在圣母升天节，我们在酒馆里同一个邻村的农民争论起来，——他是个恶人，常常偷我们的树。我们还没有讲了两句话，他就挥舞拳头给我胸上一拳。我对他说：“你的拳头留给你们自己的村子吧。”我要教训他，就推他一下，可是我大概喝醉了，不然就是给鬼迷住了，我正好打到他的眼睛上；是的，我把他的眼睛打坏了，他就同礼拜堂长老一起马上去找县警局局长，他说，我要上法院打官司。’

“他这样讲他的事情的时候，这位法官（你们彼得堡的演员们哪里比得上他！）的表情越来越严肃了，眼神显得可怕，一句话也不说。

“农人看见这个，脸色发白了，把帽子放在足跟前，掏出一条毛巾揩汗。法官仍然不做声，他在翻一本小书的书页。

“‘所以我就来找你，老爷。’农人说，声音也变了。

“‘对这件事情我能够做什么呢？有什么理由！你干吗打他的眼睛呢？’

“‘老爷，的确是这样，干吗呢……我让魔鬼迷住了。’

“‘可怜，真可怜！因为这件事，一家人就要给毁掉了！啊，家里没有你怎么办？都是年轻人，可是小外孙呢——小家伙们，还有，我可怜你的老太婆。’

“农人的腿打起哆嗦来了。

“‘仁慈的好老爷，怎么好，我会给判什么罪呢？’

“‘你瞧，叶尔莫拉依·格里高里叶维奇，你自己读读看……或者你不大识字吧？好吧，这里就是“关于伤残肢体者”的条款……“处以笞刑，并且永远流放到西伯利亚。”’

“‘不要让一个人就这样完蛋吧！不要毁掉一个基督徒吧！难道就没有办法吗？……’

“‘瞧你这个人！难道我们可以违反法律吗？当然，一切都是由人来执行的。好吧，我们可以不打三十下，改为打五下。’

“‘那么，流放到西伯利亚什么呢？……’

“‘啊，这就不由我们决定了，好朋友。’

“农民从怀里掏出一个钱袋，从钱袋里又取出一个纸包，再从纸包里拿出两三个金币，他深深地鞠一个躬，把它们放在桌子上。

“‘这算什么？叶尔莫拉依·格里高里叶维奇？’

“‘救救我，好老爷。’

“‘啊，得啦，得啦！你这是什么意思？说来惭愧，有的时候我也收谢礼。我的薪金少，不得不收礼；不过要收礼，总得为了什么事情。我能帮你什么忙呢？倘使是一根肋骨或者一颗牙齿也好办，然而你偏偏打在眼睛上！把你的钱拿回去吧。’

“农人完全垮下来了。

“‘我告诉你为什么：我是不是要跟同事们讲，再给省里写封信去？案子很可能到法院，那里有我的朋友，他们可以设法；只不过他们是另外一种人，你拿三个金币打发不了他们。’

“农人开始镇静下来。

“‘你不用给我什么——我可怜你一大家人；不过你不拿出两张灰票子 是不济事的。’

“‘不过，老爷，上帝在上，我想不出在这个年头能够在哪里找到这一大堆钱，四百卢布呢！’

“‘我也是这样想，的确有点困难。我们可以减轻对你的处罚，说是你已经悔过，而且考虑到你当时喝醉了。……你知道人们在西伯利亚也过得下去。你要去多远现在还不知道……不用说，要是你卖掉两匹马、一头牛和一些绵羊，那就够了。不过你以后在乡下攒起这一笔钱又得要一段时间！可是另一方面说，你想留着马不卖，那么你自己就得流放到很远的地方去。格里高里叶维奇，你想想看；时间还来得及，我们可以等到明天，可是现在我得走了。’法官说到这里，就把他先前不肯收下的金币放在衣袋里面，又说：‘这完全是多余的，我只是为了不让你难过才收下的。’

“第二天清早，这个老犹太鬼果然把用各种各样老式钱币凑成的三百五十卢布给法官送来了。

“法官答应照顾他的案子；农人经过一次一次的审讯，给吓坏了，不过后来得到很轻的处罚就放出来了，或者只是给他一个今后行为要小心谨慎的警告，或者批示‘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这么一来，农人一生都要替法官祷告了。

“从前他们就是这样干的，”这个撤了职的县警局局长说，“他们干得干净利落。”

……一般地说，维亚特卡的农人并不是十分逆来顺受的。因此官吏们把他们看作讼棍和不安份的人。地方警察在沃恰克人、莫尔多瓦人 和楚瓦什人 的身上找到了真正的金库；他们是可怜、胆小、平庸无能的人。被委派到这些芬兰族居住的县里当警局局长的人常常送给省长双倍的谢礼。

警察和官吏们对这些可怜的人做出了叫人不能相信的事情。

倘使一个土地丈量员出差经过一个沃恰克人的村子，他一定会在村子里停下来，从大车上拿出了星盘，把一根杆子插在地上，拉起了链子。一小时以后全村都恐慌起来了。“量地官，量地官！”农人恐怖地说，就像他们在一八一二年讲起“法国人，法国人！”那样。

村长同米尔 的人一起来行礼致意。可是土地丈量员还是一个劲地把什么都丈量过，而且记了下来。村长请求他不要量地，不要损害他们。土地丈量员要二十个或者三十个卢布。沃恰克人非常高兴，他们凑齐了钱，土地丈量员便到下一个沃恰克人的村子里去了。

倘使县警局局长和警察所所长找到了一具死尸，如果天气很冷，他们就带着死尸走遍沃恰克人的村子，他们在每个村子里扬言这是他们刚刚发现的，要在这个村子里进行侦查和审讯。沃恰克人便向他们行贿了事。

在我来这里以前几年，有一个非常喜欢受贿的县警局局长带了一具死尸到一个大俄罗斯人的村子里去，我记得他勒索两百卢布。村长召开米尔大会；米尔只肯出一百卢布，多一个也不给。县警局局长也不让步。农人生起气来，就把他同他的两个抄写员一起关在乡公所里面，一面也吓唬说要烧死他们。县警局局长并不相信这个威胁。农人在茅屋的四周堆起了干草，而且作为最后通牒，把一百卢布的钞票贴在杆子上从窗口送进屋去。这位英勇的县警局局长一定要另外的一百卢布。于是农人点燃四周的干草，这三个地方警察的穆基乌斯·斯凯沃拉斯 就烧死了。这个案件后来还到了枢密院。

一般地说沃恰克人的村子比俄罗斯人的村子穷得多。

“老兄，你过得很不好。”我对一个沃恰克人说，当时我正在他那间闷热的、没有烟囱的、倾斜的小小茅屋里等待马匹，茅屋的窗是朝着后院开的。

“老爷，有什么办法呢？我们穷，我们要攒点钱对付困难的日子。”

“老人家，很难有更困难的日子了，”我对他说，斟了一杯罗木酒，“喝掉它解愁吧。”

“我们不喝酒。”沃恰克人回答道，贪馋地望着酒杯，又用怀疑的眼光望着我。

“得啦，喂，你喝吧。”

“你自己先喝。”

我喝了，沃恰克人也喝了。

“那你是什么人？”他问道，“从省里来办公事吗？”

“不是，”我答道，“我旅行，到维亚特卡去。”

这使他很放心了，他小心地看了看四周，然后解释地说：

“困难的日子，就是县警局局长和 教士 来的时候。”

我想在这里讲一点关于教士的事情。我们的教士越来越变成宗教方面的警官了，由于我们教会那种拜占庭式的恭顺，而且由于皇帝在宗教上是至高无上，这样的事是可以料到的。

芬兰族居民中一部分人在彼得大帝以前、一部分人在叶丽莎威塔的统治时期中受了洗礼，另一部分人仍然信仰多神教。那些在叶丽莎威塔时期受过洗礼的人大多数都暗暗地保留着他们原来那种阴郁的、原始的宗教。 ^[2]

每隔两三年县警局局长或者警察所所长要同一个教士一起到各个村子去检查，看沃恰克人中间有哪一些在复活节前斋戒祈祷，有哪一些没有斋戒祈祷，为什么没有。没有斋戒祈祷的人就受到迫害，给关在监牢里，挨鞭子，给强迫出钱举行圣礼；教士和县警局局长主要是来搜集沃恰克人并没有放弃旧仪式的证据。于是这个宗教的密探和地方警察的传教士就掀起一场风暴，拿到大量的贿赂，给沃恰克人带来了“困难的日子”，然后扬长地走了，听任一切照旧，让他们有机会一两年后又来重复他们那一套使用鞭子和十字架的把戏。

一八三五年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认为有必要在维亚特卡省进行使徒传道的工作，把信仰多神教的车累米西人 改变为东正教信徒。

这种改变宗教信仰是俄国政府所实行的一切伟大改革的一个典型，一种门面，一种装饰品，blague 〔法语：自吹自擂〕 ，一种欺骗，一份冠冕堂皇的报告，这其间有人进行盗窃，也有人挨鞭子。

费拉列特总主教派了一个能干的教士去主持这个传教的工作。他叫库尔巴诺夫斯基 。库尔巴诺夫斯基正厉害地患着那种俄国病——沽名钓誉，他就起劲地干起来。他决定不顾一切要叫车累米西人受到上帝的圣恩。起初他试着进行传道，可是不久他就感到厌烦了。的确靠这种老办法能有多大用处呢？

车累米西人看出来是怎么一回事情，就派了他们那些粗野、狂热而又机敏的教士去见他。他们同他谈判了很久，后来就对库尔巴诺夫斯基说：

“树林里有白桦树、高高的松树和云杉，也有小小的杜松。上帝把它们都容忍了，并没有叫杜松变成松树。所以我们彼此相安无事，就像树林那样。你们做你们的白桦树，我们还是做我们的杜松；我们不会妨碍你们， 我们要替沙皇祷告 ，要纳税，要服兵役，可是我们不愿意背叛我们神圣的信仰。”

库尔巴诺夫斯基看到他同他们谈不下去，看到他没有基利尔和麦福季乌斯 的运气，他便找县警局局长帮忙。县警局局长非常高兴；他早就想表示自己对教会的忠诚。他是一个没有受过洗礼的鞑靼人，就是说一个虔诚的伊斯兰教徒，名叫杰甫列特-基尔杰耶夫。

县警局局长带着一小队人出发，用上帝的话去围攻车累米西人。几个村子受了洗礼。传教的使徒库尔巴诺夫斯基举行了祈祷仪式，就谦恭地回去接受法冠 去了。至于传教的使徒鞑靼人呢，政府颁发给他弗拉基米尔十字章， 报酬他传播基督教的功劳！

不幸，这个鞑靼“传教士”同玛尔梅若的阿訇的关系搞得不好。阿訇十分不喜欢一个笃信可兰经的穆斯林居然那样有效地传播基督教的福音。到了斋月 县警局局长毫不在乎地把十字章系在他的钮孔上进了清真寺，不用说他是站在众人的前头。阿訇刚刚开始用鼻子哼可兰经，就突然停了下来，说是在一个戴着基督教标志到清真寺来的 有正统信仰的人 的面前，他不敢继续念下去。

鞑靼人中间响起了一阵埋怨，县警局局长发了慌，他不是退了出去，就是把十字章取了下来。

我后来在内务部的刊物上读到关于车累米西人出色地改信东正教的记载。文章里提到了杰甫列特-基尔杰耶夫热心的合作。可惜他们忘记补充说，他对教会的热心是十分大公无私，尤其是因为他对伊斯兰教的信仰非常坚定。

我在维亚特卡的生活结束之前，国家财产局里贪污盗窃的情况十分严重，因此成立了一个清查委员会，委员会指派调查人员分赴各省调查。从这时候起就采用了管理国家农民 的新规章。

柯尔尼洛夫省长理应指派两名调查人员。我便是其中的一个。我应当读些什么东西！阴郁的、令人发笑的、叫人厌恶的。单看那些案件的标题就叫我感到惊奇。

“关于乡公所房屋 不知 消失在什么地方的案件和老鼠咬坏它的图样的案件。”

“关于缺少 二十二笔 国家免役金的案件。”就是说少掉了十五里的土地。

“把农民男孩瓦西里改为女性的案件。”

后面这个案件太精彩了，我立刻把它从头到尾读了一遍。

这个假想的瓦西里的父亲在他给省长的呈文中写道，十五年前他生了一个女儿，他想给她起名瓦西里莎，可是教士当时“喝饱了”，施洗礼时给她起了男孩的名字瓦西里，还登记在出生证上。这个情况看来当时并没有引起农人的耽心。可是等他明白不多久就要轮到他家里出一个人服兵役、还要缴纳人头税的时候，他就向市长和警察所所长递了呈文说明情况。警察所认为这件事情很古怪。他们干脆不接受农人的呈文，说是他已经拖了十年过期了。农人就去向省长申诉。省长指派一个医生和一个接生婆对这个女性的男孩进行了一次郑重的检查。……就在这个时候不知道怎样同宗教法庭联系起来了，那个喝饱了酒分不清性别的教士死了，到场的是他的后任，官司就一年一年地打下去，那位姑娘一直让人怀疑她是个男人。

请不要以为这是我编造荒唐故事来讲笑话，完全不是，这件事情同俄国专制政治的精神十分符合。

保罗 〔一世〕 在位的时候，禁卫军的一个上校有一次在他的每月报告中把一个住院治病的军官作为死亡呈报了。保罗 〔一世〕 也就把那个被当作死亡者的名字从名单上涂掉。偏偏这个军官并没有死，他的病好了。上校劝他回到他的乡下去住一两年，希望找个机会来纠正错误。军官同意了，可是上校这个办法行不通，那些继承人在圣旨上读到他们亲属的死亡，不肯承认他还活着，他们受不了这个损失，坚决要求取得财产所有权。这个活死人看见自己有第二次死亡（不仅是在书面上死亡，而且是由于饥饿）的危险，就亲自到彼得堡，向保罗 〔一世〕 递了呈文。保罗 〔一世〕 亲笔在他的呈文上批示：“关于这位军官先生的圣旨既然已经下达，他的要求就不予考虑。”

这比我那个瓦西里莎—瓦西里更妙。在圣旨面前残酷的生活事实算得什么呢？保罗 〔一世〕 是专制制度的诗人和诡辩家！

尽管这个官场的泥水荡多么肮脏，多么令人恶心，我还要在这里补充几句。把这些丑事揭露出来，只是对那些无人过问、无人怜惜的受害者和死者表示微不足道的慰问的意思。

政府高兴把荒地分奖给高级官员。这样做也并没有什么大的害处，不过把它们保留着来应付人口增长的需要倒更聪明些。划定这些土地界限的规章是相当详细的；航道两岸、宜于作建筑材料的树林、河流的两岸都不可以奖给人；最后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可以把农民已经耕种的土地分给别人，即使农民对这些地除了长期使用外并无别的权利。 ^[3] ……

这些限制不用说都是纸上的。实际上把土地赐给个别占有者正是盗窃国家财产和压迫农民的一个可怕的根源。

一些收租的达官贵人经常把权利卖给商人或者努力通过外省当局违反规章侵占某些特殊的地产。连奥尔洛夫伯爵自己也 偶然 得到了赐给他的萨拉托夫省的大群牲畜放牧的牧场和大路。

因此无怪乎有一个晴天的早晨科捷里尼切斯基县达罗夫斯卡雅乡的农民发现他们的田地一直到打谷场和房屋都给划了出去，交给一些商人归他们私人占用。这些商人花钱向康克陵伯爵 的一个亲戚买到了这些土地的租用权。商人们规定了这些地的租金额。这样就打起官司来。省税务局得了商人的贿赂，又害怕康克陵的亲戚，便敷衍了事。可是农民决定坚持下去；他们选出两个精明能干的农人，把他们派到彼得堡去。官司打到了枢密院。测量地界局明白农人有理，却不知道怎样办才好，就同康克陵商量。康克陵干脆地承认把那些土地划出去是不对的，但是他又认为归还也有困难，因为土地划出去以后 可能 已经转卖，而且它们现在的主人在改良土地方面 可能做出了 各种成绩。因此伯爵大人认为既然国家所有的公地数量很大，那么就决定在另一个地区拿出同样大小的土地还给农民。这样一来大家都很满意，就只有农民不高兴。第一，耕种这些新地并不是简单的事。第二，另一个地区的地又是不适用的水洼地。达罗夫斯卡雅乡的农民要生产粮食，而不是要打松鸡、打山鹬，所以他们又递了一份呈文。

于是省税务局和财政部根据旧案另外立了一个新案，他们找到一条法律，按照这个条文，倘使分配的地不适用，可以增加原来数量一半的同样土地，他们下令给达罗夫斯卡雅乡的农民再加一半数量的同样水洼地。

农民又向枢密院递了一份呈文，可是不等到审理案件，土地测量局就给他们送来新地的平面图，照例是精装的、彩色的，并且画上指出风向的星星，还附有关于RRZ菱形和ZZR菱形的相应说明，而主要地却是要求按亩缴纳若干租金。农民看见不但不退还他们的土地，反而要他们为水洼地付钱，就断然拒绝缴租。

县警局局长呈报丘菲亚耶夫。丘菲亚耶夫派了一个由维亚特卡警察局长率领的惩罚队 去。警察局长到了那里，抓了几个人，鞭打了一顿，安定了这个乡，拿走了钱，把 罪人 交给刑事法庭，叫喊了一个星期把嗓子都叫哑了。几个农民受到了笞刑，给流放到外地去。

两年后皇位继承人经过达罗夫斯卡雅乡，农民向他递交了一份呈文，他下令重审这个案件。我根据这种情况写了一份关于这个案件的报告书。这次的重审是否有好的结果，我不知道。我听说流放的人放回来了，可是地是否退还我就没有听说了。

最后，我得讲一下著名的土豆叛乱 的故事，和尼古拉 〔一世〕 怎样把彼得堡文明的福利带给流浪的茨冈人的事情。

俄国农民和某一个时期全欧洲的农民一样，不愿意种土豆，好像有一种本能告诉农民：这种“不良食物”不会使他们得到力气，也不会得到健康。然而相当多的地主的田地上和国家土地的村子里在土豆恐怖之前早就种了“地苹果”了。不过对于一切自动做的事情，俄国政府总是不高兴的。任何事情都应当在棍棒下面，按照队前的示范动作，步调一致地做出来。

喀山农民和维亚特卡省一部分地区的农民已经在地里种了土豆了。土豆收完以后，部里起了这样的念头：在每个乡挖一个总窖。窖批准了，窖指定了，窖挖好了，冬天开始的时候，农民不得已把土豆送到总窖来。可是到下一个春天叫他们把 冻坏的 土豆种下的时候，他们就拒绝了。命令人去做明明是荒唐的事情，的确再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对劳动的侮辱了。这个反对意见被说成是叛乱 呈报上去了。基谢列夫大臣 从彼得堡派出了一个官员；这个人聪明而又实际，他到第一个乡要农民每人缴纳一个卢布，就允许他们不种冻坏的土豆。

这个官员在第二个乡、第三个乡都照这样办。可是在第四个乡，村长断然对他说，他们不种土豆，也不给他钱。他告诉官员：“你豁免了这一些，又豁免了那一些，你当然也应该豁免我们。”

官员想用恐吓和鞭子结束这件事情，可是农人拿起棍棒把一小队警察赶走了；总督派了哥萨克兵来。附近各乡都支持农民。

只说事情发展到使用了枪和霰弹炮就够了。农人离开家逃散到树林里去；哥萨克兵像赶野兽一样把他们从密林里赶了出来；他们给抓住了，戴上镣铐，送到柯齐莫杰米扬斯克去受军法审判。

十分凑巧，在那里负责的年老的警备队少校是一个正直的老实人；他好心地说，错全在彼得堡派来的官员身上。大家都责难他，他的意见给压下去了，他本人也受到了压制；他受到威胁甚至蒙受“企图毁掉一个清白无辜的人”的耻辱。

审讯按照俄国的常规进行：农人在审问的时候挨了鞭子，鞭打作为处罚，鞭打作为警告，鞭打为了勒索钱财，整整一大群农人给流放到西伯利亚。

值得注意的是基谢列夫在审讯的期间正好来柯齐莫杰米扬斯克视察。 我们以为他也许会到军事法庭去看看或者把少校找来谈谈。

他并没有这样做！

……著名的杜尔各 看到法国农人对土豆的憎恨，他把土豆种分派给包税商、伙食供应商和其他政府可以控制的人，严禁他们把土豆种拿给农民。同时他又对他们发出密令，叫他们不要阻止农民盗窃这些种子。过了几年之后，法国一部分土地都种上土豆了。

巴威尔·德米特利叶维奇 ，“tout bien pris 〔法语：就全面考虑〕 ，这不是比霰弹更好吗？”

一八三六年一群茨冈人来到维亚特卡在田野里安身。这些茨冈人到处流浪，到过托包尔斯克和伊尔比特，他们从远古时代起就过着自由的流浪生活，带着他们经过长期训练的熊和完全没有训练过的孩子们，干着兽医（治马）、算命和小偷小摸的勾当。他们悠闲地唱歌、偷鸡，可是突然间省长接到了圣旨：倘使发现茨冈人 没有身份证 （从来没有一个茨冈人有身份证，这是尼古拉 〔一世〕 和他手下的人很清楚的），就要他们在一定期限内在圣旨下达时所在地区，向村镇公社进行登记。

过了这个期限又下命令： 凡是 适合服兵役的人都送去当兵，在 其余的人 当中又 挑选出男性儿童 ，剩下的人一律永远流放出去。

这个荒唐的命令使人想起圣经中关于灭绝和惩罚全种族以及剪除一切男丁的故事， 连丘菲亚耶夫也感到为难了。他把这个荒唐的命令向茨冈人下达了，一面呈报彼得堡说这个命令不可能执行。对茨冈人来说，进行公民登记需要钱（送给官吏），又需要村镇公社的同意，没有钱村镇公社不会白白接纳茨冈人。此外还需要茨冈人本身愿意在一个地方定居。考虑到以上种种，丘菲亚耶夫（这里我们得替他讲几句公道话）向部里要求免予执行或者缓期执行这个命令。

大臣在指示中答复说这个尼布甲尼撒 的命令到期就得执行。丘菲亚耶夫不得已派出一小队兵去包围那群茨冈人；这个任务完成以后，警察同驻防军队伍一起来了，据说，这以后的事情简直叫人难以想象。女人披散长头发，哭叫着，疯狂地跑来跑去，伏倒在警察的足下；白发老妈妈紧紧搂住自己的儿子。然而秩序胜利了；瘸腿的警察局长带走了小男孩，带走了新兵，其余的人都由押解站送到永远流放的地点去。

小男孩带走以后，又发生了问题：把他们安置在什么地方？教养费从哪里来？

从前还有社会救济厅管辖的孤儿院，不用花国库的一文钱。然而尼古拉 〔一世〕 那种普鲁士的贞洁观念认为孤儿院对道德有危害就把它们撤销了。丘菲亚耶夫先拿出自己的钱来，一面向大臣请示。大臣们从来都是一意孤行，——他们下令在新的指示下来以前把这些小男孩暂时交给养老院里的老头子和老太婆照管。

要把这些小男孩交给垂死的老头子和老太婆照管，让他们呼吸死亡的空气，指令需要安静的老年人白白地照料小孩……

真是想入非非！

我还要接下去讲一讲一年半以后在弗拉基米尔省我父亲的一个村长 的遭遇。他是一个老练的、聪明的农人，他做马车运载的生意，有几套三驾马车，他做了二十年那个向我父亲缴纳代役金的小村子的村长。

我住在弗拉基米尔的那一年里，有一次邻村的农民请求他替他们送一个新兵到城里去。他把这个用绳子绑着的未来的祖国捍卫者带到城里，像行家老手那样充满自信心。

“少爷，事在人为，”他用手指梳理着他一脸已经花白的淡黄色胡子，一面说，“前年我们挑的一个小伙子，身体坏，很瘦弱，农人都很耽心他会通不过。好，我就说：‘同胞们，你们大概能出多少钱？轮子不擦油不会动。’我们这样商量了一会儿，米尔决定出二十五个金币。我去了省城，到税务局去谈了话，就直接去找局长，——少爷，他是个聪明人，早就认得我了。他叫人把我带到他的书房里，他的腿有什么毛病，他就躺在沙发上。我把事情对他讲明白了，他带笑答道：‘很好，很好，你讲讲你带了 多少 来？你是个吝啬鬼，我知道你。’我把十个大头金币放在桌子上，向他深深地鞠一个躬——他把它们拿在手里玩着。他说：‘可是我说，你应该送钱的人不是我一个人，你还带来多少？’我对他说，还有十个金币。他就说：‘好，你怎么送掉它们呢？你自己算一下：医生两个，新兵接收员两个，办事员两个，好吧，还有其他各种零星费用凑起来不会超过三个，——好吧，你把其余的都交给我，我来安排它们。’”

“那么你交给他了？”

“我当然给了——他们非常满意地给剃了头。 ”

村长熟悉这种零头不计的算法，习惯于他那种估计，也许还习惯于他那吞没五个金币的办法，无怪乎他很相信自己的成功。然而在行贿和受贿进行的中间也可能发生不少倒楣的事情。有一次到弗拉基米尔来征集新兵的是一个侍从武官艾森伯爵 。村长把他的大头金币和小金币塞给他。不幸我们的伯爵，像《努林伯爵》 里的女主人公那样，“不是按照父母的规矩”教养大的，却是在波罗的海的贵族学校里受的教育，学到了对俄国皇上的德国式的忠诚。艾森大发脾气，对村长大吼大叫，更糟的是他打了铃；办事员跑了进来，宪兵也来了。村长从来没有想到做官的人当中会有不肯受贿的，一下子完全发昏了，不知道抵赖，也不赌咒发誓说他绝没有拿钱出来行贿，说只要他有做这种事的心思，上帝就会叫他眼珠破裂、嘴里进不了一粒粮食。他像绵羊一样让人捉到警察局去，也许他还在后悔他送给将军的钱少了，得罪了将军。

可是艾森并不因为自己良心清白，也不因为看见这个不幸的农民惊惶失措就满意了，他大概还想in Russland 〔德语：在俄国〕 根除贿赂的行为，惩办坏事，树立一个好榜样，他写信给警察局，写信给省长，写信给征兵局讲村长这个未遂的滔天大罪。农人给关在监牢里等候法庭审判。但是由于那个愚蠢而荒唐的法律规定向官吏行贿的老实人和受贿的官吏应受同样的处罚，事情显得很糟，因此必须把村长开脱出来。

我连忙去见省长——他不肯管这件事；刑事法庭庭长和顾问们都摇摇头，他们害怕侍从武官的干涉。而侍从武官却息了怒变得温和了，他首先表示，他“并不想使村长受到损害，他只想让他从中得到教训， 让他受到审判，然后免罪释放 ”。我把他这个意思对警察局长讲了，他说：“问题就在这里，所有这些先生都不懂怎样处理事情；他应当把人直接送到我这儿来，我把这个傻瓜揍一顿，教训他以后不要莽撞行事， 然后放他回家去，——大家都很满意；可现在，你试试吧，跟刑事法庭打交道去。”

以上这两种意见很巧妙、很清楚地说明了俄罗斯帝国对法律的看法，我一直忘不了它们。

村长从祖国司法界的赫丘里斯石柱 之间，落进了中心的深渊里面，就是说落进了刑事法庭。过了几个月，判决书已经准备好了，对村长判处笞刑，并永远流放到西伯利亚。他的儿子和全家来找我，恳求我救出他们的父亲和家长。我自己也很可怜这个完全无辜受害的农民。我又去找庭长和顾问们，又向他们指出，他们判处村长以这样的重刑，对他们自己也有不利；况且他们自己很清楚离了贿赂就做不成一件事，而且说实在话，他们要是不像真正的基督徒那样认为任何礼物都是完美的、每一赠与都是福，他们自己就连吃的东西也没有。我要求，我鞠躬，又叫村长的儿子去更恭敬地鞠躬，我居然达到了我的一半的目的。村长被判处在狱中鞭打几下，可以留居原地，但是不准他再替别的农民讲话办事。

看见省长和检察官都同意这个判决，我放心地松了一口气，便到警察局去要求，请他们执行鞭打时减轻一点；警察局的人一半因为我亲自去向他们请求，他们感到得意，一半因为他们怜悯这个由于一件同他们都有切身关系的事情而受罪的人，而且知道他是个有钱的农人，他们便答应我只是在形式上执行判决。

过了几天一个早上村长来找我，他瘦了些，头发、胡子也更白了。我看出来他虽然高兴，却在为什么事情发愁，思想上有什么负担。

“你在愁什么事情？”我问他道。

“就是这样，我宁愿他们干脆地一下子解决。”

“我完全不懂你的意思。”

“我是说，他们究竟什么时候处罚我？”

“那么他们没有处罚你？”

“没有。”

“他们怎么放你出来的？你已经回家了，是不是？”

“回家，是回家了；不过我还在想处罚的事，秘书给念过了。”

我实在莫名其妙，后来就问他是不是给过他什么书面的东西。他递给我一份公文。整个判决书都写在公文上，最后说明已经遵照刑事法庭的判决在狱中执行了笞刑，“发给本人证件一纸释放出狱。”

我大笑起来。

“你不是已经受过处罚了！”

“没有，少爷，没有。”

“好吧，倘使你不满意，你就回去请求他们处罚你，也许警察会理解你的心情。”

老人看见我笑，他也微微笑了，他怀疑地摇摇头，接口道：

“奇怪，真是怪事！”

“真是乱来一气！”许多人会这样说；可是他们应当记得只有靠这种乱来，俄国内的生活才能够照常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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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者在这里有意摹仿普希金的诗《金与钢》中的讽刺诗句，原诗前四行如下：
“全是我的。”金说；
“全是我的。”钢说。
“我买来一切。”金说；
“我拿来一切。”钢说。

[2] 他们的全部祈祷文可以归纳为让他们种族继续传下去、收成好、牲畜健旺这些物质上的要求，此外别无所求。“尤马拉保佑一只羊生两只、一粒谷生五粒、我的孩子再生孩子。”在这种对 人世 生活和每天面包的怀疑的想法上面，有着过去时代遗留下来的陈旧的、灰心的、不幸的、阴郁的东西。他们把魔鬼（恶魔）同上帝一样地看待。我看见一个村子起了大火，这个村子的居民中有俄罗斯人，也有沃恰克人。俄罗斯人搬东西、叫喊，忙个不停，其中酒馆老板特别突出。不可能制止火势蔓延；可是开始的时候要抢救衣物倒是容易的。沃恰克人却一起躲到一座小山上去，在那里哭着，什么事也不做。——作者原注
尤马拉：芬兰神话中最初的雷神。
魔鬼：原文是“沙依坦”，即伊斯兰教的恶魔。

[3] 在维亚特卡省，农民特别喜欢迁移。在树林里面常常突然开出来三四块 新耕地 。大块的荒地和树林（现在有一半已经开垦出来了）吸引着农民来占用这个至今无人利用的res nullius 〔拉丁语：无主物〕 。财政部不得不数次承认这些土地归占有者使用。——作者原注 oCm3GB0Dh/N2OtYXtXlxlrP1UydayRHIF+ZN50gwKGHq8fMfIwvtDOk3KfLjuRX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