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维亚特卡——大人的办公室和饭厅——基·雅·丘菲亚耶夫

维亚特卡的省长没有接见我，却叫人传话要我第二天早晨十点钟去见他。

第二天早晨我在大厅里遇见了县警局长 、警察局局长 和两个官员；他们都站着在小声交谈，不安地时时望着门。门打开了，进来一个小个子、宽肩膀的老年人，肩膀上安放着一只像斗犬脑袋那样的头；上下颚很大，这使他更像狗了，而且更明显的是它们经常露出狞笑；他那苍老而又酒色过度的面容、灵活的灰色的小眼睛和稀少的、竖起来的头发给人留下非常讨厌的印象。

他一开头就把县警局局长痛骂一顿，因为他昨天坐车经过的道路很坏。县警局局长站在那里，稍微低下头表示尊敬和服从，对省长讲到的任何事情，他都像古时候听差那样地回答：

“是，大人。”

他把县警局局长骂够了，就转身向着我。他不客气地望了望我，问道：

“您不是在莫斯科大学毕业的吗？”

“我得到了学位。”

“以后在哪儿任职？”

“在克里姆林宫部。”

“哈，哈，哈！好差使！不用说，您很有空闲时间参加宴会，唱唱歌了。阿列尼曾！”他叫了起来。

走进来一个像是有瘰疬腺结核病的年轻人。

“喂，老弟，这位是莫斯科大学学士；看来他什么都知道，就是不会尽他的职责；陛下要他向我们学习这个。把他放到你的办公室里，给我送专门的报告来。您明天早晨九点钟到办公室去，现在您可以走了。不过，对不起，我忘记问您写得怎样？”

我一下子不明白他的意思。

“得啦，就是书法。”

“我什么也没有带来。”

“拿纸笔来。”——阿列尼曾拿给我一支笔。

“我写什么呢？”

“随便您，”秘书说，“您写：‘ 经查明 ——’”

“好啦，您不会跟皇上上奏摺的。”省长讽刺地笑道。

我还在彼尔姆的时候，就听到许多关于丘菲亚耶夫的事情，可是他远远地超过了我的预料。

还有什么是俄罗斯生活所不能产生的呢！

丘菲亚耶夫出生在托包尔斯克。他的父亲可能是一个流放人，而且是属于最穷的小市民阶层。小丘菲亚耶夫在十三岁的时候就参加了一个流浪卖艺人的班子，从一个集市到另一个集市，到处表演走绳子、翻斤斗等等杂技。他同他们一起从托包尔斯克到波兰的各省，让信奉东正教的同胞们逗笑取乐。在那一带地方，不知道什么缘故，他给逮捕了，他没有身份证，就作为流浪汉同一群犯人一起步行押送回托包尔斯克。他的母亲当时孀居在家，生活过得很苦。她死了，儿子就自起炉灶；应当找一种职业；他小时候念过书，就在市议会当一名抄写员。他生性放荡不羁，并且由于他在卖艺人班子里和被押解的犯人中间受到的多方面的教育（他同他们一起走遍了俄国），他的才能又得到了发展，他成了一个精明强干的人。

在亚历山大 〔一世〕 统治的初期，有一位钦差大臣来到了托包尔斯克。他需要干练的文书，有人向他推荐了丘菲亚耶夫。钦差大臣非常喜欢他，要带他到彼得堡去。用丘菲亚耶夫自己的话来说，他的野心过去从未超出县法院秘书职位的范围，这个时期他对自己有了更高的评价，便以钢铁般的意志决心要发迹高升。

他果然发迹高升了。十年以后我们看见他做了当时一位负责管军需的将军康克陵的得力秘书。 再过一年他已经主管阿拉克切叶夫办公室（它控制着整个俄国）里发送公文的部门了。联军占领巴黎的时期他跟伯爵 一起到了巴黎。

丘菲亚耶夫所有的时间都坐在远征军的办公室里不出去，而且à　la　lettre 〔法语：按照字义地；真正地〕 没有见过巴黎的一条街。他白天黑夜都坐在那里，同他那位可尊敬的同事克来英米赫尔 一起起草和抄写文件。

阿拉克切叶夫的办公室就像那种工人只能在那里劳动几个月的铜矿一样，因为要是他们待长了就会死亡。连丘菲亚耶夫在这个制造命令和指示、决定和法令的工厂里也终于累倒了，他要求一个比较清闲的职位。阿拉克切叶夫不会不喜欢像丘菲亚耶夫这样的一个人：他没有多大的奢望，没有什么嗜好，没有个人意见，表面上老实，虚荣心却很大，而且认为服从是人的第一美德。阿拉克切叶夫用副省长的职位酬劳丘菲亚耶夫。几年以后他又给了他彼尔姆省长的职位。彼尔姆，丘菲亚耶夫曾经走绳子经过这个省，以后又给绳子拴住 走过这个省，现在彼尔姆拜倒在他的脚下了。

一个省长的权力是和他同彼得堡距离的远近成正比例的，可是在那些没有贵族的省份像彼尔姆、维亚特卡和西伯利亚，他的权力的增长就要用几何级数计算了。这种地区正是丘菲亚耶夫所想望的。

丘菲亚耶夫是东方的暴吏，不过他精明能干、爱活动、什么事都要插手，总是很忙。丘菲亚耶夫本来会成为一个凶狠的一七九四年国民大会的特派员，一个卡里厄 那样的人。

丘菲亚耶夫生活放荡，性情粗暴，不能容忍丝毫的反对意见，他的影响非常有害。他并不受贿，不过在他死后人们看到他也发了财。他对待下属很严，要是谁犯了错误，就会受到无情的惩罚，然而他的官员贪污盗窃的行为比任何时候都更厉害。他滥用他的权势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例如，他派一个官员去侦讯一件案子，不用说，他很关心这个案件，他对那个官员说，大概会查出这个和那个，要是查出了别的来，那个官员就该倒楣了。

丘菲亚耶夫在彼尔姆至今还很有名，那里有一派拥护他、而反对新省长的人，不用说新省长在他的四周也有一群党羽。

另一方面，也有憎恨他的人。其中的一个（这是俄国 畸形生活 的相当古怪的产物）特别警告我，告诉我丘菲亚耶夫是什么样的人。我讲的是一个工厂的医生。这个人 聪明，又很容易激动，他毕业后不久就结了一桩不幸的婚姻，以后又给派到叶卡捷琳堡，一点经验也没有，就给抛到外省生活的泥潭里来了。虽然他在这种环境中还是处在相当独立的地位，可是他仍然让环境毁掉了。他的全部活动就是拚命挖苦那些官员。他当面笑他们，他装腔作势、红眉绿眼，当着他们的面讲最带侮辱性的话。因为谁都给骂到了，便没有人特别对医生的刻薄嘴生气。他用他这些攻击给自己造就了社会地位，迫使那一群没有骨气的人忍受他经常的责骂。

别人警告我，说他是一个好医生，不过脑子有毛病，而且非常没有礼貌。

他那些唠叨和玩笑既非粗俗下流，也不是索然寡味；完全相反，它们富于幽默感，而且非常尖酸刻薄；这是他的诗，他的复仇，他的怒吼，也许还有一些悲观绝望的成分。他用艺术家和医生的眼光研究了那班官员，他深知他们的庸俗的爱好和隐秘的感情，鉴于他那帮熟人既无才干而又胆小，他便毫无顾忌地随意对待他们。

他在每句话后面都要加一句：“毫无关系。”有一次我随便地向他提起这句口头禅。

“您为什么觉得奇怪呢？”医生回答道，“我们讲的每句话都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人相信，所以我连忙加上世界上最有力的论证。您要一个人相信杀死自己亲生父亲毫无关系，——他就会把父亲杀掉。”

切包塔列夫从来不拒绝把一两百纸卢布的小额款子借给别人。有人向他借款的时候，他就掏出他的笔记本，详细问清楚归还借款的日期。

“现在，”他说，“让我同您赌一个银卢布，您到期准还不了。”

“得啦吧，”那个人反驳说，“您把我当成了什么样的人？”

“不管我把您当成什么人，对您毫无关系，”医生答道，“然而事实是：我做了六年的纪录，还不曾有过一个人到期归还借款，也几乎没有人过期偿还的。”

过了规定的日期，医生就会很认真地讨他赢的那一个银卢布。

彼尔姆的一个包税商出卖一辆旅行马车；医生去找他，一口气对他讲了下面这番话：

“您出卖马车，我需要它；您是有钱人，您是百万富翁；大家都为这个尊敬您，因此我也来向您表示敬意；您是有钱人，您卖不卖马车，对您毫无关系，我非常需要马车，可是我只有很少的钱。您想压榨我，想利用我的需要讨价一千五；我给您七百卢布，我要每天来讲价钱；过了一个星期您会让到七百五或者八百，——那么还不如一开头就要这个价钱？我准备出这个价钱。”

“好得很。”吃惊的包税商答道，就把马车卖给他。

切包塔列夫的趣事和恶作剧是没完没了的；我再讲两个。

“您相信催眠术吗？”有一位相当聪明而又有教养的太太当着我的面问他道。

“您讲的催眠术是什么意思？”

太太对他讲了些一般人讲的那种废话。

“我信不信催眠术，对您毫无关系，”他答道，“不过您要是愿意，我就跟您讲讲我在这方面亲眼看见的事情。”

“请讲吧。”

“那么请注意地听我讲。”

于是他非常生动地、聪明地而且有趣地描述他一个熟人（一位哈尔科夫医生）的试验。

在谈话的中间，一个仆人送了放在托盘上面的小吃来。他走出去的时候，太太对他说：

“你忘了拿芥末来。”

切包塔列夫停下不讲了。

“讲下去，讲下去，”太太已经有点吃惊地说，“我在听呢。”

“他送了盐来吗？”

“那么您已经生气了。”太太说，脸涨得通红。

“一点儿也不，请您相信；我知道您在注意地听，我也知道，一位妇女不论她多么聪明，也不论谈的是什么事情，她总不能超过厨房的范围，——那么我怎么敢私下生您的气呢？”

他也在波里叶伯爵夫人的工厂里看病，他喜欢那里的一个家奴的男孩；他要那个男孩到他家里干活。男孩同意了。可是管理员说没有得到伯爵夫人的许可他不能放男孩走。切包塔列夫给伯爵夫人去了信。她吩咐管理员发给男孩身份证，不过有一个条件，要切包塔列夫预付 五年 的代役金。他得到这个答复，马上写信给伯爵夫人说，他同意她的条件，不过请她先解答他的这样一个疑问：倘使恩克彗星 穿过地球的轨道使地球脱离了自己的轨道，——这件事可能在到期一年半以前发生，那么他向谁讨还已经付出的钱呢？

我动身去维亚特卡的那天，医生很早就来了，而且说起下面的傻话来：

“像贺拉斯 那样，您一次 彼里 〔俄语：唱了歌〕 ，一直到现在您还在 彼列沃佳特 〔俄语：迁移〕 ”

随后他掏出他的皮夹子，问我路上是不是需要钱用。我谢绝了。

“您为什么不要呢？这对您毫无关系。”

“我有钱。”

“很糟，”他说，“世界末日要到了。”他打开笔记本写下来：“经过了十五年的实践，我第一次遇到一个人，他甚至在动身上路的时候都不肯借钱。”

开过玩笑以后，他就在我的床上坐下来，严肃地对我说：

“您是到一个可怕的人那儿去。您要小心提防他，尽可能离他远些。要是他喜欢您，您给人的印象就糟了；要是他不喜欢您，那他就会拿诬蔑、造谣以及我不知道的什么来毁掉您，反正他要毁掉您，这对他毫无关系。”

这个时候他对我讲了一件事，我后来有机会看到内务部办公厅的公文，证明确有这件事情。

丘菲亚耶夫同一个贫穷的小官员的姐姐公开发生关系。弟弟成了嘲笑的对象；弟弟想断绝这种关系，他用上告来威胁，准备写信寄到彼得堡去，总之，他吵吵嚷嚷闹得太厉害了，有一次警察捉住了他，当作狂人送交省长公署进行检查。

省长公署，院、局长，卫生局督办（一个受到当地人民十分喜爱，而且我后来也同他相熟的德国人）——全都认为彼得罗夫斯基是一个狂人。

我们的医生认识彼得罗夫斯基，给他看过病。他们为了履行形式也征求他的意见。他告诉卫生局督办说彼得罗夫斯基完全不是狂人，他建议他们重新检查一次，否则他就要上告。省长公署并不反对这个建议，可是不幸彼得罗夫斯基虽然是一个身体强壮的小伙子，却没有等到预定的第二次检查，就死在疯人院里面。

有关这个案件的报告送到了彼得堡。彼得罗夫斯基的姐姐给逮捕了（为什么不逮捕丘菲亚耶夫呢），一次秘密的侦讯开始了。丘菲亚耶夫口授了答词；他在这个案件中做出了空前的惊人的举动。丘菲亚耶夫为了马上煞住这次侦讯，并且使自己免掉第二次被迫到西伯利亚去的危险，就教唆彼得罗夫斯卡雅供认她由于年轻不懂事在亚历山大皇帝驾临彼尔姆的时候受到皇帝宠幸，而且因此经过索洛姆卡将军 的手得到五千卢布，在这以后她的弟弟就经常同她争吵。

亚历山大 〔一世〕 本来有那样的癖好，因此这个故事里并没有什么不可相信的地方。很不容易查出它是真是假，而且不管怎样，追查起来，准会闹出很多丑事。索洛姆卡将军回答卞肯多尔夫的问话的时候说，经过他的手送出去的钱是很多的，他记不起这笔五千卢布的事了。

“La　regina　en　aveva　molto！ 〔意语：皇后有很多情人！〕 ^[1] ”普希金的《埃及之夜》 里的即兴诗人说。

现在就是这个阿拉克切叶夫的尊贵的学生和克来英米赫尔的可敬的同事，这个杂技艺人、流浪人、抄写员、秘书、省长，这个心肠很软的人，这个把健康的人关进疯人院让他们死在那里的廉洁的人，这个诽谤亚历山大皇帝来转移尼古拉皇帝的视线的人来管教我如何供职办事了。

我在这里差不多要完全靠他。他只要给大臣写上几句废话，我就会被送到伊尔库次克的某地去。其实他也用不着写什么！他有权把我遣送到任何一个交通阻塞、物资奇缺的荒凉城市卡依或者察列沃－山楚尔斯克去。丘菲亚耶夫把一个年轻的波兰人遣送到格拉左弗去，因为这里的太太小姐们宁愿同他跳玛组卡舞，不愿同这位大人一起跳。

陀尔戈鲁基公爵 也就是这样地从彼尔姆给遣送到威尔霍土利耶的。威尔霍土利耶给埋在群山和积雪中间，虽然论气候它和别列左夫 一样，论荒凉它比别列左夫更差，但它还是在彼尔姆省省境之内。

陀尔戈鲁基公爵属于坏的一类贵族的浪子，这种人我们现在很难见到了。他在彼得堡玩了各种各样的恶作剧，在莫斯科也是这样，在巴黎也是这样。

他的一生就是这样度过的。他是一个小型的伊兹马依洛夫 ，又是一个没有累斯科沃那群逃亡农奴的叶·格鲁津斯基公爵 ，换句话说，他是一个娇生惯养、粗暴无礼、非常恶劣、爱开玩笑的人，既是一个绅士，又是一个小丑。后来他的行为越出一切界限的时候，他就被勒令住到彼尔姆来。

他坐了两辆马车到彼尔姆：一辆车上坐的是他本人和他的狗，另一辆车里坐着他的法国厨子和鹦鹉。彼尔姆的人很高兴有钱的客人到来，不久全城的人都拥到他的饭厅里来了。陀尔戈鲁基和彼尔姆的一位年轻太太勾搭上了；太太疑心他对她不忠实，一天早晨突然来到公爵家里，发现他同女仆睡在一起。于是引起了一场吵闹，吵到最后这个不忠实的情人拿下了挂在墙上的短柄长鞭；这位文官太太看出了他的打算，就逃跑了；他追了出去，身上随便穿了一件晨衣；他在一个小广场上（一营兵通常在这里操练）赶上了她，就用短柄长鞭把这位吃醋的太太抽了两三下，然后从容地走回家去，好像办完了公事一样。

这类有趣的恶作剧引起了彼尔姆朋友们的公愤，当局决定把这个四十岁的顽童遣送到威尔霍土利耶去。在动身的前夕他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宴会，官员们不顾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好，都来了。陀尔戈鲁基扬言要用从未有过的大馅饼招待他们。

大馅饼的确非常好，快得叫人不能相信地就吃光了。等到只剩下一点馅饼外皮的时候，陀尔戈鲁基感伤地对客人们说：

“不会有人讲我在跟你们分别的时候吝惜什么了。我昨天叫人杀了我的加尔吉来做馅饼。”

官员们恐怖地互相望着，用眼光去找寻他们熟悉的那条丹麦狗，——它不见了。公爵猜到了他们的心思，吩咐仆人把加尔吉的遗骸和它的皮拿了出来；它的肉都在彼尔姆官员们的胃里面。半个省城给吓出病来了。

这个时候陀尔戈鲁基因为自己巧妙地拿朋友们开了一次玩笑十分得意，便高高兴兴地坐车到威尔霍土利耶去了。第三辆车子装了整整一个鸡棚，——鸡棚乘坐驿马旅行！路上他拿走了几个驿站的收款簿，把它们混在一起，改了一些数字，差一点叫驿站长们发狂，因为这些人即使有帐簿在，也不是经常能够把帐目弄得清清楚楚。

俄国生活的令人窒息的空虚和缄默，奇怪地同俄国人性格的活泼甚至热烈结合在一起，使得我们中间各种各样古怪疯狂的行为特别发达起来。

在苏沃洛夫 的鸡叫中，就像在陀尔戈鲁基的狗肉馅饼上，在伊兹马依洛夫的野蛮行为 上，在玛莫诺夫 的半自愿的疯狂上，在“美国人”妥尔斯太 的狂暴的罪行上一样，我听到一种出自同源的调子，这种调子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不过由于教育的关系在我们身上它减弱了，或者给引到别的什么东西上面去了。

我认识妥尔斯太，而且正是在他的女儿沙拉（一个诗才很高的不寻常的少女）逝世的时候。 只要看一眼这个老人的外貌，看他那盖满灰白色鬈发的前额，看他那闪闪发光的眼睛，和大力士一般的身体，就看出他赋有多大的精力。他单单发展了他那些狂暴的激情，他那些不良的嗜好，这是毫不奇怪的事：在我们中间一切不道德的事情都可以自由发展，在一个长时期不会受到阻碍，然而有人却因为表现了合乎人道的感情，一开头就给送到卫戍区或者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他横行霸道、赌钱、打架，把人弄成残废，搞得人家破人亡，接连不断地继续了二十年，到末了他才给流放到西伯利亚，从那里他又像格利包耶陀夫所说“作为一个阿留申人回来了” ，就是说，他经过堪察加到了美国，然后得到返回俄国的许可。亚历山大赦免了他，——而他在回国的第二天又继续过从前那样的生活。他同莫斯科茨冈人班子里一个嗓子很出名的姑娘结了婚，他的家变成了一个赌场，他把全部时间花在大吃大喝上面，夜夜打牌，而且在沙拉小时候的摇篮旁边经常发生贪欲酗酒、疯狂打闹的场面。传说他有一次为了表示他射击准确，叫他的妻子站在桌子上，他打穿她的鞋后跟。

他的最后一个恶作剧几乎把他第二次送到西伯利亚去。他不高兴某一个小手艺人很久了，他在他家里捉住他，绑住他的手足，拔掉他一颗牙齿。谁能相信这件事就发生在十年或者十二年以前呢？受害人递了呈文控告他。妥尔斯太贿赂了警察，贿赂了法官，而小手艺人说是犯了诬告罪给下了狱。当时一个有名的俄国文学家尼·菲·巴甫洛夫 在监狱委员会工作。小手艺人把他的案件对他讲了，这个缺乏经验的官员就提起诉讼。妥尔斯太真正吓坏了，因为审理的结果显然要判他的罪；然而俄国的上帝是伟大的！奥尔洛夫伯爵 给谢尔巴托夫公爵 写了一份秘密公函，劝他压住这个案件，不要产生这种 低阶层的人对高阶层的人的公开胜利 。对尼·菲·巴甫洛夫，奥尔洛夫伯爵则建议免去他的现职。……这几乎比拔牙齿的事情更难叫人相信。我当时在莫斯科，同那个不大谨慎的官员很熟。不过还是让我们回到维亚特卡来吧。

省长公署办公室比监狱坏得多。并不是由于实际工作的繁重，却是由这种散发霉味的环境的令人感到窒息的空气，简直和在狗洞里一样，还有那可怕的、愚蠢的浪费时间——就是这些使得办公室叫人受不了。阿列尼曾并没有歧视我，他甚至比我所料想的更客气；他在喀山中学念过书，因此他尊敬莫斯科大学的学士。

办公室里大约有二十个抄写员，他们大多数都是没有受过教育毫无道德概念的人；他们是抄写员和秘书的儿子，他们从小就习惯于把职务当作获利的手段，把农民当作给他们带来进款的土壤，他们出卖证件，索取二十戈比和二十五戈比，为了一杯酒弄虚作假，降低自己身份，干各种各样的下流勾当。我的随从不肯再去“弹子房”，说是官员们玩起欺骗手段来比任何人都坏，而且又无法给他们一个教训，因为他们是“ 官 ”。

现在我就得同这些人（我的仆人只是因为他们是官才不揍他们）一起每天从早晨九点坐到下午两点，又从五点坐到晚上八点。

阿列尼曾是办公室的主任，除了他以外，我在的那个科里还有一个科长，他也不是坏人，尽管他爱喝酒，又没有文化。四个抄写员和我在同一个科里办公。我不能不同他们谈话，和他们相熟，而且的确也同所有别的人相熟了。且不去说，要是我不这样做，这些人就会说我“骄傲”，迟早给我颜色看，而且每天同这些人在一起度过几个小时，要不同他们相熟也绝不可能。此外还不应该忘记，外省人喜欢接近外来的人，特别是从首都来的人，尤其是在关于这个人流传着什么有趣的故事的时候。

我在这个苦刑监 里坐了一个整天以后回到家中，有时候我感觉到我全身的机能都变得迟钝了，便倒在长沙发上，——疲劳不堪，十分委屈，不能够做任何工作，干任何事情。我从心眼里惋惜我那间克鲁季次营房里的单人牢房，同它的煤烟和黑蟑螂，同守在门口的宪兵和门上的锁。在那里面我倒是自由的，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没有人妨碍我；没有这些粗俗的谈话，没有这些龌龊的人，没有这些卑鄙的思想，没有这些粗野的感情，那里只有死一样的沉寂和无人打扰的空闲。我一想到午饭以后我还得再去上班，明天也要去，有时候我就抑制不住愤怒和绝望，我便喝葡萄酒和伏特加来消愁。

更坏的是有一个同事“路过”我的住处进来聊天排遣寂寞，一直聊到上班的时候。……

然而几个月以后办公室的情况就比较好些了。

长期连续的迫害同俄国人的性格不符合，除非中间掺杂了私人的原因或者图利的打算；这并不是因为政府不想把人摧残至死，而是由于俄国人的粗心大意，由于我们的laisse-raller 〔法语：随随便便〕 。当权的俄国人一般都是粗野、蛮横、不讲礼的，人很容易惹起他们发脾气、动武，可是他们不高兴持续下去地迫害一个人，他们在这方面没有足够的耐心，也许还因为他们不能从中获利。

起初他们一时兴起，想一方面表示他们的忠心，另一方面表示他们的权力，就干出各种傻事和不必要的事情，然后他们渐渐地不去理睬这个人了。

办公室的情形就是这样。当时内务部对统计的兴趣很大；它下令各地都成立委员会， 而且发下去一些甚至在比利时或者瑞士也无法实现的规划；同时还发下各种各样的精细的表格，表格上附有maximum 〔拉丁语：最高额〕 和minimum 〔拉丁语：最低额〕 ，附有从十年内的总数得出来的结论和平均数（编制它们需要的资料，即使 提前一年 也收集不起来！），还附有道德方面的意见和气象的观察。并没有拨下一个钱作为委员会和收集资料的经费；这一切都得由地方警察局出于对统计的爱好来完成，最后再由省长公署办公室汇总整理。省长公署办公室的事情已经很多，地方警察局素来讨厌一切 和平的 和理论的工作，他们把统计委员会当作无用的奢侈，当作部里的恶作剧；然而附有表格和结论的报告还得照常送上去。

这个工作对整个办公室来说似乎是极其繁难的；它简直是办不到的；可是谁也不耽心它，大家忙着的只是不要受到申斥。我答应阿列尼曾写出绪论和引言，作好表格的摘要，而且附上雄辩有力的备注、外国词、引文和出色的结论等等，不过要他批准我在家里（而不是在办公室里）从事这个繁重的工作。阿列尼曾向丘菲亚耶夫汇报了以后，同意了。

我在委员会工作报告书的引言中谈着希望和计划，因为事实上委员会什么事也没有做，这个引言使得阿列尼曾十分感动。连丘菲亚耶夫也认为引言写得很精彩。这样我在统计方面的工作就结束了，可是他们要我来主持委员会的工作。人们不再支使我做抄写的苦工了，我那个爱喝酒的科长几乎做了我的部下。阿列尼曾只是要求我每天到办公室坐短短的一段时间，表示遵守规矩。

为了表示完全不可能有认真的统计表，我把县辖城市卡依送来的报表抄引在下面。例如在各种各样荒唐的废话中间就有：“ 溺死 —— 二人 ， 溺死原因不明 —— 二人 ”，在共计栏内，这两个数字加在一起成为“ 四人 ”。在非常事故的项目下，则举出如下的悲惨事情：“某某，小手艺人，因纵酒而精神错乱，——自缢身死。”在城市居民的道德项目下面写着：“卡依城内并无犹太人。”在问到有没有拨款修建教堂、市场、养老院的时候，回答是：“修建市场拨款——无。”……

统计学把我从办公室的工作中救了出来，却产生了使我同丘菲亚耶夫发生个人接触这个不幸的后果。

我有一个时期憎恨这个人；这个时期早已过去了，而且这个人也去世了，他在一八四五年前后死在他的喀山领地上。现在我心平气和地想到他，毫无怨恨，就像想到在树林里和偏僻地方遇到的一只特别的野兽，我们应当研究 这只野兽，然而不能因为它是野兽就生它的气；当时我不能不同他斗争：这是任何正派人所不能避免的。幸运帮助了我，否则我要吃他的大亏；不过要是我还因为他对我并未做到的损害怀恨在心，那就未免可笑而且卑鄙了。

丘菲亚耶夫只有一个人。妻子跟他离了婚。他的宠妾由他藏在省长公署的后院，这种别扭的做法好像还是有意的，她是厨子的老婆，厨子则因为不该同她结婚、给遣送到乡下去了。她并不公开露面，不过那些特别忠于省长的（也就是说特别害怕说是不忠于省长的）官员们就在这位“得宠的”厨子老婆的身边扮演宫内官员的角色。他们的妻子、女儿晚上偷偷地去拜望她，并不对外声张。这位太太手腕高强，比得上她那些杰出的前辈中的一位——波将金 ；她知道老头子的脾气，又害怕有人夺去宠爱，她亲自给他找寻对她并无危险的女人。老头子倒感激她这种宽大的爱情，很喜欢她，他们一起生活得很顺遂。

丘菲亚耶夫整个上午都在省长公署办公。生活的诗只是从下午三点开始的。对他说来午饭并不是儿戏。他喜欢吃好的饮食，又喜欢同客人们一起吃。他的厨房总是准备十二个人的饭菜；倘使客人减少了一半，他就不高兴；倘使客人只有两个，他就很难过；倘使一个客人也没有，他就垂头丧气到杜尔西内娅 的房里去吃饭了。把人找来请他们吃饱，并不是什么难事，然而他的官场身份和官员们在他面前感到的恐惧，使他们不能随便地享受他的款待，也不允许他把他的家变成饭馆。因此他只好限于邀请顾问，院、局长们（可是他同他们中间的半数都不和，也就是说他不赏识他们），少有的过路客人，有钱的商人，包税商和有些类似路易·非力浦企图介绍到选举中来的那种capacités 〔法语：资格〕 的 怪人 。不用说，我就是维亚特卡的头号怪人。

“由于政见不同”而被流放到边远城市居住的人，虽然有些人害怕他们，可是从来没有人把他们当作普通的人看待。外省人对“危险人物”很感兴趣，犹如女人对著名的洛夫莱斯、男人对交际花那样。外省人，尤其是西伯利亚人，不像彼得堡的官员和莫斯科的阔人那样躲开危险人物。

由于十二月十四日的事情被流放的人受到了十分的尊敬。元旦日官员们访问的第一个人就是尤希涅夫斯基 的寡妇。枢密官妥尔斯太 视察西伯利亚，就是根据他从流放的十二月党人那里收集的资料来核对官员们报告的事实。

米尼赫 从他在彼雷姆的塔上管理着托包尔斯克省的事情。省里有什么重大事情省长就去找他商量。

普通老百姓更不敌视流放人，他们一般站在犯人的一边。在西伯利亚边界一带地方，人们不用“流刑犯”这个字眼，却用“不幸的人”来代替。在俄国老百姓的眼里法院的判决不会败坏一个人的名誉。住在通往托包尔斯克省的公路旁边的彼尔姆省的农民经常在一堵小窗口放着克瓦斯、牛奶和面包，要是有一个“不幸的人”从西伯利亚逃出来偷偷地经过这里，他可以自由取食。

顺便讲一下流放人，——过了尼日尼，就开始遇到波兰流放人了，从喀山起，他们的人数激增。在彼尔姆有四十个人，在维亚特卡并不少一些；此外每个县城都有几个。

他们的生活是同俄国人完全隔开的，他们避免同当地居民有任何的接触；他们中间非常团结，有钱的人同贫穷的人像弟兄一样分享他们的一切。

我也从未看见当地居民对他们有什么憎恨或者特别好意的表示。他们把这些人看作外人，尤其因为这些波兰人里面几乎没有一个懂俄国话。

一个顽强的老萨尔玛特人 ，他是波尼雅托夫斯基 部下一个枪骑兵军官，参加过拿破仑的远征军，一八三七年给批准回到自己的立陶宛庄园上去。老人动身的前夕，邀请我和几个波兰人去吃午饭。午饭后这位骑兵军官举着酒杯走到我面前，同我拥抱，并且带着军人的忠厚朴实在我的耳边小声说：“ 啊，您为什么是俄国人呢 。”我没有回答一声，可是这句话深刻地印在我的心上。我明白 这 一代人并不能够使波兰得到解放。

从柯纳尔斯基 的时候起，波兰人对俄国人的看法就完全不同了。

一般说来，波兰流放人并没有受多大的压迫，可是那些毫无财产的人的境遇就很糟了。政府发给贫穷的人 每月十五个纸卢布 ；他们用这笔钱付房租、衣食费和烤火费。在喀山和托包尔斯克那样较大的城市里，还可以找到这一类的事情，如授课、开演唱会、在舞会里演奏、画像、教跳舞等等。在彼尔姆和维亚特卡他们就没有这种谋生方法。但是不管怎样，他们决不向俄国人要求什么。

……丘菲亚耶夫邀请我去参加他那丰盛的西伯利亚午餐，这件事对我说来是一个真正的刑罚。他的饭厅类似办公室，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罢了，不像办公室那样脏，却更俗气，因为它有一种自愿而非强迫的外貌。

丘菲亚耶夫看透了他的客人，他轻视他们，有时候他还给他们看看他的爪子，一般说来，他对待他们就像主人对待自己养的狗一样：时而过分亲切，时而极其粗暴，——然而他还是叫他们吃饭，他们也还是既战战兢兢、又高高兴兴地到他那里去，卑躬屈节，议论是非，拍马屁，巴结奉承，做笑脸，低头弯腰。

我替他们红脸，替他们害臊。

我们的友谊并不长。丘菲亚耶夫不久就看出我不宜于待在维亚特卡的“上层”社会。

几个月以后他已经不高兴我了，再过几个月他就恨起我来，我不仅不去参加他的午宴，而且我完全不到他那里去了。皇位继承人 的到来使我免于遭受丘菲亚耶夫的迫害，这件事我们在后面就会谈到。

我得说明我绝没有做过任何事情值得他对我先是注意和邀请吃饭、后来又是愤怒和不满。他看见我这样一个独立行动的人（虽然我完全不是没有礼貌）他受不了；我对待他始终是en　règle 〔法语：合乎礼节的〕 ，可是他要的是卑躬屈节。

他非常喜欢他的权力，权力是他辛辛苦苦地得来的，他不仅要求别人服从他，而且还要求 外表上的 绝对服从。不幸，在这方面他是有民族性的。

一个地主对仆人说：“闭嘴！我不许你回答我！”

一位司长听见他属下的官员发表反对意见，气得脸色发白，说：“您忘记了自己，您知道您在同 谁 讲话！”

皇上“ 因为政见不同 ”把人流放到西伯利亚去，因为 写诗 ，把人长期关在牢房里，——上面这三种人都是一样，他们宁可赦免盗窃行贿、杀人抢劫，却不愿意宽恕表示人的尊严的所谓无礼行为和表示独立见解的所谓傲慢语言。

丘菲亚耶夫是一个真正的沙皇的仆人。人们把他看得高，但也并不太高。在他的身上拜占庭 的奴性和官纪非常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他一方面在权势面前卑躬屈节，放弃了自己的意志和思想，另一方面他又蛮横地压迫下属。他本来可以做一个非军人的克来英米赫尔，他的“热心”本来也可以同样地克服一切， 他本来也可以同样地用人的尸首抹墙，用人的肺使宫殿干燥，因为工程兵队里的年轻人不肯做告密人，就更厉害地鞭打他们。

丘菲亚耶夫对一切有关贵族的事物都怀有一种持久的暗暗的仇恨，这是从他的痛苦的经验里得来的。对丘菲亚耶夫说来，阿拉克切叶夫办公室苦役般的繁重工作倒是他的第一个避风港，第一次的解放。在这以前他的上级们从来没有给过他一个座位，只是差遣他做些琐碎事情。他在军需部门工作的时候，军官们照军队的习惯迫害他，一位上校在维尔纳的大街上用马鞭抽打他。……这一切都在抄写员的灵魂里扎根成熟了；现在他做了省长，轮到他来压迫人，不让人坐下，用“ 你 ”称呼人，向人吼叫，而且有时候他还把世袭贵族送交法庭。

丘菲亚耶夫从彼尔姆给调到特威尔。那个省的贵族虽说低头服从和卑躬屈节，却不能同丘菲亚耶夫相处。他们呈请布卢多夫大臣 把他调开。布卢多夫便委派他到维亚特卡来。

在维亚特卡他又非常自在了。官员和包税商、工厂老板和官员——他现在完全没有拘束了。……所有的人见到他都发抖，所有的人在他面前都不敢坐下，所有的人都请他喝酒，请他吃饭，所有的人都看他的脸色行事；在结婚和命名日的宴会上，第一次举杯祝酒总是“敬祝大人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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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一句意大利语在《埃及之夜》第三章中的原文是：“perché　la　grande　regina　aveva　molto.”意思是：“因为伟大的皇后有很多 〔情人〕 。” C9fwHkr2oPPJWSR5cKTeqxH2X3SWUyyYNy3geAh8Takl+nc5wJV61mTJa1ErbO0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