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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放——市长——伏尔加——彼尔姆
四月十日早晨一个宪兵队军官把我带到总督府。在那里，在办公楼的机要房间内我的亲族可以来和我告别。
不用说这一切使人难堪，使人痛心——在旁边监视的密探、录事，向负责押送我的宪兵宣读指令，我不能单独同亲人谈随便什么话，——总之，再也想不出比这更使人感到侮辱和痛苦的处境了。
后来马车终于奔驰在去弗拉基米尔的大路上，我叹了一口气。
Per me si va nella citta dolente，
Per me si va nel eterno dolore——
〔意语：经过我这里走进苦痛的城，
经过我这里走进永恒的痛苦——〕
我在驿站上一个地方写下了这样两行诗，它们对地狱的入口和西伯利亚的驿路同样地适用。
离莫斯科七里有一个叫做“彼罗夫家”的小饭馆
。我的一个好朋友约好在那里等我。我邀请宪兵
喝一杯伏特加，他答应了：这里离城远了。我们走进里面，可是朋友不在那里。我想尽办法在小饭馆里拖延时间，后来宪兵不愿意再等下去了，车夫在准备赶马上路——忽然一辆三匹马拉的车径直冲到小饭馆门前，我跑到门口……两个陌生的出来玩乐的商人儿子吵吵嚷嚷地下车来。我朝远处看——通往莫斯科的大路上看不见一个移动的点子，看不见一个人。……坐上车往前走，这是痛苦的事。我给了车夫二十个戈比，我们就像箭似的飞奔起来。
我们的车子不停地朝前走；宪兵奉命一昼夜不得少于走两百里。在平时这倒是受得了的，可是单单在四月初不行。有些地方路上结了冰，有些地方路上满是水和烂泥，而且在接近西伯利亚的时候，一站比一站更坏。
旅行中第一件趣事发生在波克罗沃。
由于冰块在河上漂下来切断了同对岸的往来，我们失去了几个小时的时间。宪兵很着急；可是波克罗沃的驿站长又突然通知说没有马了。宪兵向他指出，驿马使用证上写明“要是没有驿马，可以使用快马”。站长回答说这些马已经指定由内务副大臣
使用。不用说，宪兵就争吵、叫嚷起来；站长跑去设法找居民的马。宪兵也同他一起去了。
我不高兴在驿站长的不干净的屋子里等待他们。我便出了大门，在房屋前面闲走。这是我在九个月监禁之后第一次没有一个兵在旁边看守的散步。
我踱来踱去走了大约半个小时，忽然碰到一个穿着没有肩章的军服常礼服、脖子上挂着一条浅蓝色pour le mérite 〔法语：勋章绶带〕 的人。他目不转睛地看着我，走了过去，马上又回转来，带着粗鲁的样子问我：
“您是由宪兵送到彼尔姆去的吗？”
“是我。”我答道，并没有站住。
“对不起，对不起，他怎么敢……”
“请问我有荣幸同谁在谈话？”
“我是这儿的市长
，”不认识的人回答道，他的声音里流露出他对自己这个高贵职位的深切感觉，“请您原谅，我在恭候副大臣随时驾临，可是这儿政治犯却在街上散步。那个宪兵真是一个蠢驴！”
“请您向宪兵本人讲好不好？”
“不是向他讲，我要逮捕他，我要命令打他一百下棍子，另外派一个警察送您去。”
我并不等他把话讲完，便向他点了点头，连忙走回驿站去了。我在窗里可以听见他在对宪兵发脾气，进行种种威胁。宪兵在道歉，不过看来并不怎么害怕。三四分钟以后他们一起走了进来，我朝窗口坐着，并不去看他们。
我听见市长问宪兵的话，马上猜出来他很想知道我因为什么罪名、为什么而且怎样遭到流放。我坚决地不做声。市长便对我和宪兵两人信口谈起来，不知道他到底向谁说话：
“没有人愿意设身处地替我们想一想。难道我就高兴咒骂大兵、叫一个我一生从没有见过的人不痛快吗？这是职责啊！市长是城市的当家人。不论发生了什么事情，都由我负责；要是地方金库给盗窃了，——我有罪；礼拜堂烧掉了，——我有罪；街上醉鬼多了——我有罪；要是酒喝得少了——我也有罪，”（这后一句话很使他高兴，他用了更加愉快的语调讲下去。）“幸而您遇到了我，不然，您要是遇到了大臣，您这样走来走去，他会问：‘怎么，政治犯出来散步？！把市长交法庭审判’……”
后来我对他的辩才感到厌烦了，就掉转脸对他说：
“您尽管按照您的职责去做吧，不过我请求您不要教训我了。我听您讲话的口气，知道您在等着我向您鞠躬求情。可是我并没有向陌生人鞠躬哀求的习惯。”
市长显得很窘。
我记得某某人常说：“我们这儿全是这样，谁先开头威吓、叫嚷，谁就占上风。您同官长讲话，要是您让他提高声音，您就完了；他听见自己的吼声，就变成了一只野兽。要是您听见他说出第一句粗话，就吼起来，他一定会害怕，会让步，他会想您是个性格刚强的人，对这种人不好太惹他生气。”
市长差了宪兵去问马的事情，便转身对我用道歉的口气说：
“我这样做是为了那个大兵的缘故，您不知道我们的大兵是什么样子，——对他们不可以有一点点姑息，不过请相信我，我能够识别人——请允许我问您是什么样的不幸遭遇……”
“我们的审讯结束的时候，禁止我们讲出去。”
“既然那样……当然……我不敢……”市长的眼光里表示出来好奇心还在折磨他。他不作声了。
“我有一个远亲，他在彼得保罗要塞里坐了大约一年牢，您知道，我，也有这种关系，——对不起，这件事我一直在耽心，您好像还在生气？我是个军人，严格，习惯了职务；我十七岁就到团里服役，我性子急，可是过了一会就完全忘记了。我不会碰您那个宪兵，让他见鬼去吧……”
宪兵走了进来，报告说，马从牧场赶来，一个小时内到不了。
市长告诉他，由于我替他讲情，他饶恕了他；然后他又对我说：
“为了表示您并不生气，您不会拒绝我的邀请吧，——我的住处离这儿只有两座房子；请允许我邀请您吃一顿便饭。”
这是很可笑的事情：我同市长遇见以后居然到他家里去吃他的干咸鱼脊肉和他的鱼子酱，喝他的伏特加和马德拉酒。
他显得非常殷勤，居然把他家里的一切事情全告诉了我，连他妻子害了七年的病也讲了。吃过饭以后他带着得意的高兴从桌子上放的一只高脚盆里拿出一封信递给我，让我读他儿子写的一首“诗”，这首“诗”在武备中学课堂考试中得到当众朗读的奖励。他对我做出这样完全信任的表示以后，就巧妙地绕个弯间接地问起了我的案件。这一次我多多少少地满足了他。
这位市长使我想起了我们的朋友史
〔迁普金〕
经常讲的那个县法院秘书的故事。“九个县警察局局长都换了，可是秘书一直待下来，照常地管县里的事情。”
“您是怎样跟所有这些人搞好关系的？”史 〔迁普金〕 问他。
“先生，没有什么，靠上帝帮忙，我们勉强对付过去了。有的起初爱发脾气，蹬蹬前蹄，跺跺后蹄，大声叫嚷，乱骂一阵，说是要把我一脚踢开，又说要上报省长——好吧，您知道，我们究竟是下级，只好不声不响，可是心里在想：等着吧，他会吃苦头的！这不过是头一回给他们套上辔头！果然，你瞧，往后他们 拉车跑得挺不错 ！”
……我们到达喀山，正是在伏尔加河春天发大水的时候；从乌斯隆到喀山的整段路程我们都不得不坐平底船，——十五里或者更多一些的路给河水淹没了。这是一个阴雨天。摆渡停了，许多大车和各种车子等在岸上。
宪兵到驿站长那里去要一只平底船。驿站长不乐意地给了他一只船，对他说还是等一等好，现在过河并不安全。宪兵急着要走，因为他喝醉了，而且他还想显示自己的权力。
他们把我的马车放在一艘小小的平底船上，我们就离了岸。风似乎平静了；半个小时以后鞑靼人张起了帆，突然间平静了的风暴又厉害起来。一种巨大的力量把我们的船推向前面，我们碰到一段木头，在木头上狠狠地撞了一下，这只破旧的渡船给撞坏了，水漫上了甲板。情况很不好；不过鞑靼人居然把平底船弄到了浅滩上。
一只商人的平底货船过来了；我们向它叫唤，要他们派一只小船来；拉船的人听见了我们的叫唤，可是什么也不管就过去了。
一个农民带了老婆坐着一只小小的独木船来了，问我们出了什么事情，他说：“嗯，那有什么。得啦，堵住洞眼，求上帝保佑，高高兴兴地赶路。愁眉苦脸地待在这儿干吗？难怪你是个鞑靼人，所以你一点办法也没有。”他说着就爬上了平底船。
鞑靼人的确非常惊慌。首先，水淹到睡着了的宪兵身上的时候，宪兵跳起来，立刻动手打鞑靼人。其次，平底船是公家的财产，鞑靼人不停地说：
“它就要沉下去了，我怎么办！我怎么办！”
我安慰他说，要是船沉下去，他会同船一起沉下去的。
“老爷，我沉下去，那倒很好，不过如果我沉不下去，怎么办？”他答道。
那个农民和工人们用各种各样东西堵住了洞眼。农民又用斧头敲敲打打，把一小块木板钉了上去；然后他齐腰泡在水里同别的人一起把平底船拖下了浅滩，我们很快地就驶进伏尔加河道里了。水势很猛。风和雨夹雪抽打着脸，寒冷彻骨，可是不久伊凡雷帝
的铜像就从雾和急流中现了出来。看起来危险已经过去了，然而鞑靼人忽然用凄惨的声音叫起来：“漏水，漏水！”事实上水已经从先前堵住的洞眼里很猛地涌了进来。我们正在河的当中，平底船动得越来越慢，可以预料到船就要完全沉下去了。鞑靼人脱下帽子在祷告。我的随从
吓得不得了，哭着说：
“永别了，我的好妈妈，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宪兵在骂人，他赌咒发誓到岸上以后要把他们统统痛打一顿。
起初我也害怕，而且风和雨又增加了一些混乱和惊慌。但是我一想到
我任何事情也没有做
就死去，这未免太荒谬了，我这种年轻人的“Quid timeas，Caesarem vehis！
〔拉丁语：你怕什么呢，你载着恺撒！〕
”
占了上风，我镇静地等待着最后的结局，我相信我不会死在乌斯隆到喀山的路上。生活后来使我们丢开了这种高傲的自信，而且为这种自信惩罚了我们；这就是为什么年轻人勇敢、又富于英雄气概，而上了年纪的人却小心谨慎、很难勇往直前。
……一刻钟以后我们就上了岸在喀山的内墙边，一身湿透了，冷得打颤。我见到头一个酒馆，便进去喝了一杯烈性酒，吃了一份煎蛋，然后到邮局去。
在村子或者小城市里，驿站长那里总有一间供旅客留宿的屋子。而在大城市里大家都住在旅馆里面，站长那里就没有给旅客预备的房间了。我给带到邮局办公室。驿站长给我看他的屋子；屋子里有女人和小孩，还有一个生病的老人躺在床上——简直找不到一个给我换衣服的角落。我给宪兵队将军写了一封信，要求随便拨一间屋子给我，我可以取暖并且烘干衣服。
过了一个小时宪兵回来了，他说阿卜拉克辛伯爵下了命令拨给我一个房间。我等了大约两个小时，并没有人来，我又要宪兵去问。他带回来的答复是，将军下令叫波尔上校拨给我房间，波尔上校正在贵族俱乐部里打牌，因此不可能在明天之前有房间。
这是野蛮的行为，我给阿卜拉克辛伯爵写了第二封信，要求他立刻把我送走，我说这样我可以在下一站找到一个休息地方。伯爵大人安寝了，信要留到明天早晨。丝毫没有办法；我脱掉湿衣，用“上级”
的军大衣裹住身子，在邮局办公室的桌子上面躺下来；我拿了一本厚书，再放点内衣在上面当作枕头。
第二天早晨，我差人买早饭。邮局的职员已经上班了。庶务官
要我注意在办公地点吃早饭实在不好，还说他个人并不在乎，不过邮局局长会不高兴。
我开玩笑地回答道，有权出去的人才可以给赶出去，没有权出去的人，就不得不在他被拘留的地方吃、喝……
第二天阿卜拉克辛伯爵允许我在喀山停留三天，并且住在旅馆里面。
我同宪兵在城里逛了这三天。遮着脸的鞑靼女人、她们的颧骨突出的丈夫、同东正教礼拜堂靠近的伊斯兰教的清真寺，——这一切使人想到亚洲和东方。在弗拉基米尔，在尼日尼，人有一种接近莫斯科的感觉，在这里却感觉到离莫斯科远了。
……到了彼尔姆我就直接给带到省长
那里。他正在举行一个盛大的招待会：他的女儿当天同一位军官结婚。他请我一定参加，我只好穿着满是泥土、尘埃的旅行短上衣
在整个彼尔姆上流社会中露面了。省长讲了各种各样的废话，还禁止我同波兰流放人来往，他叫我过了几天去见他，他说那个时候他会给我在省长公署找个工作。
这个省长是小俄罗斯人，他并不压迫流放人，一般地说他是一个温和的人。他是在悄悄地积攒钱财；就像一只田鼠让人看不见地在地底下打洞那样，他一点一点地贮存起食物来准备在困难日子使用。
他为了某种莫名其妙的监督和纪律的想法，命令在彼尔姆的所有的流放人每个星期六早晨十点钟去见他。他衔着烟斗出来，手里拿一份名单，查对是否都到齐了，倘使有人缺席，就派警官去查明原因，他几乎对谁也不讲话，就把我们打发走了。我就是这样地在他的客厅里认识了所有的波兰流放人，本来他警告过我不得同他们来往。
我到达的第二天宪兵走了，在我被捕以后我第一次获得自由。
自由……在西伯利亚边境一个小城里面，没有一点经验，对我应当在其中生活的环境一点也不了解。
我从育儿室到大学教室，从大学教室到朋友的小圈子，——都是理论、梦想、自己的亲友，没有一点实际的社会关系。然后是监狱，于是一切便沉淀下来。我实际接触生活还是在这里、在乌拉尔山附近开始的。
马上开始了这种生活；我到后第二天同省长公署的一个守卫一起去找房子；他把我引到一所大的平房。不管我怎样对他解释我找的是很小的房子，或者更合适些，只是房子的一部分，他还是固执地要我进去。
房东太太让我坐在长沙发上；她听说我从莫斯科来，就问我在莫斯科见到卡布利特先生没有。我对她说我从没有听见过这样的姓。
“你怎么会呢？”老太太说，“我是说卡布利特，”她讲了他的名字和父名，“得啦吧，少爷，他做过我们的副省长！”
“我坐过九个月的牢，可能因此没有听到他的名字。”我带笑说。
“ 大概 是这样吧。那么你，少爷，要租这所房子？”
“我嫌它大，太大了，我对这个老总讲过。”
“宽敞一点，不是负担呀。”
“话是这样说，不过房子宽敞，您要的钱就多了。”
“啊，好少爷，谁跟你讲过我的价钱，我还没有开口呢。”
“不过我明白这样一座房子一定不便宜。”
“你出多少钱？”
我为了摆脱她的纠缠，就说我至多出三百五十个纸卢布。
“哦，这就很好；叫他把你的东西搬来吧，小伙子，你喝一杯腾涅立夫
葡萄酒。”
在我看来她的价钱低得出奇，我租下了这座房子；我打算走的时候，她叫住了我。
“我忘记问你：你要自己养牛吗？”
“对不起，我不养。”我答道，她这句问话差点叫我感到受了侮辱。
“好吧，那么我给你送鲜奶油来。”
我走了，一路上惊恐地想我是在什么地方，我又算是什么，别人怎么会以为我能够自己养牛呢？
然而我还来不及熟悉我的环境，省长就通知我，要把我送到维亚特卡去，
因为另一个指定到维亚特卡的流放人
要求转到彼尔姆来，他有亲戚在彼尔姆。省长要我第二天就动身。这是不可能的；我以为自己要在彼尔姆待一个时期，就买了各种各样的东西，现在哪怕半价卖出去也行。省长支支吾吾地作了种种答复之后，允许我待两个整天，不过要我保证我不想方设法同别的流放人见面。
我准备第二天卖掉我的马和各种没有用的东西，警察局长
突然带着要我二十四小时内出发的命令来了。我对他说明省长已经准我延期。警察局长把公文拿给我看，上面明明指定他在二十四小时内把我送走。公文是同一天签署的，因此就是在他同我谈过话以后发出的。
“哈，”警察局长说，“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我们这位英雄想把责任推到我的身上。”
“我们去揭穿它。”
“我们去！”
省长说他忘记了答应我延期的事。警察局长狡猾地问他要不要把公文改写过。
“值得费事吗！”省长干脆地说。
“把他捉住了，”警察局长高兴地擦着手对我说……“这个耍笔杆的官僚！”
彼尔姆警察局长属于军人做文官的一种特殊的典型。这些人在军队里运气好，没有碰到一下刺刀，也没有遇到一颗子弹，因此就给安排在市长、 〔警察局长〕 、庶务官这类的职位上。
他们在团里多少染上了一点心直口快的脾气，记住了各种关于荣誉不可侵犯和光明正大的警句，还有对搞文牍、耍笔杆的人的刻薄的嘲笑。他们中间年纪轻的还读过马尔林斯基
和扎戈斯金
的作品，能背诵《沃依纳罗夫斯基》
和《高加索俘虏》
的开头部分，经常引用他们反复吟诵的诗句。例如看见人抽烟他们就说：
琥珀烟嘴在他的唇边冒烟。
他们毫无例外都深切地痛感到他们的职位比他们的才干低得多，只是由于贫穷他们才不得不待在这个“耍笔杆的圈子”里面，要不是因为穷，要不是因为受了伤，他们就会指挥军团，或者充当高级副官。每个人都会举一个他过去老同事的非常突出的例子，说：
“您知道——克列依次或者利季盖尔和我同时提升为骑兵少尉的。我们住在一个房间里。我们彼此称呼彼得鲁希卡，阿略沙，——不过您瞧，我不是德国人，我又完全没有后台——所以我只好做个岗警。您想，有我们这样思想的正直的人来担任警察职务是轻巧、容易的事吗？”
他们的老婆叫苦叫得更厉害，借口说在莫斯科的母亲或者姑母生病想同她们见最后一面，每年提心吊胆地赶到莫斯科去把一点钱存进钱庄。
他们就这样只顾自己地生活了十五年。丈夫怨命，鞭打警察，拳打小市民，在省长面前卑躬屈节，包庇小偷，盗窃文件，引用《巴赫契萨拉依喷泉》中的诗句。老婆也怨命，埋怨外省生活，世界上的东西不管什么都要，向申请人和商店搜刮钱财，喜欢有月亮的夜晚，她称之为“月明之夜”。
我在这里作这样的评论，因为我起初受了这些先生的骗，真的相信他们比别人好些，事实上完全不是这样。……
我从彼尔姆只带走一样对我很珍贵的个人的回忆。
在省长某一次查点流放人的时候，一个波兰天主教教士邀请我到他那里去。我在他家里见到几个波兰人。其中有一个一声不响地坐着，沉思地抽一支小烟斗。他的整个面貌上都露出来苦恼，没有出路的苦恼。他有点驼背，甚至腰也有点歪斜，他的脸型是属于那种不规则的波兰—立陶宛类型，这类型起初使人吃惊，后来却吸引人；最伟大的波兰人法德依·柯斯秋什科就有这样的面貌。这个波兰人采哈诺维奇
的衣服叫人看出来他非常穷。
过了几天我沿着那条彼尔姆城边界上的荒凉的林阴大道散步；是在五月的下半月，嫩叶已经展开，桦树正在开花（我记得整条林阴大道上种的都是桦树），路上没有一个人。我们的外省人不喜欢 毫无目的 的散步。我信步走了好久，后来终于看见在林阴大道的另一边，就是在田野上，有一个人在采集植物标本或者只是采摘这个地区生长的色彩单调而又数目不多的花。他抬起头来，我认出了采哈诺维奇，便朝他走过去。
以后我见到了很多波兰事件的受难者；在波兰斗争中殉道者是非常多的——采哈诺维奇便是头一个。他对我讲起那些穿着高级副官制服的刽子手怎样迫害他们（那些刽子手就是杀气腾腾的冬宫暴君实行屠杀的工具），听了他的叙述，我觉得我们的痛苦、我们的监牢和我们的审讯简直不足道了。
当时在维尔纳
站在胜利的敌人一边的
长官就是著名的叛徒穆拉维约夫
，他发表了这个历史“名言”而使自己遗臭万年，他说“他不是在受绞刑的穆拉维约夫中间，而是在
绞死人的
穆拉维约夫里面”。在尼古拉的狭隘的、记仇的眼光看来，脾气暴躁的野心家和残酷无情的人是最有用的，至少是最讨人喜欢的。
那些坐在刑讯室里拷问密使
（和密使的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的将军对待犯人，就像自己是一个毫无教养、毫无礼貌的恶棍，而同时又十分明白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受到尼古拉的军大衣的保护，那件军大衣是浸透了波兰殉道者的鲜血和波兰母亲的眼泪的。……整个人民的这个
受难周
还等待着他们自己的路加或者马太
。……不过
他们
应该知道：刽子手将一个接一个地给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并在柱子上留下他们的臭名。这将是和一八一二年的统帅画廊
配对的尼古拉时期的肖像画廊。
穆拉维约夫对犯人讲话总是不客气地称呼“你”，并且用下流的粗话骂他们。有一次他大发脾气，走到采哈诺维奇面前，想抓他的胸口，也许还想打他，——他遇到了这个戴镣铐的犯人的眼光，感到狼狈，就换了讲话的口气。
我猜得到他当时的眼光是什么样子：采哈诺维奇在事情过了三年对我谈起这个故事的时候，他的眼睛还发射光芒，他额上和歪扭的脖子上的血管也鼓胀起来。
“您戴着镣铐能够做什么呢？”
“我可以用牙齿咬烂他，我可以用我的头盖骨，用我的镣铐打死他。”他声音打颤地说。
采哈诺维奇起初给流放到威尔霍土利耶，
这是彼尔姆省里一个最远的城市，在乌拉尔山中间，经常积雪很深，远离所有的公路，一到冬天几乎同外界完全隔绝。不用说，住在威尔霍土利耶比住在鄂木斯克或者克拉斯诺雅尔斯克
更坏。采哈诺维奇十分孤寂，就专心研究博物学，采集乌拉尔山的稀少植物的标本，最后他得到了许可移居到彼尔姆市；对他说来，处境是改善多了：他又听到人讲他本国的语言，遇见他的患难朋友了。他留在立陶宛的妻子写信给他说她动身
从维尔纳省步行
来找他。……他在等她。
我这样意外地给转移到维亚特卡的时候，我去向采哈诺维奇告别。他住的那间小屋子里几乎没有什么陈设；一只又小又旧的箱子放在一张简陋的床旁边，一张木桌和一把椅子，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具了，——这使我想起了我在克鲁季次兵营里的牢房。
我离开的消息使他难过，不过他已经十分习惯于挫折了，所以过了一分钟他便露出差不多是开朗的笑容说：
“这就是我喜欢大自然的原因：一个人不管到哪里，总不能把大自然从他身边抢走。”
我想留一样东西给他作纪念，就把衬衫上的小领扣取下来请他收下。
“它跟我的衬衫不相称，”他对我说，“不过我要把您的领扣一直保存到最后一天，我入土的时候还要戴上它。”
随后他就不作声在想什么，突然间他翻起箱子来。他找到一只小口袋，从里面拉出一根样式特别的小铁链，拉下几个链环，拿给我，一面说：
“这根链条对我非常珍贵，我某一个时期最神圣的纪念是同它连在一起的；我并不送给您整个链条，请您收下这些链环。我从未想到我这个从立陶宛来的流放人会把它们送给一个俄罗斯的流放人。”
我同他拥抱，告别。
“您什么时候动身？”他问道。
“明天早晨，不过我不来叫您了；有一个宪兵一直等在我的住处。”
“那么祝您一路平安；祝愿您比我幸运些。”
第二天早晨九点钟警察局长就来到我的住处，催我动身。彼尔姆的宪兵
比克鲁季次的宪兵温和得多，他忙着弄马车，并不掩饰他的高兴，因为可以在三百五十里路上大喝其酒。一切都准备好了；我无意中朝街上看了一眼，——采哈诺维奇正走过。我跑到窗口。
“好，谢谢上帝，”他说，“这是我第四次走过了，我想哪怕是远远地跟您告别，可是您总是没有看见。”
我含着满眼的泪水感谢他。这种温情的、女性般的关怀深深地感动了我；要是没有这次的遇见，我在彼尔姆就毫无可以留恋的了！
……我离开彼尔姆的第二天，从大清早就下起了不停的大雨，这是林区常有的情况，而且下了一个整天；两点钟光景我们到了维亚特卡的一个很穷的村子。驿站并没有房屋。沃恰克人
（他们是文盲）执行站长的职务，打开驿马使用证，查看上面盖的是一个印或者是两个印，嚷着：“走吧，走吧！”把马套在车上，不用说做得比有站长的地方快一倍。我想烤干衣服，让身体暖和些，吃点东西。彼尔姆的宪兵同意我的建议休息一两个小时。这是我们到达村子以前决定的。等到我走进这间不通风的、没有烟囱的小屋，我才明白在这里绝不可能弄到任何东西，而且五里以内连一家小酒馆也没有，我很后悔，正打算要求套马。
我正在考虑走还是不走的时候，一个兵走了进来，向我报告押解站的军官叫他来请我去喝茶。
“很高兴。你的长官在哪儿？”
“就在附近的小屋里，阁下。”这个兵做了一个从左面“ 向 后——转”大家熟悉的动作。
我跟在他后面。
一个中年以上的身材短小的军官，他的脸上还留着无数的焦虑、种种生活上的操心和对长官的畏惧等等的痕迹，他带着由于十分寂寞无聊而产生的亲热来迎接我。他是这一类不大聪明的、好心肠的老军人：他们干了二十五年的苦差使，没有牢骚，也得不到提升，就像老马拖车那样，它们大概认为它们的职责就是从大清早起给套上缰绳去拉什么东西。
“您带什么人，到哪儿去？”
“您不用问，真叫人痛心；好吧，反正我的上司们已经全知道了，我们的任务是执行命令，我们没有责任；不过从人道方面看来，这是不体面的。”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您瞧，他们弄来了一群倒楣的八九岁的犹太小孩儿。究竟送他们到海军去或者去别处——我不知道。起初的命令是把他们 赶到彼尔姆 ， 随后又有了改变 —— 我们赶他们到喀山 。我押送他们走了百多里路。移交他们的那个军官说：‘真够倒楣，三分之一在路上留下来了。’”（军官指了指地下。）“准有一半人走不到目的地。”他补充说。
“是不是有什么瘟疫？”我十分激动地问道。
“不，不是瘟疫，不过还是像苍蝇一样地死掉。您知道犹太小孩儿身体差又虚弱，就像一只给剥了皮的猫，他们不习惯在泥路上一天走十个小时，吃干面包……而且是在陌生人中间，没有父亲，没有母亲，也没有人疼他们；好吧，就咳嗽，咳嗽——咳进了坟墓。劳您驾，请问，这对他们什么用处？他们拿这些小孩儿来干什么呢？”
我没有作声。
“您什么时候动身？”
“早就该动身，可是雨下得太大了……喂，你公家的人
，叫小孩儿们集合！”
他们把小孩们带来排成整齐的队伍：这是我从未见过的最可怕的景象，——这些可怜的、可怜的孩子！十二三岁的小孩也许勉强受得了，可是八九岁的孩子……没有一支画笔绘得出这样可怕的情景。
他们脸色惨白，十分疲劳，带着惊慌的样子站在那里，穿着不合身的、领子竖起来的兵士厚大衣，用可怜的、无依无靠的眼光呆呆地望着当地驻军的兵士，那些兵正在粗暴地整顿他们的队形。苍白的嘴唇、眼睛底下的蓝圈——这说明他们在发寒热或者发冷。这些有病的孩子没有人照料，没有人爱护，让北冰洋吹过来的寒风无情地吹打，他们正在走向坟墓。
同时请注意，护送他们的是一个和善的军官，他显然可怜这些小孩。然而倘使他们碰到的是一个军事政治的管家人，又怎样呢？
我握着军官的手，说了一句：“请小心照顾他们。”就连忙钻进了马车；我想大哭一场，我控制不住自己了。……
在尼古拉残暴的、声名狼藉的统治时期的档案署里面偷偷地埋葬了多少骇人听闻的罪行啊！我们已经习惯了它们，每天都有人犯下这些罪行，好像它们没有什么不对，也没有人注意它们，听任它们消失在可怕的远方，静悄悄地腐烂在无声无息的官厅的泥沼里头，或者让检查制度把它们包藏起来。
我们不是亲眼看见七个从普斯科夫
来的饥饿的农民吗？他们被迫迁移到托包尔斯克省去，没有东西吃，也没有过夜的住处，待在莫斯科的特威尔广场上，一直待到德·瓦·戈里曾公爵
下令由他自己出钱收养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