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侦讯——大戈里曾——小戈里曾——斯塔阿尔将军——索科洛夫斯基——判决

……然而我们的 案子 究竟怎样了呢，侦讯和审判究竟怎样了呢？

新的委员会的工作进行得并不比旧的委员会顺利。警察已经监视我们好久了，然而他们没有耐心，又很着急，不能等到适当时机找到借口，却干了蠢事。他们派了一个叫做斯卡里雅特卡的退伍军官来把我们诱进圈套，以便揭发我们；他同我们圈子里的人几乎全认识了，可是我们很快就觉察出来他是什么样的人，跟他疏远了。其他的年轻人，大多数是大学生，却并不是这样小心，然而这些 年轻人 同我们并没有任何正式的关系。

有一个大学生 念完了大学的课程，在一八三四年六月二十四日邀请他的朋友们吃一顿饭。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参加宴会，的确没有一个人 接到邀请 。这些年轻人酒喝得太多，胡闹起哄，跳起玛组卡舞 来，还合唱了索科洛夫斯基 的那首有名的歌：

俄国皇帝

升了天，

外科医生

划开他的肚皮。

国家在哭，

老百姓都在哭，

丑八怪的康斯坦丁

要来统治我们。

可是在天上的主宰、

至高无上的上帝面前，

我们有福的沙皇

递上了一份呈文。

读了那份申请，

上帝感到怜悯，

就另外派了尼古拉，——

还带着什么什么……下流人。

晚上斯卡里雅特卡 忽然 记起这一天是他的命名日，就讲了他怎样卖了一匹马占了便宜的故事，邀请这些大学生到他家里，答应开一打香槟酒。他们都去了，香槟也拿出来了，主人身子摇摇晃晃，建议大家再唱一次索科洛夫斯基的歌。大家正在唱的时候，门开了，曾斯基带了警察进来。这一切做得既不细致，又愚蠢，而且也不成功。

警察想抓我们，他们寻找表面的口实想把他们早已注意到的五六个人牵连在案件里面——可是他们却只抓到二十个无辜的人。

然而要俄国警察认输是很难的。两个星期以后他们拿我们同宴会案件 有关 的罪名逮捕了我们。 他们在索科洛夫斯基那里搜到沙 〔青〕 的信，在沙 〔青〕 那里搜到奥加略夫的信，在奥加略夫那里搜到我的信，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现。第一次的侦讯失败了。为了保证第二个委员会取得大的成绩，皇上从彼得堡派来最得力的审问官 亚·费·戈里曾。

这种人在我们俄国是不可多得的。他们就是著名的第三厅的头子莫尔德维诺夫 、维尔那的大学校长彼里康 和少数几个做官的波罗的海东部沿海地区的日耳曼人和堕落的波兰人。

然而对这个“宗教法庭” 不幸的是莫斯科要塞司令斯塔阿尔被任命为第一委员。斯塔阿尔是一个直爽的军人和果敢的老将军，他审查案件，发现这件案子里包含了两种彼此不相干的情况：一是宴会案，对这件事应当根据警察法予以处分；二是毫无理由地逮捕了一些人，他们唯一的举得出来的罪名就是一点非公开发表的意见，为了这个审讯他们，既困难又显得荒唐可笑。

小戈里曾不满意斯塔阿尔的看法。他们争论得很厉害；老军人发了脾气，用他的军刀打着地板，说：

“您与其毁掉别人，不如上个呈文请求关闭所有的学校和大学；这样会警告别的不幸的年轻人；——话又说回来，您要怎么干都由您，不过您得撇开我去干；我以后绝不再到委员会来。”

老人说完这番话就匆匆走出了大厅。

皇上当天就知道了这件事情。

早晨要塞司令带着报告去见皇上，皇上问他为什么不愿意出席委员会；斯塔阿尔说明了原因。

“真瞎扯！”皇帝说，“同戈里曾吵架，真不害臊！我希望你还是像先前那样出席委员会。”

“陛下，”斯塔阿尔答道，“请顾惜我满头的白发吧，我活到这样的年纪从没有沾上一点污点。我的耿耿忠心陛下是知道的，我的血、我的余生都属于陛下。然而这件事关系到我的荣誉——委员会里做的事情是违反我的良心的。”

皇上皱起了眉头，斯塔阿尔鞠躬退了出去，从此他就没有再出席过委员会。

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是无可怀疑的，它很可以说明尼古拉 〔一世〕 的性格。他怎么不会想到，既然这个他不能不尊敬的人、一个果敢的军人、一个有功勋的老人这样坚决地要求顾惜他的荣誉，那么案情不是完全明白了吗？他本来应当把戈里曾叫来，命令斯塔阿尔当着戈里曾的面说明案情。他并不这样做，却下令把我们严加看管。

斯塔阿尔去了以后，委员会里就只剩下一些仇视被告的人了，主持人是一个头脑简单的老人，谢·米·戈里曾公爵，他在案子进行了九个月以后还是像案子开始以前九个月那样一无所知。他保持着威严的沉默，很少讲话，在审问结束的时候，他总是问一句：

“ 可以 让他走了吗？”

“可以。”小戈里曾回答道，大戈里曾就威严地对犯人说：

“走吧。”

对我的第一次审问进行了四个小时。

问话分两类。第一类问话的目的是要发现像小戈里曾和军事法庭检察官奥兰斯基所说的那种“充满非常有害的圣西门学说的革命主张，和违反政府精神”的思想方式。

这些问题是容易回答的，而且它们也不算是什么问题。在搜去的文件和书信里意见表示得相当清楚。本来问题只牵涉到具体事实：这个人是不是写过这种话。委员会却认为有必要在写过的每句话上面加如下的问话：“您信中的下述词句如何解释？”

不消说，这是用不着解释的；我写了空洞、含糊的句子来回答。那个军事法庭检察官在一封信上发现了这段话：“所有的宪章都不会产生什么结果，这是老爷和奴隶之间的合同；问题不是在使奴隶过得好一点，而是在于不要有奴隶。” 要我解释这段话的意思，这时候，我就说我认为我没有替立宪政府辩护的义务，还说，要是我替立宪政府辩护，这又会成为我的罪名。

“对立宪政体的攻击可能来自两方面，”小戈里曾用他那神经质的、发咝咝音的声音说，“您并不是从君主制的观点来攻击它，否则您就不会谈到 奴隶 了。”

“在这一点上我同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一块儿犯了错误，她下过命令不许把她的臣民称为 奴隶 。”

小戈里曾让我这个讽刺的回答气得喘不上气来，他对我说：

“您大概以为我们聚在这里是为了进行学究式的辩论，您是在大学里做学位论文的答辩吧？”

“那么您要求解释有什么目的呢？”

“看来您假装好像您不明白对您要求的是什么。”

“我不明白。”

“ 他们全都 很顽固。”主任大戈里曾插了一句，他耸了耸肩头，看看宪兵上校舒宾斯基。我笑了笑。

“同奥加略夫一样。”和善的主任继续说。

接着便是暂停。委员会是在谢尔盖·米哈依洛维奇公爵 的图书室里进行审讯的；我转过身朝着书架，看架上的图书。这些书中间有一部多卷本的圣西门公爵回忆录 。

“您看，”我转脸向着主任说，“多不公平啊！我因为圣西门主义受审讯，可是您，公爵，您却收藏了他的二十卷著作！”

这个和善的老人从来不读书，仓猝间他回答不出来。然而小戈里曾用他那狠毒的眼睛瞅了我一眼，问道：

“难道您看不出来这是路易十四时期的圣西门公爵的《回忆录》吗？”

主任笑了笑，对我点了一下头，意思是：“老弟，你搞错了，是吗？”然后说：

“您走吧。”

我走到门口的时候，听见主任问道：

“就是他写了您刚才给我看的那篇论彼得一世的文章 吗？”

“他。”舒宾斯基答道。

我站住了一会。

“Il a　des　moyens. 〔法语：他有才能。〕 ”主任说。

“这更坏。毒药在聪明人手里更危险，”审问官 插嘴说，“一个十分有害的、完全不可救药的年轻人……”

对我的判决就在这句话上面。

再顺便提一下圣西门，警察局长去抄奥加略夫的信件和图书的时候，他把一本梯也尔 的《法国革命史》放在一边，接着他又找到一本……又是第三本……一直到第八本。最后他忍不住了，说：“上帝啊！革命的书这么多……又是一本。”他把居维叶的 Sur　les　révolutions　du　glode　terrestre 〔法语：《关于地球激变》的〕 演讲交给警察长。

第二类问话更加复杂。其中各种警察的狡猾手段和侦讯的花招都使用了，为着把一个人弄糊涂，把他拉进圈套，使他自相矛盾。诱供和各种精神上的折磨都用过了。不值得在这里讲述它们，我只消说，尽管他们在我们四个人 中间使尽了阴谋诡计，却无法逼我们 任何一个讲出需要对质的口供 。

我收到了最后的问题以后，一个人坐在我们写答词的那个小房间里。门忽然开了，小戈里曾带着忧郁的、焦虑的面容走了进来。

“我在您写完供词以前，”他说，“来同您谈谈。先父同令尊长时间的交谊使我对您特别关心。您年轻，您还有前程；因此您必须从这个案件脱身出来……幸而这是您办得到的。令尊十分关心您这次被捕的事，他一心盼望您能获释；谢尔盖·米哈依洛维奇公爵同我刚刚谈过这件事，我们的确准备尽力设法；但是请您协助我们。”

我看出了他这番话的用意，我的血冲上头来，我恼怒地咬我的笔。

他继续说下去：

“您正在走一条直接通到服兵役 、或者到要塞单人牢房去的路，半路上您就会逼死令尊的；他看见您穿上兵士的灰大衣，连一天也不会活下去。”

我想讲话，可是他不让我说。

“我知道您要讲些什么。您耐心点。您图谋反对政府，这是明显的事实。您要得到陛下的宽恕，就必须拿出您悔过的证据来。您很顽固，您的答词都是不老实的，您由于顾全面子，保护了那些我们比您更了解的人， 那些并不像您这样谦虚文雅的人 ； 您帮不了他们的忙，可是他们要把您拉下去，跟他们一块儿完蛋。您给委员会写封信来，简单地、坦率地说，您承认自己的罪行，说您由于年轻人的狂热走上了歧路， 招出 那些把您引上歧路的不幸的堕落的人。……您是不是愿意用这样轻易的代价赎回您的前程呢？挽救令尊的性命呢？”

“我什么也不知道，而且在我的供词上也不要补充一个字。”我答道。

戈里曾站起来用干巴巴的声音说：

“啊，那么您不愿意，——这就怪不得我们了！”

审讯就这样地结束了。

一八三五年一月或者二月我最后一次到委员会去受审讯。我是给带去重读我的答词，我可以随意补充，最后在这些答词上面签字。只有舒宾斯基一个人在场。我读完以后对他说：

“我想知道，根据这些问题、根据这些答词可以把一个人判什么罪？您认为我犯了法典的哪一条款？”

“ 帝国法典是为另一种罪行制定的 。”穿浅蓝色制服的上校说。

“这是另一回事。我读完了所有这些书面习题以后，我不能相信它们会构成我的罪名，使我因此坐了六个多月的牢。”

“难道您真的认为我们相信您，说你们并没有 组织 秘密团体吗？”舒宾斯基反问道。

“秘密团体在哪儿呢？”

“这倒是您的幸运，我们没有找到线索，幸而你们还没有能够做出任何事情。我们及时制止了你们，干脆地说，就是我们挽救了你们。”

这又是重复果戈理的《钦差大臣》中铜匠老婆波希列普金娜和她丈夫的故事 了。

我签了字，舒宾斯基就打铃叫人把教士找来。教士进来后就在我的签字下面签了字，证明我的全部供词都是我自愿写的，并不曾施用任何暴力。我用不着说，审讯的时候他并不在场，而且他甚至没有按照手续问我审讯的情况（我那个待在大门外的见证人又来了）。

侦讯结束以后，牢里就管得松了些。家里的人也可以来到要塞司令部领取探监证了。这样又过了两个月。

三月中旬我们的判决批下来了；没有人知道它的内容；有些人说我们会给送到高加索去，另一些人说我们要到博布鲁伊斯克，还有一些人则盼望我们全体得到释放（这是斯塔阿尔的意见，他也单独向皇上呈报了；他建议把我们在押的时间作为处罚）。

最后，在三月二十日我们全体集合在戈里曾公爵家里听宣判。 对我们说来，这是一个盛大的节日。我们被捕以后，这还是头一次见面。

我们吵吵嚷嚷地、愉快地互相拥抱握手，我们站在那里，宪兵队军官和卫戍区的军官在我们四周围成了一条警戒线。这次见面使我们振奋起来，大家问这问那，讲有趣的事没完没了。

索科洛夫斯基也到了，他瘦了些，脸色苍白，然而还是谈笑风生。

《宇宙》、《赫威利》和其他相当好的诗篇的作者索科洛夫斯基赋有很高的诗才，然而豪放的独创性不足，就得靠文化修养，可是他的修养又不很高，不能发展他的才能。他是一个亲切可爱的放荡不羁的人，是一个天生的诗人，完全不是一个搞政治的人。他很有趣，很殷勤，是一个会及时行乐的朋友，一个bon　vivant 〔法语：乐天派〕 ，像我们大家一样，喜欢玩乐一下……也许有一点过分。

索科洛夫斯基从狂欢的宴会无意间落到监牢里来，他的表现非常好，他在监狱里成熟了。委员会中那个军事法庭的检察官是一个在细节方面苛求的人、虔信派教徒、密探，他由于妒忌、贪财和诽谤告密而消瘦、衰老了，他由于对皇室和宗教的一片忠诚不敢理解那首诗最后两行的语法意义，他问索科洛夫斯基：

“这首歌最后那些无礼的话指的是谁？”

“请您相信，”索科洛夫斯基说，“我指的不是沙皇，我要特别请您注意这个 可以使罪行减轻的 情况。”

军事法庭检察官耸了耸肩头，抬起眼睛望天花板，然后默默地朝索科洛夫斯基看了好久，闻了闻鼻烟。

索科洛夫斯基是在彼得堡被捕的，并没有告诉他去什么地方就把他带到莫斯科来了。我们的警察经常开这种玩笑，这是完全不必要的。这是他们的诗才。 世界上没有一种职业会平庸、恶劣到自己不想方设法做得更巧妙、自己不需要乔装打扮和装饰门面的。索科洛夫斯基给径直带到监狱、关在阴暗的牢房里。为什么他给囚禁在监狱里而我们却关在营房里呢？

他随身只有两三件衬衫，再没有别的了。在英国任何一个犯人一进监牢，立刻给带去洗澡，在我们那里却用尽方法防止清洁。

要是哈斯大夫不把自己的一叠内衣给索科洛夫斯基送去，那么他会脏得不得了。

哈斯大夫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怪人。对这个 古怪的疯子 的纪念不应当让那个记述头两等人德行（他们这些德行在他们逝世前从来没有人听说过）的官方讣告的垃圾堆淹没。

他是一个又瘦又小，脸色蜡黄的老人，穿一件黑色燕尾服和一条短短的裤子，还穿着黑色丝袜和带扣的皮鞋，他看起来像是才从十八世纪的什么戏剧里走出来似的。哈斯穿着这身婚丧大事中穿的grand　gala 〔法语：大礼服〕 ，在北纬五十九度的适意的气候，每星期在流放犯出发的时候，就到麻雀山的押解站去。他靠着监狱医生的身份接近他们，他给他们检查身体，经常随身带去满满一篮子的各种东西、食品和各样好吃的东西——核桃、姜饼、橙子、苹果，都是带给女犯人的。这引起了 慈善的 太太们的恼怒，她们害怕慈善行为会给人们带来愉快，害怕会做出不必要的更多的慈善行为使犯人不至于因冻饿死去。

然而哈斯是难说得通的，他温和地听了对他“姑息女犯人的愚蠢行为”的责备以后，擦了擦手，就说：

“亲爱的太太，请您瞧瞧，一块面包，一个铜板，任何人都会给她们，可是糖果或者橙子她们很久都不会看到的，没有人给她们，这是我从您的话里可以推断出来的；因此我带给她们这种愉快，她们很久都不会再有这种愉快的。”

哈斯住在医院里。午饭前有一个病人来找他治病。哈斯给他检查过了，就到书房里去开药方。他回来的时候病人不见了，桌子上放的银餐具也不见了。哈斯唤了守门人来，问他除了病人以外还有什么人进来过没有。守门人猜到了这种情况，马上跑了出去，一分钟以后就带着银匙和病人回来，他得到院里另一个看守兵的帮助把病人拦住了。这个骗子跪下来向大夫求饶。哈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你去找警察长来，”他对一个守门人说，对另一个又说：“你马上去叫录事来。”

守门人很满意这次的发现、胜利和在这件事情上他们出的一份力，他们就跑出去了，哈斯却趁他们不在的时候对小偷说：

“你是个虚伪的人，你骗我，想偷我的东西，上帝会审判你……现在趁兵还没有回来，赶快从后门跑掉……不过，等一下，也许你一个钱也没有，——这儿有半个卢布；可是你要努力改好你的灵魂；——岗警躲得开，上帝是躲不开的！”

在这一点连他家里的人也反对他。然而这个无法改变的大夫却有他自己的意见：

“偷窃是大坏事；不过我知道警察，我知道他们怎样拷问小偷，他们要审问他，要打他；把别人送去挨打，这是坏得多的坏事；而且谁知道——也许我这样做倒会打动他的心！”

他家里的人摇摇头，说：“Er　hat　einen　Raptus.” 〔德语：他是一个性情古怪的人。〕 慈善的太太们说：“C'est　un　brave　homme，mais　ce　n'est　pas tout à fait　en　règle　là． 〔法语：这是一个好人，不过他这儿并不很正常。〕 ”她们指了指前额。可是哈斯擦擦手，还是按他自己的心愿办事。

……索科洛夫斯基刚刚讲完他那些故事，其他的几个人就同时讲起他们的事情来；好像我们都是经过长途旅行回来似的，问询、笑谈、俏皮话没完没了。

沙 〔青〕 在肉体上吃的苦头比别人多；他很瘦，而且一部分头发脱落了。他在坦包夫省他母亲的村子里得到我们被捕的消息，自己马上动身去莫斯科，免得宪兵到村子里来惊动他的母亲，他在路上受了寒，到家时发着高烧。警察来抓他的时候，他还躺在床上，不能把他带到警察分局去。他们将他作为留家逮捕，派了一个警察兵在寝室门的内侧看守他，警察长则守在床前充当 男护士 ；这样病人在昏迷以后清醒过来，就会遇到一个人的 审讯的 眼光，或者另一个人枯瘦的嘴脸。

冬天开始的时候他给搬到列福尔托夫斯基医院； 医院里本来并没有空的、 秘密的 、给犯人用的单人病房；然而这种小事用不着考虑；找到了一个 没有火炉的 用屏风隔出来的角落，——就把病人安置在这个南面的阳台，还派了一个哨兵看守他。这个石头的贮藏室里面冬天的气温怎样，可以根据下面这个事实判断：夜里哨兵受不了那种严寒，就到走廊上炉前烤火，要求沙 〔青〕 不要对值班的讲。

医院当局自己也看出来在这样接近北极的地方不可能有热带的气温；他们就把沙 〔青〕 搬到摩擦冻僵病人 的病房的隔壁去。

我们还来不及讲到和听到我们大家的奇怪经历的一半，副官们就突然忙乱起来，卫戍区的军官们连忙立正，警察们也整装肃立；门庄严地打开了，身材瘦小的谢尔盖·米哈依洛维奇·戈里曾公爵en　grande　tenue 〔法语：穿着大礼服〕 ，肩上挂着绶带，走了进来；曾斯基穿着御前侍从的制服，连军事法庭检察官奥兰斯基也穿上了一种为着喜庆事情穿的浅绿色军便服。不用说，要塞司令没有来。

这个时候吵闹和笑声响得实在厉害，检察官威严地走进厅子里来，对我们说，大声讲话特别是发笑就是对于我们即将听到的皇帝陛下的圣旨的大 不敬 。

门开了。军官们把我们分成三组；在第一组的是索科洛夫斯基、画家乌特金 和一个姓伊巴耶夫 的军官；我们在第二组；在第三组的是tutti　frutti 〔意语：所有其余的人〕 。

第一类人的判决是大声宣读的——它很可怕：以侮辱皇帝陛下的罪名判刑， 无限期 监禁在席吕谢尔堡要塞监狱。

这三个人都很勇敢地听完了这个毫无道理的判决。

奥兰斯基为了表示尊严慢吞吞地、抑扬顿挫地读到侮辱皇帝陛下和皇室……的时候，索科洛夫斯基对他说：

“得啦，我并没有侮辱过皇室。”

他们在他的文件中间，除了诗稿以外，还找到他几次开玩笑编写的米哈依尔·巴甫洛维奇大公爵 的批示，故意写了别字 ，这就促成了他的重刑。

曾斯基为了表示他也是一个可以随随便便、不拘礼节的人，在宣判以后就对索科洛夫斯基说：

“喂，您以前在席吕谢尔堡待过吗？”

“去年，”索科洛夫斯基马上回答他说，“我在那儿喝了一瓶马德拉酒，好像我当时就有预感似的。”

两年以后乌特金死在要塞的牢房里。索科洛夫斯基在半死的状态中，给送到高加索，他死在皮雅契戈尔斯克。还没有丧尽的一点点羞耻心和良心促使政府在这两个人死亡以后把第三个人转移到彼尔姆去。伊巴耶夫按照他自己的方式死了：他变成了神秘主义者。

乌特金正如他在审讯中自称的那样，“关在监牢里的自由画家”，他是一个四十岁上下的人；他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政治活动，然而他为人光明正大、容易激动，在委员会审问的时候他讲话毫无顾忌，回答问题又尖锐、又粗暴。因此，他就得 死 在一间墙上滴水的潮湿的牢房里面。

伊巴耶夫的罪比别人重只是在他的肩章上面。倘使他不是一个军官，他就不会得到这样的处罚。这个人偶然参加了一次 什么 酒宴，他大概同所有其余的人一样喝了酒，唱了歌，可是他不见得比别人唱得多些、声音大些。

轮到我们了。奥兰斯基擦了擦眼镜，清了清喉咙，便恭恭敬敬地宣读陛下的圣旨。圣旨上 说 ，皇上审查了委员会的报告，特别考虑到犯人年纪很轻，因此 下令不把我们送交法庭审判 ，而且向我们宣布，按照法律我们是大逆不道唱亵渎圣上歌曲的罪人，应当判处死刑，而根据其他法律也应判处流放作终身苦役。然而皇上恩德无边，并不这样判刑，却赦免了大部分人的罪，允许他们在警察的监视下居住原地，对于其中罪行较重的人，则用感化的办法处理，就是期限不定地把他们送到遥远的省份去担任文职，由地方当局监视他们。

这些“罪行较重的人”一共有六个：奥加略夫、沙 〔青〕 、拉赫青 、奥包连斯基、索罗金 和我。我给送到彼尔姆去。拉赫青并没有被捕，可是他也在判刑的人中间。传他来听宣判的时候，他还以为这是对他的警告，让他看见别人受到什么处罚，就作为对他的处罚。据说戈里曾公爵的亲信中有人让拉赫青的妻子惹恼了，就给拉赫青准备了这个意外的袭击。他的身体虚弱，三年以后死在流放地。

奥兰斯基宣读完毕，便由舒宾斯基上校讲话。他用了很考究的语言和罗蒙诺索夫 的文体对我们说，全靠了主持委员会的这位高贵的大人替我们讲情，皇上才对我们这样宽大。

舒宾斯基等待着我们大家听了这番话以后向公爵表示感谢；可是我们并没有这样的表示。

被赦免的人中间有几个点了点头，他们同时又偷偷地看看我们。

我们抄着手站在那里，没有做出任何举动表示沙皇和公爵的恩典打动了我们的心。

随后舒宾斯基又想出了另一个诡计，他对奥加略夫说：

“您到奔萨去，您以为这是偶然的事情吗？令尊瘫痪了躺在奔萨家里——公爵呈请皇上派您到这个城里，是为了让您在令尊的身边，可以减轻一点您的流放对他的打击。难道您也不认为您应当感谢公爵吗？”

奥加略夫没有办法，只好微微弯了一下腰。这就是他们想得到的东西。

这使得那个和善的老人高兴，随后不知为了什么缘故，他把我叫了去。我走上前去，打定了主意：不管他和舒宾斯基讲些什么，我绝不感谢；我比所有的人流放得更远，而且去的又是最糟的城市。

“您去彼尔姆。”公爵说。

我不做声。公爵有些窘，他想讲话，就说：

“我在那儿有一个庄园。”

“您要我给您的村长带什么口信去吗？”我含笑问道。

“我不会要你们这样的人带口信的——你们这些烧炭党 人。”随机应变的公爵接着说。

“那么您找我有什么事呢？”

“没有什么。”

“我以为是您唤我来的。”

“您可以走了。”舒宾斯基打断了我的话。

“对不起，上校，”我向他反问道，“我在这里提醒您，上次我在委员会受审讯的时候您对我说并没有人告发我同宴会案有关系，然而判词上还是说我是一个同这个案件有关的罪人。这里总有错误吧。”

“您想抗议圣上的决定吗？”舒宾斯基说，“您最好还是不要拿彼尔姆换成更坏的东西。我会叫人把您的话记下来。”

“我正想请您这样做。判词上说：‘根据委员会的报告。’我抗议的是你们的报告，不是圣旨。我向公爵申诉：我并没有宴会的问题，也没有唱歌的问题。”

“好像您并不知道，”舒宾斯基气得脸发白，说，“您的罪比那些参加宴会的人要大十倍。瞧他，”——他指着一个被赦免的人，——“他喝得醉醺醺地唱了肮脏的歌，事后他跪下来含着眼泪求饶。可是您到现在还毫无悔改的表示。”

上校指着的那位先生并不做声，只是埋下头来，一张脸通红。……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他的卑鄙行为给了他一个非常好的教训。……

“对不起，我不是说我的罪大或者罪小，”我继续说下去，“不过，如果我是一个杀人犯，我就不愿意别人把我当作小偷。说到我身上来，哪怕是替我辩护，我也不愿意别人说我‘喝得醉醺醺地’做了什么事情，像您现在讲的那样。”

“要是我有一个儿子，一个亲生的儿子，他是这样执迷不悟的话，我也要亲自请求皇上把他流放到西伯利亚去。”

这个时候警察总监插嘴说了一些杂七杂八的废话。可惜小戈里曾不在场，——这本来是他表现口才的好机会。

这一切不消说是毫无结果。

拉赫青走到戈里曾公爵跟前，要求延期出发。

“我的妻子怀孕了。”他说。

“这又不是我的错。”戈里曾答道。

一只野兽、一条疯狗在咬人的时候，也要假装正经，盘起尾巴，可是这个装疯卖傻的大官、贵族，他虽然有老好人之称……却不害臊开了这个下流的玩笑。

……我们还在这个厅子里待了一刻钟，不管那些宪兵和警官怎样再三告诫和干涉，我们还是互相热烈拥抱，讲了好久的告别话。除了奥包连斯基以外，我从维亚特卡回来前一个也没有见到。

出发就在我们的眼前了。

监狱是我们过去生活的继续；可是出发到偏僻地方去，就跟过去生活完全隔断了。

在我们朋友圈子里的青年生活时期结束了。

我们的流放可能会继续几年。我们在什么地方再见面，而且怎样见面呢，我们还会见面吗？……

我惋惜过去的生活，我不得不这么匆促地离开了它……没有说一句告别的话。我毫无见到奥加略夫的希望。有两个朋友居然在最后几天里面见到了我，但是这太不够了。

我多么想能够同我那个年轻的安慰者再见一面，像在墓地里握她的手那样再一次握她的手。……我想通过她来送别过去、迎接未来。……

一八三五年四月九日，在我出发到流放地的前夕，我们果然见了几分钟的面。

我长久地把这一天当作神圣的纪念日，这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时刻。

……为什么每一想到这一天和我过去的所有快乐日子就使我记起那么多可怕的事情？……坟墓，深红色玫瑰花圈，两个孩子（我牵着他们的手），——火把，一群流亡的人，月亮，山下面温暖的海水，我不理解的话和刺痛我的心的话……

一切都过去了！ uX2hatM5b8uzfFpp2yQY0Iu186iLP7G+2p/23Lmf5kxEDPiACC998I/kaJKb/iy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