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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鲁季次营房——宪兵的故事——军官们
皇上到后三天，已经是夜里了——所有这一类事情都是在黑暗中做的，免得惊动居民——一个警官带着命令来，要我收拾好东西跟他一起走。
“到哪儿去？”我问道。
“您会看见的。”警官聪明而有礼貌地答道。随后不用说我不再发问，收拾好我的东西，动身走了。
我们坐车走着走着，走了大约一个半小时，最后经过了西门诺夫修道院，车子停在沉重的石头大门前面，有两个拿着卡宾枪的宪兵在门前走来走去。这是克鲁季次修道院，早已改做了宪兵的营房。
我给带进了一间不大的办公室。录事、副官、军官们全穿浅蓝色的衣服。值日的军官戴着头盔，穿着全套军装，他请我等一等，甚至建议我点燃手里拿的烟斗抽袋烟。这以后他便写了一张收到一名犯人的收条；他把收条交给了警官，便出去了，后来同另外一个军官一起走了回来。
“您的房间准备好了，”另外那个军官对我说，“我们去吧。”
一个宪兵给我们拿着蜡烛，我们走下楼梯，走了几步路，跨过院子，通过一扇小门走进了一道长廊；长廊上只点着一盏灯，两边都有一扇扇不大的门，值日军官打开了其中的一扇；这扇门通入一间小小的守卫室，守卫室后面还有一间小屋子，房里又潮、又冷，还有一股地窖的气味。那个带我来的肩上有穗带的军官便用法语对我说，他désolé d'être dans la nécessité
〔法语：非常抱歉必须〕
搜查我的口袋，然而军人职务、职责、服从……在这一段漂亮动听的开场白之后，他就干脆对着宪兵用眼光指了指我。宪兵马上把他那只大得叫人不能相信的长毛的手伸到我的口袋里来。我对那位彬彬有礼的军官说，这是完全不必要的，倘使他愿意的话，我自己可以把口袋里的东西全翻出来，用不着这种强制手段。而且我已经关了一个半月，还能够有什么呢？
“我们知道，”那个肩上有穗带的军官带着一种无法摹仿的得意微笑道，“我们知道这些警察分局的规矩。”
值日军官也讽刺地笑了笑，不过他们告诉宪兵只要看看就行了；我把口袋里所有的东西全掏了出来。
“把您的烟草倒在桌子上。”désolé 〔法语：非常抱歉的〕 军官说。
我的烟荷包里面有一把裁纸小刀和一支铅笔，是用纸包着的；我一开头就想着它们，我在同军官讲话的时候一面拿烟荷包在玩，一直到我的手拿到了小刀，我在外面捏住荷包里的小刀，大胆地把烟丝全倒在桌子上，宪兵又把烟草装了进去。小刀和铅笔就给保住了；对那个肩上有穗带的宪兵队军官说来，这就是他傲慢地瞧不起普通警察的一个教训。
这件事使我十分高兴，我就愉快地开始查看我这个新居。
在那些三百年以前修建、后来已经下沉到地里的修道小室中间，有几间给安排为关政治犯的世俗的单人牢房。
我的房间里有一张没有铺床垫的床，一张小桌子，桌上一个带把的杯子盛了水，桌旁有一把椅子，一只大的铜烛台上面燃着一支细的脂油烛。潮湿和寒冷刺到了人的骨头；军官吩咐生起火炉，随后他们全走了。一个兵答应送点儿干草来；我暂时把大衣放在脑袋底下，躺在光光的床上，点燃了我的烟斗。
过了一会，我发现天花板上爬满了“普鲁士”蟑螂。它们好久没有看见烛光了，就从四面八方朝着有光的地方跑来，挤在一起，忙乱一阵，落到桌子上，然后顺着桌子边，慌忙地跑来跑去。
我不喜欢黑蟑螂，正如我不喜欢一切不速之客那样；我这些邻居使我感到十分厌恶，可是我毫无办法，我总不能一开头就抱怨有黑蟑螂，我的神经只好屈服。然而两三天以后所有这些普鲁士家伙都跑到隔壁兵的房间里去了，因为那里比较暖和；只是偶尔有一只孤单的蟑螂跑了进来，摆动它的胡须，又马上跑回去取暖了。
不管我多少次向宪兵提出要求，他始终把火炉关上。我开始感到不舒服，头发晕，我想下床去敲兵的房门；我果然起来了，可是我记得的东西也就到此为止了……
……我恢复知觉的时候，我躺在地板上，头痛得厉害。一个高身材、白头发的宪兵抄着手站在旁边，眼睛毫无表情地注视着我，就像在著名的铜像上一条狗注视着一只乌龟那样。
“您很厉害地中了煤气毒，先生。”他看见我清醒过来，就这样说，“我给您拿来了洋姜同盐和克瓦斯；我已经让您闻过了，现在您喝下去吧。”
我喝下去了，他把我扶起来，放到床上去；我还是很不好过，这里的窗是双层的，又没有通风小窗；兵就到办公室去要求准许我到院子里走走；值日军官说，上校和副官都不在，他负不起这个责任。这样我就不得不留在有煤气的房间里面。
我连克鲁季次营房也住惯了，学习意大利语动词的变位，读一点儿无聊的小书。起初相当严格地照规则办事。晚上九点钟熄灯的军号声刚落，兵就走进我的房间，吹灭蜡烛，锁好门。从晚上九点到第二天早晨八点，我只好在黑暗中坐过去。我从不贪睡，我在监牢里一动也不动，睡四个小时就足够了——没有蜡烛不就是够大的惩罚吗？而且哨兵们每一刻钟从走廊的两边发出拖长的大声叫喊：“听——听——着！”
过了几个星期，谢美诺夫上校（著名女演员谢美诺娃即后来的加加陵公爵夫人的兄弟）
允许晚上给我留下一支蜡烛，却禁止在窗上挂任何东西，窗户比院子低，因此哨兵可以看见犯人的一举一动，他还命令哨兵不要在廊上喊“听着”。
后来要塞司令
允许给我们墨水，还让我们在院子里散步。还给我们一定数量的纸，不过有一个条件：不能撕毁一张。我还可以每隔二十四小时一次由一个兵和值日军官陪同到那个有围墙的和哨兵线内的院子里去散步。
生活单调地、安安静静地过去了，军队的严格遵守时间给这生活添了一种类似一行诗中间的停顿那样机械的准确性。早晨我得到宪兵的帮助，在火炉上煮好咖啡；十点，值日军官戴上大翻袖口的手套，戴着头盔，穿着军大衣，军刀一路响着，带了几立方英尺的冷气走进来；一点，宪兵送来一块脏的餐巾和一碗汤，他总是拿着碗边，因此他的两根大拇指显然比其他的手指干净些。我们的伙食还算不错，可是不应该忘记我们每天要付两个纸卢布的伙食费，九个月监禁中的费用合在一起，对没有钱的人来说也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数目。一个犯人的父亲干脆说他没有钱；他得到的是冷酷的回答：从他的薪金中扣除。要是他没有薪金，他很可能坐牢。
此外，我还应当指出，要塞司令办公厅为了我们的伙食每天补贴营房的谢美诺夫上校一个半卢布。这件事情几乎闹了出来，可是得到好处的要塞副官们给宪兵队送来剧院首次演出和游艺会的包厢座票子，事情就结束了。
太阳落下以后，这里非常静，这样的静寂并不曾让我窗前雪地上兵的咯吱的脚步声或者哨兵们远远的呼声打破。我通常总是读书到一点，然后吹灭蜡烛。睡眠使我得到了自由，有时候我迷迷糊糊地好像觉得：呸，我做了一个多可怕的噩梦——监狱、宪兵，我很高兴，这完全是梦，可是突然间不是廊上响起了军刀的声音，就是值日军官带着一个提灯的兵来打开门，不然就是哨兵凶暴地叫喊：“谁？”再不然就是在我的窗下吹起了小号，它那尖尖的“起床号”划破了清晨的空气……
在烦闷无聊、不想读书的时候，我就同看守我的宪兵们，特别是同我中煤气毒的时候治好我的那个老头子聊天。上校为了照顾老兵，免除他们的勤务，派他们担任看守囚犯这种轻闲的职务；由一个上等兵（他是一个奸细和流氓）管他们。担任这个工作的一共有五六个宪兵。
我提到的这个老头子是一个憨厚、善良的人，他受到一点恩惠就一定报答，而他一生中受到的恩惠大概也不多。他参加了一八一二年的战争，胸前挂满了奖章；他的服役期满了，他自愿留在军队里，因为他没有可去的地方。
“我，”他说，“两次给莫吉列夫省家乡去了信，都没有回信，分明是我家里没有人了；那么回到家乡也并不好受，像倒楣蛋那样住一阵子，就到处流浪，靠讨饭过日子。”
俄国的兵役和它那吓人听闻的服役期限安排得多么野蛮残酷！在我们国家里人的个性到处受到摧残，毫不顾惜，也毫无赔偿。
老菲里莫诺夫自负很懂德国话，那是他在攻陷巴黎以后在冬季宿营地学的。他很巧妙地用德国话的词来说明俄国的实物：叫马做“费尔特”，蛋做“叶雷”，鱼做“皮希”，燕麦做“奥别尔”，油煎薄饼做“潘库希”
。
他讲的那些故事带了一种天真的味道，这使我悲伤，也使我沉思。在一八〇五年土耳其战争时期，他在摩尔达维亚，在一个大尉的连里，这个大尉是世界上最善良的人，他对待每个兵就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战斗的时候他总是跑在前头。
“一个摩尔达维亚姑娘迷住了他；我们看见：我们的连长心神不定，您知道，他发觉那个姑娘同另一个军官有来往。所以有一天他就把我和另一个弟兄找了去（这个弟兄是一个很好的兵，他后来在小雅罗斯拉威次给打断了两条腿），告诉我们那个摩尔达维亚姑娘怎样欺侮他，问我们是不是愿意帮忙他，给她一个教训。我们对他说：‘那还用说，我们任何时候都高兴给长官尽力。’他表示感谢，并且指给我们看那个军官住的房子，又说：‘你们晚上在桥上待着，她一定会到他那儿去，你们悄悄地捉住她，把她扔到河里。’我们对他说：‘长官，办得到。’我和那个弟兄就准备了一个口袋。先生，我们就坐在那儿，快到半夜，摩尔达维亚姑娘跑过来了。我们说：‘小姐，您忙什么？’就给了她的头上一下；这个小姑娘，她一声也没有叫，我们就把她装进口袋扔到河里去了。第二天大尉就去找军官，告诉他：‘您不要生摩尔达维亚姑娘的气，我们把她扣留了一会儿，也就是说，她现在躺在河里，至于您呢，我打算找您玩玩儿，玩儿军刀还是玩儿手枪，随您的便。’他们就互相砍杀起来了。军官在大尉的胸前狠狠地砍了一刀，这个可怜的好人就蔫下去了，大约三个月以后就把灵魂交给上帝了。”
“摩尔达维亚姑娘呢，”我问道，“她就这么淹死了吗？”
“淹死了，先生。”兵答道。
我惊奇地望着老宪兵对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那种天真的、毫不在乎的神情。他好像头一次猜到了或者想到了这个，为了使我心安，也安慰自己的良心，便补充了一句：
“她是个邪教徒，先生，反正是一个没有受过洗礼的人，这样一种人。”
每逢沙皇的节日宪兵们都有一杯伏特加喝。司务长同意让菲里莫诺夫五六次不喝酒积起来一次发给他；菲里莫诺夫在木头号牌上记下他积存了多少杯酒，到了最大的节日他就去把它们一次领回来。他把酒盛在一个碗里，把面包弄碎泡在酒里面，然后用汤匙舀着吃。他这样吃过以后，就点燃他那只烟嘴小的大烟斗，里面装的烟叶劲大得叫人不能相信，他总是自己切碎它，因此俏皮地叫它做“自切牌”。他抽烟的时候，就躺在小小的窗台上（兵的房间里没有椅子），而且拚命折弯身子缩做一团唱起这首歌来：
姑娘来到草地上，
那里有繁茂的绿草，又有鲜花。
他的酒喝得越多，唱词就越是不清楚——“花”就变成“画”、“话”、“活”，一直唱到他睡着了。这个人两次受了伤，而且在六十多岁还可以这样吃喝，他的身体真是健康！
在我离开这些沃威尔曼
—卡洛
式的弗来米画派
兵营画和结束这些监狱闲话（它们类似所有被迫坐牢者的回忆录）之前，我还要谈点军官们的事情。
大多数的军官都是相当善良的人，他们完全不是什么奸细，不过是偶然参加到宪兵队里来的。受教育不多、或者没有受过教育、又没有财产的年轻贵族们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安身，他们当了宪兵，只是因为找不到别的工作。他们按照军人的严格遵守纪律执行他们的任务，然而我在他们任何一个人身上，都看不到一点点劲头，只是除了那个副官，但是正因为这个他才当了副官。
军官们和我相熟了以后，他们极力设法给我一些小的方便，减轻我的痛苦，我完全没有理由讲他们的坏话。
一个年轻的军官告诉我一八三一年他给派去搜捕一个躲在自己庄园附近的波兰地主。这个人的罪名是同密使
有联系。军官根据他所收集到的情报，知道那个地主隐藏的地点，就带了一队人到那里去，把房子包围了，自己带着两个宪兵走进里面。房子是空空的；每个房间他们都进去过，到处都搜查了，没有找到一个人，然而有些细小迹象明显地说明这所房子里面最近还有人住过。这个年轻人叫宪兵们待在下面，他第二次到顶楼上面去；他注意地检查四周，看见有一道小门通到小贮藏室或者什么小房间；门是从里面锁的，他用脚踢门，门开了，一个高高的、漂亮的女人站在门口；她默默地指给他看一个男人，他怀里抱着一个差不多失去知觉的十二岁光景的小姑娘。这就是那个波兰人和他的一家。军官感到为难了。那个高高的女人看出了这一点，就问他：
“您要狠心地弄死他们吗？”
军官道了歉，说了些关于绝对服从、关于职责的老一套废话，最后看见他的话一点也不起作用，就绝望地问：
“我该怎么办呢？”
女人高傲地望着他，用手指着门说：
“走下去，告诉他们，这儿没有人。”
“说实在话，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发生的，我自己是怎么了，”军官对我说，“可是我从顶楼下去，吩咐军士集合队伍。过了大约两个小时，我们又在另外的地点认真地搜寻他，而这时他正在偷越国境。唉，女人啊！我承认！”
……世界上再没有比用标签、用道德的分类、用行业的主要特点对整个阶层加以笼统的谴责更残酷、更眼光狭窄的了。名称是可怕的东西。让-保·利席特尔
说得非常对：“倘使一个小孩撒谎，要让他因为自己的坏的行为感到害怕，就告诉他，他撒了谎，却绝不要对他说他是一个撒谎的人。您断定他是撒谎的人，这样就伤害了他道德上的自信心。人们告诉我们‘这是杀人犯’，我们仿佛马上就看见一把暗藏的匕首、凶狠的表情、恶毒的阴谋，好像杀人就是那个一生中偶然一次杀了人的人的行业，他的终身职业。一个人既然做了奸细，拿别人的道德败坏做买卖，就不可能同时是一个正直的人，然而做一个宪兵队军官却可以不完全失去人的尊严，正如我们在‘社会道德败坏’的不幸的受害者中间经常可以遇到心地和善的甚至高贵的女性那样。”
我讨厌这样一种人：他们不能或者不肯淘神费力走到名称以外，跨过犯罪的障碍、跨过错综复杂的不明白的身份的障碍，却只是清高地避开这些障碍，再不然就是粗暴地推开它们。那些远离现实的、枯燥冷酷的、自私自利的、自己纯洁得令人厌恶的人或者那些还没有机会暴露或者还不需要暴露自己的卑鄙、庸俗的人经常就是这样做的；他们说是出于同情在别人失足掉进去的肮脏的底层里倒会安之若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