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在瞭望台下面——里斯本警察长——放火犯
一个人倘使有一点内心的养料，他不久就会习惯于监狱生活。他很快地就会习惯笼子里面的宁静和充分自由——没有一点烦恼，也没有一点消遣。
起初不准送书进来；警察分局局长要我相信决不允许从家里拿书来。我要求他给我买书。“像什么教科书、语法书，也许能行，别的就得向将军请示。”读语法书来排遣寂寞的建议非常可笑，然而我却双手抓住这个机会，便要求警察分局局长替我买一本意大利语语法和一本辞典。我身上有两张十个卢布的钞票，就给了他一张；他马上派警官去买书并且把我写给警察总监的信交给他，在那封信里我根据我读到的那个条款要求警察总监让我知道我被捕的原因，不然就将我释放。
我当着警察分局局长的面写了这封信，他劝我不要把它送出去。“这是不对的，先生，凭着上帝说，去麻烦将军是不对的，先生。——他会说：‘这些不安分的人。’对您不利，不管怎样不会有好处。”
晚上警察长出现了，他告诉我警察总监吩咐他对我说在适当的时间里我会知道我被捕的原因。随后他从衣袋里掏出一本满是油迹的意大利语语法，带笑说：“幸而这里面有词汇表，用不着买辞典了。”他完全不提找回的钱。我还想再给警察总监写信，可是在普列契斯千斯基督察分局里充当一个小型汉普登
的角色，我感觉到太可笑了。
我被捕后一个半星期，有一天晚上九十点钟，一个黑黝黝的、麻脸的、身材矮小的警察长带着命令来叫我穿好衣服到侦讯委员会去。
我正在穿衣服的时候，发生了下面这件可笑而又不愉快的事情。我的午饭是从家里送来的，仆人把它交给下面值班的军士，军士差一个警兵给我送上来。许可每天给我送来半瓶到一瓶的葡萄酒。尼·沙左诺夫
利用这个许可给我送了一瓶上等的约翰尼斯堡葡萄酒
来。警兵和我两人居然用两根钉子弄开了瓶塞；酒的香味老远就闻到了。我打算享用它三四天。
只有坐过监牢的人才知道一个人身上还保留着多少孩子气，从一瓶葡萄酒到作弄守卫这样的小事都会使人感到十分高兴。
麻脸的警察长发现了我的酒瓶，便转身向我要求允许他尝一尝。我并不愿意；然而我还是说我很愉快。我没有酒杯。这个恶棍拿了一只大玻璃杯，把酒斟得不能再满，一口气喝得光光的；像这样地喝酒，只有俄罗斯人和波兰人办得到；我后来在整个欧洲也没有见过有人
一口气
喝干一大玻璃杯的酒，或者能
一口
喝光一酒杯。使我对这一大玻璃杯酒的损失感到更难受的，是他用一张给鼻烟弄脏了的蓝手帕揩他的嘴唇，向我道谢，说了一句：“非常好的马德拉
。”我狠狠地瞅了他一眼，幸灾乐祸地高兴没有人给这个警察长种牛痘，大自然对他也没有吝惜天花。
这个喝酒的行家把我带到特威尔大道上警察总监的公署里去，引进一间侧厅，就让我一个人待在那里。半小时以后，一个胖胖的人从里面房间走了出来，他脸上带着懒散的、和善的表情；他把一个装文件的公事包扔在椅子上，又把站在门口的宪兵差遣走了。
“您大概是，”他对我说，“同最近被捕的奥加略夫和其他年轻人的案子有关系的吧？”
我说是。
“我偶然听到一点，”他继续说，“奇怪的案子，我一点儿也不明白。”
“我牵连在这个案子里面，坐了两个星期的牢了，我不但一点儿也不明白，而且我什么也不知道。”
“这倒很好，”他说，注意地望着我，“您什么也不用知道。请原谅我，我要向您进个忠告：您年纪轻，血气盛，您想讲出来——麻烦就在这儿；不要忘记您什么也不知道，这是唯一的生路。”
我惊讶地望着他：他脸上没有露出丝毫的恶意；他猜到了我的心理，便含笑说：
“我自己十二年前也是莫斯科大学的学生。”
一个官员进来了；胖子以上级的身份向他转过身来，发了些指示，讲完话便出去了，临走对我友好地点一下头，还把手指放在嘴唇上。我以后就再没有遇见这位先生，我并不知道他是谁；然而他劝告的诚意我是感觉到了的。
随后警察局长进来了，是另外一个，不是费多尔·伊凡诺维奇，他叫我到委员会去。在一间大的、相当漂亮的厅子里，五个人坐在桌子后面，除了一个衰老的老人外都穿着军服。他们抽着雪茄烟，在愉快地聊天，解开了军服的钮扣，手足伸开懒洋洋地坐在扶手椅上。警察总监主持审讯。
我走进去的时候，他转身向着一个谦恭地坐在角落里的人形说：
“神甫，请吧。”
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注意到角落里坐了一个老教士，他有一张青红色的脸和一部灰色胡子。教士在打瞌睡，想回家，心里想的是别的事情，用手掩着嘴在打呵欠。他懒洋洋地、有点拉长声调地
告诫
我，他谈起在沙皇委派的官员面前隐瞒真相的罪过，又谈到巧辩的无用，因为上帝的耳朵是什么都听得见的；他甚至没有忘记引用像“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该撒的物当归该撒”
这一类永远不变的经文。在讲话结束的时候他还说我应当虔诚地吻神圣的福音书和
洁白的
十字架来证明我那愿意真诚、坦白地讲出真相的誓言（可是我并没有宣誓，他也不曾坚持）。
他讲完了，连忙包好福音书和十字架。曾斯基（警察总监）从座位上稍微欠了欠身，告诉他，他可以走了。这以后曾斯基转身朝着我，把那篇宗教的演说翻译成世俗的语言：
“对于教士讲过的话，我只补充一点：您不可以抵赖，即使您想抵赖也没有用。”
他指着故意散乱地放在桌上的那一堆堆文件、信函和相片。
“只有坦白地招认才可以得到从宽发落；或者释放，或者到博布鲁伊斯克
，到高加索，——这由您自己决定。”
问题是用书面提出来的；有几个问题天真得叫人吃惊：“您知道任何秘密团体的存在吗？您参加过文学团体或者 其他任何团体 吗？它的成员是些什么人？他们在什么地方聚会？”
对这一切问题，很容易用一个“不”字来回答。
“我看，您什么都不知道，”曾斯基看过了我的回答以后说，“我警告过您，——您将会使您的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第一次审讯就这样结束了。
……八年后就在侦讯委员会所在的这座房子的另外一部分，住着一位曾经是美人而现在她的女儿又很美丽的女人，她就是新警察总监的妹妹
。
我经常到她们那里去；每一次我都要走过曾斯基一伙审讯和管教我们的那个厅子；厅子里当时和以后一直挂着保罗 〔一世〕 的肖像——这究竟是为了提醒人们：专横跋扈和滥用权力会使人堕落到什么程度，还是为了鼓励警察使用一切残暴手段，我不知道，不过他挂在那里，手里拿着手杖，翘鼻子，皱眉毛。我每一次来，不论从前是作为犯人，现在是作为客人，我都要站在肖像前看一看。旁边那间弥漫着美丽和女性的芳香的小客厅同这所进行侦讯的森严的房屋显得不调和；我在这里感觉到很不痛快，我有些惋惜那么鲜艳的花会开放在拘留所的阴暗的砖墙里。在这些听惯了审问、告密和挨户搜查的报告的墙壁里面——在这些把我们跟警察官员的小声讲话、跟犯人的唉声叹气、跟宪兵的靴上马刺、跟乌拉尔河流域哥萨克兵军刀的响声分隔开来的墙壁里面，我们讲的话和聚在这里的小圈子的朋友们讲的话听起来非常带讽刺味道，非常刺耳……
一两个星期以后麻脸的警察长又来了，他又把我带到曾斯基那里去。门廊里坐着或者躺着几个戴镣铐的人，由带枪的兵围在四周看守着；穿堂里也有几个人，属于不同的阶层，没有戴镣铐，但是看守很严。警察长告诉我这些人都是放火犯。曾斯基到起火的现场去了，我们得等候他回来；我们是晚上九点到十点之间来的；到夜里一点钟还没有人问过我，我仍然非常安静地同放火犯一起坐在穿堂里。放火犯一个一个地给叫了出去，警察前前后后跑来跑去，镣铐一路响着，兵感到无聊，就玩着枪弄出响声，做操练的动作。一点钟光景曾斯基来了，一身烟黑、龌龊，并不停留就匆匆跑进了书房。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我那位警察长给叫了进去；他回来的时候脸色惨白，张惶失措，脸上现出痉挛性的哆嗦。曾斯基在他背后探头出来，说：
“赫尔岑先生
，全委员会的人等您等了整整一个晚上，本来要您到戈里曾公爵那儿去，这个
糊涂虫
却把您带到这儿来。我很抱歉，让您在这儿等了这么久，然而这不是我的错。对这种执达员有什么办法呢？我看，他工作了五十年了，却还是个笨蛋。”他换上更粗暴的声调对警察长说：“好吧，现在回去！”
警察长在路上一直不停地唠叨：
“上帝啊，多么倒楣！人想不到、也预料不到自己会碰到什么事情，——好，现在他准跟我没有完了。倘使那儿并没有等您，他倒满不在乎，可现在他觉得丢脸了。上帝啊，多么不幸！”
我原谅他喝了我的来因葡萄酒，特别是他告诉我他在里斯本
附近差一点淹死的时候，也不像现在这样害怕。这句话是我完全没有料到的，我忍不住发出了一阵狂笑。
“您怎么会到里斯本呢？得啦吧，哪里会有这种事！”我问他道。
老头子当了二十五年以上的海军军官。我们不能不同意那位大臣要戈贝金大尉相信的话：“在俄国如果有一个人给他的祖国是所谓尽了义务，对这样的人置之不理，是还未有过先例的。”
命运在里斯本救了他，只是为了让他在担任公职四十年之后给曾斯基当作用人辱骂。
很难说是他有错。
皇上不满意由总督成立的侦讯委员会；
他任命了一个新的委员会，由谢尔盖·米哈依洛维奇·戈里曾公爵来主持。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是：莫斯科要塞司令斯塔阿尔、另一个戈里曾公爵
、宪兵上校舒宾斯基、前军事法庭检察官奥兰斯基
。
警察总监的命令并没有提起委员会变更的事，无怪乎里斯本的警察长就把我带到曾斯基那里去了……
警察分局里也十分惊惶：一个晚上发生三起火灾，然后侦讯委员会两次派人来问我出了什么事情，是不是我逃走了。曾斯基在申斥中没有提到的事，警察分局局长现在对里斯本的英雄讲出来了；这是料得到的事情，因为警察分局局长本人也有责任，他并没有问明白应当把我带到哪里去。办公室一个角落里有人躺在几把椅子上呻吟；我看了看，——是一个年轻人，长得漂亮，衣服整洁，他在吐血、呻唤；分局的医生建议早晨尽早地送他到医院去。
军士把我送回到我的房间，那个时候我从他那里打听出来受伤的人的故事。他是一个退伍的禁卫军军官，他同某一家的女仆相好，这一家的厢房起火的时候，他正在她的房里。这是放火恐怖最厉害的时期；的确没有一天我不曾听见三四次警钟；每天夜间我都从窗里看到两三处火光。警察和居民都在拚命地搜索放火的人。军官为了不要连累那个姑娘，在听到火警的时候，马上翻过篱笆，躲在隔壁人家的板棚里，等待机会出去。一个小姑娘在院子里看见他，就向头几个骑马跑来的警察报告：放火的人躲在板棚里面；他们带着一群人冲了进去，扬扬得意地把军官拖了出来。他挨了一顿饱打，第二天大清早就死了。
对抓到的人都进行了审查；有一半释放了，其余的作为嫌疑犯给拘留起来。警察局长布利扬恰尼诺夫每天早晨要坐车来审问他们三四个小时。有时候用鞭子抽受审的人或者打他们；那个时候他们的号哭、叫嚷、哀求、尖声叫，女人的呻吟同警察局长刺耳的声音和办事员单调的宣读声一起传到了我这里。这是很可怕的，叫人忍受不了的。夜里我梦到了这些声音，醒来的时候我想到这些受害人就在离我只有几步远的地方，躺在干草上，戴着镣铐，背上给打得皮开肉绽，而且很可能他们一点罪也没有，一想到这些，我真是气愤若狂。
要了解俄国监狱、俄国法庭和俄国警察的真相，必须做农民、家仆、手艺人或者小市民才行。政治犯大多数都属于贵族，对他们看守严密，处罚也很凶残；然而他们的命运不能同大胡子的穷人的命运相比。对待穷人，警察是不会客气的。农民或者手艺人以后能够向谁控诉呢？到哪里去伸冤呢？
俄国法庭和俄国警察的紊乱、野蛮、专横和腐败已经到了极点，因此一个普通人落到了法网里面，他害怕的并不是法庭的判刑，而是审判程序本身。他焦急地等待着他给流放到西伯利亚去的时候，——他的处罚开始执行，就是他受难的结束。现在让我们记住，警察当作嫌疑犯抓来的人，有四分之三都在审讯的时候被法庭无罪释放，但他们和罪人一样受尽了拷打。
彼得三世废除了拷问和秘密室。
叶卡捷琳娜二世废除了刑讯。
亚历山大一世
又一次
废除了它。
“在威胁下”作的回答是法律所不承认的。拷问过被告的官员本人就要受到审判和严厉的制裁。
然而在俄国全国，从白令海峡到陶罗根，人们一直受着拷打；在不便用鞭子、树条抽打的地方，他们就用忍受不了的热、渴和咸的饮食来进行拷问。在莫斯科，警察在零下十度的天气叫一个赤足的被告人站在一块铁板上——他就得病，死在美谢尔斯基公爵
管辖的医院里，公爵很愤慨地谈起这件事情。当局完全知道这一切，但是省长们包庇它，
有最高政治权力
的枢密院也纵容它，大臣们不作声；皇上和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地主和警察长——全同意绥里方的话：“农奴是应该给点鞭子的，要不然就不听话。”
奉命侦查放火案的委员会审讯了，也就是说鞭打了连续六个月，却什么也没有打出来。皇上发了火，下令三天里结束这个案子。案子在三天里结束了；罪人查出来了，判处了鞭打、打火印和流放去作苦工等等刑罚。每所房屋的管院子的人都给召集起来观看“放火犯”受到严惩。那个时候已经是冬天了，我给关在克鲁季次营房里面。这次的行刑，宪兵大尉也在场，他是一个好心肠的老头子，他对我讲了详细的情况，我转述在这里。头一个判处鞭刑的人大声告诉人们，他发誓他没有罪，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在忍痛不过的情况下招认了些什么，然后他脱掉衬衫，转过身去，背朝着人群，说：“你们看啊，信东正教的同胞们！”
人丛中发出一阵恐怖的惊叹声：他的背上现出一道道青条子的伤痕，在这些伤痕上面他还要挨新的鞭子。群众的怨声和阴沉的面容逼得警察赶快地收了场。行刑人打完了法定的鞭数，有的人给犯人打了火印，有的人给犯人钉上了脚镣，事情似乎结束了。然而这个场面使一般居民感到震惊；在莫斯科各个阶层的人都在谈论这件事。总督向皇上报告了。皇上下令 重新 审讯，特别是对那个在行刑前提出抗议的放火犯的案件进行复查。
几个月以后我在报上读到这样的消息：皇上为了赔偿两个无辜受到鞭刑的人的损失，下令对每一下鞭打赔偿二百卢布，并且发给他们每人一份特别证书，证明他们虽然给打上了火印，却并没有犯罪。这两个人就是向群众讲话的“放火犯”和他的一个同案人。
一八三四年莫斯科接连大火的故事（十年后在各省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到现在还是一个谜。有人放火，这是毫无疑问的；总的说来，火，所谓“红公鸡”，在我国是带强烈国民性的复仇工具。我们经常听说地主的庄园、谷物干燥室、粮仓给人烧掉。然而一八三四年莫斯科接连大火的起因，却没有人知道，委员会的成员尤其不知道。
在八月二十二日加冕日之前，有些调皮捣蛋的人在各处投递信件，通知居民不用为彩灯操心，会有很漂亮的焰火。
胆小的莫斯科当局惊慌起来。从早晨起警察分局里就挤满了兵士，还有一连枪骑兵驻扎在院子里。晚上，骑马的和步行的巡逻队一直在各条街道巡逻。练兵大厦内，炮兵已作好了准备。警察局长们带着哥萨克兵和宪兵各处跑来跑去，戈里曾公爵
亲自带着副官骑马在城内巡视。文雅的莫斯科的这种战争面目显得很古怪，它刺激着人们的神经。我斜躺在瞭望台底下的窗台上，望着院子，一直到夜深。……下了马的枪骑兵三五成群地坐在他们马的旁边，另一些正纵身上马；军官们来回走动，用轻视的眼光看看警察，戴黄色领子的要塞副官们
带着焦虑的表情骑马跑来，什么事也没有做，就走了。
火灾并没有发生。
紧接着皇上亲自到莫斯科来了。他不满意刚刚开始的对我们的侦讯，他不满意仍然由普通警察管理我们，他不满意放火犯始终没有查出来。一句话，他对一切事和一切人都不满意。
我们很快地就感觉到最高当局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