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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言——奥加略夫被捕——火灾——一个莫斯科的自由主义者——米·费·奥尔洛夫——墓地
……一八三四年一个春天的早晨我去找瓦季姆；他和他的兄弟姐妹都不在家。我走上楼，到他那个小房间里，坐下来写字条。
门轻轻地打开，瓦季姆的老母亲进来了；她的脚步声轻得几乎听不见；她带着倦意和病容走到一把扶手椅跟前，她坐下的时候对我说：
“您写吧，您写吧，——我来看看瓦季亚
回来没有；孩子们出去散步去了，楼下空得很，我感到心烦，又有些害怕。我在这儿坐一会儿；我不妨碍您，您做您的事。”
她脸上带着深思的表情，我在她的脸上比平日更清楚地看到她过去所遭受的苦难的痕迹和她对于未来所怀有的疑惧，那种在多次长期的巨大灾难以后遗留下来的对生活的不信任。
我们交谈起来。她对我谈了一点西伯利亚的事情。
“我遭受过许多许多苦难，而且以后难免还会遇到，”她摇着头继续说，“我的心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我记起来过去有时候她听见我们大胆的讲话和带煽动性的谈论以后，她脸色发白，轻轻地叹口气，走到另一间屋子里去，好久不讲一句话。
“您和您那些朋友们，”她往下说，“你们在走着必然毁灭的道路。您会毁掉瓦季姆，毁掉您自己和大家；您知道，我也像爱儿子一样地爱您。”
眼泪沿着她憔悴的脸颊滚下来。
我不作声。她拿起我的手，勉强笑了笑，又说下去：
“不要生气，我心情不好；我全明白，你们走你们的路吧，对你们来说，并没有别的路，要是有别的路，那么你们都不是现在的你们了。我知道这个，可是我克服不了我的恐惧；我经历过那么多的不幸，我再没有力量来忍受新的灾难了。您当心，不要对瓦季姆谈起这个，一个字也不要提，他会难过，他会来劝我。……他来了。”她又说，连忙揩去了眼泪，用眼光再一次恳求我不要对瓦季姆讲什么。
可怜的母亲！神圣的、伟大的女人！
这比得上高乃依的“qu'il mourût！
〔法语：他该死！〕
”
她的预言很快地就实现了；幸运的是这次的暴风雨没有落到她一家的头上，然而也给这个可怜的女人带来许多恐惧和痛苦。
* * *
“ 怎么给抓走啦 ？”我问道，就跳下床来，伸手摸了摸头，要证实我不是在梦里。
“警察局长夜里带着警察分局局长和哥萨克兵来了，在您离开我们家以后两小时光景，把文件全拿走了，带走了尼
〔古拉〕
·普
〔拉东诺维奇〕
。”
这是奥加略夫的随从讲的话。我不明白警察找到了什么口实，——最近一切都很平静。奥加略夫到了才一两天……为什么他们抓走他，不抓走我呢？
束手不动是不行的，我穿好衣服，走出家门，没有一定的目的地。这是我碰到的头一个麻烦。我的心情很不好，我因为自己无能为力感到苦恼。
我在街上徘徊，最后我想起了一个朋友，他的社会地位使他能够打听出来是怎么一回事情，而且也许还可以帮忙。他住得非常远，在沃龙佐夫广场后面的别墅里；我碰到头一部出租马车就坐上，赶到他那里去。这个时候还不到早晨七点钟。
我认识瓦
大约在一年半以前；他是别具一格的莫斯科的大交际家。他在巴黎受过教育，有钱、聪明、有学问、机智、有自由思想，他因为十二月十四日的事件给关进了彼得保罗要塞监狱，后来又是在那批开释的人的中间；他不曾有过流放的经验，却得到了这方面的荣誉。
他在总督手下工作，得到总督的信任。戈里曾公爵喜欢有自由思想的人，倘使他们用流利的法国话表达他们的这种见解，他更满意。公爵不擅长俄国话。
瓦比我们大十岁，他那些老练的言论、他对政治事务的知识、他那漂亮流利的法国话和口才以及他对自由主义的热情都使我们感到惊讶。他知道的非常多，而且非常详细，他谈话谈得非常动听，而且非常从容；他的意见非常明确干脆，对任何事情他都有答案、建议和解决办法。他什么都读——新的长篇小说、论文、杂志、诗歌，而且还研究动物学，很有成绩，
替公爵起草计划草案，并且草拟儿童读物的编写提纲。
他的自由主义是极其纯粹的、三色的
那一类，是属于莫甘
和拉马克将军
两人之间的左翼。
他的书房里挂满了所有革命名人的肖像，从汉普登
和伯伊
到菲艾斯基
和阿尔芒·卡列尔。在这个革命圣像壁下方有一个完备的禁书库。一具骷髅、几只鸟的标本、几只制过的两栖动物和若干保存在酒精里的动物内脏——它们给这间气氛非常热烈的书房加上一种思考和研究的严肃色彩。
我们常常带着羡慕的眼光来看待他那种对人的知识和经验；他那含蓄而带讽刺的反驳方式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我们把他看作一个 能干的 革命家，一个in spe 〔拉丁语：未来的〕 国家大员。
我在瓦的家里没有找到他，他昨天进城去见 〔戈里曾〕 公爵去了；他的随从说一个半小时以后他一定会回家。我留下来等他。
瓦的别墅很漂亮。我待在他的书房里等候他，书房au rezde－chaussée 〔法语：在底层〕 。高大、宽敞，有一扇大门通到阳台和花园。这一天很热，从园里送进来花香和树木的香气，小孩们在房屋前面玩，发出响亮的笑声。富裕、满足、自由自在、阳光和阴影、花和绿荫……然而在监狱里却是狭小、黑暗、透不过气。我坐在那里沉溺在痛苦的思想中不知道过了多久，忽然那个随从带着一种古怪的兴奋在阳台上唤我。
“什么事？”我问道。
“请到这儿来看看。”
我不想得罪他，就到阳台上去，——我发呆了。整整半个圆圈的房屋都在熊熊地燃烧，好像它们是在同一个时候烧起来似的。火势以非常快的速度蔓延开来。
我待在阳台上；随从带了一种神经质的高兴望着火，说道：
“烧得太好了，右边这所房屋烧起来了，一定烧起来了。”
火灾带了某种革命的性质：它蔑视所有制，消除财产的差别。随从本能地了解了这一点。
半个小时以后四分之一的天边都让上面灰黑、下面红色的浓烟盖住了。这一天拉费尔托沃
烧毁了。这是五个月中间一连串纵火案的头一件；我们在后面还要谈到它们。
最后，瓦回来了。他精神饱满、亲切、殷勤，对我谈起火灾的事（他刚刚经过火灾场），还谈起一般人的讲法，说是有人放火，然后他又半开玩笑地接着说：
“先生，这是普加乔夫叛乱
，您瞧，我和您都逃不掉，他们要把我们绑在木桩上
……”
“在他们把我们绑在木桩上以前，”我答道，“我耽心他们会给我们戴上镣铐的。您知道昨天夜里警察抓走了奥加略夫吗？”
“警察，——您在讲什么？”
“这就是我来找您谈的事情。应当想点办法。您到公爵那儿去，打听出是什么缘故，要求他同意接见我。”
瓦——没有回答，我望着他，然而现在他变了，好像不是他，而是他的哥哥坐在这里带着没精打采的神情和憔悴的面容，——他唉声叹气，显得惊惶不安。
“您怎样了？”
“您听我说，我经常对您说，这样下去，准会出事……对，对，这是我们料得到的，哎呀，谢谢！……不论在思想和行动两方面我都没有罪，可是看来我也会坐牢的，这不是在开玩笑，我知道要塞的单人牢房是什么滋味。”
“您去找公爵吗？”
“说实话，有什么用处？我作为朋友劝告您，不要谈奥加略夫的事；尽可能地不要做声，不然会倒楣的。您不知道这种事情多危险——我的真诚的劝告是：置身事外；不管您怎样奔走，您帮不了奥加略夫的忙，却只有毁掉您自己。专制制度就是这么一回事，——毫无权利，毫无辩护；律师和法官有什么用？”
这一次我没有心思听他那些大胆的见解和尖锐的批评。我拿起帽子走了。
我回到家，看见大家都很焦急。我父亲因为奥加略夫被捕在生我的气，枢密官已经来了，在清查我的图书，拿走那些他认为是危险的，而且很不高兴。
我在桌子上看到米·费·奥尔洛夫请我去吃午饭的字条。他能不能替我们做点事情呢？虽然经验给了我一些教训，可是——试试并不吃亏。
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奥尔洛夫是著名的福利社
的一个创办人，他没有去西伯利亚，并不是他的过错，这是由于他的哥哥
受到尼古拉的特殊宠幸，而且在十二月十四日那一天头一个带着骑兵队跑去保卫冬宫。奥尔洛夫被遣送到他的田庄上去，过了几年才得到批准迁回莫斯科居住。他在乡下孤寂的生活中研究了政治经济学和化学。我头一次见到他，他就谈起他那个化学上的新的命名法。凡是精力充沛的人研究一门科学开始得较迟的时候，就会有这样一种嗜好：把家具搬来搬去，照自己的心意安排一番。他的命名法比通用的法国命名法更复杂。我想转移他的注意力，就采用captatio benevolentiae
〔拉丁语：讨好〕
的办法，向他指出：他的命名法很好，不过旧的命名法更好。
奥尔洛夫起初还争论，后来就同意了。
我讨好他的做法生了效，从那个时候起，我们就成了亲密的朋友。他认为我很有前途，我把他看作我们思想上的一位老同志，我们所崇拜的英雄们的一位朋友，我们生活中的一位崇高人物。
可怜的奥尔洛夫就像关在铁槛里面的一头雄狮。他到处碰着栅栏，他没有地方可以活动，没有工作可做，对行动的渴望慢慢地消耗着他的身体。
在法国 〔革命〕 失败以后，我不止一次地遇见这样的一种人，他们给政治活动的需要弄得心神不定，不能够在书房的四面墙壁里面过日子，也不能在家庭生活中消磨时间。他们不会单独地生活；孤独的时候他们会感到忧郁，会变得喜怒无常，会同他们的最后一批朋友争吵，会在各处都看到反对他们的阴谋，他们自己也搞阴谋，想借此发现那一切事实上并不存在的阴谋诡计。
他们需要舞台和观众，就像需要空气一样；在舞台上他们的确是英雄，也会忍受一般人忍受不了的一切。他们离不开喧嚣、热闹、喝采，他们要发表演说，听政敌的答辩，他们少不了战斗的鼓舞和危险的刺激，——没有这些强身剂，他们就痛苦，就憔悴，就消沉下去，就死气沉沉，他们会冲出去，会犯错误。赖德律－洛兰就是这样，他的面貌也恰好同奥尔洛夫相似，特别是在他蓄了小胡子以后。
奥尔洛夫生得很漂亮；他的高高的身材、优雅的姿态、美丽的男性的容貌、光光的颅骨，这一切和谐地融合在一起使他的外貌有一种无法抗拒的魅力。他的半身像pendant
〔法语：配得上〕
阿·彼·叶尔莫洛夫的半身像，叶尔莫洛夫的皱起来的方形的前额、厚厚的灰白头发、看到远处的锐利眼光给他的外貌增加一种身经百战的大将风度，马泽巴
就是靠这种风度得到玛利雅·科楚白
的欢心的。
奥尔洛夫实在寂寞无聊，不知道干什么好。他试着开办一所玻璃工厂制造中世纪那种绘图的玻璃，它们的成本比售价还高；他着手写一本《论信贷》的书——不，他的心向往的并不是这个，可是他没有别的出路。狮子给注定只能在阿尔巴特和巴斯曼街之间游荡，甚至不敢放任自己的舌头随便讲话。
奥尔洛夫拚命想做一个学者、一个理论家，这叫人看了感到很痛心。
他有清楚的头脑、卓越的才能，可是完全不擅长推理，对待那些久已熟悉的问题，他很容易一下子就迷失在新发明的体系中间，例如他那个化学命名法。他对待一切抽象的事物都毫无办法，然而他十分顽强坚决要搞形而上学。
他不谨慎，讲话不检点，经常犯错误；他受到最初印象的影响往前走了（他的这些印象都是骑士风度般高贵的），可是他突然记起了自己的地位，就在中途回转身来。他在这种有策略的大转弯中比在形而上学和命名法中更不行；他有时落进一个套索里面，努力想摆脱它，却反而掉进两个、三个里面去了。他因为这个受到责难；人们太肤浅、太粗心，他们重视语言胜过重视行为，把个别的错误看得比整个性格更重要。没有必要用生硬的列古路斯
的观点来责备人，应当责备这种阴暗的环境，在这个环境里任何崇高的感情只能当作违禁品一样关起门来，秘密交流；而且倘使有人大声说了一句话，他会整天都在想警察会不会马上就来……
应邀参加午宴的客人不少。我正好坐在奥尔洛夫的内弟拉耶夫斯基将军
的旁边。他在十二月十四日以后也不得意；他是著名的尼·尼·拉耶夫斯基的儿子，他十四岁就同他哥哥一起在波罗丁诺他父亲的身边；后来他负伤死在高加索。
我对他讲起奥加略夫的事，我问他奥尔洛夫能不能有一点办法，或者愿意不愿意想一点办法。
拉耶夫斯基的脸上现出了乌云，然而并不是我上午看见的那种胆小怕死的悲伤表情，却是痛苦回忆和厌恶交织在一起的表情。
“这不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他答道，“只是我怀疑奥尔洛夫是不是能够做点什么；吃过午饭请您到书房去，我陪他来找您。”他停了一下，又接下去说：“那么也就轮到您了；都要给卷进这个漩涡里去的。”
奥尔洛夫向我问清楚以后，就给戈里曾公爵写了信，要求会见公爵。
“公爵是个正派人，”他对我说，“即使他无能为力，他至少会讲出真相来。”
第二天我去听回音。戈里曾公爵说奥加略夫是奉皇上御旨逮捕的，并且已经指派了一个侦讯委员会，罪证就是六月二十四日的一次宴会， [1] 在宴会上唱了带煽动性的歌。我一点也不懂。那一天是我父亲的命名日；我整天在家，奥加略夫也在我们家里。
我心情沉重地和奥尔洛夫告别；他也不愉快；我伸手给他的时候，他站起来，把我紧紧抱在他的宽阔的胸前，同我接吻。
好像他感觉到我们要长期分别了。
这以后我只见到他一次，那是在整整六年之后。 [2] 他在逐渐委顿下去。他脸上的病容、沉思的表情和一种新的颧骨凸出的形状使我吃惊；他很忧郁，感觉到自己在走向毁灭，知道事情遭到挫折——可是找不到出路。过了两个月他就死了，血在他的血管里凝固了。
……卢塞恩
有一座出色的纪念碑；这是托尔瓦尔特孙在天然岩石上面雕刻出来的。
一只垂死的狮子躺在洼地里；它得了致命的伤，血从伤口流出来，伤口上还露出一支折断了的箭；它把那个威武的脑袋放在它的脚爪上，它在呻吟，它的眼光里露出难熬的痛苦；四周一片空旷，下面有一个池塘，这一切都隐藏在山、树和绿荫中间；人们经过这里不会注意到有一个万兽之王在这里逐渐死去。
有一回我坐在这个石头雕刻的受难者对面的长凳上，坐了好久，忽然想起了我最后一次同奥尔洛夫的会见。……
我从奥尔洛夫那里回家，经过警察总监
家门前，我忽然想起去公开要求他准许我探望奥加略夫。
我有生以来从未到过一个警察官员的家里。我等了许久，最后警察总监出来了。
我的要求使他吃惊。
“您有什么理由要求准许您去探望他？”
“奥加略夫是——我的亲戚。”
“亲戚？”他问道，笔直地望着我的眼睛。
我不答话，可是我也笔直地看着他阁下的眼睛。
“我不能准许您，”他说，“您的亲戚是au secret 〔法语：秘密拘押的〕 。我很抱歉。”
……杳无音信和束手无策折磨着我。在城里几乎连一个朋友也没有。简直什么也打听不出来。看来警察好像忘记了我，不然就是把我漏掉了。非常，非常沉闷无聊。然而正是在灰云满天、流放和监狱的长夜逐渐逼近的时候，一道亮光照到我的身上。
一个十七岁的少女
我以前一直把她当作小孩看待，她的几句深切同情的话使我又振作起来了。
在我的故事里第一次出现了女性的形象……正是这一个女性的形象出现在我一生中间。
在我的心灵里激荡着的短暂的、青年时期的、春天的热情在她面前褪了色、消失了，像幻灯里的画面一样；再也没有别的、新的热情了。
我们在墓地上见面。她站着，身子靠在墓碑上，对我谈起奥加略夫，我的悲伤平静下来了。
“明天见。”她说，把手伸给我，含泪地微微一笑。
“明天见。”我答道……久久地望着她的逐渐消失的背影。
这是一八三四年七月十九日的事。
[1] 参看第142页正文。据作者自己说：“有一个大学生念完了大学的课程，在一八三四年六月二十四日邀请他的朋友们吃一顿饭。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参加宴会，的确没有一个人 接到邀请 。”
[2] 作者在一八三四年被捕，米·费·奥尔洛夫死于一八四二年，那么作者再见到奥尔洛夫，应当在 八年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