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课程结束——席勒时期——青春的初期和艺术家的生活——圣西门主义和尼·波列沃依

雷电还没有在我们头上突然响起来的时候，我在大学的课程修完了。照例的忙一阵子、为了死记硬背通宵不睡、临时马马虎虎的学习、为了考试提心吊胆破坏了我对科学的兴趣，——始终是那一套。我写了一篇争取金质奖章的 天文学的 论文 ，却得到了银质奖章。我相信我现在不会看懂我当时写的那篇论文，而且也不会懂它的价值有 银子 那样重。

我有时还做过这样的梦，梦见我还是大学生，去参加考试，我惊恐地想，我已经忘记了好多，一定会不及格——我一下子醒了过来，非常高兴海洋和护照、年岁和签证把我和大学隔开了，再也没有人来考我了，再也没有人敢于给我打最讨厌的一分了。说实话，教授们一定很惊奇，我在这几年内竟然退步这么多。其实已经有一位向我这样表示过了。 ^[1]

在毕业考试之后，教授们就关在屋子里计算分数，而我们怀着希望又怀着疑虑，心里不安，三五成群地在走廊上和穿堂里走来走去。有时候有人从校务会出来，我们连忙过去围着他打听我们的命运，可是我们的命运很久都还没有决定；最后盖依曼出来了。

“祝贺您，”他对我说，“您是学士了。”

“还有谁？还有谁？”

“某某人和某某人。”

我又难过又高兴；我走出大门的时候，我觉得我现在出去已经不像昨天那样、不像过去每天那样了；我跟大学分开了，跟我这么年轻、这么美好地度过四年光阴的共同的老家分开了；可是另一方面我感觉到我现在是一个大家公认的成年人也很高兴，——为什么不承认这个呢？——而且我一下子得到了学士的称号。 ^[2]

Alma mater！ 〔拉丁语：母校！〕 我从大学得到了很多的益处，我修完大学课程以后好久还过着大学生的生活，而且也没有离开大学，所以我想到它就不能不爱它，不能不尊敬它。它至少不能责备我忘恩负义，在对待大学的关系上表示感激是容易的，这种感激是和爱、和青春时期的愉快回忆分不开的。……现在我从遥远的外国向它祝福！

我们毕业以后度过的那一年庄严地结束了青春的初期。这是连续不断的友谊、交换思想、鼓舞和狂欢的欢乐聚会……

一小群大学的朋友在毕业以后还不分散，继续生活在共同的同情和幻想里面，没有人想到自己物质的状况和未来的前途。成年人有这种情况我不会赞扬，可是我却重视年轻人中间的这种情况。当青春还没有被市侩习气所引起的道德堕落消耗尽的时候，它总是不切实际的，特别是在一个有很多打算却很少成就的年轻国家里是这样。而且不切实际远远不是说要讲假话，对于未来的一切想法都带有理想主义的成分。要是没有这种不切实际的性格，那么所有的实践家都会反复唱着枯燥乏味的老调了。

有的兴奋热情比一切道德教训更能防止 真正的 堕落。我还记得年轻人的狂饮，记得偶尔作得太过分的狂欢的时刻，可是我却记不起我们这个圈子里发生过什么不道德的事件，没有一件叫人 认真 感到脸红的事，没有一件人们想忘记、想掩盖的事。我们做过的一切事情都是公开地做的，——而坏事却很少是公开地做的。一半的心，而且一半以上的心都厌弃逸乐的情欲和病态的自私自利，——而这些就集中在龌龊的念头上面并且加强了恶习。

我认为一个民族的年轻一代人要是没有青春，那就是这个民族的大不幸；我们已经看到了，单是年轻还不够。德国大学生生活中最怪诞反常的时期也要比法英两国年轻人那种市侩气的成熟好一百倍。据我看来美国的 老成的 十五岁青年只有使人感到厌恶。

在法国曾经有过出色的贵族青年，然后是革命的青年。所有这些圣芮斯特 和奥什 、玛尔索 和德木南——这些由让·雅克 的悒郁诗篇培养大的英雄的孩子们是真正的青年。革命是由年轻人干出来的；不论丹东 ，不论罗伯斯庇尔 ，甚至路易十六，都没有活过三十五岁 。在拿破仑时期年轻人当传令兵，到了复辟时期 ，“老年复活时期”（青春是跟它完全不相容的），一切都变得老气横秋、精明干练，就是说变得市侩气了。

法国最后一批年轻人是圣西门主义者 和法朗吉 。若干例外并不能改变法国青年平凡无味的性格。杰古 和勒布拉 用手枪自杀，因为他们是生活在这个老人社会里的年轻人。别的人就像出了水落在泥岸上的鱼一样拚命挣扎，一直到有的死在街垒的战斗中，另一些人掉进了耶稣会教士的圈套里面。

然而年轻人会维护自己的权利，因此大多数的法国青年都在所谓 艺术家生活 里消磨掉自己的青春，这就是说，没有钱的带着小歌女 在quartier Latin 〔法语：拉丁区〕 的小咖啡馆里面鬼混，有钱的就带着交际花在上等咖啡店里玩。这不是席勒时期，而是保尔·德·柯克 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力量、精力以及一切年轻的东西都迅速地而且相当悲惨地消耗光了，——于是一个商号里的commis 〔法语：雇员〕 的人就准备好了。艺术家生活的时期在他们的心灵深处只留下了一种欲望——要钱，为了这个欲望牺牲了整个未来的生活，再没有其他的兴趣了；这些讲究实际的人不关心普遍的问题，他们瞧不起女人（这是他们多次征服那些以 被征服 为职业的女人的结果）。艺术家生活的时期通常总是在这种人的指导下度过的：没落名人中某一个放纵过度而衰老的罪人，靠别人生活的d’un vieux prostitué 〔法语：一个老男娼〕 ，一个嗓子坏了的演员，一个手打颤的画家；在吐字、发音方面，在喝酒方面，特别是在对人事的傲慢见解和对菜单的完备知识方面，他是摹仿的榜样。

在英国艺术家生活的时期是由动人的新奇和古怪的殷勤这样的冲动代替了，例如荒唐的把戏，没有道理的乱花钱，令人难堪的恶作剧，小心掩盖的严重淫乱，毫无益处的旅行——到卡拉布利亚 或者基多 ，往南方，往北方，路上骑马，带狗赛马，胡闹的宴会，然后是妻子和一大群又红又胖的baby 〔英语：娃娃〕 ；生意周转， Times 〔英语：《太晤士报》〕 ，国会，还有压得他们翻不了身的陈年葡萄酒。

我们也胡闹，我们也吃喝，然而基调完全不同，音域也非常宽阔。胡闹同狂饮从来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相信我们的使命；即使假定说我们错了，然而我们有实际的信仰，我们都是共同事业的工具，我们因此重视自己，也互相尊重。

我们的宴会和狂饮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呢？我们突然想起来再过两天就是十二月六日，圣尼古拉节。叫“尼古拉”的人实在多极了：尼古拉·奥加略夫、尼古拉·沙 〔青〕 、尼古拉·克 〔彻尔〕 、尼古拉·沙左诺夫……

“诸位，谁庆祝命名日？”

“我！”“我！”

“那么我第二天。”

“这全是废话，为什么第二天？我们搞一个共同的节日，大家出钱！那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宴会啊！”

“对，对！在谁那里举行呢？”

“沙 〔青〕 生病，当然在他那里。”

我们于是制定方案，做出预算，这叫未来的客人和主人忙得令人不能相信。一个尼古拉坐车到雅尔 去预订晚饭，另一个尼古拉去马捷尔纳 买干酪和萨拉米熏肠。葡萄酒不用说是在彼得罗夫卡的德普列店 买的，在这个店的价目表上面奥加略夫写下这样的题词：

De　près　ou　de　loin

Mais je fournis toujours.

〔法语：不论远近

我总是供应。〕

我们的毫无经验的口味并不曾超过香槟酒的范围，而且幼稚得有时甚至认为Rivesaltes mousseux 〔法语：起泡沫的利威扎尔特葡萄酒〕 比香槟好。在巴黎我有一次在饭店的酒单上看到这个名字，想起了一八三三年，我便要了一瓶。然而，唉！连回忆也不能帮忙我喝得比一杯更多。

在节日之前我们要尝一下酒，要是结果很满意，就得差人去多买一些。

我谈到这里，就不能不讲索科洛夫斯基 的事情。他总是没有钱，而且要是得到钱就马上花光。他被捕前一年，来到莫斯科，住在沙 〔青〕 那里。我记得那个时候他把《赫威利》 这本稿子卖出去了，因此决定请客庆祝，不单是请我们，还要pour les gros bonnets 〔法语：请大人物〕 ，就是说请波列沃依、玛克西莫维奇 等人。前一天的早晨他同波列查叶夫（他的团当时驻扎在莫斯科）一起出去购买物品，买了许多茶杯，甚至买了茶炊和各种并不需要的东西，末了还买了葡萄酒和吃的东西，那就是酥皮大馅饼、塞肉的火鸡等等。晚上我们到了沙 〔青〕 家里。索科洛夫斯基建议把酒打开一瓶，然后又开一瓶；我们一共五个人；过了这一晚，就是说到第二天刚开头，酒就光了，索科洛夫斯基的钱也光了。他偿还了几笔数目小的欠款，剩下的钱都让他买东西花光了。

索科洛夫斯基焦急得不知怎样才好，他勉强镇静下来，想了又想，随后就写信给所有的gros bonnets 〔法语：大人物〕 ，说他患了重病，只好将宴会推迟。

为了庆祝 四个人的命名日 举行宴会，我起草了一个完整的节目单，这个节目单后来当然引起了审问官戈里曾 的特别注意，他在委员会上问我是不是按照这个节目单做了的。

“A la lettre.” 〔法语，这里的意思是“一字不差”。〕 我答道，他耸了耸肩头，好像他一生都在斯莫尔尼修道院里或者都在过圣星期五 似的。

晚饭以后我们中间通常要发生一个 重大的 问题——一个引起辩论的问题，这就是“怎样煮热糖酒 ？”别的东西都是照平常那样吃掉、喝光的，就像在国会里投信任票那样，——不用争论。可是对这个问题每个人都参加，而且又是在吃过晚饭以后。

“点火——还不点火吗？怎样点火呢？用香槟或者索特尔纳 浇灭吗？在它燃烧的时候放进水果和菠萝，还是以后才放呢？”

“显然是在它燃烧的时候，那么香味都到潘趣酒 里去了。”

“得了吧，菠萝浮起来，它们的边皮会烧焦的，这就糟了。”

“这都是废话！”克 〔彻尔〕 说，声音比所有其他的人都高，“应当吹灭蜡烛，——这才不是废话。”

蜡烛灭了，所有人的脸色都发青，脸上的线条都跟着火焰的摇晃在颤动。这个时候小屋子里的气温由于燃烧的糖酒变得非常高。大家都很渴，热糖酒却还没有做成。可是雅尔饭店派来的法国人Joseph 〔法语：约瑟夫〕 在场；他做了一种跟热糖酒相反的东西，用各种葡萄酒做成à la　base　de　cognac 〔法语：以白兰地为主的〕 冰冻的饮料。他是真正的“伟大人民”的儿子，他把法国葡萄酒倒进去的时候，还向我们解释道，这种酒非常好，因为它两次经过赤道。“Oui，oui，messieurs；deux fois l équateur，messieurs！” 〔法语：“是的，是的，各位先生，两次过赤道，各位先生！”〕

这种像北极一样冰冷的出色的饮料喝光以后，也实在不需要再喝什么了，克 〔彻尔〕 一面搅动汤碗里的火湖，让最后几块方糖发出咝咝声和哀号声溶化了，一面嚷道：

“该弄灭火了！该弄灭火了！”

香槟倒了进去，火焰变红了，火在潘趣酒面上跑来跑去，现出一种忧郁和不祥的预兆。

于是有人发出失望的声音：

“我说，老兄，你发昏了，你不看见松脂熔化到潘趣酒里面去了吗？”

“那么你自己来拿好瓶子，不要让热度把松脂熔化了。”

“好吧，应当先用什么东西包住它。”那个苦恼的声音继续说。

“杯子，杯子！你们这里杯子够吗？多少？我们一共是——九、十……十四，——对，对。”

“哪里去找十四个杯子呢？”

“好吧，没有杯子的人就用——玻璃杯。”

“玻璃杯会炸的。”

“决不会，决不会，只要放一小匙进去就行。”

蜡烛拿来了；最后的火光跑过当中，来一个急转弯——就没有了。

“热糖酒成功了！”

“成功，大成功！”四面八方都在说。

第二天我头痛，恶心。这明明是由于热糖酒——这种混合酒！我当时真正下定决心以后决不再喝热糖酒了，这是毒药。

彼得·费多罗维奇走进房来。

“少爷，您今天回来不是戴自己的帽子：我们的帽子要好一些。”

“让它去吧。”

“您是不是要我去找尼古拉·米哈依洛维奇的库齐马 ？”

“你以为有人没有戴帽子回家吗？”

“少爷，不管怎样，您还是让我去吧。”

这时我猜到了问题不在帽子，却在于库齐马约彼得·费多罗维奇上战场 。

“你到库齐马那儿去吧，不过你先向厨子给我要点酸菜汤来。”

“看来，历克山大·伊凡雷奇 ，少爷们的命名日过得不寒伧吧？”

“什么——寒伧？这样的宴会我上大学以来不曾有过。”

“那么我们今天不到大学去吗？”

我受到良心的责备，不作声了。

“您的爸爸问我：‘怎么样了，还没有起来吗？’您知道，我可不会上当，我说：‘少爷头痛；他大清早就讲他头痛，老爷，所以我没有拉起窗帘来。’他就说：‘好，你做得对。’”

“你看在基督的面上让我好好地睡一觉吧。你要去沙 〔青〕 那儿，你就去吧。”

“我就去，少爷，不过我先跑去把酸菜汤拿来，少爷。”

我又闭上眼睛睡着了，一两小时以后我再醒过来，觉得好多了。我想：他们在那里干什么呢？克 〔彻尔〕 和奥加略夫在那里过夜。可惜热糖酒对脑袋会起这样的作用，必须承认它的味道很好。我不该用玻璃杯喝热糖酒，今后我喝热糖酒决定永远不超过一小杯。

这个时候我父亲已经读过了报纸，也同厨子谈过了话。

“你今天头痛吗？”

“很厉害。”

“是不是你太用功了？”——他这样发问的时候，就是在我回答以前也看得出来他已经在怀疑了。——“我记不起，好像你昨天是同尼古拉沙 和奥加略夫在一块儿的。”

“是，是这样，爸爸。”

“他们庆祝命名日……拿什么招待你呢？又是马德拉酒 汤吗？啊，我不喜欢这一切。我知道，尼古拉沙太好酒了，他这个毛病是从哪儿来的，我却不明白。已故的巴威尔·伊凡诺维奇 ……啊，六月二十九日是他的命名日，往常他一定会邀请所有的亲戚吃一顿饭，是按照常规的宴会，既朴素，又体面。然而今天流行的是香槟酒和油浸沙丁鱼，——看起来就叫人厌恶。至于普拉东·包格达诺维奇那个不肖的儿子 ，我不谈论他，——他一个人，又没有人管他！莫斯科……有钱，叫马车夫叶列美依‘去买酒’。马车夫当然高兴：他在店里会得到一枚十戈比的银币。”

“是的，我是在尼古拉·巴甫洛维奇那儿吃早饭的。不过我并不以为那是我头痛的原因。我要出去散散步，这通常对我有好处。”

“好吧；我希望你在家里吃午饭。”

“当然，我只是出去走走。”

要解释 马德拉酒汤 的来源，我就得从这次庆祝四个命名日的著名宴会的前一年或者更早些时候讲起，那时在复活节我和奥加略夫一起出去散步，为了不在家吃午饭，我就说奥加略夫的父亲请我去吃饭。

我父亲向来不喜欢我的熟人；他经常把他们的姓叫错，而且经常错得一样，譬如他总是叫沙 〔青〕 做沙凯尼，叫沙左诺夫做斯纳齐尼。他最不喜欢奥加略夫，因为奥加略夫留着长头发，而且不请求许可就抽起烟来。可是另一方面他把奥加略夫看作远房的外孙，因此他不能随意歪曲亲戚的姓。而且普拉东·包格达诺维奇不论家世或财产都属于我父亲所尊重的少数人之列，他很高兴我同这一家人来往。倘使普拉东·包格达诺维奇没有儿子的话，他就更加高兴了。

因此他认为这一家人的邀请是不好拒绝的。

可是我们并不待在普拉东·包格达诺维奇的可尊敬的饭厅里面，却先跑到诺文斯柯耶附近、普列依斯 的演艺场去（我后来在日内瓦和伦敦又非常高兴地遇见了这个杂技演员家族）；那里有一个小姑娘我们很喜欢，就叫她做“迷娘” 。

我们注意地看了一阵迷娘，并且决定晚上再来看她一次，便动身到“雅尔”去吃午饭。我有一个金币，奥加略夫有的同我差不多。我们当时完全是外行，因此我们考虑了好久，才要了一份ouka auchampagne 〔法语：香槟酒鱼汤〕 、一瓶来因葡萄酒和一份小小的野味，我们吃完这一顿贵得吓人的午饭站起来，肚子还是很饿，我们又看迷娘去了。

后来我跟父亲道晚安的时候，他对我说，他觉得我有酒的气味。

“这大概是，汤里面放了马德拉酒吧。”我说。

“Au madère 〔法语：放马德拉酒〕 ；这大概是普拉东·包格达诺维奇的女婿的主意；cela sent les casernes de la garde. 〔法语：这是禁卫军营房的气味。〕 ”

从这个时候起到我流放为止的这段时期中，倘使我父亲以为我喝了酒，或者他看见我的脸发红，他就一定要对我说：“大概你今天又喝了马德拉酒汤吧！”

于是，我就快走赶到沙 〔青〕 家里去。

不用说，奥加略夫和克 〔彻尔〕 还在那里。克 〔彻尔〕 的脸上现出疲乏的表情，他对当时的某一些安排不满意，正在发表严厉的批评。奥加略夫采用了以毒攻毒的同种疗法把剩下的酒喝光了，这不仅是在昨天的晚宴以后，而且还是在彼得·费多罗维奇采办了粮草以后的事，彼得·费多罗维奇已经在沙 〔青〕 的厨房里唱歌、吹哨、用手指打拍子了：

在玛利伊诺村树林中游乐

就在悼亡节 那个日子。

……我回想起我们的青年时期，回想起我们这一伙人在一起度过的日子，我记不起一件使我的良心受到谴责的事情，记不起一件使我感到羞愧的事情。这毫无例外地对我们所有的朋友都适用。

我们中间有柏拉图式 的梦想家和悲观失望的十七岁的青年。瓦季姆甚至写了一个剧本，企图表现“他那 备受痛苦的 心的可怕经历”。剧本是这样开头的：“花园——远处有房屋——窗内有灯光——暴风雨——没有一个人——花园小门没有关上，啪来啪去，还发出吱吜声。”

“剧本里除了小门和花园外还有没有人物？”我问瓦季姆道。

瓦季姆带了一点不高兴的样子对我说：

“你总是开玩笑！这并不是笑话，这是我内心的真实记录；要是你再这样，我就不读下去了。”——他继续往下读。

也有完全不是柏拉图式的恶作剧；有的结局甚至不是写出剧本，而是进了药房。然而并不曾有过欺负女人、侮辱人的那些粗俗勾当，也没有人养过一个 姘头 （我们连这个下流的字眼也没有用过）。我们这伙人里面也从来没有过不声不响的、没有危险的、平淡无奇的、庸俗的恶行，——得到法律保障的恶行。

“那么您容许更坏的恶行——卖淫吗？”有人会这样问我道。

“不是我容许，是你们容许！这是说，不是您 个人 ，而是你们全体。它是极其牢固地建筑在整个社会制度上，因此它不需要我来承认。”

普遍的问题和对自己社会职责的热诚救了我们；不单是这些，还有对科学和艺术的兴趣的高度发达。它们像燃烧的纸张一样，烧掉了油迹。我保存了几封奥加略夫在那个时期写的信，根据它们就可以容易判断我们当时生活的基调。例如一八三三年六月七日奥加略夫写信给我：

我认为我们彼此了解，我认为我们是可以开诚布公的。你不要把我的信拿给别人看。那么，你告诉我——从某个时候以来我就充满了这样的感觉和思想，也可以说它们压得我透不过气来，因此我觉得，我不仅是觉得，而且这个思想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我的天赋宜于做诗人、做写诗的人或者音乐家，alles eins〔德语：反正一样〕，不过我觉得我应当始终保持这个想法，因为我自己有我是诗人的这种感觉；即使我还写得很糟，然而我心灵里的那种火、我那种丰富的感情使我抱有希望将来会写出过得去的（原谅我使用这种庸俗的词句）的诗来。朋友，告诉我，我可以相信我的天赋吗？你也许比我自己更知道我，你不会看错的。——一八三三年六月七日。

你写着：“ 你的确是一个诗人，真正的诗人 ！” 朋友，你了解得到这些字对我产生的全部影响吗？那么我所感觉到的一切，我所追求的一切，我所生活于其中的一切，都不是幻觉了！它不是幻觉！你说的是真话吗？这不是发热病人的胡话——这是我感觉到的。你比任何人都更了解我，不是这样吗？我的确觉得这样。不，这种昂扬的生活并不是发热病人的胡话，并不是想象的幻觉，它太昂扬了，不可能是骗人的幻觉，它是真实的，我生活在它里面，我不能想象我还会过另外的生活。我为什么不懂音乐，不然一曲多么出色的交响乐现在就要从我的心灵里产生出来！现在你听到宏伟的adagio〔意语：柔板，缓徐调〕，可是我没有表达自己思想感情的力量，我需要比过去已经说过的说得更多；presto〔意语：急板，流水调〕，presto，我需要一个强烈的、不能制止的presto。Adagio和presto〔意语：缓徐调和流水调，或柔板和急板〕，两个极端。去掉这些中间的东西：andante〔意语：行板，平调〕、allegro mo-derato〔意语：中庸快板〕，它们不是结结巴巴，就是头脑迟钝，它们既不能发出有力的语言，也不能有强烈的感觉。——切尔特科沃村，一八三三年八月十八日。

我们早已丢开了这种年轻人讲天真话滔滔不绝的习惯，它对我们显得很陌生，然而从一个不到二十岁的青年写的这些话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来他是不会被下流行为和下流恶习玷污的，即使他掉进了泥坑，他也会干干净净地从泥坑里出来。

这并不是缺乏自信心，这是对信仰的怀疑，这是希望得到肯定、听到我们所极其重视的不必要的友爱语言的强烈愿望。是的，这是即将产生艺术作品时的焦急不安，这是 孕育艺术创作的 心灵的焦心悬念的仓皇四顾。

在同一封信里他还写道：

我还捉不住我的心灵所听到的那些音响，肉体的无能为力限制了想象。然而，见鬼！我是一个诗人，凡是我不能靠冷静的理智了解的地方，诗就悄悄地告诉我真理。这就是启示的哲学。

我们青年时代的头一部分就这样地结束了；第二部分是在监牢里开始的。然而在谈到监牢之前，我应当讲一讲这个灾祸压在我们头上的时候我们的倾向是什么，我们有的是什么思想。

波兰起义被镇压以后的那个时期很快地教育了我们。我们不仅因为尼古拉已经羽毛丰满、他的严厉统治已经固定下来而感到苦恼；而且我们开始发现在欧洲，特别在法国（我们过去常常从法国找到政治暗语和口号）情况不妙，而感到内心的恐惧；我们开始对我们的见解怀疑起来。

一八二六年的幼稚的自由主义，后来逐渐变成由拉法夷脱派和本查曼·贡斯当所鼓吹、由贝朗瑞所歌唱的法国观点，它在波兰毁灭以后失去了迷惑我们的魔力了。

这个时候有一部分年轻人（瓦季姆也在内）便埋头去深刻地、认真地研究俄国历史。

另一部分青年就去研究德国哲学。

奥加略夫和我，我们不在这两部分人里面。我们同某些思想的关系太密切了，无法很快地把它们丢开。我们对贝朗瑞 宴会上的 革命 的信仰动摇了，可是我们还在寻求一种在涅斯托尔的《编年史》 中和在谢林 的先验的唯心论中都找不到的东西。

在这种骚动中间，在猜想、在我们为了解答使我们惊恐的那些疑问所作的努力中间，圣西门主义者的小册子，他们的宣传，他们的审讯，到了我们的手里。它们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

肤浅的和不肤浅的人们把昂方丹神甫 和他的使徒们嘲笑够了；现在到了用另一种方式承认这些社会主义的先驱者的时候了。

这些意气昂扬的青年穿着没有开襟的背心，留着长胡子，庄严地、带着诗意地出现在小市民世界中间。他们宣告一种新的信仰，他们有话要说，他们要用这种新事物的名义批判旧事物秩序，并不害怕受到拿破仑法典 和奥尔良宗教 对他们的审判。

一方面 妇女的解放 ，号召妇女参加公益劳动，让妇女掌握自己的命运，把妇女当作平等的人同她联合起来。

另一方面 为肉欲昭雪 、辩护，réhabilitation　de　la　chair！ 〔法语：给肉欲恢复名誉！〕

这是些伟大的词句，它们包含着人与人之间新关系的整个世界，——一个健康的世界，精神的世界，美的世界，自然道德的世界因此也是道德上纯洁的世界。许多人挖苦妇女解放，挖苦对肉欲权利的承认，给这些字眼加上肮脏的、庸俗的意义；我们那种修道士一般贪淫好色的想象害怕肉欲，害怕女人。心地善良的人明白 对肉欲的 净化 尊重 就是基督教的丧钟；生命的宗教来代替死亡的宗教，美的宗教来代替提倡斋戒和祈祷的惩罚和禁欲的宗教。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肉体也复活起来，而且不再为自己感到害羞了；人达到了和谐的统一，领悟到他是一个活的整体，并不是像钟摆那样，由两个互相制约的不同金属做成的，还领悟到同他连结在一起的敌人也已经消失了。

要在法国向全体公众宣传这些摆脱唯灵论的言论，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唯灵论在法国人的观念里是很牢固的，而在他们的行为里却又完全没有它！

那个旧世界，伏尔泰所嘲笑的、革命所破坏的，但又被小市民为了自己的生活习惯所巩固、所修补、所加强的旧世界，还不曾经受过这样的事。它要根据它口是心非的伪善来审判它所谓的叛徒，可是这些年轻人揭露了它。他们被控告背叛了 基督教 ， 然而他们指着法官头上一八三〇年革命以后用帷幔罩起来的 神像 。控告的罪名是他们替色欲辩护，可是他们问法官，他的生活是不是很贞节？

新世界在推门了，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心敞开来迎接它。圣西门主义成了我们信仰的基础，它始终不变地是我们信仰的精髓。

我们敏感，又真正年轻，因此容易被卷进它的巨大洪流里面，而且很早就游过了那条分界限（那里有整整一大群人，他们抄了手站着，有的朝后退，有的在两边寻找浅滩）——要横渡海洋！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敢于同我们一起冒险的。社会主义和现实主义 一直到今天都是革命和科学的道路上的试金石。一群群游泳的人被时事的浪潮或者由思考的结果冲到了这些岩石上，立刻分成两个永远存在的党派，它们（经常改变装束）贯穿整个历史，贯穿一切变革，通过不计其数的政党，甚至通过由十多个青年成立的小组而存在下来。一派代表逻辑，另一派代表历史；一派代表辩证法，另一派代表发生学 。一派 更正确 ，另一派 更实际 。

这里不可能谈到选择，控制思想比控制任何激情更难——思想不知不觉地把人引到什么地方；要是能够用感情、用梦想、用害怕后果的顾虑来束缚思想，也可能把思想拴住，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办到。要是思想在一个人身上占了优势，那么他就不问这思想是否合乎实际，实行起来是困难还是容易，——他追求真理，坚定地、无私地实行他的主张，像过去圣西门主义者、现在蒲鲁东 所做的那样。

我们的小组团结得更紧密了。甚至在那个时候，在一八三三年， 自由主义者 看见我们就要皱起眉头，认为我们走错了路，正是在我们关进监牢之前，圣西门主义成了我和尼·阿·波列沃依中间的障壁。波列沃依是一个头脑十分灵敏、精力旺盛、容易吸收一切养料的人；他是生就的新闻记者，一切成就、发现、政治与学术论战的编年史家。我是在大学念书快结束的时候认识他的——我有时在他的家里，有时在他的兄弟克谢诺丰特 的家里。这是在他声誉最高的时候，就是在《电讯》 查禁前不久的时候。

这个人，他生活在最近的发现里面，在当前的问题里面，在理论和事件的新奇新闻里面，他像变色龙那样变来变去，不管他的头脑多么灵活，他是不会懂得圣西门主义的。对我们说来，圣西门主义是启示，在他看来是发疯，是阻碍社会发展的空洞无聊的乌托邦。不管我怎样阐说、解释、论证，波列沃依是听不进去的，他不高兴，发了脾气。一个大学生反对他，使他特别恼怒，因为他非常重视他在年轻人中间的影响，在他同我的辩论中他看出来这种影响正在逐渐地消失。

有一次我认为他的反驳不讲道理，给激怒了，就对他说，他同他毕生所反对的那些人一样地落后、保守。我这番话使波列沃依很难过，他摇着头，对我说：

“将来会有一天，您也会为您一生的努力和辛劳得到这样的报酬：一个年轻人含笑地对您说：‘走开，您是个落后的人。’”

我怜悯他，而且因为自己伤了他的心感到惭愧，但是同时我也明白，在他的忧郁的话里听得出他的结论来。他的话不是出于一个坚强战士的口，而是一个上了年纪的、精疲力竭的角斗士 讲的话。我那个时候就明白他不会前进了，可是他也不能带着这样灵活的头脑、踏着这样不牢固的基地，长久站在同一个地方。

你们知道他后来怎样了吗，——他写了《西伯利亚姑娘巴拉莎》 ……

对于到了时候不能前进又不能退出舞台的人，及时死去倒是多么大的幸福！我看到波列沃依，看到庇护九世 以及 许多别的人 ，就有这样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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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八四四年我在谢普金的家里遇见彼列沃希科夫，吃饭的时候坐在他的旁边。快吃完的时候，他忍不住对我说：“可惜，先生，很可惜，先生，情况妨碍您从事工作，先生，——您有非常的才能，先生。”
我对他说：“您知道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跟着您爬上天去。我们在这儿、在地面上也忙着，做另一种工作。”
“别那么想，先生，那算是一种工作，先生，什么样的工作，先生，黑格尔哲学吧，先生。我读过您的文章，先生，我没法懂，先生；鸟的语言，先生。这算是什么工作，先生，不，先生。”
他的这个判决使我好久都觉得可笑，这就是说，我好久都不明白我们的语言当时会真是这样糟；如果它是一种鸟的语言，那么这种鸟一定是密纳尔伐宠爱的鸟。——作者原注
德·玛·彼列沃希科夫（1788—1880）：院士，天文学家，数学家，一八二六年起任莫斯科大学教授，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一年任大学校长。作者听过他讲球面天文学的课。根据罗马神话，密纳尔伐是智慧、学问、战争的女神，她的塑像头上戴盔、身披甲、手拿盾牌。据说密纳尔伐经常带着一只猫头鹰（智慧的象征），不是在盔上，就是在脚边。这里说她“宠爱的鸟”就是指猫头鹰。

[2] 从莫斯科给我寄来的文件中间我发现了一张我写给当时同公爵夫人一起住在乡下的堂妹、通知她我毕业的字条。“考试结束了，我是个学士了！您想象不到经过四年学习之后那种甜蜜的自由感觉。您星期四想过我吗？这是一个叫人憋气的日子，我从早晨九点一直给折磨到晚上九点。”（一八三三年六月二十六日）我想我大概是为了取得效果或者为了修辞起见多写了两个小时。然而不管这一切快乐，由于别的同学（亚历山大·德拉舒索夫）获得金质奖章，我的虚荣心给伤害了。我在七月六日写的第二封信里说：“今天是发奖典礼的日子，可是我不在，我不想在接受奖章的时候当第二名。”——作者原注
公爵夫人指作者的姑母霍万斯卡雅公爵夫人。
字条内容是从作者一八三三年六月二十六日写给娜·亚·查哈林娜的信中摘引来的。
亚·尼·德拉舒索夫（1816—1890）：一八三一年进莫斯科大学念书，一八四〇至一八五五年任莫斯科大学教员，后来成为有名的天文学家。
信里这段话是作者一八三三年七月五日或六日写给娜·亚·查哈林娜的信上面的附笔，作者引用时作了小的改动。 HMtDy8xS+is//ZUggfOIzaUgsxXsHOOHExw2kE/c4j9WZRfMahvmbcQdkQO+y2X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