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克里姆林宫部——莫斯科大学——化学家——我们——马洛夫事件——霍乱——费拉列特——孙古罗夫案——瓦·巴谢克——列索夫斯基将军

啊，自由的、欢欣的梦想

和无限期望的岁月！

如今没有苦恼的笑声，宴会的喧哗在什么地方？

充满希望的劳动在什么地方？

——《幽默》

我父亲不顾瘸腿将军 的不吉祥的预言，还是找到尼·包·尤苏波夫公爵在克里姆林宫部 给我派了一个职务。我在一份呈文上签了字，事情就完了；以后我再也没有听见人讲起这个职务，只有在三年以后尤苏波夫差了宫廷建筑师来通知，我已经得到初级军官官衔，这个建筑师老是喜欢大叫大嚷，好像站在五层楼的屋架上向底层的工人发号施令似的。我顺便提一下，这种古怪的事情其实并无用处，因为我考上学士以后，一下子就有了那种就职所得到的功名，——为了这两三年的资历不值得花费许多力气。同时这个虚职几乎还妨碍我投考大学。大学校务会认为我是克里姆林宫部办公厅的官员，不发给我准考证。

当时曾经为在政府机关工作的人员开办了一种饭后的专门讲习班，仅限于准备参加所谓“委员会考试” ，并取得投考资格。一切有钱的懒汉、什么都不懂的贵族地主的少爷、一切不愿意到军队里服役并且急于获得八等文官头衔的人都去参加“委员会考试”；类似某种转让给老教授们的 金矿 ，他们privatissime 〔拉丁语：最私下地〕 教这些学生，每一课收二十个卢布。

要在这种学问的考狄纳叉口 上开始我这一生，很不符合我的思想。我坚决地对我父亲说，要是他找不到别的办法，我就辞去我的职务。

我父亲很生气，他说我这样任性会妨碍他替我猎取功名，他又责骂那些家庭教师把这种荒唐的想法塞进了我的脑子，然而他看见这一切对我都不发生作用，就决定去找尤苏波夫。

尤苏波夫一半照大贵族、一半照鞑靼人的方式，一瞬眼的工夫就把事情解决了。他把秘书叫来，吩咐他给我写一张准假三年的假条。秘书再三犹豫，后来带着一半恐怖地报告他，凡是假期在四个月以上的假条，没有皇上的批准，就不能签发。

“老弟，胡扯，”公爵对他说，“有什么为难呢？好吧——假条要是不能签发，你就写我派他去深造——让他上大学听课。”

秘书照他的吩咐写了，第二天我就坐在数理系教室的阶梯形讲堂里了。

莫斯科大学和沙皇村中学在俄国教育史上和最近两代人的生活中起了巨大的作用。

莫斯科大学同莫斯科这个城市一起在一八一二年以后变得重要了；彼得大帝取消了莫斯科的沙皇首都的地位，而拿破仑大帝（一小半是有意的，一大半是无意的）又把它提升为俄罗斯人民的首都。人民听见莫斯科陷落到敌人手里的消息感到极大的痛苦，因而领会到他们同这个城市的血肉相连的关系。从此这个城市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莫斯科城内的大学也越来越成为俄国教育的中心。大学的发展所必需的一切条件，如历史的意义、地理的位置和沙皇不在这里等等，都齐备了。

彼得堡在保罗 〔一世〕 死后思想界非常活跃的活动在十二月十四日 阴郁地结束了。尼古拉带着五座绞刑架，带着苦役 、兵役和穿浅蓝色制服的卞肯多尔夫 上了台。

一切都后退了，血涌上了心头，在外表上活动消沉了，暗中它却澎湃汹涌。莫斯科大学坚定地屹立着，在一片暗雾中轮廓分明地出现在最前列。沙皇从波列查叶夫 事件以来就仇恨它。他派了《卡路查夜话》 的少将亚·皮萨列夫做督学，命令学生穿制服，命令学生佩军刀，后来又禁止学生佩军刀；因为波列查叶夫写的诗就罚他去当兵，给送去当兵的还有柯斯捷涅茨基 和他的朋友们，由于他们写了文章；因为克利次基弟兄 损坏了半身像 就消灭他们，因为圣西门主义 就把我们 流放出去，然后又任命谢尔盖·米哈依洛维奇·戈里曾公爵 做督学，后来就不再管这个“邪恶的苗床”，诚心诚意地劝告那些在贵族中学和贵族法学院毕业的青年不要进莫斯科大学了。

戈里曾是一个古怪的人，他很早就看不惯因教授生病停课的现象，认为这是没有秩序；他以为应当 按次序 由名单上的下一个人代替他讲课，这样有时候就轮着捷尔诺夫斯基神甫去讲授妇女病的临床学，产科医生利赫捷尔 去讲 〔圣母玛利雅的〕 纯洁受胎了。

然而不管这个，失了宠的大学的影响却还是一天天地增大；俄国年轻的力量从各个方面，从各个阶层流到这里来，仿佛流进一个总的贮水池一样；在大学的教室里他们肃清了他们在家庭里得到的那些迷信、成见，达到了一个共同的水平，结成了弟兄般的朋友，然后又分散到俄国各地去，到俄国各阶层中去。

一直到一八四八年我国大学的体制都是纯粹民主的。除了农奴，除了被所属农村公社开除出来的农民，只要通过了入学考试，每个人都可以进大学。尼古拉却破坏了这一切；他对招收学生加以限制，增加了自费生的学费，而且只允许给贫穷的 贵族 以免费待遇。这一切都属于一连串的糊涂措施，这些措施将来要随着俄国车轮上那个煞车的毁灭一起消失，——还要和护照法 ，和宗教排他的法令 等等同时消失。 ^[1]

各种各样的年轻人从上、下、南、北来到这里，很快地就融合成一个紧密团结友爱的集体。在我们中间社会地位的差别并没有像我们在英国学校和兵营里所遇到的那种侮辱性的影响；（英国的大学不在我所说的之列，它们是专为贵族和有钱人办的。）倘使有一个学生打算在我们当中吹嘘他的 贵族身份 或者他的财富，他就会遭到大家的排斥，成为同学们的笑柄。

学生中间存在着的一些表面的差别（这种差别并不深）是由别的原因产生的。例如在花园对面的医科就不像其他科系那样同我们关系密切；而且医科学生大多数是宗教学校学生和德国人。 德国人有点不愿意同别人接近，并且充满了西方小市民的习气。那些不幸的宗教学校学生所受的一切教育，他们的一切思想都和我们的完全不同；我们讲的不是共同的语言：他们是在修道院专制的压迫下成长起来的，是在修辞班和神学班上磨炼出来的，因此他们羡慕我们不受拘束；而我们却看不惯他们那种基督教的恭顺。

虽然我对数学并没有高的天分，也并不太喜欢数学，可是我进了数理系。我曾经和尼克一起跟着一个教师 学数学，我们喜欢听他讲笑话讲故事；这个教师虽然很有趣，他却未必能培养我们对他那门学问的爱好。他的数学知识就到圆锥曲线为止，这就是说只限于中学生准备投考大学所必需的知识；他是一位真正的明哲之士，从来不曾好奇地去看看“大学程度”的数学。在这方面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他只读一本书，而且反复地读了十年左右——这是一本弗朗凯尔的教科书 ；他生性爱节制，不喜欢奢侈浪费，他的阅读从未超过某些篇页。

我挑选数理系，因为在这个系里讲授自然科学，而在当时我对自然科学有强烈的爱好。

一种相当奇特的接触引起了我对这些课程的兴趣。

在我讲过的一八二二年 有名的分家之后，“兄长”就搬到彼得堡住了下来。我们很久没有听到他的消息，后来突然听说他结了婚。当时他已经过了六十，而且我们都知道他除了一个成年的儿子以外，还有别的儿女。他就同他的长子的母亲正式结婚；“新娘”也已经过了五十。他通过这次结婚就像老早人们讲的那样，使他的儿子“合法化”。为什么不是使他所有的儿女都“合法化”呢？倘使我们不知道他这样做的主要目的，那就很难回答这个为什么了；他有一个愿望就是不让他的兄弟继承他的遗产；他使儿子“合法化”，就完全达到了这个目的。在著名的一八二四年彼得堡水灾期间，这个老人坐在马车里给泡了，受了寒，睡下来了，一八二五年初就死了。

关于这个儿子有一些古怪的传说，说他是个孤僻的人，不同别人来往，老是一个人坐在家里研究化学，一辈子的工夫都用来看显微镜，吃饭的时候也在看书，很不喜欢同女人交际，可以用《聪明误》里面的话来讲他：

——他是化学家，他是植物学家，

他看见女人就逃，甚至躲开了我。

他就是费奥多尔公爵，我们的外甥。

他的叔父们把他们对他父亲的怨恨都发泄在他身上，讲起他的时候就只称他“化学家”，他们使用这个字眼带着谴责的意义，暗示化学根本不是正派人干的事情。

父亲去世以前把儿子折磨得很厉害，他不仅用年老父亲厚颜无耻的淫乐表演来侮辱儿子，而且真的妒忌儿子，耽心儿子在他的“后宫”夺他的爱。化学家有一次服用了鸦片剂企图结束这种卑贱的生活；同他一起从事化学研究的朋友偶然地救了他。父亲给吓坏了，去世前就开始对儿子温和一点了。

化学家在父亲死后就把那些不幸的女奴 全放了，又把他父亲向农民征收的过重的代役金减少一半，豁免欠缴的尾数，免费地把免役收据 交给农民，而他父亲却是把家仆送去当兵以后，将免役收据卖给农民。

大约一年半以后他到了莫斯科。我很想见他；一方面由于他对待农民的态度，另一方面由于他的叔父们对他那种不公平的仇视，我喜欢他。

一天早晨有一个戴金丝眼镜的小个子来拜访我的父亲，他有一根大鼻子，头发半秃，手指上带着化学试剂烧伤的痕迹。我父亲冷淡地接待他，话里带刺；侄儿照样地对待，并不比我父亲差一点；他们较量了一番之后，就做出毫不在乎的神气，谈起一些不相干的事，分别的时候都是彬彬有礼，可是暗中都心怀怨毒，互相仇恨。我父亲看出来这个侄儿是他的一个决不让步的对手。

他们以后也从没有亲近起来。化学家很少到他的叔父家里去。他最后一次来看我父亲是在枢密官去世以后，他来向我父亲借三万卢布买地。我父亲不借；化学家生了气，他伸手揉揉鼻子，带笑说：“不会担风险的，我的田产是 祖传 的；我借钱来改善它。我没有小孩，我们是彼此的继承人。”七十五岁的老人永远不宽恕侄儿这种狂妄的举动。

我有时去看望化学家。他的生活方式非常特殊。在特威尔大道上他那座大房子里，他只占用一间很小的屋子，还有一间他用来作实验室。他的老母亲住在走廊另一头的一间小屋子里面；其余的房间全空着，完全保留着他父亲动身去彼得堡时候的那个样子。发黑的枝形大烛台，不寻常的家具，各种各样的古董， 据说是 彼得一世在阿姆斯特丹 买来的挂钟，据说是从斯坦尼斯拉夫·列欣斯基 王室传下来的扶手椅，没有画的画框，一些翻过来面朝墙壁的画，——这一切都随随便便地放着，堆满了三间没有生火、没有点灯的大客厅。仆人们在门房里平常就弹托尔班琴 、抽烟（从前在这里他们连吐气和祷告也不敢）。一个男仆点起一支蜡烛送我走过这个“古物陈列馆”，每次都提醒我不要脱掉我的大衣，因为客厅里太冷。那些带角的和奇奇怪怪的东西上面盖着很厚的灰尘，它们在精巧的大镜面上映出来，并且跟随着蜡烛在镜子里移动，包装时留下的干草同剪剩的纸头和绳子一起原封不动地到处躺着。

最后我们走到一扇挂着毯子的门前，进门去便是一间热得可怕的书房。化学家穿了一件弄脏了的松鼠皮镶里的长工作衫，足不出门地坐在书房里，四周都是书本、小玻璃瓶、蒸馏瓶、坩锅和别的仪器。书房里现在是谢瓦里耶 的显微镜占统治的地位，在这里老是有氯气的臭味，可是就在这里几年前还干着可怕的、令人发指的事情——还有，我就是在这个房间里 诞生的 。我父亲从国外回来，同他哥哥吵架之前，在哥哥的宅子里住了几个月。而且我的妻子 也是在这所宅子里出世的（那是一八一七年的事）。化学家在两年后卖掉了他的宅子，后来我又有机会到这所宅子参加斯威尔别耶夫 家的晚会，在这里辩论泛斯拉夫主义，生霍米雅科甫 的气（霍米雅科甫对任何事情却从不发怒）。房间都翻修过了，不过大门、门厅、楼梯、门房——都没有动，那间小书房也保留了下来。

化学家的家务更加简单，特别是在他母亲到莫斯科近郊去度夏的时候，她把厨子也带去了。每天四点钟他的随从拿着咖啡壶进来，把少量的浓汤倒进壶里，就利用化学炉把它烧热，同那里的各种有毒的药品放在一起。以后随从又在小饭馆里买了半只松鸡和面包送来——他的午饭就只有这些。午饭后随从把咖啡壶洗干净，让它去执行它本来的职务。晚上随从又进来把长沙发上一大堆书搬开，把那张他父亲遗留下来的虎皮拿走，然后铺上床单，放好枕头和被子，书房很容易就变成了寝室，就像它变成厨房和饭厅那样。

在我们刚刚认识的时期，化学家看出来我读书认真，就劝我丢开“空洞的”文学研究和“毫无用处的、危险的”政治学习，去研究自然科学。他给我看居维叶的关于地质激变的演讲 和德·冈多勒 的《植物形态学》。他看见它们在我身上起了作用，便建议我使用他那完备的藏书、仪器和植物标本，他甚至亲自指导我学习。他在他这个方面很能引起别人的兴趣，他非常博学，而且聪明，甚至和蔼可亲；但也无法引他超出猴子的范围；从石头到猩猩他全感兴趣，可是在这个范围以外，他就不想掉进去了，特别是哲学，他认为这是废话。他不是保守派，也不是落后的人，他只是不相信人，这就是说，他相信利己主义是一切行动的唯一的原因，他还认为利己主义只有由于一些人的丧失理智和另一些人的愚昧无知而受到制约。

他的唯物论 当时引起了我的反感。我们父亲那一辈的浅薄的、胆小的半伏尔泰主义完全不像化学家的唯物论。他的见解是沉着的、一贯的、全面的。他使我想起拉郎德 对拿破仑的有名的回答。波拿巴 对他说：“康德 接受关于上帝的假设。”天文学家反驳道：“Sire 〔法语：陛下〕 ，我做研究的时候，从来不需要使用这种假设。”

化学家的无神论超出了神学的范围。他认为若弗鲁阿·圣伊奈尔 是一个神秘主义者，奥肯 不过是一个堕落的人。他就像我父亲阖上卡拉姆辛的《历史》 的时候那样，带着同样的轻视阖上自然哲学家们的著作。他说：“他们自己发明出来第一原因，精神的力量，随后又惊奇他们怎么找不到它们，也不能够理解它们。”这是在另一个时代和另一种教育的条件下我父亲的翻版。

他对于一切人生问题的见解是更加乏味的。他认为人和兽一样，对善恶是不负责任的；这全是体质、环境和一般神经系统构造的事情，据他说神经系统 所能给的东西比人们期待于它的少得多 。他不喜欢家庭生活，谈到结婚就感到恐怖，坦率地承认他活了三十岁没有爱过一个女人。然而在这个冷漠的人身上也还保留着一小股暖流；这从他对待老母的态度上看得出来；他们一起在他父亲的手里受过多大的折磨，灾难把他们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他令人感动地尽力使她的寂寞多病的老年得到安静和照顾。

除了化学理论以外，他从来没有宣传他的理论；它们都是偶尔吐露出来，不然就是我引出来的。他甚至不愿意回答我那些带浪漫主义的和哲学上的反驳；他的答复都是简短的，他回答的时候面带笑容，而且态度温和，好像一只大的老猛犬同小狗玩一样，猛犬让小狗逗弄它，它只消用它的脚爪轻轻一拍就把小狗赶走了。然而正是这个使我最生气，我不厌烦地à　la　charge 〔法语：对（他的）袭击〕 进行报复，可是我从没有赢得一寸地盘。后来，就是在十二年以后，我多次回忆起化学家，也多次回忆起我父亲对他的评论；不用说，我同他持反对意见的一切事情中有四分之三都是他对的。不过我也并不错。有一些真理（我们已经谈过了）就像政治权利那样，在没有到一定年龄的人，是得不到的。

化学家的影响使我挑选了数理系；也许我进医科更好，不过我起初随便学到一点微积分的知识然后完全忘记，这也没有什么大害处。

没有自然科学，现代人就没有生路。没有这种适合健康的食物，没有这种通过事实对思想的严格训练，没有这种同我们周围生活的密切接触，又不甘心承认生活的独立性，——在灵魂深处必然保留着修道院修士的潜修室，那里面隐藏着神秘主义的种子，它可能发起愚暗的水淹没了全部理智。

我还没有念完大学课程，化学家就到彼得堡去了，一直到我从维亚特卡回来才再看见他。我结婚以后过了几个月，半秘密地到莫斯科近郊的庄园里住了几天，我父亲当时住在那儿。这次旅行 的目的是实现同我父亲的完全和解，他因为我的婚姻还在生我的气。

我中途在彼尔胡希柯沃停留，在那个地方我们从前不知停留过多少次；化学家在那里等我去，他甚至准备了午饭和两瓶香槟酒。这四五年中间他一点也没有改变，只是稍微老了一些。午饭以前他一本正经地问我：

“请您坦白地对我说，您觉得家庭生活、结婚怎么样？有什么好处，或者好处不多？”

我笑了起来。

“您倒真勇敢，”他继续说，“您使我惊奇；在正常的条件下面，人绝不敢走这样可怕的一步。有人给我提说过两三起很好的婚事，然而我想到一个女人住进我的房间来当家作主，一切都要按照她的意见重新整顿，说不定还要禁止我抽烟，”（他抽一种劣等烟草）“会吵吵闹闹，搞得乱七八糟，那个时候，我就会狼狈不堪，倒宁愿在孤单中死去。”

吃过午饭以后我问他：

“您说，我留在您这儿过夜呢，还是继续赶到波克罗夫斯柯耶去？”

“您在我这儿住不成问题，”他答道，“不过，替您着想，还是继续往前走好，十点钟光景您就可以到您爸爸那儿。您当然知道，他还在生您的气；我说，晚上睡觉前老年人的神经通常都松弛下来、萎缩不振，他今天接待您大概比明天好得多；您早晨去，就会看到他作好了战斗的准备。”

“哈，哈，哈，我认出我的生理学和唯物论的教师来了，”我说，衷心愉快地大笑起来，“您的高见使我记起过去那些幸福的日子，我当时经常像歌德的瓦格纳 那样到您那儿去，拿我的唯心论去折磨您，而且不是没有愤怒地听着您那些冷酷的言论。”

“您从那个时候起有了充分的生活经验，足以知道，”他答道，也笑了，“人的一切行动只不过是由他的神经和化学成分来决定的。”

后来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彼此不来往了；大概两个人都有错。……然而在一八四六年他给我写了一封信来。我当时因为发表《谁之罪？》 的第一卷开始出了名。化学家在信里对我说，他看见我把自己的才能耗费在空洞无聊的事情上他感到难过。“我因为您的《论自然研究的信》 同您言归于好了；在那些信里我理解了（在人的心智所能理解的范围内）德国哲学——那么您为什么不继续从事严肃认真的工作却写起故事来了？”我写了几行友好的词句回答他——从此我们的来往就完全断了。

要是化学家亲眼看到这些文字，我请求他在神经松弛、躺在床上预备睡觉的时候读它们，我相信他会原谅我这种友好的饶舌，尤其因为我对他始终保持着恳切的、良好的纪念。

这样我在老家的隐居生活终于结束了。我是au large 〔法语：无拘无束〕 了；现在不再是我们小屋子里的孤寂了，不再是悄悄的、半躲藏的同奥加略夫单独的见面了——我周围有一个一共是七百人的热闹家庭。我在这里两个星期里面就习惯了，比在我生下来就住在那里面的老家还更习惯。

然而老家一直不肯放松我，甚至在大学里还用听差的形式表现出来，我父亲派了一个听差来陪伴我，尤其是在我步行的时候。整个学期里面我都在设法摆脱这个“保镖”，好不容易正式办到了。我说“正式”，因为担负这个任务的我的随从彼得·费多罗维奇很快就明白，第一，我不喜欢有人陪伴，第二，他有比数理系门房愉快得多的各种娱乐地方，在这里他唯一的消遣就是同两个守卫聊天，和他们互敬鼻烟，有时自己闻闻鼻烟。

派一个“保镖”给我是为了什么目的呢？难道从年轻时候起一醉就是几天的彼得能够阻止我做任何事情吗？我猜想我父亲并没有想到这上面，不过为了使 自己 心安起见，他采取了措施，措施虽然没有效，但究竟是措施，这就像某些人那样，他们虽然并不相信宗教，可是也在做斋戒祈祷。这是我们旧式地主教育的一部分。七岁前我在家上楼梯（楼梯稍微有点陡），都得有人拉住我的手，这是一个规矩；十一岁前都是韦拉·阿尔塔莫诺夫娜在盆子里给我洗澡；因此我进大学的时候派一个仆人跟着我，二十一岁前不许我在十点半以后回家，这也是很合乎逻辑的。我在流放期间才实际上享受到自由、随意行动；倘使我不被流放，这种办法会一直推行到二十五岁……甚至到三十五岁。

和大多数在孤寂中长大的活泼的男孩一样，我那么真心诚意、那么感情冲动地拥抱每一个人，带着狂热的粗心大意进行宣传，毫不掩饰地爱每一个人，这样就不可能不会在差不多和我同样年纪的同学中间唤起热烈的响应（我当时十七岁）。

所谓明智的准则——对所有的人都彬彬有礼，同谁也不亲近，对任何人都不相信，同我们进大学时候带去的形影不离的思想——认为我们的梦想要在 这里 实现、认为我们要在这里撒下种子、奠定联合的 基础 的思想一样，都有助于我们的互相接近。我们相信会有密密的一排人从这个教室出去，跟着伯斯捷尔和雷列耶夫的脚步前进，我们就在他们中间。

我们年级里都是些优秀的青年。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们中间研究理论的兴趣越来越显著了。学究式的死记和贵族式的懒惰同样地在消失，可是还没有由德国的功利主义来代替，德国的功利主义用科学来丰富人的心智，就像人们为了增加收成在地里施厩肥那样。相当多的学生不再把科学看作取得八等文官官衔所必需的枯燥乏味的捷径了。在我们中间现在发生的问题完全同官衔、品级表不相干了。

另一方面科学的兴趣还来不及蜕化为空谈理论；科学并没有使我们脱离对周围苦难生活的干预。对周围痛苦的这种同情以不寻常的方式提高了学生们的 公民 道德。我们和我们的同学在课堂上公开地议论我们想到的任何事情； 禁 诗的手抄稿从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我们阅读禁书，还加以评论，然而我不记得教室里有过一桩告密的事，也没有发现过一个叛徒。有过一些胆小的青年，他们躲开，不敢接近，——可是他并没有讲出什么。 ^[2]

有一个糊涂的小青年被他的母亲问起马洛夫事件 ，她用树条吓唬他，他对她讲出了一些。这位心疼儿子的母亲是一个 贵族 ，又是公爵夫人，她连忙赶到校长那里把儿子告密的话都讲了，作为他悔过的证据。我们知道了这件事情，大家都责难他，使他无法在学校里待到学业结束。

这个事件（由于它我也受到了禁闭）是值得在这里讲一讲的。

马洛夫是一个愚蠢的、粗鲁的、没有学问的政治系教授。学生瞧不起他，嘲笑他。

“你们系里有多少教授？”有一次督学在政治系教室里问一个学生道。

“不算马洛夫九个。” 学生答道。

就是这个不能和其他九个并列、必须除外的教授，他对待学生越来越粗暴了；学生们也下了决心要把他赶出教室。他们经过商议之后派了两个代表到我们系里来邀请我带着支援力量去协助。我马上鼓动大家去参加反对马洛夫的战斗，还有几个人同我一起去了；我们走进政治系教室的时候，马洛夫正在那里，他看见了我们。

所有学生的脸上都露出同样耽心的表情：生怕他在这一天不再作任何粗暴的评语。这种耽心马上就过去了。挤满了人的教室里很不安静，发出一种低沉的、压抑住的嘈杂声。马洛夫说了一句不满意的话；人们开始用脚在地板上摩擦。

“你们就像马一样，用脚来表示你们的思想。”马洛夫说，他大概以为马是用跑步、快步思想的，——这样一来一场风暴就起来了；吹哨声，嘘声，喊叫声：“叫他滚，叫他滚！Pereat！ 〔拉丁语：叫他完蛋！〕 ”马洛夫的脸色十分苍白，他拚命想制止吵闹，可是没有办法；学生们跳到长凳上面。马洛夫静悄悄地走下了讲台，他缩着脑袋，朝门口走去；教室里的学生跟着他，把他送出大学的院子直到街上，在他背后把他的胶皮套鞋扔了出去。后一个情节很重要，因为到了街上这件事情就有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性质；然而世界上哪里有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会考虑到这个？

大学校务会害怕得不得了，说服督学私下了结这个事件，因此就得把肇事的人，或者随便几个什么人关起来。这个办法相当聪明。否则很容易发生这样的事情：皇上派一个侍从武官 来调查，他想得到一枚十字勋章，就会把这件事说成是结党密谋、暴动、叛乱，建议把所有的罪人都送去服苦役，而皇上又会恩赦把刑罚减为服兵役。皇上看见了罪人受罚、正气伸张，便开恩批准学生们的要求，辞退了教授。我们只把马洛夫赶到学校门口，他 〔尼古拉〕 却把他赶出了大学。对于尼古拉，总是vae victis 〔拉丁语：打败的人倒楣〕 ；然而这一回我们倒没有理由埋怨他。

这样，事情就紧张起来了；第二天午饭以后，办公室派了一个门警，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子来找我（他真心实意à　la　lettre 〔法语：按照字义〕 认为学生给他的酒钱是用来买伏特加喝的，因此他始终保持着不太清醒倒更接近醉醺醺的状态）。他从制服大衣翻卷的袖口里面拿出来“教长” 的字条：命令我晚上七点钟去见他。门警去了以后，又来了一个脸色苍白的吓坏了的学生，一个波罗的海东岸的男爵 ，他也接到同样的请帖，他是我带去的不幸的受害者中间的一个。他把我抱怨了一通，然后问我他应当讲些什么话。

“拚命撒谎，什么都不承认，只承认有过吵闹和您在教室里这两件事。”我回答他说。

“然而校长会问，我为什么不在我们的教室却在政治系教室呢？”

“怎么为什么呢？难道您不知道罗季昂·盖依曼 没有来上课，您不愿意浪费时间，所以去听别人的课吗？”

“他不会相信。”

“那是他的事情。”

我们一起走进大学院子里的时候，我看看我的男爵，他那胖胖的小脸蛋十分苍白，总之，他心情很坏。

“听我说，”我说道，“您可以相信，校长不会先跟您谈话，而是先跟我谈；所以您就照我的意思用不同的话讲一遍，事实上您并没有做过什么特别的事情。只是您不要忘记一件事：由于在教室里吵闹，和因为撒谎，您至多不过给关进禁闭室；然而要是您当着我的面胡扯，把别人牵连进去，我就要告诉同学们，我们就不会让您安宁。”

男爵答应了，他忠实地遵守了诺言。

当时的校长是德维古勃斯基 ，他是太古时代的，更正确地说是 大火以前的 ，也就是一八一二年以前的教授中的遗老和典型。他们现在已经绝迹了；一般地说，奥包连斯基公爵 监督的时期结束，莫斯科大学的家长制时期也跟着结束了。在那个时候政府并不过问大学的事，不管教授上课不上课，学生到不到，不管学生来去不穿à linstar 〔法语：按照〕 轻骑兵军官制服式样的制服礼服，却穿了各种奇形怪状的衣服，而且戴着很小的制帽，几乎连他们的女孩般的头发也压不住。教授分为暗中互相憎恨的两个营垒或者两个阶层：一个全是德国人，另一个则是由非德国人组成的。德国人中间包括像洛德尔、费谢尔、希尔德勃兰特和盖依姆本人 那样脾气好、有学问的人，他们有这样共同的特点：对俄文一无所知，也不想知道它；对学生漠不关心；崇拜西方；墨守成规；毫无节制地抽雪茄烟；拥有大量十字勋章，而且经常佩戴它们。而非德国人这方面，除了俄国话外，其他（活的）语言一种也不懂，他们奉行狭隘的爱国主义，像宗教学校学生那样顽固，而且除了美尔兹里雅科甫 外，都受到不好的待遇，他们并不是毫无节制地抽雪茄烟，却都是毫无节制地喝酒。德国人大多数都是从哥庭根 来的，而非德国人却是教士的儿子。

德维古勃斯基属于非德国人。他的相貌极其尊严，有一个宗教学校毕业的学生来拿表格，居然走到他跟前请求他给他祝福，并且经常称他为“校长神甫”。同时他又非常像一只脖子上挂着安娜勋章 的猫头鹰，另一个受过更多世俗教育的学生给他绘了一幅这样的肖像。他有时到我们教室里，或者同系主任楚马科夫 ，或者同柯捷里尼茨基 一起来，柯捷里尼茨基负责管理一个上面挂着“Materia Medica” 〔拉丁语：医疗用品〕 的牌子的橱，不知什么缘故这个橱一直放在数学教室里面；他或者同列依斯 一起来，列依斯是从德国聘请来的，因为他的叔父 是一个很好的化学家，他读法文的时候把“cordon de coton” 〔法语：灯芯〕 读成“bâton　de　coton” 〔法语：棉棍〕 ，把“poison” 〔法语：毒药〕 读成“poisson” 〔法语：鱼〕 ，他读“闪电”这个词的发音非常古怪，使得好些人都以为他在咒骂人，——我们睁大两只眼睛望着他们，好像在看出土文物，好像在看阿文塞拉赫 的末代，另一个时代的代表人物，这个时代与其说是同我们接近，不如说同特列季雅科甫斯基 和柯斯特罗夫 更接近；他们那个时代，人们还在读赫拉斯科夫 和克尼雅日宁 ；那个时代，脾气好的季里捷依教授 养了两条狗：一条老是叫个不停，另一条却从来不叫，他因此很恰当地给它们起了两个名字，一条叫“小多嘴”，另一条叫“小谨慎”。

然而德维古勃斯基完全不是脾气好的教授；他接见我们的时候非常严厉、粗暴；我拚命拉长地瞎扯了一通，而且没有礼貌，男爵跟着又重复了一遍。德维古勃斯基生了气，叫我们第二天早晨到校务会去，在那里他们审问了我们半个小时，给我们定了罪，判了刑，然后把判决书送给戈里曾公爵批准。

我刚刚来得及在教室里向同学们表演了五、六回大学评议会的审讯和判决的情景，在讲课开始的时候，学监（他是俄国军队的少校，又是法国舞蹈教师）突然带着一个军士来了，手里拿着将我逮捕押送禁闭室的公文。一部分学生送我出去，院子里已经聚集了一群年轻人；看来我并不是头一个被捕的；我们经过的时候，他们全挥动制帽，挥手；大学的卫兵赶他们向后退，然而学生们不肯走。

在当作禁闭室的肮脏的地下室里，我见到两个被捕的同学：阿拉彼托夫和奥尔洛夫；安德烈·奥包连斯基公爵和罗旬盖依姆给关在另一个房间里面，因为马洛夫事件受处罚的一共是六个人。 命令只给我们面包和水。校长差人送了汤来，我们拒绝了，我们做得好。天刚刚黑，学校里没有别人的时候，同学们就给我们送来干酪、野味、雪茄烟、葡萄酒和烈性的甜酒。看守我们的卫兵生了气，抱怨起来，不过他收了二十戈比的铜币以后，就把吃的东西拿进来了。过了半夜，他更松了些，放了几个人进来探望我们。所以我们就这样地过日子：夜晚吃喝，白天睡觉。

有一回司法大臣的兄弟、副督学潘宁 按照他那禁卫骑兵队的习惯，忽然想起晚上来巡视大学地下室里面的国家监狱。我们刚刚点燃一支蜡烛放在椅子下面，免得外面看见亮光，正要开始我们半夜的早餐，突然听见有人敲外面的门，——并不是平常那种轻轻要求卫兵开门的敲门声，不是那种并非怕人听不见倒是怕人听见的敲门声；不，这是权威的、命令的敲门声。卫兵发呆了；我们把酒瓶和同学们藏在小贮藏室里面，吹灭了蜡烛，连忙躺在我们的铺位上。潘宁进来了。

“ 看来 你们在抽烟吧？”他说，屋子里烟雾弥漫，我们几乎看不清楚他和那个打着灯笼的学监。“他们从哪儿弄来的火，是你拿给他们的吗？”

卫兵发誓说，他没有给我们火。我们回答说，我们自己带了火绒来。学监答应把火绒没收、雪茄烟全部拿走，潘宁就出去了，他并没有注意到屋子里制帽的数目比脑袋多一倍。

星期六晚上学监来通知，我和我们中间另一个同学可以回家，可是其余的同学还得待到下星期一。我觉得这个建议是对我的侮辱，我便问学监，我是不是可以待下来；他向后退了一步，他带着威严而又优雅的表情，就像芭蕾舞剧中沙皇和英雄们用舞蹈表示愤怒的那种神气，说了一句：“那您就待下吧。”便走了。我最后这个愚蠢的举动比整个事件给我招来家里更多的责难。

因此，我最初不在父母家中睡觉的夜晚都是在禁闭室里度过的。以后不多久我又尝到了另一种监狱的滋味，那一次却不是待八天，而是待了九个月，出狱后不是回家而是去流放地。然而那是后来的事情。

从这个时候起我在教室里享有很高的声誉。我入学的时候被认为是个好学生；马洛夫事件之后我成了像果戈理 的著名的太太那样的“各个方面都好的”同学了。

在这一切事情当中，我们能学到什么吗，我们还能够学会什么吗？我认为：“能够。”教课比在四十年代还差一些，它的范围也更窄一些。 可是话又说回来，大学职责并非对学生进行任何知识部门的全面训练；它的任务是培养人à　même 〔法语：使他有可能〕 独立自主地继续学习、研究；它的任务是提出问题，并且教会人发问。像米·格·巴甫洛夫 那样的教授就的确是这样做的，另一方面，像卡切诺夫斯基 那样的教授也这样做。然而在教室里年轻人之间的接触，思想和学习心得的交流，对学生们的发展来说比讲课和教授的作用更大。……莫斯科大学是尽了自己的职责的；那些用讲课促进了莱蒙托夫、别林斯基、伊·屠格涅夫、卡威林和皮罗果夫 的发展的教授可以安心地打波士顿 ，更可以安心地在地下长眠了。

然而他们中间也有一些十分希奇古怪的人物——从费多尔·伊凡诺维奇·楚马科夫（他带着特权地主毫无顾忌的放任，随意改变公式，增减字母，把平方当作根、把X当作已知数，使它们和普安索 的教科书中的公式 符合 ）到加弗利洛·米雅格科夫 （他讲世界上 最硬性 的科学——战术）。米雅格科夫由于长期讲述有关英雄的题目，他本人的外貌也带了一种训练有素的军人气概；他的上衣的钮扣一直扣到喉咙，打了一根毫无绉纹的领带，他讲课的时候，不像在讲话倒像是在发号施令。

“诸位，”他嚷起来，“上战场！ 关于炮兵 ！”

这并不是说大炮在运往战场，这只是书上的小标题。可惜尼古拉不肯到莫斯科大学来；要是他见到米雅格科夫，他一定会任命他当督学。

至于费多尔·费多罗维奇·列依斯，他讲授化学从来不超出化学三元素中的第二位尊神 ，就是氢的范围！列依斯，他给聘请来作化学教授，并非因为他本人、而是因为他的叔父研究过这门科学。在叶卡捷琳娜女皇统治的末期，曾经邀请老人到俄国来；老人不肯来，就打发他的侄子来了。……

在我上大学的四年中间（因为在发生霍乱的时候大学停课整整一个学期）的几件特别大事就是霍乱本身、洪波尔特 的到来和乌瓦罗夫 的视察。

洪波尔特从乌拉尔回来，在莫斯科受到大学自然科学家协会 举办的隆重集会的欢迎，协会的会员是各种各样的枢密官和省长——总之是那些不论和自然科学或者非自然科学的学问都毫不相干的人。洪波尔特的名声，普鲁士陛下的三等文官，皇上 授予他安娜勋章并且下令对勋章和证书一律不收费 ，他们都听到了。他们下决心不在那个到过琴博腊索山 、住在无愁宫 里的人跟前丢脸。

我们直到现在对欧洲人和欧洲 的看法就同外省人对住在首都的人的看法一样，——卑躬屈节，自卑自贱，服从他们，摹仿他们，把任何跟他们不同的地方当作缺点，由于自己的特别地方感到脸红，并且把它们掩盖起来。问题在于我们被彼得一世的讥笑、比伦的侮辱、德国军官和法国老师的高傲吓坏了，而且还没有恢复过来。西方人 谈论我们的心口不一和狡猾奸诈；他们把喜欢表现自己和喜欢自夸当成了存心欺骗。在我们中间同一个人对待自由主义者会天真地采取自由派的态度，对待反动派会装做正统派 ，并不是什么阴谋诡计，这只是为了礼貌，为了讨好别人；de lap probativité 〔法语：讨好人的〕 结节在我们的头颅骨里是异常发达的。

“德米特利·戈里曾公爵，”有一回德拉姆爵士 说，“是一位真正的民权党 ，内心里是个民权党。”

德·瓦·戈里曾公爵是一位可尊敬的俄国贵族，然而他为什么是个“民权党”，而且怎样会是“民权党”——我就不明白了。我们不妨相信公爵到了晚年为了讨好德拉姆，就装成民权党的样子。

在莫斯科和在大学里欢迎洪波尔特，并不是开玩笑的事。总督、各种高级文武官员、枢密院成员——全出席了：都在肩头斜挂着绶带，穿上全身制服，教授们像军人一样佩带军刀，把三角帽挟在腋下。洪波尔特并没有料想到这些，他穿着钉金钮扣的深蓝色燕尾服来了，不用说他感到很窘。从门廊到自然科学学会的大礼堂，到处都设了埋伏：这里是校长，那里是系主任，这里是新进的教授，那里是即将退休因而讲话很慢的老教授，——大家都讲拉丁语，讲德国话，讲法国话欢迎他，而且这一切都是在称为走廊的那些可怕的石头洞子里举行的，在这些地方谁也不能待上一分钟而不患一个月的感冒。洪波尔特脱下帽子听每一个人的欢迎词，并且一一作答。我相信红皮肤的和铜色的未开化的人（他曾在他们中间生活过）给他的烦恼也比莫斯科的欢迎少一些。

他到了礼堂，刚刚坐下，可是马上又得站起来。督学皮萨列夫认为应当用简短而有力的俄文辞句 下令表彰 著名旅行家洪波尔特阁下的丰功伟绩；这以后“军官”谢尔盖依·格林卡 ，用他那低沉而嘶哑的一八一二年的声音，朗诵他的用下面的句子开头的诗：

“Humboldt—Prométhée de　nos　jours！” 〔法语：“洪波尔特——当代的普罗米修斯！”〕

洪波尔特想谈谈他对磁针的观察， 拿他在乌拉尔的气象记录同莫斯科的气象记录相比较，可是校长不让他谈，却请他看彼得一世的御发编成的什么东西……；艾伦堡和罗节 费了大力才找到机会讲了一点他们的发现。

在非官方的范围内我们处理这种事情并不好多少：整整十年以后李斯特 在莫斯科受到的接待就是一模一样。在德国人们欢迎他已经做得够蠢了，可是在这里又是另外一种性质。在德国全是老处女般的过度兴奋，自作多情，全是Blumenstreuen 〔德语：散花〕 ；在我们这里却全是卑屈，颂扬权势，立正，我们这里全是“我有幸拜见阁下”。在这种场合，不幸李斯特还有一个著名洛夫莱斯的名声；太太小姐们包围他就像农家小孩在乡下土路上围着一个马车正在套马的过路客人，好奇地打量他本人、他的马车、他的帽子那样……所有的人都只听李斯特一个人讲话，所有的人都只同他一个人谈话，也只回答他一个人的问话。我还记得在一次晚会上霍米雅科甫替这些可尊敬的先生女士感到害羞，他对我说：

“请您跟我争论点什么吧，让李斯特看到在这间屋子里还有一些人心里并不是只有他。”

为了安慰我们的太太小姐们，我只能讲一件事情：英国女人也正是这样地把别的著名人物——先是柯苏特 ，然后是加里波的 以及其他名人团团围住，缠住他们，不让他们安静，不放他们走；那些想向英国女人和她们的丈夫学习礼节的人该倒楣了！

第二个“著名的”旅行家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当代的普罗米修斯”，不过他不是从周比特 那里、而是从人那里盗窃光明。这个普罗米修斯不是受到格林卡、而是受到普希金本人（在他的《致卢苦鲁斯》 中）“歌颂”的，他就是国民教育大臣谢·谢·乌瓦罗夫（他当时还不是伯爵）。使我们吃惊的是他懂得许多种语言和应有尽有的各种东西；他是教育商店一个地道的掌柜的，他的脑子里装满了所有学科的样品，它们的陈列样品，或者更正确地说，试制品。在亚历山大 〔一世〕 统治时期，他用法文写了几本自由主义的小册子 ；然后他又用德文同歌德通信谈希腊的事情。 他做了大臣以后大讲第四世纪斯拉夫民族的诗，卡切诺夫斯基向他指出那个时候我们的祖先只好同熊搏斗，谈不上做诗歌唱萨莫色雷斯岛 的神和专制君主的仁慈。他经常在衣服口袋里放一封歌德的来信作为证物，歌德在信里对他讲了很古怪的恭维话，说：“您不用为您的文体道歉；您已经做到了我从来没有做到的事情——您忘记了德文文法。”

就是这位二等文官皮克·德·米兰多勒 采用了一种新的考试方法。他下令挑选最好的学生代替教授讲课，每人讲一课，就讲自己学的那门科学。不用说，系主任挑选了最灵活的学生。

这样的讲课进行了整整一个星期。学生们应当准备好他们所学课程的各个题目，系主任用抽签办法来决定学生的名字和题目。乌瓦罗夫请来了所有莫斯科的显贵。修士大司祭们和枢密官们，总督和伊凡·伊凡诺维奇·德米特利叶夫——全出席了。

我得在洛威茨基 主持下讲矿物学。……他现在已经死了！

我们的老同事兰热龙在哪儿！

我们的老同事别尼格松在哪儿！

你也已经不在了，

你就像根本没有存在过！

阿列克谢·列昂季叶维奇·洛威茨基是一个高个子，相貌很粗，步履沉重，大嘴大脸，脸上毫无表情。他在走廊上脱去他那件豆绿色大衣（上面装饰着各种大小的领子，就像在第一执政时期 人们穿的那样），他还没有走进教室，就用平板的、毫无感情的声音（这种声音与他的矿石对象非常符合）说起来：“我们上次讲课中讲过了有关硅石的一切必需的知识，”然后坐下来继续往下说：“关于矾土……”他创造了一种记录每一矿石性质的固定不变的表，他从来没有超出这种表的范围；他有时还会从反面来鉴定某些矿物的特征：“晶化——不结晶，使用——无处可用，用处——会给有机体带来损害。”

然而他并不避开诗，也不避开道德的评价，他每一次拿给我们看人造宝石，并且讲述它们是怎样制造出来的，接着他总要加上一句：“诸位，这是欺骗。”讲到农业，他认为一只好的公鸡倘使“爱叫，爱追母鸡”，它就有 道德的 品质；他又认为一头良种的公绵羊倘使“膝盖秃了”，它就品德很高。他还对我们讲动人的故事，让苍蝇描述它们怎样在一个晴朗的夏天在树上散步，身上粘满了树脂，这些树脂就变成了琥珀，他每次都要补充一句：“诸位，这是拟人法。”

系主任 叫我出来的时候，听众已经有点疲倦了；两次数学课叫那些听讲的人感到沮丧和抑郁，他们一句也听不懂。乌瓦罗夫要求讲得生动些，要找一个“擅长讲话的”学生。谢普金就指着我。

我登上讲台。洛威茨基坐在旁边动也不动一下，两只手放在膝上，就像一尊门浪或者奥西利斯 ，露出耽心的样子。我对他小声说：

“我有幸在您主持下讲课，我不会给您丢脸。”

“上战场的时候不要吹牛。” 这位可敬的教授直截了当地说，几乎不动一下嘴唇，也不看我。

我差一点笑出声来了；可是我朝面前一看，我眼花缭乱起来，我觉得脸发白，嘴发干。我从来没有在大庭广众之间讲过话，教室里坐满了同学——他们指望着我；讲台下桌子后面坐的都是“大人物”和我们系的全体教授。我抓了问题， 用不自然的声音念道：“晶化，它的条件，法则，形式。”

我正在想怎样开头的时候，我有了一个幸运的想法：倘使我讲错了，教授们可能会注意到，不过他们不会讲一句话，别的人一点也不懂，至于同学们，只要我不是中途讲不下去，他们就会满意，因为我的人缘很好。就这样我根据阿于、威尔纳尔和米彻尔里赫 ，讲完了这一课，最后用哲学的评论结束，我自始至终是对同学们讲话，而不是向大臣讲话。同学们和教授们都同我握手，表示感谢。乌瓦罗夫把我引去介绍给戈里曾公爵，公爵讲了几句话，可是我只听到元音字母的声音，意思一点也不懂。乌瓦罗夫说要送我一本书作为纪念，可是始终没有把书送来。

我第二次和第三次登台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一八三六年我在维亚特卡包括丘菲亚耶夫 在内的全部上流社会跟前扮演“乌加尔”，而宪兵上校的妻子扮“玛尔法” 。我们排练了一个多月，可是在序曲奏完后静寂无声中幕布带着一阵可怕的抖动拉了起来，那个时候我的心还跳得很厉害，我的手还在打颤；我和玛尔法在幕后等待开场。她替我十分耽心，也许她还很害怕我破坏了整个演出，所以她给我喝了一大杯香槟酒，就是这样我仍然演得半死不活。

因为托了国民教育大臣和宪兵上校的福开了头，以后我在伦敦波兰人大会 上就没有紧张的现象，也没有爱面子的害羞了；这是我第三次的公开登台。在这次会上前部长赖德律-洛兰 接替了前大臣乌瓦罗夫的位置。

然而大学生生活的回忆是不是够多了呢？我害怕过多地停留在那个时期，会成为一种衰老的表现；我只再谈一点关于一八三一年霍乱的详细情况。

霍乱（这个字眼现在在欧洲很熟，在俄国也极常见，因此有一位爱国诗人把霍乱称为尼古拉唯一的忠实盟友）当时在北方还是头一次听到。所有的人提起这个从伏尔加朝莫斯科移动的可怕的瘟疫就吓得发抖。夸大的传闻使人们的想象里充满了恐怖。疫症的传播是变化莫测的，它停了下来，跳过一些地方，看起来它好像绕过了莫斯科，忽然间可怕的消息“霍乱到了莫斯科！”传遍了全城。

早晨政治系的一个学生感到恶心，第二天他就死在大学医院里面。我们赶去看他的遗体。他很瘦，仿佛害过长期的病，眼睛陷了进去，脸变了形，他旁边躺着一个门警，是夜里得病的。

我们得到通知大学奉命关闭。这个命令是由工艺系教授杰尼索夫 到我们系来宣读的；他显得很忧郁，也许很害怕。第二天傍晚他也死了。

我们各个科系的学生全部聚集在学校的大院子里；在这一群奉命在瘟疫到来前散开的年轻人中间有着动人的景象。他们脸色苍白，特别激动；许多人在耽心自己的亲友；我们向那些公费生告别（他们遵守隔离措施跟我们分开），就三三两两地各自回家去了。我们在家里都碰到漂白粉的臭气、醋和规定的饮食，这种饮食，即使没有氯气（漂白粉）和霍乱，也会叫人躺倒在床上起不来。

说来奇怪，这个惨痛的时期留在我的记忆里面就像是一种庄严的时期。

莫斯科的景象完全不同了。平时人们不知道的公众活动使莫斯科有了新的生命。街上轻便马车少了，忧伤的人群站在十字路口谈论放毒药的人；载病人的马车由警察护送，慢慢地走着；人们避开装载尸体的黑色柩车。报道瘟疫情况的公报一天刊印两次。全城戒严，就像在战时一样，兵士枪杀了一个偷偷过河的贫穷的教堂执事。这一切使人心浮动，对瘟疫的恐怖代替了对当权者的恐怖；老百姓在抱怨，而这时候消息接二连三地传来——某某人得了病，某某人死了……

费拉列特总主教安排了一次共同的祈祷式。在同一天同一个时候，所有的教士都举着神幡巡视各人的教区。他们经过的时候，吓坏了的居民们都走出家门跪在地上，含着眼泪，祈求赦免他们的罪；连那些习惯于对上帝讲话不拘礼节的教士也变得严肃起来，深受感动。有一部分教士到了克里姆林宫；在那里总主教（他四周都是高级教士）跪在露天里祷告祈求这个灾难平安地过去。就在这同一个地方六年前他曾经为了绞杀十二月党人作过感谢的祷告。

费拉列特是一个反政府派的主教；他为了什么反对政府，我始终不明白。也许是为了他个人。他有学问，又聪明，精通俄文，他成功地把教会斯拉夫文介绍到俄文里面来；不过这一切都不会是他成为反对派的理由。老百姓不喜欢他，叫他做共济会 会员，因为他同亚·尼·戈里曾公爵很接近，而且在圣经会 全盛时代在彼得堡传教。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不准用他的教义问答做教本。在他管辖下的教士们都非常害怕他的专制。也许正是由于互相竞争的缘故，他同尼古拉 〔一世〕 彼此憎恨着。

费拉列特善于狡猾、巧妙地贬低世俗的权势；他的布道演说里有一种朦胧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就是拉戈尔德尔 和其他有远见的天主教徒所传播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费拉列特从他最高主教的布道讲台的高处，宣告人 在法律上 决不能成为另一个人的工具，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能是相互效劳，他是在一个有一半人口做奴隶的国家里讲这番话的。

他对麻雀山上押解犯羁押监牢中戴脚镣的犯人说：“民法判了你们的罪把你们赶走了，可是教会追上你们，要对你们再讲一句话，为你们再作一次祷告，祝福你们一路平安。”然后他又安慰他们说，他们，“判了罪的犯人同自己的过去断绝了关系，他们面临着新的生活，而这个时候在别的人中间（ 除了 官员以外，大概就没有别的人在场）还有更大的罪犯”，他还举出同基督一起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强盗做例子。

费拉列特在因霍乱而举行的祈祷式上的讲道 超过了所有他的布道演说；他把天使怎样让大卫挑选三种惩罚：战争、饥荒或者瘟疫的故事作为讲道的内容；大卫挑选了瘟疫。 皇上来到莫斯科，非常生气，派宫内大臣沃尔康斯基 去把费拉列特痛斥了一顿，并且威胁说要把他派去作格鲁吉亚总主教。费拉列特恭顺地屈服了，他发了一篇新的讲话 给各个教会，说明不能把他上次布道演说的内容应用在极其笃信宗教的皇帝身上，他上次讲的大卫是指被罪过玷污了的我们自己。不用说，这样一来连起先不理解上次布道演说意义的那些人也懂了。

莫斯科总主教就是这样地扮演反对派的。

祈祷式和漂白粉一样，对瘟疫没有什么效用；疫病越来越扩大。

一八四九年瘟疫在巴黎最猖獗的时候，我一直在那里。疫病肆虐，非常可怕。六月的炎热又助长了它的蔓延，穷人像苍蝇一样地死亡；小市民逃出了巴黎，别的人就锁上大门关在家里。政府全力进行镇压革命者的战斗，并未想到对瘟疫采取积极的措施。募集起来的微小的捐款不能满足需要。贫穷的劳动人民得不到照顾，完全听从命运的摆布，医院里没有足够的病床，警察局没有足够的棺材，在那些住满了人家的房屋里面，尸体常常在内房里停留了两三天。

在莫斯科情况就不是这样。

当时的总督德·瓦·戈里曾公爵是一个软弱然而正直的人，有教养，受人尊敬，他设法引起莫斯科上流社会对瘟疫的关心，不过他是按照私人方式安排一切，这就是说，不用政府特殊的干预。成立了一个由知名人士，也就是由有钱的地主和商人组成的委员会。每一个委员负责莫斯科的一个区。在几天里二十所医院就开办起来了；它们并没要政府花一个钱，一切都是用捐款开支的。商人免费供应医院需要的一切用品，——被子、内衣和给初愈的病人穿的暖和衣服。年轻人志愿义务担任医院的管理员，为了保证这些捐赠物品的半数不会让职员们偷掉。

大学也没有落在后面。整个医科，en masse 〔法语：全体〕 学生和医生向霍乱委员会报到听候调遣；他们给分派到各个医院，在那里一直工作到瘟疫结束为止。这些优秀的青年在医院里待了三四个月，担任主治医师、医生、助理护士、办事员——这一切没有任何的报酬，而且是在传染瘟疫的恐怖给讲得那么夸张的时候。我还记得一个同学，小俄罗斯人，可能是菲茨赫拉乌罗夫 ，霍乱刚刚开始，他请假回去处理重要的家事。在学期中间不容易请准假；可是他终于请准了；他正要动身的时候，大学生全到医院去了。小俄罗斯人把他的假条放在衣袋里跟同学们一起去医院。等到他离开医院，他的假条早已满期，他谈起他这次旅行，自己首先哈哈大笑起来。

莫斯科表面上是死气沉沉、萎靡不振，平日热中于造谣生事、拜神朝圣、举行婚礼、无所事事，然而每逢需要的时候，它就醒过来，并且能够适应俄罗斯天空爆发响雷的情况。

在一六一二年它（莫斯科）同俄罗斯举行了血腥的婚礼， 它们的结合又让一八一二年的大火 焊接起来。

它（莫斯科）在彼得 面前低头，因为俄罗斯的未来给捏在他的凶残的手掌里。然而它带着小声怨言和轻视接纳了那个双手染满自己丈夫鲜血的女人 ，那个不知改悔的麦克佩斯夫人 ，那个不是意大利血统的露克列吉雅·包尔齐亚 ，那个德国出生的俄国女皇 ，——她皱着眉、噘着嘴、悄悄地离开了莫斯科。

拿破仑皱着眉、噘着嘴，在德拉果米洛夫门等待莫斯科的钥匙，他不耐烦地玩他的烟嘴，拉他的手套，他不习惯于没有人迎接、单独进入外国城市。

可是我的莫斯科不出来，

正如普希金所说，——它纵火自焚了。

霍乱来了，这个人民的城市又显得热情洋溢、精力充沛了。

*　*　*

一八三〇年八月我们去瓦西里叶夫斯柯耶，像往常那样，我们中途在彼尔胡希柯沃的拉德克里弗式的古堡 停下来吃了饭，喂了马，准备继续往前走。巴卡依拿一条毛巾当带子束在腰间，他已经叫了一声：“走！”突然有人骑着马跑来，做个手势要我们停下。枢密官的一个马车夫 一身尘土，满头大汗，从马上跳下来，交给我父亲一个封套。这个封套里有 七月革命 的消息！——他随信附来两张 Journal des Débats 〔法语：《辩论报》 〕 ，我反复读了一百次，完全背得出来，我第一次在乡下感觉到寂寞无聊了。

这是大好的时候，事件发生得很快。查理十世瘦削的身形刚刚在哈利路德的浓雾后面隐去， 比利时又燃烧起来， 国王—公民 的宝座摇晃了，热烈的革命精神开始在辩论中、在文学中出现。小说、剧本、诗歌——这一切又变成宣传和战斗了。

当时我们完全不知道法国革命演出的装饰性的、观赏的一面，我们把一切都当成真实的东西。

要是有人想知道七月变革的消息对年轻一代发生了多大的影响，应当读一读海涅叙述他在赫耳果兰听到“伟大的异教徒的潘死了”的情况。这里并没有虚假的热情：三十岁的海涅还是那么狂热，还是那么孩子气的兴奋，就和十八岁的我们一样。 ^[3]

我们一步一步地注视着每一句话，每一个事件，注视着大胆的问题和果断的回答，注视着拉法夷脱将军 和拉马克将军 ；我们不仅知道有关他们的细节，我们还热爱所有当时的活动家（不用说，是指急进派的），并且还保存了他们的肖像，从曼纽艾尔 和本查曼·贡斯当 到杜邦·德·雷厄尔 和阿尔芒·卡列尔 ，他们的像都有。

正在这种人心激动的时候，忽然像一颗炸弹在近旁爆炸一样，华沙起义的消息震得我们耳朵发聋。这是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这是在我们家里，我们眼含泪水互相望着，反复地吟诵我们心爱的诗句：

Nein！Es sind keine leere Träume！ 〔德语：不！这不是幻梦一场！〕

季比奇 每一次打败仗都使我们高兴；我们不相信波兰人的战败，我立刻在我的圣像龛里添上了法德依·柯斯秋什科 的肖像。

正是在这个时候，我第二次见到了尼古拉，这一回他的面貌更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贵族们为他举行了一次跳舞会 ，我在大厅上方的回廊上 ，可以随意地饱看他。他当时还没有留胡子，他的面貌还年轻，可是加冕时候以来他的面容的改变使我吃惊。他板起脸站在一根圆柱旁边，他冷漠而严酷地望着他的前面，不看任何人。他瘦了。在这个面貌上，在这一对锡蜡一样的眼睛里，可以清楚地看出波兰的命运，以及俄国的命运来。他受到震动， 吓坏了 ，他怀疑他的宝座是不是稳固，他准备为他饱受的痛苦、为他的恐惧和疑虑向人们报复。 ^[4] 征服波兰之后，这个人身上过去压抑住的一切怨毒都施展开来，不久我们就感觉到了这个。

从尼古拉即位开始就在大学周围布下的特务网拉得更紧了。一八三二年我们系里一个波兰学生失踪了。他作为公费生给保送到大学来，没有根据他的志愿，就给安排在我们年级上课；我们同他交了朋友；他态度谦虚，神情忧郁，我们从来没有听见他说过一句粗暴的话，但也没有听见他说过一句刺耳的话。有一天早晨他没有来听讲，第二天也不见他来。我们开始打听，一些公费生偷偷告诉我们在夜里把他带走了，先把他叫到办公室，然后有人来拿走他的文件和行李，吩咐他们要对别人讲。事情就这样结束了， 关于这个不幸的年轻人的命运，我们此后就再也没有听到什么了 。

过了几个月，有一天突然在教室里传开来：几个学生在夜里给抓走了，——是柯斯捷涅茨基、柯尔列依夫、安托诺维奇等人； ^[5] 我们熟悉他们，他们全是很出色的青年。柯尔列依夫，基督教新教牧师的儿子，是一个很有才能的音乐家。他们受到 军事法庭委员会 的审讯；这就是说他们注定要灭亡了。我们焦急地等待他们的消息，可是他们一开始就如石沉大海。一场摧毁刚刚冒出来的新苗的大风暴来了。我们不仅感觉到它的到来，我们还听到它，看到它，我们互相靠得越来越紧。

危险使我们受了刺激的神经更加紧张，使我们的心跳得更加厉害，使我们更加热烈地互相爱着。开头我们一共是五个人， 现在我们又遇到了瓦季姆·巴谢克 。

在瓦季姆的身上有许多对我们说来是新的东西。我们中间只有微小的差异，我们大家都有同样的成长过程，这就是说，我们除了莫斯科和乡村以外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念同样的书，听同样的教师讲课，过去都是在家里或者大学预备寄宿学校里受的教育。瓦季姆生在西伯利亚，是他父亲流放在那里的时候，在贫困中出生的。他父亲亲自教他念书。他是在一个兄弟姊妹很多的大家庭里、在贫苦难堪的环境中，但是在充分自由的气氛中长大的。西伯利亚在他的身上打下了它的印记，这和我们外省的完全不同；他并不粗俗、浅薄，却显得十分强健、坚毅。瓦季姆同我们相比就像是野生的树苗。他的勇敢是另外的一种，和我们的不同，那是古代勇士 的勇敢，有时候还带了一点骄傲。这种对苦难的贵族派头 在他身上发展成了一种特殊的自尊心；可是他也很会爱别人，也会毫不吝惜地把自己的心交给别人。他胆大，甚至过分粗心大意，——一个生在西伯利亚、又生在流放人家庭里的人在不害怕西伯利亚这一点上比我们强得多。

瓦季姆由于家庭的传统极端憎恨专制制度，我们同他刚刚见面，他就真诚地对待我们。 我们很快就成了朋友。不过说真话，在那个时候我们的这个圈子里并不讲什么礼节，也没有适当的小心谨慎这一类的东西。

“你想认识你常常听见人谈起的克 〔彻尔〕 吗？”瓦季姆对我说。

“当然想。”

“你明天来，晚上七点钟，不要迟到，——他会在我家里。”

我去了——瓦季姆不在家。一个高身材的男人在等候他，这个人有一张善于表情的脸，眼镜下面射出好心而威严的眼光。我拿起一本书，他也拿起一本书。

“那么您是，”他打开书的时候说，“您是赫尔岑吧？”

“是的，那么您是克 〔彻尔〕 吗？”

我们就交谈起来，——越谈越起劲……

“对不起，”克 〔彻尔〕 粗鲁地打断了我的话，“对不起，请用‘ 你 ’称呼我。”

“我们就用‘ 你 ’互相称呼吧。”

从这一分钟起（可能是在一八三一年年终），我们就成了分不开的朋友；从这一分钟起，在我们成长的各个时期中，在我们生活里的一切事故中都听得见克 〔彻尔〕 的嬉笑怒骂。

我们同瓦季姆的见面给我们的查波罗什营地 带来了新的成分。

我们还是像先前那样经常在奥加略夫家里聚会。他的生病的父亲已经住到奔萨的田庄上去了。奥加略夫一个人住在尼基茨基门他们宅子的最下一层。他的住所离大学不远，大家都很高兴到他那里去。奥加略夫有一种磁铁的吸力，对于任何杂乱地聚合在一起的原子团，只要这些原子彼此之间有亲和力，它就会构成它们结晶化的第一个羽状花纹。这种人给扔到了随便什么地方，他们都会不知不觉地成为有机体的心脏。

然而除了奥加略夫的明亮、欢乐而且糊着金黄条纹的红色糊墙纸的屋子（在这里雪茄的烟雾和糖酒等等的气味始终不断……我本来想说——好吃的东西和饮料的气味，可是我打住了，因为除了干酪外，难得有别的食品），总之，除了奥加略夫的学生味极重的住处（我们常常在那里辩论通宵，有时整夜狂饮），还有一个家庭越来越成为我们心爱的地方，在那里我们差不多第一次懂得尊重家庭生活。

瓦季姆常常在我们谈话的中间回家去，他要是好久不见他的母亲和姐妹，就会想念她们。我们整个身心都放在同志爱上面，因此觉得奇怪：他怎么会把他的家庭看得比我们这个大家庭更重。

他把我们介绍给他的家庭。在这个家里一切都带着沙皇 迫害 的痕迹；这一家人昨天才从西伯利亚来，他们给毁了，他们受尽了折磨，然而同时他们的举止又充满了苦难所留下来的尊严（这种尊严并不是每个遭受苦难的人都有的，只有那些 懂得 怎样对待苦难的人才有）。

他们的父亲在保罗 〔一世〕 统治的时期由于某种政治上的陷害，给抓了起来，关在席吕谢尔堡里面，随后又给流放到西伯利亚。亚历山大 〔一世〕 把几千名被他那个疯狂的父亲流放到西伯利亚去的人叫了回来，可是巴谢克 给忘掉了 。他是那个参加了谋杀彼得三世的事件、后来又到波兰省份做总督的巴谢克 的侄儿，他 本来有资格要求 已经落到别人手里的遗产一部分的继承权，正是这些“别人的手” 使他一直待在西伯利亚。

巴谢克关在席吕谢尔堡里的时候，他同当时驻扎在那里的一个军官的女儿结了婚。那个年轻姑娘知道将来生活一定艰苦，可是她并不害怕流放。他们起初在西伯利亚卖掉他们身边仅有的东西，还可以勉勉强强地过下去，可是随着他们家庭的人口增多，他们也就穷得越厉害了。他们贫困，劳累，穿不暖，有时还吃不饱，但是终于熬过去了，而且把整整一家的小狮子养大了：父亲把他那桀骜不驯的、骄傲的精神和自信心，忍受巨大苦难的秘诀传给了他们；他拿自己作榜样教育他们，母亲拿她的自我牺牲和伤心的眼泪教育他们。在英勇刚强这方面，姐妹们并不比兄弟们差。为什么害怕用这样的话呢？——这是一个英雄的家庭。至于他们怎样互相支持，忍受一切，他们为家庭做了些什么事情，讲出来叫人不能相信，而且他们始终是昂着头，从不灰心丧气。

在西伯利亚三姐妹只有一双鞋子；她们留着出门穿，不让外人看到她们的窘迫情况。

一八二六年年初巴谢克得到了迁回俄罗斯本土的许可。 这是在冬天，带着这样一大家人，没有皮大衣，没有钱，从托包尔斯克省动身赶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在另一方面大家心里都急坏了——流放已到结束的时候就更难以忍受了。我们这几位受难者慢慢地挣扎着回去了；有一个乡下女人，她在那位母亲生病的时候，给一个孩子喂过奶，她把自己辛辛苦苦攒起来的一点钱拿出来给他们路上花用，只要求他们把她带去；驿站的马车夫们让他们坐车到俄罗斯本土的边境，只要很少的车钱或者完全免费；一部分家里的人步行，另一些人坐车，年轻人轮流走路，他们就这样完成了从乌拉尔山到莫斯科的冬季长途旅行。莫斯科是年轻人的梦想，是他们的希望，——然而饥饿在那里等着他们。

政府在赦免巴谢克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发还一部分田产给他。这位老人让劳累和贫困弄坏了身体，病倒了；他们不知道明天能吃到什么。

这个时候尼古拉正在庆祝他的加冕典礼， 宴会一次接一次，莫斯科好像一个装饰得很华丽的跳舞厅，到处是灯光、彩色的灯牌、漂亮衣服……两个姐姐 没有同任何人商量，就写了一份呈给尼古拉的申请书，叙述了家庭的情况，要求皇上复审这个案件，发还他们家的田产。她们一清早悄悄地离开家，走到克里姆林宫，挤到人群的前面，等候“加了冕的、被捧上了天的”沙皇。尼古拉走下红色台阶的时候，两个姑娘静静地走上前去，递上呈文。他装作没有看见她们，就走过去了；一个侍从武宫接过了呈文，警察把她们带到警察所去了。

尼古拉当时不过三十光景，他就能这样冷酷无情。这种冷漠，这种沉着是普通人、小官吏、出纳员和庶务官 的特性。我常常在邮局办事员、戏园的售票员和铁路上的售票员的身上，在那些经常受到人们打扰、时时刻刻都有人来麻烦的人的身上，看到这种 不屈不挠的 坚定性。他们学会了对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本领。这种专制主义的办事员怎样也学会了视而不见呢？他们又有什么必要上班不迟到一分钟呢？

姑娘们在警察所给扣押到晚上。她们受了惊，又受了很大委屈，含着眼泪说服了所长放她们回家，因为她们要是不回去，全家都会急坏了。申请毫无效果。

父亲再也经受不住了，他受够了，他死了。留下子女和母亲一起一天一天地拖下去。生活越困难，儿子们越是勤奋地工作；三弟兄 都是成绩优异地念完了大学课程，得到了学位。两个哥哥 到彼得堡去了；两个人都是优秀的数学家，工作时间以外（一个在海军服务，另一个当工程师 ），他们还教课，他们省吃节用，把收入的钱寄给家里。

我记得很清楚老母亲 穿着深色的家常便服，戴着白色包发帽；她那瘦削的苍白色脸上布满了皱纹，她看起来比她的实际年龄老得多，只有一对眼睛显得年轻些，那里面还看得出很多的温柔、爱、操心，很多的过去的眼泪。她十分钟爱自己的孩子们；她觉得由于他们她也变得富裕、有名、而且年轻了……她对我们反复地念他们的来信，她带着极其神圣、深厚的感情，用她那衰弱的声音谈起他们，她的声音有时候由于她忍住眼泪而打哆嗦，或者甚至嘶哑了。

当他们在莫斯科全家团聚、坐在一起吃一顿简单的午饭的时候，老太太欢喜得忘了自己，她围着桌子打转，忙碌地张罗；她忽然停下来，望着她那些年轻人，她带着那样的骄傲，那样的幸福望他们，然后抬起眼睛看我，好像在问：“他们多好呀，不是这样吗？”——在这些时刻我真想扑过去搂住她的脖子，亲她的手！而且甚至在外貌上，他们也的确都长得很漂亮。

她当时是幸福的。……为什么她不在这样一次吃午饭的时候死去呢？

两年中间她失去了她的三个大的儿子。一个在胜利和荣誉中间光荣地死去，连敌人也钦佩他，不过他并不是为了自己的事业牺牲的。他是在达尔果被契尔克斯人杀死的年轻将军 。荣誉医治不了母亲的心。……另外两个连这样的结局也没有；俄罗斯的艰苦生活沉重地压在他们的身上，一直到压毁了他们。

可怜的母亲，可怜的俄罗斯！

瓦季姆死于一八四三年二月。 我陪伴他到最后，而且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见一个亲近的人的死亡，同时还看见了死亡的全部最折磨人的恐怖，它的全部毫无意义的偶然性，它的全部盲目的、不道德的不公平。

瓦季姆去世前十年同我的表姐 结了婚，我在婚礼中充当傧相。家庭的生活和生活习惯的改变使我们有些疏远了。他在自己的à parte 〔法语：在这里解释作“私人生活中”〕 很幸福，可是他在对外生活方面却不顺心，他的工作也没有进展。我们被捕以前不多久，他到哈尔科夫去了，有人答应给他安排在那里的大学里教书。他去那里虽然使他免掉被捕入狱，可是他的名字并没有逃过警察的注意。教书的职位取消了。副督学 对他承认他们收到一份不许他教课的公文，说是政府已经掌握了他同 预谋犯罪分子 有联系的材料。

瓦季姆失业了，就是说丢掉饭碗了——这是他的维亚特卡 。

我们被流放了。同我们联系是危险的事情。对他来说，艰难的贫苦岁月来了；他为着仅仅能糊口的生活艰苦奋斗了七年，他同那些粗暴、冷酷的人接触中受到了种种的侮辱，他远离了朋友，而且完全不能同他们通消息，这一切损害了他身体的健康。

“有一次我们把最后一个铜板也花掉了，”他的妻子后来告诉我说，“前一天我设法到别处去借十个卢布，可是毫无结果；凡是可以借一点钱给我们的人家，我都去借过了。除非付现钱，小店也不肯卖给我们吃的东西；我们只想一件事——明天拿什么给孩子吃？瓦季姆坐在窗前闷闷不乐，后来他站起来，拿起他的帽子，说他想出去走走。我看见他心事重重，我很耽心，不过我也高兴他出去散散心。他出去以后，我倒在床上很伤心地哭起来，随后我就想该怎么办：我们有的只要是稍微值点钱的东西，像戒指、汤匙之类，都早已进了当铺；我看只有一个办法：去找 我们家里的人 ，要求他们那种冷淡的、令人难堪的帮助。这个时候瓦季姆毫无目的地在街上逛来逛去，就这样走到了彼得罗夫大街。他走过希利雅叶夫 的店门前，忽然想起进去问问他的书是不是连一本也没有卖掉；他五天前到过这里，可是什么也没有拿到；他怀着恐惧走进店里去。‘看见您我很高兴，’希利雅叶夫对他说，‘我们彼得堡的代理人来信说您的书他卖掉了三百卢布，您愿意把钱拿去吗？’希利雅叶夫数了十五个金卢布给他。瓦季姆高兴得发狂了，路上他看见头一个小饭馆就进去买吃的东西，还买了一瓶葡萄酒和水果，扬扬得意地坐了马车回家来。这时我正在拿锅里剩下的一点肉汤兑上水给孩子们吃，还打算留一点给他，并且要使他相信我已经吃过了，他突然像过去有时候那样高兴地、快乐地捧了纸包和酒瓶走进房来。”

她大声哭起来，再也讲不出一句话了……

我从流放地回来以后在彼得堡匆匆见过他一面，发现他改变多了。他还坚持着自己的信仰，不过他像一个虽然感觉到自己受了致命的伤、却不肯放下手中利剑的战士那样，坚持他的信仰。他这时带着沉思的样子，显得精疲力竭，对前途也没有什么指望。我一八四二年在莫斯科见到他，他也还是这样；他的情况有了一点好转，他的著作受到了重视；可是这一切来得太迟了——这就像波列查叶夫的带穗肩章 一样，这就像柯尔列依夫的赦免 一样，并不是俄国沙皇的恩赐，而是俄国生活赐予的。

瓦季姆渐渐地衰弱下去，一八四二年秋天发现了肺结核，——这个可怕的病，我以后还得再看见一次。

他临死前一个月我怀着恐怖注意到他的智力在逐渐消失、衰退，仿佛蜡烛逐渐燃尽，屋子里越来越昏暗似的。不久，他要讲几句不连贯的话也很吃力、很困难，只发出一些声音，后来他就索性不大讲话了，只是焦急地问起他的药，问是不是到了服药的时候。

二月里一天，夜间三点钟瓦季姆的妻子派人来找我去；病人很不好，他问起我；我走到他身边，轻轻地拿起他的手，他的妻子讲了我的名字；他看了我许久，显得疲倦，认不出我来，闭上了眼睛。孩子们给引进来了；他望着他们，但是我看他也认不出他们了。他的呻吟声更痛苦了，他稍微停了一下，又突然带着叫声叹了一口长气；附近教堂里响起了钟声；瓦季姆倾听着，说：“这是早礼拜。”以后他就再没有讲一句话。……妻子哭着跪在死者的床前；最近来照料他的一个亲切、和善的年轻人（大学时期的一位同学），忙忙慌慌地跑来跑去，挪开放药的桌子，拉起了窗帘。……我出去了，院子里很冷，很亮，初升的太阳光辉地照在积雪上，仿佛发生了什么好事情；我去定购棺木。

我回来的时候，小小的家里笼罩着一片死沉沉的静寂，按照俄罗斯的风俗，死者睡在客厅里一张桌子上，他的朋友画家拉布斯 坐得稍微离开一些，含着眼泪，用铅笔给他画像；死者身旁站着一个高身材的女人，她默默地抄着两只手带着无限哀伤的表情；没有一个艺术家能够塑造出这样崇高和深刻的《悲痛》来。这个女人并不年轻，可是还保持着一种严肃、端庄的美的痕迹；她裹在一件灰鼠毛镶里的黑天鹅绒长斗篷里面，站在那里动也不动一下。

我在门口站住了。

在这样的静寂里，过了两三分钟，她忽然俯下身子，热烈地吻死者的前额，说：“永别了，永别了，瓦季姆朋友！”然后迈着坚定的脚步走进内屋去了。拉布斯一直在画像，他朝着我点个头，我们都不想讲话。我静静地坐在窗前。

这个女人是由于十二月十四日的事件遭到流放的查哈尔·切尔内谢夫伯爵的妹妹叶·切尔特科娃 。

西莫诺夫修道院的修士大司祭美尔希谢杰克 主动地提出在院内送一块地埋葬他的遗体。美尔希谢杰克很早以前是一个普通的木匠和一个极端的分离派教徒，后来又皈依东正教，做了修士，又当了修道院院长，最后作了修士大司祭。不管这一切，他还是一个木匠，这就是说，他还没有失掉他的心，没有失掉他的宽肩膀，也没有失掉他的红色的健康的脸。他认识瓦季姆，也重视瓦季姆所写的莫斯科的历史的研究著述 。

死者的遗体到了修道院大门口，大门开了，美尔希谢杰克率领全体修士低声唱着悼歌出来迎接这个受难者的简陋的棺木，伴送它到墓地。离瓦季姆的墓不远埋着我们另一个亲爱朋友的骨灰——威涅维契诺夫的骨灰，墓石上刻着：“他多么了解生活，他活得多么短！” 瓦季姆也非常了解生活！

对命运说来，这还不够。说实在话，为什么老母亲活得那么久？她已经看见了流放的结束，已经看见了她的孩子们焕发出青春的美丽，表现出辉煌的才能——她还要活下去做什么呢！爱惜幸福的人，就应当追求早死。长久的幸福是不存在的，就像世间没有不融化的冰一样。

瓦季姆的大哥在另一个哥哥季奥米德战死以后几个月也死了； 他受了凉，又耽误了治病，他的衰弱的身体支持不住了。他大概还不到四十岁，但他是老大。

三个朋友的三口棺材向后面投下了长长的黑影；我的青春的最后岁月是在服丧的黑纱和香炉的烟雾中度过的……

过了大约一年，被捕的大学同学的审判结束了。他们（像后来我们那样，和再后一些的彼得拉谢夫斯基派 那样）被控 企图 组织秘密团体和进行犯罪谈话的罪行；为了这个罪名他们就被送到奥连堡省去当兵。尼古拉却把一个被告区别开来——那就是 孙古罗夫 。他已经念完了大学课程，有了工作，结了婚，还有孩子；他给判处褫夺公权，流放到西伯利亚去。

“几个年轻的大学生能够做什么呢？他们只是白白地毁了自己！”这些话是很有道理的，有这种主张的人对于我们下一代的俄国年轻人的 明智 应该满意了。从在孙古罗夫案件之后发生的我们的案件到彼得拉谢夫斯基案件，这中间平静地过了 十五年 ，俄罗斯刚刚开始从这十五年恢复过来，这十五年中间有两代人给毁掉了，老的一代毁在放荡上面，年轻的一代自小就中了毒，我们今天看见的就是这一代人的萎靡不振的代表人物。

在十二月党人之后一切企图组织团体的尝试确实都没有成功；力量的薄弱和目的的不明确给我们指出来另一种工作的必要性——准备的、内部的工作。正是这样。

但是年轻人怎么能够无动于衷地旁观着周围发生的事情，旁观着成百的波兰人戴着脚镣手铐走在往弗拉基米尔去的大路上， 旁观着农奴制度，旁观着某一个拉什凯维奇将军在霍登广场上鞭打士兵，旁观着自己的同学突然失踪永无消息，而等待理论问题的解决呢，这又算是什么年轻人呢？为了这一代人道德的净化，作为对未来的保证，他们不能不极端愤怒，到了不择手段、不顾危险的地步。对于十六七岁男孩的野蛮惩罚提供了一个可怕的教训，从某一点来看也是一个锻炼的过程；一只魔掌从毫无心肝的胸膛前伸出来，举在每个人的头上，它永远赶走了那种认为会对年轻人宽大的美梦。闹着自由主义玩是危险的事，谁也不敢想搞密谋了。谁要是没有能掩盖住自己为波兰流的一滴眼泪，谁要是说了一句大胆的话——那就会得到几年的流放罪，给送去当兵，有时候甚至关进要塞里的单人牢房；正因为如此，重要的倒是这类话还在说，这些眼泪还在流。有的时候年轻人牺牲了；然而他们的牺牲不仅没有阻碍思想活动（正在从事解答俄罗斯生活的斯芬克司 谜语的思想活动），反而证明它的想望是正确的。

现在轮到我们了。我们的名字已经列入秘密警察的名单了。 浅蓝色猫 玩弄老鼠的最初的把戏是这样开始的。

那些判了罪的年轻人给押解到奥连堡去，他们步行，又没有足以御寒的衣服，这个时候奥加略夫就在我们的小组里，伊·基列叶夫斯基 在他的小组里进行募捐。所有判了罪的人都没有钱。基列叶夫斯基把捐来的钱交给要塞司令斯塔阿尔 ，一个心肠很好的老人，我以后还要谈到他。斯塔阿尔答应把钱转交给判了罪的人，他还问基列叶夫斯基：

“这几张单子是什么？”

“捐款人的名字，”基列叶夫斯基说，“和数目。”

“您相信我会把钱交给他们吗？”老人问道。

“这还用说。”

“我想，那些把钱交给您的人也是相信您的。那么为什么 我们还要保留他们的名字 呢？”斯塔阿尔这样说过以后就把名单扔进火里烧掉了，而且不用说，他做得非常好。

奥加略夫亲自把钱送到兵营，这件事倒平安地过去了。然而那些年轻人想从奥连堡写一封感谢同学们的信，刚巧有一个官员要去莫斯科，他们就利用这个机会请求他把信带去（将这封信交邮局寄递，他们不放心）。这个官员并没有放过可以充分证明自己对皇上一片忠心的难得机会，就把信交到莫斯科区宪兵队将军那里。

当时的宪兵队将军是列索夫斯基 ，他是在前任亚·亚·沃尔科夫发了狂、幻想波兰人要选举自己做波兰国王的时候来接替这个职位的（一个宪兵队将军竟然为亚哥龙王朝 的宝座发了狂，这是多大的讽刺！）。列索夫斯基本人也是波兰人，他是个不凶、不坏的人；由于赌钱和为了某一个法国女演员，花光了他的财产，他明智地认为就任莫斯科宪兵队的将军比在同一个城市里因欠债坐牢好些。

列索夫斯基把奥加略夫、克 〔彻尔〕 、沙 〔青〕 、瓦季姆、伊·奥包连斯基等人传了去， 指责他们同国事犯有联系。奥加略夫说他没有给任何人写过信，要是别人给他写信来，他不能负责，而且他并没有收到谁的信，对这些话列索夫斯基回答说：

“你们为他们募捐， 这更坏 。因为是头一次，皇上对你们 十分仁慈 ， 饶恕了你们 ；只是，先生们，我警告你们，对你们要严加监视，你们以后要小心。”

列索夫斯基用含有深意的眼光轮流看了看每一个人，他的眼光停留在克 〔彻尔〕 的脸上（克 〔彻尔〕 比大家都高，年纪也稍微大一点，而且威严地扬着眉毛），他又加了一句：

“亲爱的先生， 在您这种地位 ，您不感到羞耻吗？”

他大概把克 〔彻尔〕 误认为俄国纹章局的副局长 了，其实克 〔彻尔〕 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县医。

我没有给传去，也许是信上没有我的名字。

这个威胁就像是一次晋级，一次封爵，就像是一种强大的推动力。列索夫斯基的劝告在火上加了油，而且我们好像就是为了使警察将来更容易监视我们起见，特地戴上天鹅绒的卡尔·桑特 式无檐软帽，脖子上系着一样的 三色 围巾 。

舒宾斯基上校 静静地、轻轻地迈着轻柔的步子，爬上列索夫斯基的地位，紧紧抓住他对我们的“软弱”；他要用我们来做他升官的阶梯，——我们果然让他利用了。

然而首先我还要补充几句，谈谈孙古罗夫和他的同志们的命运。

尼古拉准许柯尔列依夫 十年后 从奥连堡回来（他那个团驻扎在那里）。尼古拉赦免他，因为他患了肺结核，波列查叶夫给提升为军官，也正因为他害肺结核，别斯土热夫获得十字章，因为他已 死亡 。 柯尔列依夫回到莫斯科，死在他那个万分悲痛的年老父亲的怀里。

柯斯捷涅茨基在高加索当兵，有了成绩，给提升为军官。安托诺维奇也是这样。

不幸的孙古罗夫的命运可怕得多。到达麻雀山上头一个押送站以后，孙古罗夫便向负责押送的军官要求让他离开那间挤满了流放犯人的闷热的小屋，到外面透透空气。军官是个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就亲自同他一起到大路上去。孙古罗夫挑选了一个适当的时刻，在路上拐一个弯不见了。他大概很熟悉这个地方，——他从军官那里逃掉了，然而第二天宪兵找到了他的踪迹。孙古罗夫看见自己无法脱逃，就割开喉咙自杀。宪兵们把他押送到莫斯科来，他失去了知觉，而且淌着血。

那个不幸的军官也给夺去军衔降为普通士兵了。

孙古罗夫并没有死。他再次受到审判，这次不是作为政治犯，而是作为逃犯受审，——半边头给剃光了。这是一种古怪的方法（大概是从鞑靼人那里传下来的），用来 防止 逃跑，这种方法甚至比体罚更能说明俄国法律对人的尊严的极端蔑视。在这种表面的耻辱之外，还加上在监狱里面鞭打 一下 的判决。这个判决究竟执行了没有，我不知道。这以后孙古罗夫就给押送到纳钦斯克 矿场去服苦役了。

他的名字我还听见人提到一次，以后它就完全消失了。

在维亚特卡，我有一次在街上遇见一个年轻医生，我们过去的大学同学，他到某地的工厂去。我们谈起过去的岁月，谈起共同的熟人。

“我的天啊，”医生说，“您知道我到这儿来的时候看见了谁吗？我坐在尼日尼-诺夫哥罗德省的驿站里等候马。天气非常坏。一个押解犯人的军官进来取暖。我们就谈起来；他听说我是医生，就请我到押送站去，看看犯人中间的一个病人是装病，还是真正病得厉害。我去了，不用说，我打定了主意，不管情况如何，都肯定那个戴脚镣的犯人有病。在那个小小的押送站里有八十个戴脚镣的人，有剃了头的，也有未剃头的，有女人，还有小孩；军官一进来，他们就让出了一条路，我们看见龌龊的地板上一个角落里稻草上面躺着一个裹在流刑犯穿的长袍里面的人形。

“‘这就是病人。’军官说。

“我用不着撒谎：这个不幸的人发着高烧；他给监牢生活和路上辛苦弄得精疲力竭、十分消瘦，半个头剃光了，胡子长得长，看起来很可怕，他毫无目的地向左右移动眼睛，不停地要水喝。

“‘喂，老兄，不舒服吗？’我对病人说，然后又向军官补充一句：‘他不可能再往前走了。’

“病人的眼睛注视着我，低声含糊地说：‘是您吗？’他讲出了我的名字。‘您不认得我了。’他又说了一句，他的声音像刀子一样刺到我的心上。

“‘原谅我，’我对他说，一面拿起他那只干枯的、灼热的手，‘我记不起来了。’

“‘我是孙古罗夫。’他答道。”

“可怜的孙古罗夫！”医生摇着头重复了一遍。

“那么他们让他留下来了吗？”我问道。

“没有，不过他们弄了一辆大车给他。”

我写了以上的文章以后，才知道孙古罗夫在 纳钦斯克 死了。他的田产共有两处，一处在莫斯科近郊布龙尼茨县，有二百五十个农奴，一处在尼日尼－诺夫哥罗德省阿尔扎马斯县，有四百农奴，都给没收， 作为支付他本人和同案人在狱中候审时的费用了 。他的家庭也给毁了；政府首先考虑的就是减少这个家庭的人口： 孙古罗夫的妻子同两个孩子给抓了起来 ，在普列契斯千斯基警察分局里大约 关了六个月 ，她的吃奶的婴儿就死在那里。让尼古拉的统治永世受到咒骂吧！亚门 ！

---

[1] 顺便说一下，这里还有“永志不忘的”尼古拉的一项慈父般的措施。孤儿院和社会救济厅是叶卡捷琳娜 〔二世〕 在位时期的一样最好的纪念物。用贷款银行从资金周转中获得的利息的一部分来开办医院、养老院和孤儿院这种想法本身就是很聪明的。
这些机构成立了，押款银行和救济厅发了财，孤儿院和慈善机关在官吏盗窃成风所能容许的范围内兴旺起来了。孤儿院收容的小孩一部分留在院内，另一部分就交给乡下女人抚养；农民抚养的那一部分做农民，留院的一部分就在院内受教育。这部分人中天分最好的给选拔出来继续进修中学课程，天分较差的就学手艺或者进工艺学校。对待女孩也是这样：有的学做针线活，有的学做照料小孩的保姆，最有才能的就做女教员或者家庭教师。这一切本来进行得很好。可是尼古拉对这种机构也横加摧残。据说皇后有一次在她一个亲信的家里见到他小孩的家庭教师，皇后同她谈了话，对她很满意，问她在什么地方受的教育；她答道，她是“孤儿院的寄宿学生”。大家都以为皇后会感谢当局做了这件好事。然而皇后不是这样——她反而因此考虑到：让弃儿受到这样的教育是多么 不体面 的事情。
几个月以后尼古拉把孤儿院高级班迁到 尉官学校 去，这就是说不许弃儿到高级班学习，由尉官们的小孩代替他们。他还想出了更彻底的办法，他不准外省的这类机构收容新生的婴儿。关于这个聪明措施的最好的注解可参看司法大臣报告中的“杀婴罪”一栏。——作者原注
根据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命令，一七六三年在莫斯科、一七七〇年在彼得堡开办了孤儿院。
根据尼古拉一世一八三七年的命令，孤儿院的教学班改设在尉官孤儿学校内。
根据尼古拉一世一八二八年的命令，除彼得堡和莫斯科两大城市外，俄国其他城市不得设立孤儿院。

[2] 那个时候并没有在课堂上执行像我的 〔听差〕 彼得·费多罗维奇所执行的那种任务的学监和副学监。——作者原注

[3] 海涅在赫耳果兰岛上听到法国七月革命的消息，十分兴奋。作者在这里提到的是海涅的著作《路德维希·别尔纳》（第二卷），海涅在书中对七月革命表示热烈欢迎。他说这些“温暖、灼热的新闻”是“包在报纸里的阳光”，“它们在我的灵魂中燃起了大火”。但是他后来到了巴黎就明白波旁王朝的查理十世虽然垮台，资产阶级却夺取了人民革命的果实，法国的实际的主人是银行家和交易所经纪人。
潘是希腊神话中的牧羊神，过去有个传说：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一个叫声传遍海上：“伟大的潘死了。”后来英国诗人伊·勃朗宁夫人（1806—1861）根据这个传说写过一首诗（1844）。海涅当时是把潘当作被推翻的旧世界的象征的，他在八月六日写的那一节的最后一句就是“潘死了！”在七月十八日的一节中他叙述了关于潘的另一个传说：“你知道普卢塔克讲的那个故事吗？那个在船夫中间流传的故事非常出色。它是这样的：在提伯利乌斯统治的时期，有一天傍晚一只船驶近了爱托里海岸外的帕腊岛。船上的人还没有睡。多数人刚吃过饭，坐着在喝酒。突然间从岸上传来一个响亮的声音，叫着撒姆斯这个名字（就是舵工的名字），声音那么响亮，众人都给惊动了。撒姆斯听到头两声的时候，他一声不响，到第三声，他应了；于是声音更加响亮地对他讲了这样的话：‘你到帕洛德斯峰的时候，就通知说：伟大的潘死了！’船到了那里，撒姆斯就履行他的诺言，在船尾向陆地高呼：‘伟大的潘死了！’在这叫声之后，岸上响起了异常的悲叹声调，一种交织着呻吟和惊呼的声音，仿佛许多人异口同声地叫起来似的。眼见的人在罗马向别人讲这件事，引起人们极大的惊奇。提伯利乌斯叫人进一步调查这件事，他对它的真实性一点也不怀疑。”

[4] 杰尼斯·达威多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告诉我们：“皇上有一天对阿·彼·叶尔莫洛夫说：‘在波兰战争期间，我有一个时期处在非常可怕的境地。我的妻子快要生产的时候，在诺夫哥罗德爆发了叛乱，我身边只有两连禁卫重骑兵；军队里来的消息只有通过哥尼斯堡传到我这里。我不得不把刚刚出军医院的士兵调来保护我。’”
这位游击队员的《回忆录》充分证明，尼古拉像阿拉克切叶夫那样，像所有冷酷残忍、怀恨在心的人那样，是一个 胆小鬼 。下面是切倩斯基将军告诉达威多夫的话：“您知道，我能够赞赏 〔一个人的〕 勇气，因此您会相信我的话。十二月十四日那一天我在皇上身边，我一直注视着他。我愿对您说句真心话，皇上一直 脸发白 ， 吓得要命 。”
现在再听一听达威多夫本人的话：“在谢纳亚地带叛乱的时候，皇上只是在 第二天 秩序恢复以后才来到首都。皇上在彼得高府，他自己无意地说出来：‘我整天同沃尔康斯基一块儿站在花园里一个土丘上，侧耳细听有没有彼得堡方面传来的炮声。’”达威多夫接着说：“他应当做的事不是在花园里焦急地听炮声和接连派遣信使到彼得堡去打听消息，而是亲自赶到那里去；凡是有一点勇气的人都应当这样做。第二天（一切都平靖了的时候），皇上坐马车到挤满广场的人丛中去，对人们大叫‘跪下！’。人们连忙服从他的命令。皇上看见跟在他的马车后面的人中间有几个穿便服的人， 以为 他们是可疑分子，便下令把这些可怜的人抓住关起来，然后对群众嚷道：‘这些都是卑鄙的波兰人，他们煽动了你们。’据我看，这种不合时宜的荒唐行为只有坏的效果。”这个尼古拉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家伙呢？——作者原注
杰·瓦·达威多夫（1784—1839）：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中的英雄，游击队的领袖。他写的《回忆录》，被检查机关查禁，不准在俄国国内刊行。
阿·彼·叶尔莫洛夫（1772—1861）：俄国将军，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中的英雄，一八一六至一八二七年任格鲁吉亚总督和高加索独立军团司令官。
诺夫哥罗德：古俄罗斯城市之一，在彼得堡东南六十一公里，一八三〇年俄国瘟疫流行的时候，这里发生过“叛乱”。
哥尼斯堡：当时是东普鲁士的首府，现在划归苏联，改名加里宁格勒。
亚·尼·切倩斯基：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的参加者，达威多夫进行游击战时的同僚。
彼得高府：彼得宫的旧称。彼得宫是彼得一世修建的郊外离宫，离彼得堡将近三十公里。它的宫园建筑群和喷泉是很有名的。
根据莫斯科大学的档案，这个波兰学生名叫加尔巴尔·斯杰潘诺维奇·沙尼亚夫斯基生于一八〇八年左右，一八二七年在明斯克省中学毕业后，作为公费生到莫斯科大学医科念书。一八三一年沙尼亚夫斯基被捕，然后流放到西伯利亚。这是在一八三一年发生的事，不是在一八三二年。

[5] 雅·伊·柯斯捷涅茨基，参看第115页注⑥。尤·巴·柯尔列依夫（1813—1844）：莫斯科大学学生，孙古罗夫小组的参加者，被送到奥连堡军团当兵，一八四二年回莫斯科。普·亚·安托诺维奇（1812—1883）：莫斯科大学学生，孙古罗夫小组的参加者，一八三三年被送到高加索当兵，后来提升为军官。柯尔列依夫和安托诺维奇是在一八三一年六月二十日被捕的；柯斯捷涅茨基当时不在学校，他被捕的时间还要晚一些。
关于克利次基三兄弟的事情，参看第116页注①。 uX2hatM5b8uzfFpp2yQY0Iu186iLP7G+2p/23Lmf5kxEDPiACC998I/kaJKb/iy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