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家庭生活的细节——俄国的十八世纪的人——我们家里的一天——客人和habitués 〔法语：常来的人〕 ——仲伦倍格——随从和其他的人

我们家里那种难以忍受的寂寞无聊一年比一年更厉害了。要不是我进大学的时间已经逼近，要不是新的友谊，要不是我对政治的强烈兴趣，要不是我的生性活泼，那么我就会离家出走，不然就会死亡。

我父亲很少有高兴的时候，他总是对所有的人都不满意。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有很敏锐的观察力，看得很多，听得很多，也记得很多；他是一个accompli 〔法语：道地的、完美的〕 上流社会的人，他可以做到非常亲切有礼貌，又使人发生兴趣，然而他不肯这样做，却越来越厉害地变得喜怒无常，跟人们疏远了。

很难说究竟是什么东西把这么多的苦恼和愤怒带进了他的血里面。热情奔放的时期，大不幸的时期，错误和挫折的时期，在他的生活里完全不曾有过这些。我始终不能完全明白那种他心灵里充满的毒辣的挖苦和忿恨、他那种多疑的孤僻和那种一直在折磨他的烦恼是从什么地方来的。难道他还有什么从来没有告诉人的回忆让他带进了坟墓，不然这只是像十八世纪和俄罗斯生活这样两种完全对立的东西得到那个大大助长了喜怒无常脾气的第三者（地主的闲散）的帮助结合起来所产生的结果？

上个世纪 在西方，特别是在法国，产生了一批出色的人，他们具有摄政时期 的一切弱点和斯巴达与罗马的一切优点。这种浮布拉斯 和列古路斯 的结合体——把革命的门大打开，首先冲了进去，争先恐后地赶到断头机的“窗口”。我们这个时代不会再产生这种一贯的、刚强的人物；刚相反，上个世纪到处在召唤他们，即使是并不需要他们的地方，即使是他们在那里只能发展为怪人的地方。在俄国受到这种强大的西方潮流影响的人不会成为历史的人物，却成了一些古怪的人。他们在本国是外国人，在别国也是外国人，他们是懒散的旁观者，在俄国人看来他们是让西方的偏见败坏了，在西方人看来，他们又是让俄国的习惯毁了，他们是一种聪明的多余人，他们完全沉溺在矫揉造作的生活里、肉欲的快乐中和叫人受不了的利己主义里面。

这一类人中间在莫斯科占首要地位的就是在智慧和财富两方面都极显要的俄国大贵族和欧洲的grand seigneur 〔法语：显贵〕 ，鞑靼公爵尼·包·尤苏波夫。在他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头发白了的喜欢向妇女献殷勤的人和esprits forts 〔法语：自由思想者〕 ，所有的玛沙尔斯基 们、山契 们，以及tutti quanti 〔意语：一切其他的人〕 。他们全是有相当修养的、文化程度相当高的人；他们无事可做，就拚命去享乐，娇纵自己，爱护自己，温厚地宽恕自己的一切罪孽，他们夸大自己讲究饮食的行为，说是柏拉图式的感情 ，同时又把他们对女人的爱情缩小地说成一种老饕的贪馋。

这个上了年纪的怀疑派和享乐主义者尤苏波夫是伏尔泰和博马舍的朋友，又是狄德罗 和卡斯提 的友人，他的确有艺术的欣赏力。要证实这一点，只消到阿尔汉盖尔斯柯耶去看看他收藏的美术品就行了，当然是说，要是他的继承人还没有把那些美术品一点儿一点儿地卖出去的话。他是在八十岁时在大理石的、画上的和 活着的 美人中间豪华地死去的。在他的莫斯科郊区的住宅里普希金同他交谈过，还寄给他一首优美的诗信 ，贡扎加 在那里作过画，尤苏波夫把自己的戏院专供贡扎加使用。

我父亲由于他所受的教育，由于他在禁卫军里服过役，由于他的生活和社会关系，是属于这个圈子的；不过他的性情和他的健康都不允许他到七十岁还过着轻浮荒唐的生活，于是他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他想过一种孤独的生活，可是他却把生活安排得死气沉沉，无聊乏味，尤其因为他想安排得专 为他自己 ，结果更是无聊乏味。他那坚强的意志变成了固执的任性，他那无处使用的精力败坏了他的性格，使他变得更不合群了。

他上学念书的时候，欧洲文明在俄国还是很新的东西，因此上学念书就等于尽量消除俄罗斯的气味。他毕生写法文比写俄文更流畅、更准确。他à la　lettre 〔法语：真正地〕 不曾读过一本俄文书，连俄文圣经也没有读。不过别种文字的圣经他也没有读过；他知道人们经常谈论的圣经中的事情，一般都是听来的或者是从摘句中看到的，他也不想知道得更多些。他的确佩服杰尔查文 和克雷洛夫 ：因为杰尔查文写过一首诗悼念他的舅父美谢尔斯基公爵 ，克雷洛夫在尼·尼·巴赫美捷夫 的决斗中同他一起充当助手。我父亲有一次拿起了卡拉姆辛的《俄国史》，他听说亚历山大皇帝读过它，可是他不久就把它丢开，轻视地说：“全是伊齐亚斯拉维奇家族 和奥尔戈维奇家族 ，怎么能叫人感到兴趣呢？”

他毫无隐瞒地、毫不掩饰地瞧不起人——而且是所有的人。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信任别人，我不记得他向什么人提过重要的请求。他自己也从不为别人做什么事情。他同外人交往中只要求一件事——遵守礼节；les apparences，les convenances 〔法语：外貌，礼节〕 构成他的全部道德的信条。他可以宽恕许多事情，或者说得恰当些，放任许多事情，但是任何违反规矩和礼节的行为都会使他愤怒失常，这个时候他就完全不能容忍了，连一点点宽大和怜悯也没有了。我一直暗中愤恨他这些不公正的行为，到后来我才了解了他：他先就认定每个人都可能做一切坏事，倘使没有做，或者是因为没有这个需要，或者是因为没有得到机会；他把违反规矩看作对私人的侮辱，对他本人的无礼，或者看成“市侩的教育”，他认为这种“教育”使人同一切人类社会隔绝。

他常说：“人心莫测，谁知道什么人的心里有什么东西？我自己的事情多得很，管不了别人的事，更顾不上去判断、批评别人的心思；不过我不能和一个不懂礼貌的人待在同一间屋子里面，他侮辱了我，触犯了我；说不定，他可能是世界上最善良的人，因此天堂里也有接待他的地方，可是我不需要他。生活里最重要的是esprit de conduite 〔法语：品行的原则；有礼貌〕 ，它比最高的智慧、比一切学识都重要。随处都能从容应付，绝不往前乱闯、多管闲事，对什么人都表示最大的礼貌，对任何人都不过分亲密。”

我父亲不喜欢任何abandon 〔法语：没有节制，随便〕 ，不喜欢任何直爽，他把这一切都称为“过分亲密”，就像他把一切感情都称为“多愁善感”那样。他一直把自己装扮成一个看不起这一切琐碎小事的人；为什么缘故，有什么目的呢？他把心贡献给什么最高的利益呢？——我不知道。这个傲慢的老人毫不掩饰地瞧不起人，而且非常了解人，他究竟为了谁才扮演这个冷酷无情的裁判官的角色呢？——为了那个女人 （虽然她有时候会反抗他，但是她的意志终于让他毁掉了）；为了那个病人 （病人经常在外科医生手术刀下面过日子）；为了那个男孩 （孩子的活泼好动被他培养成了倔强）；为了那十来个听差（他从来不把他们当作人看待）！

他在这上面花了多大的力气、耐心，多大的倔强，不管他上了年纪，又有病，他还是非常忠实地扮演他那个角色。的确，人心莫测。

后来我被捕的时候，再后我被流放出去的时候，我看见老人心里流露出更多的爱，甚至更多的温情，比我所料想的多得多。我从没有为了这个感谢过他，因为我不知道他会怎样看待我的感谢。

不用说，他并不幸福：他总是小心提防着，对什么人也不满意，他看见他所引起的全家人的敌意，心里也痛苦；他一到场就看见人们收起脸上的笑容，咽下未讲完的话；他带着嘲笑、带着烦恼地讲起这件事情，然而他一点也不让步，他还是十分顽固地走他的路。冷酷的、刻薄的和极端轻视的嘲讽，这些都是他使用得非常巧妙的武器，他用这种武器来对付我们，也同样对付仆人。人在少年时期可以忍受许多事情，就是忍受不了 挖苦 ，事实上我在被捕入狱之前就跟我父亲疏远了，而且同男女仆人联在一起对他进行了小小的战斗。

除此以外，他还使自己相信他患了重病，不断地进行治疗；除了家庭医生以外，他还请了两三个大夫来给他看病，并且每年至少有三次会诊。来访的客人看见他那不高兴的脸色，又只听见他诉苦说身体如何坏，而实际上他的身体并不是那样，因此就不常来了。他为了这件事很生气，可是他没有责备过任何一个人，但也没有邀请过谁。宅子里非常寂寞无聊，特别是在漫长的冬天晚上，——一整套门对门的直通房间里只点了两盏灯；老人脚上穿一双呢子的或羔毛的长筒靴（类似毡靴的一种），头上戴一顶天鹅绒帽子，身上穿一件白羊羔皮的皮袄，他躬着腰，两手交叉在背后，不停地走来走去，一句话也不说，两三条棕毛狗跟在他后面。

随着忧郁症的发展他对一些微不足道的东西的小心节省也越来越厉害了。他管理他的产业管得很不好，对他自己，对农民都很不好。村长们和他的missi dominici 〔拉丁语：“主人派来的人”或“主人的助手们”〕 抢劫了老爷和农民；另一方面，凡是有目共睹的东西都受到加倍的监视；蜡烛节省了，用酸的克里米亚葡萄酒代替薄的vin de Graves 〔法语：格拉弗葡萄酒〕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村子的整个树林给砍伐了，在另外一个村庄里，他买下的燕麦却是他自己的。他养了一批享受特权的贼。他派到莫斯科去征收代役金的那个农人，也就是他每年夏天派到乡下去查看村长、菜园、树林、地里劳动的那个人，十年以后在莫斯科买了一院房子。我从小就恨这个没有公事包的“大臣”；有一次他当着我的面在院子里打一个老农民，我气得揪住他的胡子，差一点昏了过去。从那个时候起我看到他就不能不感到厌恶，一直到一八四五年他死去为止。我几次问我的父亲：

“希昆从哪儿弄来钱买房子？”

“就看出戒酒的好处，”老人回答我说，“他一滴酒也不进口。”

每年将到谢肉节 的时候，奔萨省的农民 就从凯连斯克送来 实物 代役租。破旧的大车队在路上走了两个星期，满载着猪肉、乳猪、鹅、鸡、谷物、黑麦、蛋、黄油，最后还有粗麻布。凯连斯克农民的到来是所有家仆的一个节日，他们简直抢劫了农民，每一步都要克扣，而其实他们毫无权利这样做。马车夫向农民索取 井水费 ，不付钱就不许农民的马喝水。女仆们要农民付房屋的 取暖费 ；农民还得向门房的权贵们进贡，给这位送一头乳猪和一条毛巾，给那位送一只鹅和黄油。农民们待在主人家院子里的这段时期中，仆人一直在举行盛大的宴会，做肉杂拌汤，烤小猪，门房里经常充满洋葱、烧焦的脂油和刚刚喝光的白酒的气味。到了最后两天，巴卡依干脆不到门房去了，也不穿好衣服，披着一件旧号衣外套，不穿背心，也不穿短上衣，坐在厨房的过道里。尼基塔·安德烈叶维奇明显地瘦了些，脸黑了些，也老了些。我父亲相当平静地容忍了这一切，他知道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阻止不了的。

我父亲收到这些冻起来的 家禽 以后——这里最奇怪的是：这种做法每年照样重复一次——总是叫了厨子斯皮利东来，差他到家禽市场和斯摩棱斯克市场去打听市价。厨子回来报告他编造的价钱，比市价少一半多。我父亲说他是个傻瓜，就叫人把希昆或者斯列卜希金找来。斯列卜希金在伊林斯基门那里开了一家水果店。这两个人都说厨子报的价钱太低了，他们又去打听，带回的价钱要高一些。最后，斯列卜希金表示愿意把蛋、乳猪、黄油、黑麦——所有这些全拿去，“免得给您老爷增加麻烦”。我不用说，他出的价比厨子报的价稍微高一点。我父亲同意了。斯列卜希金为了表示庆贺，给我父亲送来橙子和蜜糖饼干，还送给厨子两百纸卢布。

这个斯列卜希金很得我父亲的欢心，常常向我父亲借钱，他在这方面有独到之处，因为他充分研究了老人的性格。

譬如，他向我父亲借了五百卢布，期限两个月，在到期的前一天他就来到门房，带来一个复活节吃的圆柱形大甜面包，用大盘子盛着，五百卢布就放在面包上面。我父亲收了钱，斯列卜希金深深地鞠了一个躬，要求吻主人的手，这个我父亲从来就没有同意。可是过了两三天斯列卜希金又来了，他要借一千五百卢布。我父亲把钱借给他，斯列卜希金到期又来还钱；我父亲还拿他做一个榜样；可是一个星期以后，他又来借更大的数目，就这样他每年可以有额外的五千卢布作他的营业的周转金，只消付两三个圆柱形大甜面包、几磅无花果和希腊胡桃、一百个橙子和克里米亚的苹果这样微小的利息就行了。

最后我谈一下在诺沃谢里耶几百亩 建筑木材失去的事情。我记得在四十年代中米·费·奥尔洛夫 受安娜·阿列克谢叶夫娜伯爵夫人 的委托，为她的孩子们买一份田产，来接洽购买特威尔省的产业，这份田产是枢密官传给我父亲的。价钱谈妥了，事情好像也定下来了。奥尔洛夫去看了地，以后写信给我父亲说，在地图上他指给他看过有一个树林，可是这个树林根本不存在。

“真是个聪明人，”我父亲说，“他参加了密谋，写过一本des finanses 〔法语：论财政的〕 书 ，可是一到办正经事，就看得出他是个没有头脑的人。这些内克 ！好吧，我就请格里高里·伊凡诺维奇 去一趟；他不是密谋分子，他却是一个可靠的人，懂得怎样办事情。”

格里高里·伊凡诺维奇去了诺沃谢里耶，带回来的消息是 没有树林 ，只有类似树林的布景，这样无论是从主人的宅子里看，还是从大路上看，砍伐树林的迹象都看不出来。枢密官分到这份地产以后，他至少到诺沃谢里耶去过五次，可是这个秘密一点也不曾被他发现。

为了让人们对我们的生活有一个完整的概念，我现在描述一下我们家从早到晚一天的生活；那样的单调正是最致人死命的一种东西，我们的生活就像一座英国钟那样调准了不慌不忙地、准确地、大声地提醒着每一秒钟的时间。

早晨九点多钟，那个坐在寝室隔壁房间里的随从通知韦拉·阿尔塔莫诺夫娜（我以前的保姆）：老爷起来了。她就去准备咖啡，我父亲照例是一个人在书房里喝咖啡。宅子里的一切都现出另外一种样子，仆人们开始打扫房间，至少也作出在做事情的姿态。在这时以前门房是空的，现在人满了，连那条纽芬兰种大狗麦克佩斯 也坐在火炉跟前，不眨眼地望着火。

老人喝咖啡的时候，就看《莫斯科新闻》和 Journal de St.Pétersbourg 〔法语：《圣彼得堡日报》 〕 ；我不妨说，他还吩咐过要把报纸烤热，免得纸张潮湿使他的手受寒，还有我父亲看政治新闻要看法文，他觉得俄文讲不清楚。有一个时期他还从什么地方弄来一份汉堡的报纸，可是他受不了德国人排印报纸用的德国字体，他经常指给我看法文印刷字体和德文印刷字体的差别，说这些古怪的有小尾巴的哥特字体对视力有害。以后他订了一份 Journal de Francfort 〔法语：《法兰克福日报》 〕 ，不过最后他就只看本国的报纸了。

他看完报纸以后觉察到卡尔·伊凡诺维奇·仲伦倍格已经在他的房里了。在尼克十五岁的时候，卡尔·伊凡诺维奇开了一家小店，可是他既没有货，也没有顾客，他把自己积攒起来的一点钱在这个赚钱的生意上面花光了，换到一个“勒佛尔 商人”的荣誉的称号，关了店停了业。他当时四十多岁，他在这种愉快的年纪，就过着无忧无虑的小鸟或者十四岁男孩的生活，这就是说他不知道明天睡在什么地方，吃什么东西。他依靠着我父亲对他有一点好感；我们现在就看这是怎么一回事情。

一八三〇年我父亲买了我们宅子旁边另一所更大、更好而且有花园的房子；这所房子以前属于罗斯托普钦娜伯爵夫人，她就是有名的费多尔·瓦西里叶维奇 的妻子。我们住进了新宅子。这以后他又买了第三所房子，这是完全用不着的，不过它是在新宅的隔壁。两所房子都空着，他也不把它们出租，因为害怕火灾（房子是保了险的），又怕房客吵闹；而且房屋也不给修理，就让它们走上必然损坏的路。无家可归的卡尔·伊凡诺维奇得到许可住在这样的一所房子里，条件是：晚上十点以后不许开大门（条件容易遵守，因为大门从来不关）；他自己买柴火，不得取用我们家里的储存（事实上他向我们的马车夫买柴火）；作为我父亲的负责特殊事务的秘书，那就是每天早晨去见我父亲，问他有什么吩咐，午饭的时候又去见他，晚上再去，倘使没有人同我父亲在一起，他就向他讲一些新闻故事，闲聊一阵。

卡尔·伊凡诺维奇的职务虽然看起来十分简单，可是我父亲很会在这里面加进很多难咽下的苦味，因此我这个可怜的“勒佛尔商人”，他虽然已经习惯了一个没有家、没有脑筋、身材瘦小、一脸麻子的德国人所能遇到的一切灾难，却也不是经常忍受得了。每隔两年或者一年半，卡尔·伊凡诺维奇感觉到受的侮辱太大了，就宣布“这是完全不能忍受的”，收拾起行李，买来或者交换来各种完好性颇为可疑、质量也有问题的小东西，动身到高加索去了。恶运总是无情地跟踪着他。有一次他那匹劣马（他在梯弗里斯和烈杜特-卡列都是骑他自己的马）在离顿河哥萨克地区不远的地方倒下了；另一次他的货物被人偷去了一半；不然就是他的两轮轻便马车翻了，法国香水洒在厄尔布鲁士峰 脚下破车轮上，没有人惋惜；再不然他就丢失了什么东西，要是他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丢失的话，他就会丢掉自己的护照。过了十个月左右卡尔·伊凡诺维奇人老了些，脸上皱纹多了些，穷了些，牙齿和头发都少了些，他照例恭顺地来见我父亲，带来波斯的杀跳蚤臭虫的药粉、褪了色的丝绸和起锈的契尔克斯短刀，他又会住在空房子里面，接受同样的条件：履行同样的义务，并且用他自己的柴火生炉子。

我父亲看到卡尔·伊凡诺维奇，马上就对他进行小规模的军事行动。卡尔·伊凡诺维奇问起我父亲的健康，老人鞠一个躬表示感谢，然后想了一下，就问道，例如说：

“您在哪儿买的发蜡？”

我在这里应当说，卡尔·伊凡诺维奇这个最丑陋的人却是一个非常喜欢向妇女献殷勤的人，平日以洛夫莱斯 自居，很讲究穿衣服，还戴上卷曲的金黄色假发。不用说，这一切我父亲早已知道、而且有过评价了。

“在铁匠桥 布依斯那儿。”卡尔·伊凡诺维奇吞吞吐吐地答道，有点感觉到话中带刺了，他把一只腿架在另一只腿上，好像准备自卫似的。

“这种气味叫做什么？”

“Nachtviole 〔德语：夜紫萝兰 〕 。”卡尔·伊凡诺维奇答道。

“您受了骗了，violette 〔法语：紫萝兰〕 是淡淡的清香，cest un parfum 〔法语：这是一种香〕 ，然而您那种气味太浓，叫人厌恶，他们给尸体涂油防腐就用这东西。我的神经非常脆弱，我受不了它；叫人给我拿花露水来。”

卡尔·伊凡诺维奇亲自跑去拿花露水瓶。

“啊，不，您还是叫别人来，否则您再靠近一些，我就会更不行，我就要昏过去了。”

卡尔·伊凡诺维奇本来期望他的发蜡在女仆房里会起作用，现在十分伤心了。

房间里洒过花露水以后，我父亲又想出一些差使：买法国鼻烟、英国泻盐，看登报出售的马车（他绝不会买它）。卡尔·伊凡诺维奇愉快地连连鞠躬，心里很高兴可以抽身走了，便告辞出去，等到午饭时候再来。

卡尔·伊凡诺维奇走后，厨子来了；不管他买了什么，定了什么，我父亲总是认为太贵。

“唔——唔，多么贵啊！为什么，是没有货运来吗？”

“老爷，正是这样，”厨子答道，“路很坏。”

“好吧，你听我说，路修好以前，我们就少买一点。”

这以后他就在他的写字台前坐下来给村子里下命令、写书面答复、算帐，在这中间他还要教训我，还要看医生，而主要的是跟他的随从争吵。这个人是我们全家的第一个受难者。他是小个子，活泼敏感，性子急，脾气暴躁，好像他是特地生来逗恼我父亲、引起我父亲的训斥似的。他们两人中间每天重复出现的那些场面可以填满任何一出喜剧，然而这一切全是十分认真的。我父亲非常明白自己很需要这个人，也常常容忍他的一些粗鲁的答话，可是一直在想法教育他，虽然这种努力继续进行了三十五年，而且始终没有收效。而在随从这方面，倘使他没有自己的解闷的办法，他也受不了这种生活；他经常在午饭时间里带一点醉态。我父亲看到了这种情况，但也只限于绕弯抹角地暗示，例如，劝他拿一点黑面包跟盐一起嚼着，免得给人闻到伏特加的气味。尼基塔·安德烈叶维奇有一个习惯，每逢他喝了酒，他上菜的时候总要把两脚并齐做出一种特别的姿势。我父亲只要看到这个，就马上想出了什么差使差他出去，例如差他去打听“理发师安东是不是搬了家”，同时又用法国话对我说：

“我知道他并没有迁移；不过这个人喝醉了，他会失手摔了汤碗，打碎它，把汤泼在桌布上，吓坏我；让他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le grand air 〔法语：新鲜空气〕 对他有好处。”

随从碰到这种花招照例要回答几句；不过要是他当面找不到答话，他就走出去，一路上小声自言自语。那个时候老爷就用同样平静的声音唤他回来，问他对他讲些什么。

“我并没有向您请示过一句。”

“那么你到底对谁讲话呢？除了我跟你以外，这间屋子里再没有一个人，隔壁屋子里也没有人。”

“对我自己讲。”

“这太危险了，疯狂就是这样开头的。”

随从很生气地走到寝室隔壁他那间屋子里去；他在那里看《莫斯科新闻》，给准备出售的假发编头发。很可能为了平息自己的怒气，他就拚命闻鼻烟；不知道是他的鼻烟太厉害，还是他的鼻神经太脆弱，接下来几乎总是一连打六七个喷嚏。

老爷拉铃唤他。随从扔下手里的一把头发，走进房去。

“你在打喷嚏吗？”

“老爷，是我。”

“我想给你祝福。”——他做了一个手势叫随从走开。

在谢肉节的最后一天，按照古老的风俗，全体仆人晚上都要来请求主人的宽恕：在这种庄严的场合，我父亲通常总是由随从陪着，走进大客厅里面。他装出认不得某一些人的样子。

“站在角上的那位可敬的老人是谁？”他问随从道。

“马车夫达尼洛。”随从一板一眼地答道，他知道这全是在演戏。

“啊哟，你瞧，他变得多厉害啊！我真的相信人老得这样快，全是由于喝酒；他现在在干什么？”

“他 搬 柴进来生炉子。”

老人做出痛苦难熬的样子。

“你怎么三十岁还没有学会讲话？……搬，他怎样搬柴呢？柴是抱进来的，不是搬进来的。好吧，达尼洛，感谢上帝，主又让我再见到你一次。我宽恕你这一年中间的一切罪过，宽恕你大量耗费燕麦、还有不把马洗刷干净的事情，也要请你宽恕我。趁你有气力的时候，还是去搬柴吧，可是现在四旬斋到了，你少喝一点酒，在我们这样的年纪喝酒是有害的，而且还是一件罪过。”

他就是照这个样子把全体检阅了一番。

我们经常在三点到四点之间吃午饭。午饭的时间很长，而且非常乏味。斯皮利东是一个很好的厨子；然而一方面由于我父亲的节省，另一方面由于他本人的节省，就使得午饭相当菲薄了，虽说上菜的道数还是不少。我父亲身边有一个红色瓦盆，他把各种喂狗的东西都放在这里面；此外他还用自己的叉子喂狗，仆人们非常厌恶他的这个举动，因此后来我也深感厌恶了。为什么呢？我也说不清……

到我们家来的客人向来很少，来吃饭的更少。在来客中间我记得有一个人，他到我们家吃饭有时候会使我父亲脸上的皱纹平下来，这就是尼·尼·巴赫美捷夫。他是那位同姓的瘸腿将军的哥哥，他本人也是将军，不过早已退伍了，我父亲和他还是同在伊兹玛依洛夫斯基团里服役的时候做朋友的。在叶卡捷琳娜 〔二世〕 的时代，他们两个人一起吃喝玩乐，在保罗 〔一世〕 的时代，两个人一起受到了军法审判：巴赫美捷夫因为同什么人决斗，我父亲因为充当他的助手；后来一个人到国外游历去了，另一个人到乌法当省长。他们之间并没有相似的地方。巴赫美捷夫是一个结实、健康、漂亮的老人，喜欢吃得好，还爱喝一点酒，喜欢愉快的聊天和别的许多事情。他吹嘘他年轻时候一连吃过一百只烤馅饼，他将近六十岁的时候还可以吃一打泡在油里的荞麦饼不闹肚子；我不止一次地看见他的这些成绩。

巴赫美捷夫对我父亲有一点点影响，或者至少对他有一些约束力。每逢巴赫美捷夫看到我父亲的情绪过分不好的时候，他就戴上帽子，军人那样地碰一下鞋跟，说：

“再见，——你今天生病，人也傻了；我本来想待下来吃午饭，可是我吃饭的时候看不得生气的面孔！Gehorsamer Diener！ 〔德语：忠实的仆人！〕 ……”

我父亲对我解释道：

“Impressario！ 〔意语：原来的意思是，剧院经理、舞台监督、音乐会等的主持人。这里的意思是‘精力旺盛的人’〕 尼·尼还是多么精力充沛！感谢上帝，一个健康的人，他不可能了解像我们这一类受罪的约伯 ；现在是零下二十度的严寒，他坐雪橇……从波克罗夫卡……跑到这儿来，一点也不在乎……而我每天早晨感谢造物主，总算让我活着醒来，让我还在呼吸。啊……啊……啊呀！俗话说得好：饱汉不知饿汉饥。”

这是我父亲所能表示的最大的宽容了。

有时候我们家也举行家庭宴会，枢密官、戈洛赫瓦斯托夫家的人和其他的人参加，这种宴会并不是为了开心举行的，也不是平白无故的，这是从经济和交际方面仔细考虑的结果。因此二月二十日在列夫·卡坦斯基节，也就是枢密官的命名日，就在我们家举行午宴庆祝，而在六月二十四日我父亲的命名日，也就是伊凡节，宴会就在枢密官的家中举行，这种安排除了树立一个弟兄友爱的道德榜样外，还免掉各人在自己家里举行规模更大的宴会。

然后还有各种habitués 〔法语：常来的人〕 ；卡尔·伊凡诺维奇·仲伦倍格ex officio 〔拉丁语：因为职务有关〕 来了，他刚刚在午饭之前在家里灌了一杯伏特加和吃了一点儿勒佛尔的鳁鱼 ，现在连一小杯用果料特别泡制的伏特加也不肯喝；有时候我最后一个法国教师也来了，他是个很吝啬的老头子，满脸横肉，喜欢挑拨是非，讲别人坏话。Monsieur Thirié 〔法语：狄利埃先生〕 经常弄错，不是把啤酒，却把葡萄酒斟到他的杯子里，一边道歉一边喝光了酒，因此我父亲终于对他说：

“Vin de Graves 〔法语：格拉弗葡萄酒〕 在您右面，您不要再弄错了。”——狄利埃捏了一大撮鼻烟胡乱塞进他那掉向一边的大鼻子，把鼻烟洒在他的盆子里面了。

在这些常来的人中间有一个非常可笑的人。他是个秃头的小老头，经常穿一件又窄又短的燕尾服，还有一件背心，他的背心收尾的地方正是现时背心开头的地方，他还拿了一根细小的手杖——他的整个外貌表现了二十年以前的那段时期，在一八三〇年表现的是一八一〇年，在一八四〇年表现的是一八二〇年。德米特利·伊凡诺维奇·皮美诺夫，五等文官的官阶，谢烈美捷夫斯基养老院 的一个负责人，而且还从事文学工作。他天分有限，他是被卡拉姆辛的感伤的词句，被玛尔蒙特尔 和玛利沃 的作品教养出来的，皮美诺夫可以在沙里科夫 和符·巴纳叶夫 两人之间做个二兄弟。这密密一排可敬的人中间的伏尔泰就是亚历山大 〔一世〕 时期的秘密警察头子雅科甫·德-山格连 ；他们中间有希望的年轻人是皮敏·阿拉波夫 。他们都和那个共同的族长伊凡·伊凡诺维奇·德米特利叶夫 有密切关系；他没有竞争的对手，不过有一个瓦西里·利沃维奇·普希金 。皮美诺夫每星期二都到“上帝”德米特利叶夫那里去，在他的花园街的住宅里讨论文体的美，讨论今天新语言的堕落。德米特利·伊凡诺维奇自己就擅长在祖国文学不平坦的园地中搞花样；他起初出版了一本《拉罗席富科公爵的思想》 ，后来他又出了一本《关于女性美和女性魅力》 的论文。这本论文我十六岁以后就没有再翻过，我只记得书中那些长段的比较就像普卢塔克拿他的英雄们作比较那样 ——浅黄色头发的女人同黑头发女人的比较。“虽然浅黄色头发的女人是这样，这样和这样，而黑头发的女人却是这样，这样和这样……”皮美诺夫的主要特点并不在于他出版过几本从来没有人读的书，而是这样一个事实：他笑起来，就不能停止，一直笑下去，连呛带咳，轰然大笑中还夹着一阵阵闷雷似的笑声。他自己也知道这个毛病，因此，要是他预感到有什么可笑的事情要发生，他就逐渐采取预防的措施：掏出手帕，看表，扣好燕尾服的钮扣，拿两只手蒙住脸，到了紧要关头，他就站起来，脸朝墙壁，顶住墙，痛苦地过了半个小时或者更多一些时间；然后他由于这样的发作弄得精疲力竭，满面通红地坐下来，揩着秃头上的汗珠，不过在以后一段长时间里，还会重新发作。

不用说，我父亲一点也不尊重他，他温和、善良、不灵活，是一个 文学家 ，又是穷人——因此，没有任何值得重视的条件；我父亲充分了解他那种带痉挛性的笑癖，正因为这个缘故我父亲努力使他发笑，笑得屋子里所有别的人都受到他的影响，跟着他不自然地笑起来。于是这个愚弄人的罪魁祸首却微带笑容望着我们大家，仿佛一个人在欣赏一群小狗吵闹似的。

我父亲有时候把这个不幸的女性美和女性魅力的欣赏者作弄得很厉害。

“上校工程师某某。”仆人进来通报说。

“请，”我父亲说，然后向皮美诺夫补充了一句：“德米特利·伊凡诺维奇，他来了，您要当心啊：他有一种不幸的抽筋病，他说话的时候总是结结巴巴讲得很古怪，好像他有慢性打呃病似的。”接着他就逼真地摹仿上校说话的动作，“我知道您是个爱笑的人，请您节制一下。”

这就够了。工程师讲到第二句话，皮美诺夫就掏出手帕来，用手掩住嘴，最后就跳了起来。

工程师惊诧地望着他，可是我父亲十分镇静地对我说：

“德米特利·伊凡诺维奇怎么了？Il est malade 〔法语：他有病〕 ，这是抽筋；叫人赶快给他拿一杯冷水来，还有花露水。”

在这种场合皮美诺夫就会拿起他的帽子，大声笑着，一直笑到阿尔巴特门，才在十字路口停下来，身子靠在灯柱上。

一连几年他都是每隔一个星期日到我们家来吃午饭，无论他按时来也好，不按时来也好，只要他有一次不到，我父亲就会生气，就会欺侮他。然而善良的皮美诺夫还是照常来，并且从红门步行到老马房街，一直到他死都是这样，而且一点也不可笑。这个孤寂的单身老人病了一个长时期，躺在床上睁着垂死的眼睛看见他的女管家拿走了他所有的东西、衣服，甚至他床上的被单，丢下他，完全没有人照料。

然而我们午饭时候真正的souffre-douleur 〔法语：出气筒〕 是各种各样的老太婆，她们都是玛·阿·霍万斯卡雅公爵夫人（我父亲的姐姐） 的穷苦的、没有一定住处的寄食者。为了换换环境，同时她们也想打听我们家里有些什么情况，主人们是不是经常吵嘴，厨子是不是跟老婆打架，老爷是不是知道巴拉希卡或者乌里雅沙要生孩子等等，——她们有时候在节日里来待一个整天。应当注意到，这些寡妇在四五十年前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就 依靠 美谢尔斯卡雅公爵小姐 和公爵夫人家生活，从那个时候起就认识我父亲；从她们年轻时候的依赖别人到老年的生活不定，这中间她们还花去二十年左右的时间跟丈夫吵架，不让他们多喝酒，在他们瘫痪了的时候照料他们，一直到把他们送到墓地。有的还跟着一个驻防军军官带着一大群孩子在比萨拉比亚 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搬来搬去，另一些人年复一年地跟丈夫打官司，所有这些生活经验都在她们身上留下了衙门和县城的痕迹，对世上有权有势者的畏惧，自卑感，有点愚蠢的残忍。

我父亲同她们之间出现过一些奇怪的场面。

“你这是为什么，安娜·雅基莫夫娜，生病吗，你什么也不吃？”我父亲这样问道。

这个克列敏楚格 的什么管理人的寡妇，身上老是有很浓的膏药气味、面容憔悴、衰老的可怜的老太婆，身子缩成一团，带着恭恭敬敬的眼光和手势回答道：

“原谅我，我的爷，伊凡·阿列克谢叶维奇，对，老爷，我真不好意思，老爷，是这样，老爷，这是我的老规矩，老爷，哈，哈，哈，现在是圣母升天节的斋期。”

“啊，多无聊！你太信教了！老太太，亵渎上帝的并不是进嘴的东西，而是从嘴里出来的东西；你吃这个或者吃那个——结果都是一样；现在说到从嘴里出来的，——你必须注意……你对旁人的议论。得啦，在这种日子你最好还是在家里吃饭，不然我们这儿再来一个土耳其人——他要吃抓饭 ，我又不是在开à　la　carte 〔法语：点菜〕 的小饭馆 。”

老太婆吓坏了，她本来还想要一点面粉和谷物，现在只好拚命喝克瓦斯、吃酸菜，做出吃得很多的样子。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她或者她们中间任何别一个只要在斋期开始吃点荤食，我父亲（他从来不吃素食）就会悲伤地摇摇头说：

“我看，安娜·雅基莫夫娜，你不值得在你这一生的最后几年里改变祖宗的规矩。我有罪过，我吃荤，因为我多病；可是你，上帝保佑，你一辈子都持斋，忽然，在这样的年纪……你给 他们 作出什么样的榜样。”

他一面指着仆人们。这个可怜的老太婆又只好拚命喝克瓦斯、吃酸菜了。

这些场面使我十分气愤；有时候我居然敢于出来打抱不平，向他提醒他以前发表过的跟这相反的意见。那个时候我父亲就会欠欠身子，拿着帽缨揭下头上那顶天鹅绒小帽，举在空中，感谢我给他上了一课，请求原谅他善忘；然后对老太婆说：

“真是个可怕的时代！无怪乎你在斋期中 吃 荤，因为孩子们居然教训起父母来了！谁知道我们将来怎么样？想起来很可怕！幸而你我都不会看到。”

午饭后我父亲睡下来休息一个半小时。家仆们立刻散去，有的到啤酒店，有的去小饭馆。七点喝茶；有时候有人来，枢密官比任何人来的次数多；这是我们大家休息的时候。枢密官经常给我们带来各种消息，并且兴奋地讲述它们。我父亲听着这些消息，故意做出并不注意的样子：他哥哥相信他会放声大笑的时候，他却露出严肃的面容，要是他哥哥讲了什么惊人的事情，他就再三追问，好像他没有听见似的。

枢密官要是反对他弟弟的意见或者有另外意见的时候（不过这种事情很少发生），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有时候遇到我父亲的情绪特别不好，他并不反驳。在这种悲喜剧的场面中，最滑稽的是枢密官的真正的急躁和我父亲勉强的、装出来的冷静。

“好吧，你今天不舒服。”枢密官不耐烦地说，拿起帽子，冲了出去。

有一次他在气愤中打不开门，使劲地用足踢它，一面说：“该死的门！”我父亲不慌不忙地走过去，朝相反的方面打开了门，声音很低地说：

“这扇门是尽了职的，它是朝那面开的，您却要它朝这面开，而且跟它生气。”

在这里我不妨说明一下，枢密官比我父亲大两岁，他用“你”称我父亲，而我父亲因为是弟弟便称他作“您”。

枢密官走了以后，我父亲就到他的寝室里去，他每天都要问大门关好没有，得到了肯定的回答，他还表示有点不相信，不过也不去检查了。然后就开始了一长串盥洗、热敷、服药的“例行公事”；他的随从在他床前一张小桌子上准备了一个完整的各样东西的仓库：药瓶、通宵燃着的小灯、小盒子。老人照例要看一小时的书：布利昂纳 的书、《圣海伦岛回忆录》 和其他一般的《笔记》；于是夜幕落了下来。

我一八三四年离开家的时候，家里是这样的情况，一八四〇年我看见家里的情况还是这样，一直到一八四六年他逝世的时候，情况都是这样。

我三十岁从流放地回来，才明白我父亲对许多事情的看法都不错，才明白不幸他对人的了解深刻到十分瞧不起人的地步。然而错并不在我，他即使在阐明真实的道理，也是用了一种叫年轻人憎恶的方法。他长期生活在堕落的人的圈子里面，心也变冷了，他对所有的人都en garde 〔法语：提防着〕 ，他那冷淡无情的心并不要求和解，因此他对世界上一切人始终保持着敌对的态度。

我在一八三九年看到他衰弱而且真的有病，在一八四二年看到他病得更厉害了。枢密官死了，他的寂寞空虚也更扩大了，连他的随从也换了一个人；可是他本人还是那个样子，只有他的体力不行了：还是那样的心怀不满，还是那样的记忆力强，他还是用细小事情使大家苦恼，仲伦倍格也没有改变，他也还是像从前那样借住在旧宅里，照常执行职务。

只有在那个时候我才看清楚他这种生活的凄凉；我怀着悲痛的心考虑这种与人世隔绝的孤寂生存的悲凉的意义，他就这样在这块枯燥无味、坚硬不毛、到处石头的荒地上凋残下去，这块荒地是他给自己创造出来的，可是他又无力改变它；他知道这个，他看见死一天天地靠近，他克服着病弱和衰老，顽强地竭力支撑着自己。我非常可怜老人，可是我毫无办法——他是很难接近的。

……我有时悄悄地走过他的书房，他坐在又硬又不舒适的很深的扶手椅上，他养的那些狗围着他，他孤零零一个人同我的三岁的儿子在玩。仿佛老人一看见孩子，他的捏紧的手和僵化的神经都松弛了，他的垂死的手挨到摇篮的时候，他也脱离他长期以来一直摆脱不了的连续的紧张、斗争和烦恼而得到休息了。 uX2hatM5b8uzfFpp2yQY0Iu186iLP7G+2p/23Lmf5kxEDPiACC998I/kaJKb/iy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