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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你写吧，写下来，在这个地方（在麻雀山）我们的（就是说我的和你的）生活的故事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摘自一八三三年的信
在我上面讲到的
〔表姐来的〕
时候的前三年，我们有一天在莫斯科河畔卢日尼基（就是在麻雀山的另一面）散步。我们就在河边遇见了我们认识的一个法国家庭教师，身上只穿了一件衬衫，他吓得不得了，大声叫着：“他落水了！他落水了！”可是不等到我们这位朋友脱掉衬衫或者穿上裤子，一个乌拉尔哥萨克就从麻雀山跑了下来，跳进河里不见了，过了一分钟他又出现了，带出来一个奄奄一息的人，这个人的脑袋和胳膊好像悬挂在风里的衣服一样，摆来摆去。他把这个人放在岸上，说道：“他还没有缓过气来，得摇摇他。”
周围的人凑了五十个卢布送给哥萨克。哥萨克并不推辞，很老实地说：“做这种事情拿钱是罪过，而且可以说，毫不费力，你们瞧这个人，像一只猫。”他又说：“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们是穷人，伸手要钱，我们是不要的；可是既然有人给了钱，为什么不拿呢？真正十分感谢。”他拿手帕包好了钱，又上山放马去了。我父亲问到了他的姓名，第二天，便给艾森写了信去，讲起这件事情，艾森提升他做军士。过了几个月这个哥萨克来看我们，他带来一个麻脸、秃顶的德国人，德国人身上洒了香水，头上还戴着卷曲的浅黄色的假发，他来替哥萨克向我们道谢，——这就是落水的人。从此他经常到我们家来。
卡尔·伊凡诺维奇·仲伦倍格当时担任两个放荡子弟的德语家庭教师刚刚结束，他离开他们，便到一个辛比尔斯克地主的家里，从那里他又到了我父亲的一位远亲
的家中。仲伦倍格照顾一个男孩的健康，并且教他学习德语标准发音，仲伦倍格称呼这个男孩做尼克，我很喜欢他，他有一种善良的、温和的、喜欢梦想的气质；他和我平常遇见的别的男孩不同；然而我们却成了要好朋友。他沉默寡言，喜欢沉思；我爱玩、好动，不过我也不敢打扰他。
在我那特威尔省的表姐回柯尔切瓦的前后，尼克的祖母死了（他在幼年时期就失去了母亲）。他们家里乱得不得了，仲伦倍格无事可做，他也帮忙张罗，做出疲于奔命的样子；那天一早他带了尼克来，要求让尼克在我们家待完这一天。尼克又伤心，又害怕；大概他很爱他的祖母。后来他是这样富于诗意地记起她：
现在在夜晚时间
霞光照着长长的路，
我记得在我们家中
我们仍旧遵守古老的风俗，
每个星期日的前夕
白发庄严的教士到我们这里，
还有那些助祭执事们同他一起
跪在神像面前祈祷。
白发老太太，我的祖母，
站在那里，靠着扶手椅，
拨动着她的念珠，
她埋下头低声祷告。
房门口一群熟悉的仆人
在把那祝告聆听，
他们鞠躬到地，
要求赐给他们长生不死。
这个时候有一抹晚霞
映在玻璃窗上……
从香炉里冒出的一缕青烟
在大厅中飘散。
这里是一片深沉的肃静，
只听见教堂执事诵经的声音，
一种模糊的渴望
压在我的心上。
我感到莫名的忧伤，
掺杂着孩子的幻想，
不知为了什么，我心里充满了
我自己也讲不出来的渴望。
《幽默》
……我们稍微坐了一会儿，我便提议读席勒的作品。我很惊奇我们的兴趣完全一样；他记住的东西比我记得的多，而且正是我最喜欢的那些地方；我们放下了书，可以这样说，互相试探我们之间的同感。
从袖子里藏着匕首“要把城市从暴君手中解放出来”的米罗斯
，从在吉斯那黑特附近的狭窄山路上等待总督的威廉·退尔
，过渡到十二月十四日和尼古拉
〔一世〕
是容易的。这些思想和这种对比对尼克说来并不是陌生的。普希金和雷列耶夫的没有发表的诗他也熟悉；他和我偶尔遇到的那些头脑空虚的男孩有显著的区别。
这以前不多久，我散步到普列斯年斯基水池，脑子里装满了 布肖的 恐怖主义，我向一个和我同岁的同伴说明处死路易十六是正确的行动。
“就算是这样吧，”年轻的奥公爵说，“不过您知道他是涂过圣油的君主啊！”
我怜悯地看了看他，不再喜欢他，以后就再也没有去找过他了。
我和尼克之间就没有这种障壁，他的心跳得同我的一样，他也离开了阴森的保守派的海岸；我们只有更加同心协力撑得离岸更远，我们几乎是从第一天起就下定决心要为扶持 康斯坦丁 皇太子竭尽全力！
在这以前我们很少长谈过，卡尔·伊凡诺维奇就像秋天的苍蝇那样打扰我们，而且我们每次谈话都因为有他在场受到妨碍；他什么也不懂，却什么都要管、要批评，拉直尼克的衬衫的领子，连忙回家，总之，非常令人讨厌。过了一个月，我们两天不见面或者不通信就受不了；我由于容易冲动的天性越来越离不开尼克了，他也静静地、深深地爱着我。
我们的友谊从一开始就带着严肃的性质。我不记得在我们中间顽皮、恶作剧占重要地位的事情，特别是我们两个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当然，我们不会安静地坐在一个地方，我们的年纪到底还小，我们喜欢打闹、逗笑，戏弄仲伦倍格，在院子里弯弓射箭；不过在这一切的基础上有一种和玩乐朋友关系完全不同的东西。除了我们的同样年纪，除了我们的“化学的”亲合力之外，我们还是由共同的信仰结合在一起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像激昂慷慨的全人类利益那样，使一个人的少年时期纯洁、高尚，保护它不受腐蚀。我们尊重自己身上的我们的未来，我们认为彼此都是命中注定的优秀的人。
我和尼克常常走到城外，我们有两个心爱的地方——麻雀山、德拉果米洛夫门外的田野。他总是在早晨六七点钟同仲伦倍格一起来找我，倘使我还在睡，他就朝我的窗扔沙子和小石子。我醒过来，微微笑着，连忙出去见他。
这种早晨的散步是固执的卡尔·伊凡诺维奇规定的。
在奥加略夫所受的地主-宗法式教育中，仲伦倍格扮演着比伦
的角色。他来了以后原来带孩子的老家人
的影响消除了；这位门房里的寡头虽然不满意，却不得不勉强忍住，因为知道那个该死的德国人和老爷同桌吃饭，奈何他不得。仲伦倍格急剧地改变了原先的秩序，老家人知道那个德国鬼子把少爷
本人
带到店里去买现成的靴子，他竟然流了眼泪。仲伦倍格的改革和彼得一世的改革一样，特点是甚至在最和平的事情上也带了一种军事的性质。这并不是根据卡尔·伊凡诺维奇的瘦削的肩上佩戴过肩章或者带穗肩章来论断的。德国人生来是这样：要是他达不到一个语言学家或者神学者的不修边幅和sans-gêne
〔法语：随便、不拘小节〕
，那么即使他是个文职人员，他也还是有军人的气味。由于这个，卡尔·伊凡诺维奇喜欢窄小的衣服，扣紧钮扣，并且显出腰身来，由于这个，他严格遵守他自己的规矩，要是他规定早晨六点起身，他就在五点五十九分叫尼克起来，再迟也不超过六点零一分，就同尼克出去呼吸新鲜空气。
卡尔·伊凡诺维奇几乎淹死在山脚下的麻雀山，不久就成了我们的“圣山”。
有一天午饭后我父亲说要坐车到城外去。奥加略夫在我们家，我父亲就约他和仲伦倍格同去。这次出游简直是受罪。我们坐在有四个座位的轿车里走了一个小时或者更多一些，才到了城门口，这辆车子虽是“约兴
制造”的，但在十五年的平稳使用中也不免变旧，变得不成样子，而且依旧比一尊攻城炮重。四匹拉车的马大小不同，毛色不一，它们闲得发胖变懒了，跑了一刻钟就浑身出汗冒气；马车夫阿符杰得到命令，
不准
出现这种情况，他只好让它们慢步走。不管天气怎样热，窗始终关着；除了这一切，还有我父亲连续不断、叫人受不了的监视和卡尔·伊凡诺维奇的手脚忙乱而又叫人厌烦的监视，——但是为了我们两个能在一起，我们心甘情愿地忍受下来了。
在卢日尼基我们坐小船过莫斯科河，正好停在哥萨克上次从水里拉出卡尔·伊凡诺维奇的地方。我父亲像平日那样拱着背，愁眉苦脸地走着；卡尔·伊凡诺维奇在他旁边用细碎步子走，一面同他谈些闲言闲语和无聊废话。我们走在他们的前头，越走越远，跑上了麻雀山，跑到维特别尔格
的教堂埋置基石的地方。
我们喘不过气来，脸通红，站在那里擦汗。太阳在往下沉，圆屋顶闪闪地发光，城市铺展在山下一望无际的地面上，清新的微风迎面吹来，我们站着，站着，互相依靠着，突然间我们拥抱起来，我们当着整个莫斯科发誓，要为我们所选定的斗争献出我们的生命。
这一件事，别的人可能认为是十分不自然，十分做作的，可是我在二十六年以后想起它，还感动得流泪；它是极其真诚的，我们的整个一生就可以为它作证。然而在这个地方作的一切誓言都会得到同样的命运；亚历山大
〔一世〕
在这里埋置那座教堂的第一块基石的时候，他也是真诚的，
这块基石正如约瑟二世
在为新俄罗斯
某一个城市奠基的时候所说（虽然当时说得不对）会成为最后的一块基石。
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所反对的敌人的全部力量，然而我们进行了战斗。那个
力量
使我们受到很大的损害，
可是它并没有
完全打败我们，不管它怎样打击我们，我们并没有投降。从它那里得到的伤疤都是光荣的。雅各的扭伤的大腿窝就是他夜里同神摔跤的记号。
从那一天起麻雀山就成了我们朝拜的地方，我们一年要去一两次，而且总是单独去。在这个地方，五年以后奥加略夫胆怯地、不好意思地问我是不是相信他有写诗的才能，这以后在一八三三年他又从他的乡下写信来，说：“我离开了，我很忧郁，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忧郁。完全是为了麻雀山。长时期来我隐藏起我的喜悦；不好意思或者别的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的原因阻止我把它倾吐出来，然而在麻雀山上这种喜悦并不曾让孤独压了下去。你同我分享了这种喜悦，这些时刻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它们就像过去幸福的回忆一样，在我的旅途中伴随着我，虽然一路上我见到的只是树林；一切都是这么深蓝，深蓝，而我的心上却是一片黑暗，黑暗。”
“你写吧，写下来，”他收尾写道，“在这个地方（在麻雀山）我们的（就是说我的和你的）生活的故事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又过了五年，我远离麻雀山，可是麻雀山的普罗米修斯
——亚·拉·维特别尔格阴郁地、忧伤地站在我的身边。一八四二年我最后回到莫斯科，我再去访问麻雀山，我又立在那个埋置基石的地方，眺望同样的远景，也是两个人——不过却不是同尼克了。
从一八二七年起我们就没有分开过。每次我回忆起那个时期，不论是单独的或者共同的回忆，
他
和他那带孩子气的面貌以及他对我的友爱总是占着最显著的地位。在他身上很早就显出来一种少数人所具有的天赋，对他这究竟是祸还是福，我不知道，不过这却使他和一般人不同。奥加略夫那个时候（1827—1828）的一幅大的油画像挂在他父亲的宅子里一直挂了好些年。后来我常常站在画像前长久地注视他。在画上他穿着翻领的衬衫；画家出色地绘出了他那浓密的栗色头发，他脸部不规则的线条构成的少年时期尚未定型的美和他那稍微带黑的肤色；画布上还可以看出显示着睿智的沉思；他的灰色的大眼睛闪露出一种无意识的忧郁和极端的温和，这对眼睛暗示着一个伟大心灵未来的成长；他后来果然长成了这样。这幅画像本来是送给我的，却让一个陌生的女人
拿走了——也许她会见到这几行文字，她会把它给我送来吧。
我不知道人们为什么给初恋的回忆以某种专利，而忽视了青年友情的回忆。初恋的芬芳在于它忘记了性别，在于它是热烈的友情。另一方面，青年间的友情有着爱情的全部热情，和爱情的一切特点：同样不好意思地害怕用言语谈到自己的感情，同样不信任自己，同样无条件的忠诚，同样离别时的万分痛苦，同样完全独占的妒忌的欲望。
我早已爱着尼克，而且热烈地爱他，可是我下不了决心称他做“朋友”，他在昆采沃过夏天的时候，我写给他的信中末尾说：“我是不是您的朋友，我还不知道。”他先在信里用“你”称呼我，并且经常按照卡拉姆辛的方式称我做他的阿加统
，我也根据席勒称他做我的拉法依尔
[1]
。
您要笑，就请笑吧，只是请温和地、好心地笑，就像想到您自己十五岁时候那样地微微一笑。或者还不如思索这个问题：“难道盛年的我竟是这样？”
而且，倘使您
有过
青春（单单是年轻过，这是不够的），那就要感谢您的命运，倘使那个时候您还有一个朋友，那就要加倍地感谢。
那个时期的语言我们现在看来显得不自然而且带书卷气了，我们已经不习惯它那种动摇不定的热情，它那不和谐的兴奋（这种兴奋又会突然转为缠绵的温情或者小孩般的大笑）。一个三十岁的男人要像有名的“Bettina will schlafen
〔德语：贝丁娜要睡觉〕
”那样，就荒谬可笑了，然而在当时，这种少年的语言，这种jargon de la puberté
〔法语：成年人的行话〕
，这种心理声音的变化是十分真诚坦率的，连书卷气的腔调，对于理论上有知识而实际上无知的年龄来说，也是很自然的。
席勒仍然是我们喜爱的。
[2]
他的剧本中的人物在我们的眼里都是活着的人；我们分析他们，爱他们，恨他们，不是把他们当作诗的创作，而是当作活人。而且我们在他们身上看到了我们自己。我写信给尼克，有点耽心他太喜欢费艾斯科
，而在“每个”费艾斯科的背后就站着他的威利纳
。我的理想人物是卡尔·穆尔
，可是不久就改变了，换上了波查侯爵
。我设想了一百种不同的方式，我怎样对尼古拉
讲话，他以后怎样把我送到矿山或者处死。奇怪的是，所有我们这些幻想的收场都是西伯利亚或者死刑，几乎没有胜利的结局。难道这是俄国人的想象方式？不然就是彼得堡用它的五座绞架和苦役劳动在年轻一代身上产生的效果？
就这样，奥加略夫，我同你手拉手，我们一起走进了生活！我们无畏地、自豪地前进，我们慷慨地响应每一个号召，我们真诚地为了每一次的热情献出自己的一切。我们挑选的并不是一条容易走的路，可是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它；我们负了伤，受到损害，我们仍然前进，也没有人追过我们。我走到了……不是到了目的地，而是到了下山路开始的地点，我不知不觉地伸出手来找你的手，让我们一起走下去，让我握住你的手，带着忧郁的微笑说：“ 再没有别的了 ！”
在我烦闷无聊的空闲时候（这是我生活中那些事故判定我忍受的），我在自己身上找不到力量，也找不到朝气来从事新的工作，我就写下 我们的 回忆。许多把我们非常紧密地连结在一起的东西都凝聚在这些篇幅里面了。我把它们献给你。对你说来，它们有双重的意义，——还有墓碑的意义，在这些碑上我们会遇见熟悉的姓名。 [3]
……现在想起来难道不奇怪，要是仲伦倍格会游泳，或者要是他当时淹死在莫斯科河里，或者要是救起他的不是一个乌拉尔哥萨克轻骑兵，而是阿普谢龙斯基步兵团的兵士，那么我就不会遇见尼克，或者后来才遇到他，而且情况一定不同，我们不会在我们老宅的那间屋子里偷偷地抽着雪茄，深入彼此的生活，互相汲取对方的力量。
他并没有忘记它——我们的“老宅”。
老宅，老朋友！我来探访，
终于见到你一片荒凉，
我又回忆起过去的时日，
我忧郁地向你凝望。
眼前这院子久无人扫，
井已崩塌，井水腐败，
往日悄悄私语的枝上绿叶
枯黄地朽烂在潮湿的土壤。
房屋衰败，荒芜，
灰泥散落在四处，
灰色浓云在天空移动，
见到这里的情景也忍不住哀哭。
我走了进去。屋子没有改变，
牢骚满腹的老人经常坐在这里埋怨，
我们不喜欢他那些谈话，
他的冷酷无情的语言使我们烦厌。
啊，就是这间小屋，从前在这个地方，
我们的心灵融合在一起，
许多光辉的思想在这里产生，
在这间小屋，在早已流逝的年光。
一颗小星的微光射进窗里，
墙壁上留着我们的字迹：
青春之火在我们心灵中燃烧，
我们当时亲手写下这些字句。
这间屋子里曾经产生
幸福的往事，欢乐的友情，
如今蜘蛛网悬挂在角上，
这里只有荒凉，死气沉沉。
我突然感到恐怖，我颤栗，
我好像来到了墓地，
我呼唤我死去的亲人，
却没有一个死者苏醒。
[1]
见
Philosophische Briefe
〔德语：《哲学书信》〕
。——作者原注
拉法依尔：这是席勒的《哲学书信》中两个通信人之一。
[2] 席勒的诗对我的影响并没有消失；几个月以前我向我的儿子朗读《瓦伦斯坦》，这是一部巨著！凡是丧失了对席勒的爱好的人，他不是变老了，就是成了学究，或是变得冷酷，或是忘记了自己。不过对那些在十七岁时候就非常清楚自己 缺点 的早熟的altkluge Burschen 〔德语：小老头儿〕 该怎么说呢？——作者原注
[3]
写于一八五三年。——作者原注
作者的母亲在一八五一年遇难，他的妻子一八五二年病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