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大元帅、大丞相

都元帅府三个元帅，依地位说，郭天叙是主将，张天祐和朱元璋是偏裨，一切军务都应该由都元帅发号施令。可是一来郭天叙没有军事经验，张天祐一勇之夫，逢事无决断；二来朱元璋会笼络人，不但有大批勇猛善战的贴身伙伴，如徐达、汤和等一批将领，更重要的是他有自己系统的军队，这一部分军队由他招降、训练、组织、指挥，占郭系军队里很重的分量；第三，朱元璋阴险刻毒，打定主意要独吞郭系军队，对郭张两帅事事使心计，又有李善长、冯国用弄文墨的做帮手，越发做得开。以此，元璋虽然只坐第三把交椅，却做得主，办得事，俨然是事实上的主帅。

虹县人邓愈，十六岁就跟父兄起兵，父母都阵亡了，邓愈带着部队，每战总是挺身当前，打胜仗，军中都服他果决；怀远人常遇春，膂力绝人，勇冠三军，性情刚直，又有智谋，做了些时强盗，看那些首领打家劫舍，没出息，决心自找出路。两人都来投奔，邓愈有队伍，做管军总管，常遇春做前锋。

和州东南靠长江，城子小，屯驻的军队多。元兵围攻几次以后，又闹粮荒了。过长江，正对面是太平（今安徽当涂）。太平南靠芜湖，东北达集庆（今南京），东倚丹阳湖。湖周围的丹阳镇、高淳、宣城都是产米区。发愁的是眼看着对岸有成仓成库的米粮，被长江隔断了，浪花起伏，怒涛汹涌，没船只如何过得去？船少了不济事，总得上千条才行，一时又怎么打造得起来？即使有了够用的船只了，没有水手又怎么驶得过去？

事有凑巧，巢湖水军头目李扒头（国胜）的代表来了。原来从大乱以来，巢湖一带的豪族俞家——俞廷玉、通海、通源、通渊父子，廖家永安、永忠兄弟，赵仲中、仲庸兄弟，纠集地方武力，推举李扒头做大头目，双刀赵（普胜）坐二把交椅，屯泊巢湖，联结水寨，有千多条大小船只，万多人的水军。和庐州（今安徽合肥）的红军左君弼结下仇，吃了好多回败仗，势力孤单，派人来求救兵。元璋喜极，亲自到巢湖联络，苦劝与其死守挨打，不如结伙渡江，正好五月间梅雨季，连下二十天雨，河坑都淹平了，毫不费事，大小船只扫数到达和州。

六月初一，水陆大军乘风渡江，直达采石。常遇春跳上岸，奋戈奔向元军，诸军鼓勇续进，元兵惊溃，沿江堡垒，一齐归附。红军饿了多日，一见粮食牲口，眼都花了，抢着搬运，打算运回和州慢慢享用。元璋看出军士意思，和徐达商量，乘胜直取太平。把船缆都斫断了，推入急流，霎时间顺流东下，江面上空洞洞片帆不见，诸军慌乱叫苦。元璋下令，前面是太平府，子女玉帛无所不有，打下了任意搬运回家。军士无法，兼之听说可以随意行动，都动了心，饱餐后径奔太平城下，攻进城准备放开手大杀大抢。元璋事先叫李善长写了禁约，不许掳掠，违令按军法处置，四处张贴，调一排执法队沿街巡察。军士看了诧异，都住了手。有一小兵不听，立时斩首，太平路的百姓才免了此劫。元璋又怕军心不稳，叫当地大财主献出些金银财帛，即时分赏将士，将士得了彩头，小兵自然不敢说话了。

从和州渡江是巢湖水军的功劳，元璋在船上摆酒庆功，把李扒头灌醉，捆住手脚，丢在江里。双刀赵不服，逃归徐真逸。扒头部下诸将，无主将，也无船只，只好投降，元璋从此又有了水军。

太平地方儒士李习、陶安首先来见元璋。元璋问：“有何道教之？”安说：“如今群雄并起，不过抢子女玉帛。将军若能反群雄之志，不杀人，不掳掠，不烧房屋，东取集庆，可以做一番大事业。”元璋很以为然，留其在元帅府做令史。改太平路为太平府，以李习为知府。置太平兴国翼元帅府，元璋做大元帅，以李善长为帅府都事，汪广洋为帅府令史，潘庭坚为帅府教授。点乡下老百姓做民兵。居民蓄积，扫数运进城来，准备固守。

元兵分两路包围太平：水路以大船封锁采石，堵住红军的归路，陆路由民兵元帅陈埜先率军数万进攻，形势急迫。元璋亲自领死士拼命抵住。新讨的二夫人孙氏，劝把府库中的金银抬到城上，分给有功将士。别出一军，绕到敌人背后，前后夹击。元兵大败，生擒陈埜先。元璋劝他投降，宰白马乌牛，祭告天地，结为兄弟。第二天，埜先全军归降，约好一同攻取集庆。

埜先的妻子被留在太平做人质，部下被张天祐领去攻集庆。他是大地主，极恨红军，暗地里嘱咐部下，只装作打仗的样子，千万别认真打，三两日自己脱了身，就回来打红军。这话给元璋的心腹检校 探到了，元璋心里明白，也不告诉张天祐。到集庆城下，元朝守将福寿力战，张天祐只有小半人在打，大半人在看，吃了大败仗，回来好生没趣。

元璋索性放了陈埜先，让他带领旧部，和郭天叙、张天祐合军再攻集庆。埜先早已和元将福寿约好城内外表里夹攻，邀天叙吃酒，席间杀了，生擒张天祐，送给福寿也即时杀死。元军会师总反攻，红军大败，死了两万多人。陈埜先追击到溧阳，马乏落后，当地民兵不明底细，听说他投降了红军，设埋伏也把他杀了。部队由从子兆先接管。

元璋借刀杀人，郭张二帅一死，郭子兴的旧部全归元璋指挥，成为名实一致的都元帅，小明王麾下一员大将了。子兴次子天爵，小明王命其为中书右丞，在元璋底下做官，没有兵，更没有权，眼睁睁看着郭家的基业改了姓，忍不住背地里发牢骚，给元璋结果了。子兴的小女儿孤苦伶仃，无可倚靠，元璋收作第三房小妾，侍候他父亲当年的亲兵。

元璋率领大军渡江，马夫人和将士的家眷仍留在和州。和州是后方基地，得有亲人镇守，而且将士家眷有人看管，也可以使将士安心作战。和州和太平的交通只有水路，虽然七八个月来陆续占领了溧水、溧阳、句容、芜湖一些城子，集庆孤立，三面被包围，可是水路却被元军切断了，消息不通。一直到龙凤二年（元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二月，元璋大败元水军，尽俘其舟舰以后，两地的来往才完全畅通，有了信息，军心也安定了。

三月初一，水陆大军并进，三攻集庆，城外屯兵陈兆先战败投降，得兵三万六千人。集庆城破，守将福寿战死，元帅康茂才和军民五十余万归降。元璋入城后，召集了一次官吏和民众的大会，剀切宣告：“元朝这个坏政府，政治腐烂，到处在打仗，百姓吃够了苦。我是来替你们除乱的，大家只要安心做事，不要害怕。好人我用他，坏事替你们除掉。做官的不要乱来，叫百姓吃苦。”几句话安定了人心，恢复了秩序。当下改集庆路为应天府，设天兴建康翼统军大元帅府，以廖永安为统军元帅，以赵忠为兴国翼元帅，守太平。儒士夏煜、孙炎、杨宪等十几人进见，先后录用。小明王得到捷报后，升元璋为枢密院同佥。不久又升为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李善长为左右司郎中，以下诸将都升元帅。元璋这年才二十九岁，已经是独当一面的地方长官，指挥十万大军的统帅了。

元璋据应天后，他的疆域以应天为中心，西起滁州，画一直线到芜湖，东起句容到溧阳。西边长，东线短，一块不等边形，横摆着恰像个米斗，西线是斗底，东线是斗口。四面的形势是：东边元将定定扼守镇江；东南张士诚已据平江（今江苏吴县），破常州，转掠浙西；东北面青衣军张明鉴据扬州（今江苏江都）；南面元将八思尔不花驻徽州（今安徽歙县），另一军屯宁国（今安徽宣城）；西面池州（今安徽贵池）已为徐真逸所据；东南外围则元将石抹宜孙守处州（今浙江丽水），石抹厚孙守婺州（今浙江金华），宋伯颜不花守衢州（今浙江衢县）。元璋局面小，兵力也不强，处境呢，真是四面受敌。

幸亏这时元兵正用全力和小明王作战。前一年十二月元将答失八都鲁大败刘福通于太康，进围亳州，小明王奔安丰（今安徽寿县）。察罕帖木儿和红军转战河南，一时顾不到南面，而且也看作是小股力量，等手空了再说。红军势力暂时消沉，张士诚又猖獗起来了，徐寿辉在湘汉流域也大力活动。元兵两面挨打，竟照顾不过来。龙凤二年秋天，也就是朱元璋占应天以后，红军休息过来了。兵力经过补充，整个战略决定分兵出击：一路破武关（在今陕西商县东），陷商州（今陕西商县），进攻关中（今陕西省）；一路侵占了山东北部。第二年刘福通分兵三路，一路趋晋冀（今山西、河北），一路攻关中，一路由山东北犯。第一路军又分两路，一出绛州（今山西新绛县），一出沁州（今山西沁县），过太行山，破辽、潞（今山西辽县、长治县），陷冀宁（今山西太原），攻保定（今河北保定），下完州（今河北完县），掠大同、兴和（今山西大同、内蒙古张北县 ）塞外部落，攻下上都（今察哈尔多伦县东南），转掠辽阳（今辽宁辽阳），直到高丽。从西北折回到东北，兜了一个大圈子。第二路军陷凤翔（今陕西凤翔）、兴元（今陕西南郑），南进四川；别部又陷宁夏，掠灵武（今宁夏灵武）诸边地。第三路军尽占山东西北部、河北南部，北取蓟州（今河北蓟县），犯漷州（今北京通州南四十五里），略柳林（今北京通州南，故漷县西），逼大都（今北京）。福通自己统军占山东西南角和河南北部，出没河南北。龙凤四年五月，攻下汴梁（今河南开封），建作都城，接小明王来定都。 红军所到的地方，攻无不取，战无不胜，元朝地方官吏吓破了胆，一听有红军来攻，抹回头就跑。当时有童谣形容道：

满城都是火，府官四散躲。

城里无一人，红军府上坐。

五六年间，红军长驱直入，来回地绕弯子，元朝军队使尽方法抵抗和进攻，大敌当前，顾不到这个新起来的小头目，便宜了朱元璋。在这期间，他逐渐巩固地盘，扩充实力，逐渐消灭群雄，开辟疆土。而且更有利的是地理位置，他和元朝大军中间，恰好隔着三个政权，东边是张士诚，北面是小明王，西边是徐寿辉，这三个大卫星保护着，使他无从受到元军主力的攻击。等到小明王军力已被元朝消灭的时候，两败俱伤，元朝的军力也被久战削弱了。朱元璋呢，相反已经广土众民，成为最强大的有组织、有训练、有经验的势力了，可以和元军打硬仗，比一比高下了。

在这斗形地带所受到的军事威胁是：东边镇江如落在张士诚手里，可以直捣应天，刨根挖窝；南边宁国如给徐寿辉（真逸）占了，背上插一把尖刀，也不得安稳。要确保应天，就非取得这两个据点不可。元璋在应天才安顿停当，即派徐达统兵攻下镇江，分兵占领金坛、丹阳等县，向东线伸出一个触须。到六月又派邓愈攻下广德路，堵住后门。在出兵时，元璋自己留守老家，怕诸将还是过去那一套，杀人放火、奸淫抢劫，和人民作对，失尽了民心。和徐达说通了，故意找出徐达错处，绑了请王命牌要杀。李善长和一群幕僚再三求情，好说歹说，才放了绑，当面吩咐，这次出兵，取下城子，不烧房子，不抢东西，不杀百姓，才准将功折罪。徐达叩谢了。破镇江时，百姓安安静静，照常做事做买卖。别的城子听说朱元璋的军队不杀人，军纪比鞑子好，放了心，不肯拼命抵抗。这名气传遍了，元璋军事上的成功有了保障，地盘跟着一天天扩大，力量也跟着一天天膨胀了。 接着分遣诸将攻克长兴、常州，亲自攻下宁国，又先后占领江阴、常熟、池州、徽州、扬州。在龙凤三年（元至正十七年，公元1357年）这一年中，把应天周围的军略据点全数取下，作为向外进攻的前哨基地。在战略上，北起江阴，沿太湖南到长兴，画一条直线，构成防线，堵住张士诚西犯的门路；在宁国、徽州屯聚大兵，安排进入浙东；西线和天完（徐寿辉国号）接境，以守为攻；北面是友军，不必操心。看准了周围情况，先伸出南面的钳子，吞并和本部完全隔绝、孤立无援的浙东元军。形势已经和一年前大大不同了。

元璋明白读书的好处，苦于自己读书不多，许多事说不出道理，因此，很尊敬有学问的读书人。也明白读书人能讲道理，替人出主意，很可怕；谁对他们客气，给面子，养得好，吃得饱，就替谁出力做事。这种办法叫作“养士”，养什么似乎不大好听，不过只要养之养之，被养的也就不大在乎了。养士是件好事，而且，你不养，跑到敌人那儿或者被别人养去了，却会坏事。为了这个，他禁止部下将官和儒士交结，不许别人养士，却自己来包办，养所有肯被养的士。并且，还有一个大好处，士多半在地方上有名气，老百姓怕他也服他，把士养了，老百姓也就大部分跟过来了。费得不多，赚头极大，真是划算的买卖。因之，每逢新占领一个地方，必定访求这地方的读书人，软硬都来，罗致在幕府里做秘书、做顾问、做参谋。徽州的老儒朱升，告诉元璋三句话：“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对元璋后来的事业极有影响。

从渡江以后，还是遭遇到粮食的困难。几年来到处战乱，农村壮丁大部分从军去了，劳动力大大缺乏，加上战争蹂躏，粮食收成减少。各处军队的给养，形式上张贴大榜，招安乡村百姓缴纳粮草，叫作寨粮，其实还不是等于抢劫。生产减少，消费量相对增加，百姓饿死多，军队更加吃不饱。 扬州的青衣军甚至拿人做粮食。 在行军的时候，出征军士概不支粮，按照元璋军令：“凡入敌境，听从稍（捎）粮。若攻城而彼抗拒，任从将士检刮，听为己物。若降，即令安民，一无所取。”如此则人人奋勇向前，攻无不取，战无不胜。 捎粮说雅一点是征粮，老实一点呢？抢粮。检刮这一词的来源，是同时期苗军创的。苗军打仗，靠检刮供给，检刮的意思是抄掠，不过比较起来分量还重一点，重到刮干净不留一点儿的地步。 这种办法，不打长远算盘的时候，倒也方便。局面一开展，计算一下，政权的巩固靠老百姓服从，要粮要税都出在老百姓身上，全刮干了，下次向谁要？而且，把老百姓逼到无路可走，他们也会反抗，不是自找麻烦吗？常遇春和胡大海都打报告，以为寨粮这办法要不得。元璋想了又想，要立下一份好基业得另想办法：与其向老百姓抢，不如自己来生产。古书上有过屯田的例子。龙凤四年（元至正十八年，公元1358年）二月以康茂才为都水营田使，专门负责修筑河堤，兴建水利工程，恢复农田生产，供给军需；又分派诸将在各处开荒垦地，立下规矩，用生产量的多少来决定赏罚。且耕且战，几年工夫就成绩显著，仓库都满了，军食也够了，才明令禁止征收寨粮，人民负担减轻，足食足兵，两方面全顾到。这年十一月又立管领民兵万户府，抽点民间壮丁，编制做民兵，农时则耕，闲时练习战斗，作为维持地方安宁的力量，抽出正规军专门进攻作战。这样，把作战力量和生产力量合二为一，不但加强了战斗力，也同样加强了生产力。这一番作为，说明了为什么当时群雄都先后失败，唯独这个新起的小头目能成功的原因。

外围的威胁解除，内部的生产有了办法之后，元璋的眼光立刻转移到浙东、浙西的谷仓。步骤上先取皖南诸县，巩固后方基础，再由徽州进取建德路，改为严州府，先头部队东达浦江，构成侧面包围婺州的形势。十二月元璋亲自统率十万大军，军旗上挂着金牌，刻着“奉天都统中华”字样。攻下婺州，置中书浙东行省。于省门建二大黄旗，上面写着：“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两旁立两个木牌，写着：“九天日月开黄道，宋国江山复宝图。” 婺州是两百多年来的理学中心，号为小邹鲁，经过多年战乱，学校关门，儒生四散，没有人讲究这一套不急之务。元璋一进城，立刻聘请当地著名学者十三人替他分别讲解经书历史，建立郡学，请学者当五经师和学正训导，内中最著名的是宋濂。他开始和儒学接触，受宋儒的影响了。这一政治上的作为，固然是收拾人心——尤其是读书人——的最好方法；同时，一个红军头目，宣传明王出世的明教徒，却请人讲孔孟的经典，在思想上已经开始转变了，虽然做的是小明王的官，喊的是复宋的口号。

婺州攻克以后，分兵取浙东诸地。龙凤五年（元至正十九年，公元1359年）五月，小明王升元璋为仪同三司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左丞相。 八月，元将察罕帖木儿攻陷汴梁，刘福通奉小明王退保安丰。元璋的浙东驻军先后占领诸暨和衢州、处州，东南被孤立的元朝据点次第被消灭。他的领土遂成为东面北面邻张士诚，西邻陈友谅，东南邻方国珍，南邻陈友定的局面。四邻的对手，比较起来，张士诚最富，陈友谅最强。方国珍、陈友定志在保土割据，并无远大企图。因之，元璋在整个军事计划里，又改变重点，采取对东南取守势，西北线取攻势的策略。拿张士诚和陈友谅比起来，士诚顾虑多，疑心重，友谅野心大，欲望高；一个保守，一个进取。以此，在东西两面的攻势又分先后缓急。对士诚是以守为攻，扼住江阴、常州、长兴几个据点，使士诚不能向西进一步；对友谅则以攻为守，使友谅分兵守卫假定被攻击的要塞，军力分散，不能集中运用。

第二年正月初一，元璋亲自写一副春联：“六龙时遇千官觐，五虎功成上将封。”贴在中书行省大门。论官是大宋的丞相，可以代表皇帝任官发令；论军职是上将，可以便宜征讨杀罚，好不得意。

浙东虽已大部平定，地方上有名望的几家豪族，尤其是刘基、叶琛、章溢这几个名士，原先在元将石抹宜孙幕府里的，产业大、学问好、计谋多，能号召人，地方上什么事都得听这些人的话。元璋在这区域建立了新政权，他们嫌红军气味不对，躲在山里不肯出来。元璋派代表礼请，也用好话辞谢。处州总制孙炎再使人威逼，他们不出来怕不得安稳，才勉强于三月间到应天。元璋大喜，大闹排场，盖了一所礼贤馆，作为贤士的住处。 这几个人思想上继承宋儒的传统，身份是地主，社会地位是豪绅巨室，而且都曾做过元朝的官，平时对红军没好话，不是骂“妖寇”，便是“红寇”“红贼”， 因为元朝地方政权抵抗不了红军，自动办民兵，建堡寨，保卫身家产业和地方。元璋千方百计逼他们出来，不单是博一个礼贤下士的好名誉，也不单是怕他们和部下将官勾结玩花样，同时也为了取得他们的帮助后，地方上人民没了头脑，自然安定无事，是个擒贼擒王的意思。这些儒生都是遵守礼法惯了的，头脑也是保守惯了的，和红军那一套杀官长、打地主、捧明王、念弥勒佛号的宗教情绪，完全不合调。既然旧主子垮了，扶不起来，无法施展才能，新主子又并不嫌弃，不算旧账，也就改变主张，利用朱元璋的雄厚军力，帮助建立新朝代，在新政权下继续维持几千年来的传统秩序和习惯、文化，以贵人役使贱人，富人剥削穷人，有知识的和有武力的结合起来统治不识字的和种田地的人，来保持豪绅巨室们的既得利益。结果，自然而然，和出自明教的诸将，形成地主与贫民、儒生和武将的对立局面。元璋也存心利用豪绅巨室的合作，孔孟儒术的理论粉饰，来建立自己的基业。他在红军实力还在，对元朝的强大军力进攻还得靠红军掩护牵制的时候，是小明王的臣下，发命令办事都用“皇帝圣旨”，开口大宋，闭口圣宋，像杀是宋家的忠臣良将；一到小明王军力完全被元军消灭以后，就公开倾向儒生这一边，开口“妖寇”，闭口“妖贼”，好像从来没有当过“妖寇”“妖贼”似的。谈孔说孟，引经据典，自命为恢复旧秩序、保存旧文化的卫道者了。从此以后，他受了这批儒生的影响，思想作风和“大宋”日益疏远，和儒家日益接近。

一个红军小头目的亲兵，十年前还是红布包头，穿着战裙战袄，手执大刀，听战鼓一擂，就得冲锋砍杀的，如今居然长袍大袖，八字步走路，斯斯文文，满嘴三皇五帝、四书五经、谈今说古，写对联、发手令，成为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道统的说教人了。这变化有多大！ 4J2rSl/l/lfGZnGnG5Momy1SbqnB8vUZ4tjmGR3LnapBfgiq/VVUt3lap1aLWaU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