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在撼动,狂风、暴雨、电光、雷声交织在一起,火药库爆炸了。
元顺帝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五月,满身伤痕血迹的农民,不约而同地,头包红布,作为标志,扛着竹竿锄头、长枪板斧,呐喊一声,杀向吸血的元帝国政府,这就是历史上的著名事件——红军起义。
经过多年的酝酿、组织、教育,牺牲了多少优秀的领导人才,从血泊里锻炼出来的坚强的革命细胞,散布在各个受苦难的区域。大家一条心,推翻这个坏政府;一个目标,赶走害人的鞑子。正像放焰火一样,开头在东南角射出一支红色的火箭,炫眼的光芒照耀半边天空。信号一发出,西面南面,四面八方都投射出一样颜色的光,十条、百条、千条,交织在天空,像无数条火龙,夭矫蜿蜒,热生出光,造成了力量,照得大地一色,黑暗被消灭了,跟着来的是光明世界。
红军的队伍,数不清,说不完。拣重要著名的说吧:东系在颍州(今安徽阜阳)发动,头目是杜遵道,奉韩山童的号令,占领了朱皋,拥有元朝米仓,开仓散米,一下子就团结了几十万人。攻下汝宁(今河南汝南)、光州(今河南潢川)、息州(今河南息县)、信阳(今河南信阳)。西系起于蕲(今湖北蕲春)、黄(今湖北黄冈),由彭莹玉和尚领导,推徐真逸(寿辉)做头目,攻下德安(今湖北安陆)、沔阳(今湖北沔阳)、安陆(今湖北钟祥)、武昌(今湖北武昌)、江陵(今湖北江陵)、江西(今江西九江南昌一带)诸郡。起于湘水汉水流域的,推布王三、孟海马为头目。布王三的队伍叫北琐红军,占领了唐(今河南唐河)、邓(今河南邓县)、南阳(今河南南阳)、嵩(今河南嵩县)、汝(今河南临汝)、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孟海马率领南琐红军,占领了均(今湖北均县)、房(今湖北房县)、襄阳(今湖北襄阳)、荆门(今湖北荆门)、归峡(今湖北秭归)。起于丰沛的,是芝麻李的队伍,控制了徐州(今江苏铜山)近县和宿州(今安徽宿县)、五河(今安徽五河)、虹县(今安徽泗县)、丰(今江苏丰县)、沛(今江苏沛县)、灵璧(今安徽灵璧),南边到安丰(今安徽寿县)、濠(今安徽凤阳)、泗(今安徽临淮)。前后不过几个月工夫,东西两系红军,东边从淮水流域,西边到汉水流域,像腰斩似的把大元帝国拦腰切作两段,从此南北隔绝,北边顾不到南边,南边的粮食也不能接济北边,死是死定了,只等着咽气。
大元帝国的崩溃,有远因,也有近因。
远因是赵宋三百二十年的统治,相当宽大,拿定养鸡吃蛋的主意,对百姓说不上怎样好法,倒也不到剥尽刮干的地步。后期的几个君主虽然孱头孱脑,好事做不了,无论如何,总安不上“荒淫无道”的罪名。突然被穿羊裘喝酪浆拖小辫子的外族征服了,生活习惯甚至想法都完全不同的新的统治,激起人民反感。尤其蒙古人和色目人 的残暴屠杀,动不动就屠城,把一个城里的人民,除去工匠以外的壮丁老弱悉数杀光,剩的少女少男,作为俘虏,叫作驱口,就是奴隶,子子孙孙不能翻身。加上奸淫掳掠,无恶不作,种种想象不到的血腥的事实,种下了民族间的深仇大恨。
在这外族统治下的社会组织,是畸形的、不健全的。论文化,蒙古族非常落后幼稚。论人口,蒙古族统共不过几十万人。光凭了优越的武力来统治压迫被征服的几千万人民,由蒙古皇室、贵族、僧侣、官僚、地主、商人所组成的统治集团,和用以维持这政权的大量军队,吃的、喝的、穿的、用的一切费用,都由汉人、南人 负担。汉人、南人的生命财产却没有保障,随时会被打、被抢劫、被没收,甚至被逮捕、被诛杀,无处申冤,也不许申冤。政治地位呢?朝廷和地方机关的长官,必须是蒙古人或者色目人,汉人、南人只能担任不重要的职务,用人的标准是种族而不是能力和学识。至于被抑勒做驱口的,就更惨了,简直不被当作人,在主人的眼中,驱口只是一种活的工具,或者是可以卖钱的牲口。这个统治集团同时也是大地主,土地的来源是抢劫、占领,说不上买卖,干脆一句话,没收。全国最大部分的最好的土地,经由这种方法,转移到少数的脑满肠肥的外族人手里,汉人、南人除了一小部分甘心做顺民、做走狗的以外,被迫失去了土地,成为贫农和佃户,最大规模的商业也被控制在回回人手里,他们替蒙古贵族经营财产,放高利贷、印子钱,也叫作羊羔儿息, 来榨取汉人、南人的血汗。
就连蒙古人、色目人算在一起,在中国也还是少数民族,有一天被征服的人民组织起来,有了力量,他们就得被清算。加上所做的坏事也实在太多了,明知汉人、南人决不心服,有机会就会反抗、报仇。这一切,蒙古贵族心里明白、害怕,脸上虽然摆出一副狠相,骨子里却正在怕得发抖。怕什么呢?怕人民有组织,怕人民有团结,一句话,害怕人民有力量。
为了镇压人民,掐住人民的脖子,元朝政府采取了几种恶毒的办法:一种是驻兵,以嫡系的蒙古军驻防在河洛山东,据全国军事要害,以汉军、探马赤军 驻防在淮水长江之南,带着一部新附军。蒙古军驻防是带家眷的,按一定时候换防。总计江南三行省建立了六十三处驻兵区, 在必要时就用武力来消灭任何反抗或者不服从的行动。一种是缴械,从元世祖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征服了南宋的首都临安时起,就开始收缴民间的武器和马匹,定下极严厉的刑罚,强迫人民交出可以做杀伤用的武器,并且明令禁止汉人、南人、高丽人执弓矢兵仗。以后列朝都三番四覆,重申这办法。 这样,一面是全副武装、威风凛凛、正规编制、千军万马的征服军。另一面呢?是个别的、穷困的、被包围的、被作践的、被剥削的,而且是手无寸铁的人民。照理,蒙古贵族可以安心了,晚上可以睡得安稳了,但是,决不,他们还是在害怕,害怕人民在暗地里集会,产生组织,害怕人民的反抗思想日渐传播,成为心腹的威胁。
于是,另外一套又来了,叫作里甲。要点第一是编民户二十家为一甲,每甲派一个蒙古人做甲主,甲主有充分的权力,随时侦察甲民活动,除了写报告以外,有执行之权,他要衣服得给,要饮食得给,要童男呢?送上。要少女呢?赶紧送上,一有不是,立刻有灭门之祸。 第二是戒严,夜间禁止通行:“一更三点钟声绝禁人行,五更三点钟声动听人行。” 在这期间,老百姓被关在房子里,政府的军官军人和甲主是可以随便通行,半夜里也可以进民居访问以至调查的。第三禁止夜间点灯,在戒严期间绝对禁止,禁钟以前和解严以后,也只许小贩和儒生点灯。 第四禁止集会祠祷,祈赛神社,集场买卖,不管是宗教的、迷信的以至商业性的集会,凡是群众性的,有多人集合在一起的,一概禁止。 第五禁止汉人田猎和练习武艺,禁止汉人学习蒙古、色目文字, 不会武艺就不能打仗了,不懂政府所用的文字,就无法和使用这种文字的人相接触。
这三整套办法互相配合,构成了天罗地网,铜墙铁壁。没有一点漏洞,透不出一点气,没有声音,连耳语也不敢,没有文字的抗议,连数说历史都是犯法的。出远门要有通行证,每一个地方都被孤立了,成为无数的孤岛。没有消息,好的没有,坏的也没有。蒙古人的统治,把这个国度变成一个死海。
但是,虽然是死海,还不时有波浪,压力越大,反抗也越厉害。严格地说,从南宋亡国的那天起,一直到红军大起义,这七十年中,汉人、南人的反抗,一直没有停止过。从可歌可泣的崖山之役,张世杰、陆秀夫壮烈殉国后,起兵复国几次失败,百折不回的文丞相(天祥)终于在元世祖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十二月被杀于燕京,成仁取义。这两件事发扬了民族正气,感动了也号召了全民族和后代子孙,使他们明白,只有“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才有好日子过,才对得起先烈,对得起民族。文丞相死的第二年,建宁路总管黄华起义,用宋祥兴年号;至元二十三年,西川赵和尚自称宋福王子,在广州起事。元顺帝至元三年(公元1337年)合州大足县民韩法师反,自称南朝赵王,都用恢复赵宋来号召。此外如至元二十年广州的罗平国,二十年漳、邕、宾、梧、昭、衡诸州(福建、广西、广东、湖南)的农民暴动,二十三年婺州(浙江金华)永康县民陈巽四之乱,二十五年广东浙江之乱,二十七年的江西之乱,成宗元贞二年(公元1296年)的赣州之乱,以至元顺帝至元三年(公元1337年)广州的大金国之乱,至正八年(公元1348年)辽东锁火奴自称大金子孙之乱。前面跌倒了,后面的接着上去,倒下一个两个,起来了百个千个。这一连串的反抗运动,起因虽不完全相同,目标却只有一个——推翻这个坏政府!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的红军大起义,正是这一连串反抗运动的延续和发展。
近因是蒙古皇室和政府的腐烂,像一所房子,长了白蚁,把椽子、栋梁都蛀蚀空了,一阵风便把整所的房子刮倒,当然,白蚁也压死很多。
白蚁一开头就把帝国给蛀蚀空了。大元帝国是由几个汗国组织成的,以蒙古大汗的宫廷做中心。自从忽必烈大汗(元世祖)做了中国皇帝之后,破坏了大汗继承的规矩,以后的大汗都由实力派拥立,宫廷里的暗杀,战场上的火并,闹个无休无歇。成吉思汗位下的许多大王,分裂成几派,打了多少年仗。西北几个汗国各自独立,脱离了母国,大元帝国分裂了,蒙古大汗兼中国皇帝的统治权开始动摇了。
这一窝的白蚁王是忽必烈大汗自己,他建立了这个窝,也蛀蚀了这个窝。他是一个贪得无厌的君主,为了积累更多的财富,发动了长期的广泛的海洋侵略。军费的负担无限扩大,增加了国内财政困难,只好任命一批做买卖的刮钱好手做大臣,专门搜刮财富,剥削人民,造成了贪污刻薄而又无能的政治风气,造成对外打仗失败对内民穷财尽的局面。
军费之外,还有诸王的定期巨量赏赐,僧侣的宗教费用和宫廷的浪费。一年的收入还不够几个月的用度,没办法,只好加紧印钞票。元朝的钞票原来有很好的制度,发行有定额,可以随时兑现,和物价有一定的比例,通行全帝国,信誉极好。到了政府财政无办法,支用完钞票的准备金,变成不兑现纸币,加上无限制发行,发得愈多,币值愈跌,相对的物价愈高。到了十四世纪中期,整车整船运钞到前方,已经不济事了,一张钞还抵不上同样的废纸,不值一钱。国家财政和国民经济总崩溃了。
●元代铜火铳(复制品)。长43厘米,口径5.3厘米。为元代具有较大威力的火器。火器本由宋发明,后传至蒙古汗国。蒙军西征时,便是以火炮攻克中亚、欧洲的城堡,而火炮的西传,加速了欧洲封建时代的结束。
政治的情况也和经济一样,从元武宗以来,唱戏的、杀猪卖酒的、和尚道士,只要有门路,得到大汗欢心,就可做大官,有做到中书左丞、平章参政的。国公、司徒,多到无法计算。贵族诸王随便杀人,随便荐人做官。地主豪民犯法该杀的,只要买通僧侣,就可以得到大汗特赦。后来索性卖官鬻爵,贿赂公行了。尤其是蒙古、色目的官吏,根本不知道有廉耻这回事,问人讨钱,各有名目。例如下属来拜见有“拜见钱”,无事白要叫“撒花钱”,逢节送“节钱”,过生日要“生日钱”,管事要“常例钱”,送迎有“人情钱”,发传票拘票要“赍发钱”,打官司要“公事钱”。弄的钱多说是“得手”,出的州美说是“好地分”,补的职近说是“好窠窟”。甚至台宪官都可以用钱买,像拍卖似的钱多得缺。肃政廉访司官巡察州县,各带库子(管钱的吏役),检钞称银,争多论少,简直在做买卖。 大官吃小官,小官呢?当然吃百姓。民间有诗嘲官道:“解贼一金并一鼓,迎官两鼓一声锣。金鼓看来都一样,官人与贼不争多。” 温州、台州一带的老百姓,给官府榨苦了,在村子边竖起旗子,上面写着:“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
军队呢?自从平宋之后,太平了多年,忘记了怎样打仗。驻防在内地繁华都市,日子久了,生活整个儿腐化,也不愿意打仗了。军官们大都是世袭的公子哥儿,懂吃、懂喝、懂玩,会发脾气,会克扣军粮,会奴役虐待士兵,更会劫掠百姓,就是不懂和不会打仗。蒙古初起时,那种纵横欧亚、叱咤风云的沙漠中健儿的子孙,到这时已经完全不是军人了,他们比老百姓更胆小怕事。
这个几十个家族奴役中国人民的政权,一靠官僚,二靠武力支持。官僚弄钱,武力吓人。如今,全不行了,千疮百孔,到处发霉发烂了。从顶到脚,都蛀蚀得空空,自然经不起红军雷霆万钧的一击。
红军起事爆发的导火线是蒙古政府对汉人、南人加重压迫和歧视。
元顺帝从广西进京做皇帝,河南行省平章伯颜率领部下蒙古汉军护送,因功做了丞相。伯颜仗着功劳大,擅权贪污,养着西番师婆叫畀畀,常问她来年好歹,又问身后事如何。畀畀说当死于南人之手。伯颜因此深恨南人。元顺帝至元三年(公元1337年)广州朱光卿反,称大金国;棒胡反于汝宁信阳州。伯颜假借题目,四月间下诏书汉人、南人不得执持军器,凡有马的都拘收入官。五月间又说汝宁棒胡、广东朱光卿等都是汉人,汉人有在政府做官的,应该提出诛捕造反汉人的方案,呈报上来。接着又提出要杀张、王、刘、李、赵五姓的汉人、南人,因为这五姓都是大族,人数最多,汉人、南人杀了大半,自然不能造反了。元顺帝至元五年(公元1339年)四月又重申汉人、南人、高丽人执持军器的禁令。还规定一条法令:蒙古人、色目人殴打汉人、南人,汉人、南人只许挨打,不许还手。伯颜被贬死,他的兄弟马札儿台做丞相,又禁民间藏兵器。马札儿台辞位,子脱脱做丞相。红军起事,中书省官员把报告案卷加标题“谋反事”,脱脱看了,改题作“河南汉人谋反事”,把河南全部汉人都看作叛徒了。 伯颜、脱脱一家人接连做丞相,家族的看法也就代表皇室和贵族的看法。这一连串作为,使汉人、南人不由得不恐慌、着急,反抗也许还有生路,不反抗只有等死,有人一号召,自然是全国响应了。点上导火线的是丞相脱脱。当时黄河在白茅口决口,有人建议堵口,脱脱派工部尚书成遵勘察。成遵回来报告:河工太大开不得,而且南阳安丰盗贼成群,集合了几十万夫役,万一被人煽动,无法收拾。脱脱不听,另用贾鲁为工部尚书兼河防使,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四月二十二日,发汴梁、大名十三路民夫十五万,广州等地戍军二万,从黄陵冈南到白茅口、西到阳青村,开河二百八十里,把黄河勒回旧道。
韩山童得了这个消息,生出主意,叫人四处散布童谣说:“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暗地里凿了一个石人,面门上只有一只眼睛,偷偷埋在黄陵冈当路处。朝廷发的修河经费,被河官中饱了,修河夫吃不饱,正在怨恨。 韩山童又分发几百个党徒去做工,宣传天下要大乱了,弥勒佛已经降生了,十人传百,百人传千,河南、江淮一带的老百姓全信了。韩山童和亲信刘福通、杜遵道计较,光是老百姓不够,还得念书做官的一起干,至少也要做到让士大夫同情这运动。刘福通说有办法,鞑子不得人心,我们上一两代都是宋朝的老百姓,只要提出复宋的旗号,读书人没有不赞成的。河夫开河开到黄陵冈,果然在当路处挖出一眼的石人,几万夫役骇得目瞪口呆,一时人心骚动,三个一堆,五个一群,纷纷议论,大家心里明白,是动手的时候了。
刘福通聚了三千人在白鹿庄,斩白马乌牛,祭告天地,宣称韩山童是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国主;福通是宋朝大将刘光世的后人,该帮旧主起义,恢复天下。大家齐心推奉山童做“明王”,克定日子起兵。 四处派人通知,同时发动,以头裹红布为符号。正在歃血立誓、分配任务、举杯庆祝、兴高采烈的时候,不料消息走漏了。永年县的县官带领快马兵役,冷不防团团围住白鹿庄,韩山童脱身不及被擒去杀了。山童妻杨氏带着儿子林儿趁着慌乱,逃出重围,躲入武安山中(在永年县境),隐姓埋名,等候外边消息。刘福通见事已败露,等不到预定日子,整顿部队,出其不意,攻占颍州、罗山、上蔡、正阳、霍山,分兵进攻舞阳、叶县等处。黄陵冈的河夫得了信号,呐喊一声,杀了监工的河官,头上包一块红布,漫山遍野一片红,和部队会合在一起。不到一个月,红军已是五六万人的大队伍了。两淮、江东西的穷苦百姓,等了多少年月,连夜起早赶来参加,真是“从乱如归”,声势一日比一日浩大。接着又占领了汝宁、光、息,人数增加到十几万。 各地方的红军闻风响应,芝麻李、彭大、赵均用起丰沛,徐寿辉起蕲黄,布王三、孟海马起湘汉,半个中国照耀着红光, 各自攻城占地,开仓库,救穷人,严守教规,不杀平民,不奸淫,不抢劫,越发得到人民拥护。 当时民间流传着一阕《醉太平》小令,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从大都一直到江南,人人会念,词道:
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
朱元璋在寺里接连不断地得到外边的消息:前些日子占襄阳,元兵死了多少;某日又占了南康,元军不战而逃;芝麻李八个人装作挑河夫,一晚上占了徐州。 说的人津津有味,听的人心花怒放。红军檄文指斥元朝罪状,最精彩的话是“贫极江南,富夸塞北” 。蒙古人、色目人饱得胀死,汉人、南人却饿得要死。什么好东西,财帛粮食,刮空了运到北边。做活出气力的是一种人,笼着手在享用的又是一种人。真把几十年来多少人心里闷着的话全给说出来了。又听说徐寿辉已在蕲水建都,做了皇帝,国号天完,年号治平,拜邹普胜做太师,一支军队已进了江西。元兵到处打败仗,好容易调了六千绿睛回回阿速军,帮着汉军来攻颍州。阿速军以精悍著名,擅长射骑,只是纪律不好;将军呢,又光会喝酒玩女人。刚上阵,看见红军阵势大,主将就扬鞭连说:“阿卜!阿卜!”阿卜是走的意思,一霎时全军退却。淮西人当作笑话,传来传去。 又调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统三十万大军收复汝宁,才到城下,尚未交锋,便跃马后退。地方官急了,挽住马缰不放,也先帖木儿也急了,拔刀便斫,说:“我的不是性命?”飞马先逃,三十万大军跟着溃散。 蒙古、色目、汉军都不能打,真正和红军作战的是各地官吏、地主募集的义兵和民兵,这些人有的怕红军不放过,有的要保家产,为着自己的身家才肯拼命。到十二年二月底,又听说濠州也给红军占了,头目是郭子兴、孙德崖、张天祐几个人。
郭子兴是定远县有名的豪杰,原是曹州人,他父亲到定远卖卦相命,很积了一点钱。有一家大财主的闺女,长得体面,可惜是瞎子,嫁不出去。他父亲娶了,得了一份大财喜,生下三个儿子,子兴是老二。子兴一来家财丰厚,二来素性慷慨,平日交结宾客,接纳壮士,焚香密会,盘算做一番大事业。红军起事以后,钟离定远的农民,抛去锄头,拿起兵器,一哄就团聚成几万人的一股。地方官平时只会贪赃枉法,到这时便毫无办法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装不知道,惹不起也犯不着多事。二月二十七日,郭子兴带了几千人趁黑夜先后偷入濠州,半夜里一声号炮,闯入州衙,杀了州官。他们在先有过杜遵道的号令,五个头目都称濠州节制元帅。 元将彻里不花远远地隔濠州几十里扎住营,怕红军厉害,不敢攻城,成天派兵到各村庄骚扰,把老百姓捉去,包上红布,算是俘虏,向上官请赏。濠州红军见官军不来捣乱,乐得安闲,关起城门享福,两下里“互不侵犯”。只是苦透了一般老百姓,官军硬派作红军,随便捉杀;红军呢,又怕是官军的奸细,要盘问防范,竟是左右做人难。又得供应粮秣夫役,红军要了,官军又要,闹得实在没法子活下去。有钱有地的大户怕事,都投到官军这边;无钱无地的穷人,不消说,只有一条路,揣块红布,呼亲唤旧,投奔濠州,拼上这条命,也不受官府大户的气。
●郭子兴,元末起义将领,朱元璋的岳父。
朱元璋划算了又划算,虽然相信彭莹玉的话,鞑子一定得赶走,汉人、南人一定得翻身,眼前就是穷人的好日子来了,可是,还得仔细计较,拣便宜省事有好处的路走。摆在前面有三条路:投官军呢,犯不着。官军的纪律他知道得太多,去了是自投死路。再则鞑子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的一本血账,提起来谁都痛恨。外祖父说的崖山的故事,他还记得清清楚楚,男子汉纵然不能做什么大好事,也万万不可丧心病狂到替敌人做走狗,来残害自己的兄弟姊妹!投红军呢?听说濠州有五个元帅,一字并肩,没有头脑,谁也不服谁,谁也支使不了谁,闹得乱哄哄,不成个体统。怕没有大出息,成不了事。留在寺里过安闲日子呢?迟早给官军捉去拿赏号,死得更是不明不白。想了又想,三条路都走得,又都有难处。
●珓,古代占卜工具,上面三组不同的阴阳组合,代表不同的占卜结果。
一天,有人从濠州捎来一封信,是孩提时的伙伴写的,劝他到红军队伍里来。背地里读了,越发一肚子心事,在大殿上踱过来,踱过去,以口问心,以心问口,反复计较。猛然省悟,把信就长明灯烧了,还是下不定决断。过不了几天,同房的师兄偷偷告诉他,前日那信有人知道了,要向官军告发,好汉不吃眼前亏,还是赶快上濠州吧。元璋急得无法,到村子里找汤和,讨一个主意。汤和推敲了半天,说不出道理,劝向菩萨讨一个卦。元璋心里忐忑不定,慢慢走回寺里,还不到山门,就嗅到一股烟焰的气味,再走进去,只见东一堆瓦石,西一堆冒烟的木料,大殿只剩下半边,僧房斋堂全烧光了,只剩下伽蓝殿,隔着一片空地,还完整。满院子马粪、破衲衣、烂家具。僧众星散,不知去向,冷清清只剩了几尊搬不动、烧不着的泥菩萨。原来官军认为僧寺里有弥勒佛,红军里有许多和尚,念弥勒佛号,怕在寺的和尚和红军有勾搭,把附近的寺都烧光了,皇觉寺自然不能例外。元璋待了一阵,走到伽蓝神前,磕了头,拿起圣珓,默祝菩萨:许出境避难,赏阳珓;守破寺,一阴一阳。一掷两珓全阴,两掷三掷还是全阴。不许走也不许留,只有投红军去了。再祝投红军给阴的,一掷果然是阴的,大吃一惊。三次默祝,投红军实在害怕,还是求菩萨指点,逃往他乡,另求生路。闭着眼睛把珓掷出,一看一个是阴珓,投红军;一个呢,不阴不阳,端正地竖在地面。菩萨也劝元璋造反了,还有什么可说的! 后来他在《皇陵碑》里描写这时候的心情道:
住(皇觉寺)方三载,而又雄者跳梁。初起汝、颍,次及凤阳之南厢。未几陷城,深高城隍,拒守不去,号令彰彰。友人寄书,云及趋降,既忧且惧,无可筹详。旁有觉者,将欲声扬。当此之际,逼迫而无已,试与知者相商,乃告之曰:果束手以待罪,亦奋臂而相戕?知者为我画计,且祷阴以默相。如其言,往卜去守之何详,神乃阴阴乎有警,其气郁郁乎洋洋,卜逃卜守则不告,将就凶而不妨。
第二天,他离开皇觉寺,投奔红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