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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要能欣赏和制作第一流的绘画，有三个必要条件。先要有教养。穷苦的乡下人浑浑噩噩，只会弯腰曲背替地主种田；战争的头目只知道打猎，贪吃，纵酒，终年忙着骑马，打仗；他们的生活都还跟动物差不多，不会了解形式的美与色彩的和谐。一幅画是教堂或宫殿的装饰品；要看了有所领会，觉得愉快，必须在粗野生活中脱出一半，不完全转着吃喝和打架的念头，必须脱离原始的野蛮和桎梏，除了锻炼肌肉，发挥好斗的本能，满足肉体需要以外，希望有些高尚文雅的享受。人本来野性十足，现在会静观默想了。他本来只管消耗与破坏，现在会修饰与欣赏了。他本来只是活着，现在知道点缀生活了。这便是意大利在十五世纪所发生的变化。人从封建时代的风俗习惯过渡到近代精神，而这个大转变在意大利比任何地方都发生得早。
原因有好几个。第一，那个地方的人绝顶聪明，头脑特别敏捷。他们好象生来就是文明的，至少接受文明很容易。即使未受教育的粗人，头脑也很灵活。把他们和法国北部，德国，英国同一阶级的人比较，差别格外显著。在意大利，一个旅馆的当差，一个乡下人，路上随便碰到的一个挑夫，都能谈天，了解，发表议论；他们会下判断，懂得人性，会谈政治；他们运用思想象语言一样出于本能，有时很精彩，从来不用费力而差不多老是运用得很好。尤其他们的审美感是天生的，热烈的。只有在这个国家，你能听到普通的老百姓对着一所教堂或一幅画嚷道：“噢！天哪！多美啊！”而表达这种兴奋的心情与感觉，意大利语言自有一种妙不可言的腔调，一种音响，一种加强的语气；同样的话用逢文说出来就显得枯燥无味。
这个如此聪明的民族很幸运，不曾被日耳曼人同化，侵入的北方民族把他们压倒和改变的程度，不象别的地方那么厉害。野蛮人在意大利没有久居，或者没有生根。西哥德人，法兰克人，赫硫来人，东哥德人，不是自动离开畫大利，便是很快被赶走。伦巴人固然留下来了，但不久就被拉丁文化征服，一个老编年史家说，十二世纪时，腓特烈·巴勃罗斯皇帝手下的日耳曼人，满以为伦巴人是同胞，不料他们已经完全拉丁化，“已经摆脱犷悍的野性，在空气与土地的影晌之下学会一些罗马人的聪明文雅，保存着典雅的语言和礼让的古风，甚至城邦的宪法和公共事务的管理也学到罗马人的长处。”意大利在十三世纪还讲拉丁文，巴杜的圣·安东纳〔一一九五——一二三一〕就是用拉丁文讲道的！
老百姓一面讲着初期的意大利语，一面仍旧懂得古典语言。加在民族身上的日耳曼外壳只有薄薄一层，或者早已被复兴的拉丁文化戳破。纪功诗歌和描写骑士生活与封建时代的诗篇，在欧洲各地大量涌现，唯独意大利没有创作而只有译本。我上面说过，哥德式建筑传入很晚，很不完全；意大利人从十一世纪起重新开始建造的时候，还是用拉丁建筑的形式，至少是拉丁风味。从制度，风俗，语言，艺术上面可以看出，在中世纪最阴暗最艰苦的黑夜里，古文明已经在这块土地上挣扎出来，苏醒过来；野蛮人的足迹象冬雪一样消融了。
因此，把十五世纪的意大利同欧洲别的国家作一比较，就会觉得它更博学，更富足，更文雅，更能点缀生活，就是说更能欣赏和产生艺术品。
那个时代，英国才结束百年战争，又开始惨无人道的玫瑰战争，他们若无其事的互相残杀，打完了仗还屠戮手无寸铁的儿童。到一五五〇年为止，英国只有猎人，农夫，大兵和粗汉。一个内地的城镇统共只有两三个烟囟。乡下绅士住的是草屋，涂着最粗糙的粘土，取光的窗洞只有格子，没有窗子。中等阶级睡的是草垫，“枕的是木柴”，“枕头好象只有产妇才用”，杯盘碗盏还不是锡的，而是木头的。德国正爆发极端残酷，十恶不赦的胡司党战争；日耳曼皇帝毫无权力；贵族愚昧而又蛮横；直到马克西密利安朝代〔一四九三——一五一九〕，还是一个暴力世界，社会上没有法律，只有动武的习惯，就是说只会自己动手报仇。在比较晚一些的时期，从路德的《闲话录》和罕司·特·什淮尼钦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当时贵族和文人的酗酒和撒野的程度。至于法国，十五世纪正是它历史上最悲惨的时期：国土被英国人侵占蹂躏；在查理七世治下〔一四二二——六一〕，豺狼一直闯到巴黎城关，英国人被逐出以后，又有“剥皮党”和散兵游勇的头目鱼肉乡民，不是绑架便是抢劫；杀人放火的军阀中间有一个叫做奚勒·特·雷兹，就是蓝胡子传说的蓝本。到十五世纪末，国内的优秀人士，所谓贵族，只是粗野的蛮子。威尼斯的大使们说，法国绅士的腿都象弓一样弯曲，因为老是在马上过生活。拉伯雷告诉我们，哥德人的蛮俗，下流的兽性，在十六世纪中叶还根深蒂固。一五二二年时，巴大萨·卡斯蒂里奥纳伯爵写道：“法国人只重武艺，看不起别的事情，他们非但轻视文学，而且深恶痛绝，认为文人最下贱，所以把一个人叫做学者是对他最大的侮辱。”
总之，整个欧洲还处在封建制度之下，人象凶悍有力的野兽一般只知道吃喝，打架，活动筋骨。相反，意大利差不多已经成为近代国家了。梅提契家族得势以后，佛罗棱萨过着太平日子。资产阶级安安稳稳占着统治地位，和他们的领袖搜違室家族一样忙着制造商品，做生意，办银行，赚钱，然后把赚来的钱花在风雅的事情上。战争的烦恼不象以前那样使他们战战兢兢，紧张得厉害。他们出了钱叫佣兵打仗；而佣兵的头子是精明的商人，把战争缩小范围，不过骑着马“游行”一次；偶有杀伤，也是由于疏忽；据当时的记载，有些战役只死三个兵，有时只死一个。外交代替了武力。马基雅弗利说过：“意大利的君主们认为一个国君的才干在于能欣赏辛辣的文字，写措辞优美的书信，谈吐之间流露锋芒与机智，会组织骗局，身上用金银宝石做装饰，饮食起居比别人豪华，声色犬马的享用应有尽有。”统治者成为鉴赏家，成为文人学士，爱好渊博的谈话。良从古代文明衰落以后，我们第一次遇到一个社会把精神生活的享受看做高于一切。那时大众注目的人物是古典学者，是热心复兴希腊文学与拉丁文学的人，如包琪奥，菲莱尔福，玛西尔·菲契诺，毕克·特·拉·米朗多拉，卡空提尔，埃摩罗·巴巴罗，洛朗·华拉，包利相。他们在欧洲各地的藏书室中发掘古人的手稿，拿来付印；他们不但阐明文义，加以研究，而且受着古籍熏陶，在精神上感情上变得和古人一样，写的拉丁文几乎跟西塞罗与维琪尔时代的人同样纯粹。文笔突然变得精美绝伦，思想也突然成熟。从彼特拉克的笨重的六音步诗，沉闷而做作的书信，变到包利相典雅的联句体短诗，华拉的雄辩滔滔的散文，读者几乎感到一种生理上的偷快。长短短格的诗体流畅自如，演说体的句法气势壮阔，我们听了，手指和耳朵会不由自主受它们的节奏支配。语言变得明白了，同时也变得高雅了。钻研学问的事业从修道院转移到贵族的府上，不再是空洞的争辩而成为怡悦性情的工具。
并且这些学者不是默默无闻，关在图书馆里，得不到群众同情的小集团。正是相反，那时有了古典学者的名声就有资格受到君主的关切与恩宠。米兰大公路多维克·斯福查把梅吕拉和梅德利于斯·卡空提尔请到他的大学里去，选任学者采谷·西摩纳达做大臣。雷奥那多·阿雷丁，包琪奥，马基雅弗利，先后做过佛罗棱萨共和邦的国务卿。安东尼奥·贝卡但利是那不勒斯国王的秘书。教皇尼古拉五世奖掖意大利文人最是热心。有一个文人寄了一部古代的手稿给那不勒斯国王，国王认为莫大的荣誉。高斯摩·特·梅提契创办哲学会，洛朗·特·梅提契复兴柏拉图式的“宴会”。洛朗的友人朗提诺在对话录中叙述一些人在卡玛杜尔修院纳凉，连续几天讨论活动的生活和静观的生活哪一种更高尚。洛朗的儿子比哀尔，在佛罗棱萨的圣·玛丽亚·但尔·斐奥雷教堂发起一个辩论会，题目是真正的友谊，用银冠做优胜者的奖品。这些商业和政府的领袖罗致许多哲学家，艺术家，学者：有的城邦招集毕克·特·拉·米朗多拉，玛西尔·菲契诺，包利相；另外的城邦遨请雷奥那多·达·芬奇，梅吕拉，庞波尼斯·拉丢斯，主要是和他们谈天。厅上摆着名贵的半身雕像，面前放着新发见的古哲的手稿，用的是精致高雅的语言，彼此不拘礼数，不分尊卑，存着互相切磋的好奇心，扩大学问的范围，充实学问的内容，把中世纪经院派的狭窄的论争变做慎思明辨之士交流心得的盛会。
在这种形势之下，从彼特拉克以后差不多无人问津的俗语言也产生新文学来了。佛罗棱萨银行界的首脑兼行政长官，洛朗·特·梅提契，便是第一个新兴的意大利诗人。他周围的波尔契，蒲阿尔多，贝尔尼，和比较晚一些的培姆菩，马基雅弗利，阿里欧斯托，在完美的文体，正宗的诗歌，滑稽的幻想，风雅的诙谑，辛辣的讽刺和深刻的思想方面，都是无可争辩的模范。在他们之下还，一大批讲故事的，说笑打趣的，生活放荡的人，如摩尔查，皮皮埃那，阿雷蒂，法朗谷，庞台罗，凭着放肆，俏皮，新奇的玩艺儿；博得君主们的宠幸和群众的钦佩。十四行诗成为一种恭维或挖普的工具，人人应用；艺术家用作应酬的手段。彻里尼说他的雕像《班尔赛》公开展览的第一天，说有二十首十四行诗贴出来。那时没有一个庆祝会，就有一次筵席，没有人做诗的。有一回，教皇雷翁十世喜欢丹巴台奥的一首讽刺诗，赏他五百杜加，。另外一个诗人贝尔那多·阿高蒂，在罗马声望极高，群众甚至关了铺子去听他的公开朗诵，他在火把照耀的大厅上吟诗；主教们由卫兵簇拥着到场；大家称他为“天下无双”。他的雕琢精工的诗句充满奇思幻想的光彩；而这些文学的玩艺儿，正如意大利歌暇家穿插在最悲壮的歌曲中的花腔一样，听众完全能体会，所以四座掌声不绝。
这是在意大利新兴的一种风雅而普遍的文化，和新艺术同时出现。我要放弃概括的叙述，用一幅完整的画面描写，使你们和这个文化有更进一步的接触；因为只有详尽的例子才能提供明确的观念。那时有一部著作描写品德完备的男女贵族，当时人可以作为模范的两种人物。在理想的人物背后的确有真实的人物，虽然多少有些距离。那是一五〇〇年左右的一个交际场所，其中有宾客，有谈话，有装饰和摆设，有跳舞，有音乐，有警句，有辩论；固然比罗马或佛罗棱萨的上流社会更稳重，更豪侠，更脱俗，但真切的描写，加上那些格外高雅的姿态，正好表现出高等人士中最纯粹最高尚的一群。要看到这些人物，只消浏览一下巴大萨·卡斯蒂里奥纳伯爵的《侍臣典范》。
卡斯蒂里奥纳伯爵〔一四七八——一五二九〕，在乌尔班公爵琪多·特·乌尔巴多的宫廷中当过差，又在琪多的后任法朗采斯谷·玛丽亚·但拉·罗凡尔手下做事。他的著作是记载他在乌尔班宫中听到的谈话。琪多公爵害着关节炎，是个残废的病人，所以小朝廷中的人每天晚上在他的妻子屋中聚会；而公爵夫人伊丽沙白又是一个极贤德极有才情的女子。在她和她的好友爱弥丽亚·比亚太太周围，有来自意大利各处的各色名流：除了卡斯蒂里奥纳，有著名的诗人贝那尔多·阿高蒂，后来当教皇的秘书而被任为红衣主教的培姆菩，有贵族奥大维诺·佛雷谷梭，于里安·特·梅提契，还有许多别的人。教皇于勒二世在某次旅行中也在此驻节。谈话的地方与场面都配得上这些人物。壮丽的爵府是琪多的父亲造的，“据许多人说”是意大利最美的建筑。内部富丽堂皇，挂着铺金与绸缎的窗帘帷幕，摆着银瓶，云石与青铜的古代雕像与半身像，比哀罗·但拉·法朗采斯卡和拉斐尔的父亲乔凡尼·桑蒂的图画。大批拉丁，希腊，希伯来的图书从全欧洲搜集得来，因为重视内容，封面用金银装潢。乌尔班宫廷是意大利最风雅的一个，经常举行庆祝，舞会，比武，竞技，还有谈天。卡斯蒂里奥纳说：“隽永的谈话和高尚的娱乐，使这所屋子成为一个真正怡悦心情的场所。”平日吃过晚饭，先是跳舞，接着玩一种字谜的游戏；然后是更亲密的交谈，又严肃又轻松，有公爵夫人参加。大家不拘形迹，随便拣个位置坐下；每个男子陪着一位女客，谈话没有规则，没有拘束，尽可发挥新奇的思想和特殊的见解。一天晚上，由于一位太太的建议，贝尔那多·阿高整当场做了一首美丽的十四行诗送给公爵夫人；接着公爵夫人要玛葛丽达太太和谷斯当查·佛雷谷查太太跳舞；两人便搀着手起来，最受欣赏的音乐家巴尔莱大调好了音，替她们伴奏，开始步伐庄重，后来比较活泼。第四天晚上，大家谈得乐而忘倦，竟至通宵达旦。
“他们打开面向卡大利高峰的窗子，但见东方一片红霞，晓色初开。所有的星都隐灭了，只剩金星那个温柔的使者，还逗留在白天与黑夜的边界上。仿佛从她那儿吹来一阵新鲜的空气，清凉彻骨，布满天空，透入邻近山岗上喁喁细语的森林，把可爱的鸟儿惊醒过来，开始优美的合唱。”
从这段文字上面可以看出风格的典雅与华彩。参加谈话的人物之一，培姆菩，是意大利最纯粹，最地道的西塞罗派，最讲究音节的散文家。其余的谈话，口吻也相仿。书中记着各式各种的礼貌，有时赞美妇女的姿色，风韵，贤德，有时恭维男人的勇敢，才气，学识。个个人互相尊重，极尽殷勤：这是最重要的处世之道，也是上流社会最可爱的地方。但礼貌并不排斥兴致。为了调剂，有时谈话带点儿小小的讽刺，来一下应酬场中的交锋；此外还有警句妙语，戏谑说笑，奇闻野史和风趣盎然的小故事。大家正谈到怎样才是真正的绅士风度，一位太太便举一个例子做对照：最近有位老派绅士上门拜访，是个被乡村生活磨钝了的军人，他说他杀过多少敌人，一个一个的数过来，后来向女主人解释击剑的技术，指手划脚，表演怎么叫剌，怎么叫砍。她微笑着说，她当时确实有点心慌，不由得把眼睛望着门，心里老想着他会不会把她杀死。不少类似的风趣的穿插使谈话不至于太沉闷。可是严肃的气氛照样存在。绅士们都通晓希腊文学与拉丁文学，历史，哲学，甚至懂得各个流派的哲学。这时妇女们便出来干预，带点儿埋怨的口气要求多谈谈世俗的事，她们不大喜欢听人提到亚理斯多德，柏拉图，和解释他们的那些学究，也不爱听关于冷和热，外形和实质的理论。于是男人们马上回到轻松愉快的题材，说一番娓娓动听的话，补救刚才的博学与玄妙的议论。并且不论题材如何艰深，争论如何热烈，谈话始终保持高雅优美的风格。他们最注意措辞的恰当，语言的纯洁。后来在伏日拉的时代，法国古典文学的奠基人，朗蒲依埃府上的一般辞令专家，也讲究这一套。但那时宣太到人的气质更富于诗意，正如他们的语言更近于音乐。意大利文由于音节丰富，语尾响亮，即使说的是极普通的东西也显得美妙，和谐；何况优美的内容，用意大利文说来当然更高雅更妩媚了。卡斯蒂里奥纳书中有一段描写人生的凄凉的晚景：文字的风格好比意大利的天色，连废墟残迹都照着黄橙橙的阳光，使阴沉的景象变做一幅庄严的图画。
“那时候，美好的快乐之花在我们心头枯萎零落，象秋天的树叶。清明恬静的思想没有了，只剩一片凄凉，有如天上的一块乌云，还带来无数的灾难，不仅肉体，连精神也病了；往日的欢娱只留下一些难忘的回忆，可爱的少年时代只留着一个影子。回想之下，那时仿佛天地万物都在祝贺我们，向我们欢笑；明媚愉快的春天在我们心中开满鲜花，仿佛一所美丽的园林。所以在寒冷的季节，生命到了夕阳西下，不允许我们再有欢乐的时候，最好是欢乐和记忆一齐消失，最好能找到一种诀窍使我们万事皆忘。”
谈话的题目决不使谈话的内容贫乏。由于公爵夫人的要求，每人把绅士淑女应有的品德挑几项出来解释，研究哪一种教育最能培养身心，使一个人不但能适应文明社会，而且能点缀社交生活。我们不妨考虑一下那时对有教养的人提出的要求，要怎样的聪明，怎样的机智，多少不同的学问，才能达到标准。我们自以为已经非常文明，可是尽管多了三百年的教育和修养，还可以在他们身上找到一些榜样和教训。
“一个出入宫廷的人在文学方面，至少在所谓文艺方面，不应该只有一些普通的学识；他不仅要懂拉丁文，还要通希腊文，因为希腊的杰作数量多，种类也多读各家的诗，熟悉演说家与史学家的著作；还得擅长吟诗作文，主要用我们的俗文宇写作；因为除了满足自己的兴趣，还可以作为同太太们谈天的资料，她们大概都喜欢这一类的东西。”
“我还不满意这位绅士，倘若他不是音乐家，倘若他只会读谱而不擅长各种乐器……因为音乐不但能给人消遣，驱除烦恼，往往还能使太太们高兴；她们的温柔细腻的心很容易受音乐感动。”——问题不是要成为一个演奏家，炫耀特殊的才能。才能只是为上流社会服务的；绝对不应该以学究的态度去培养，而要以令人喜悦为目的；施展才能不应当是为了博人赞赏，而应当为了娱乐他人。因为这缘故，一切优美的艺术都要通晓。
“还有一样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东西，我们的绅士也不能忽略，就是画图的才能和关于绘画的学识。”在文雅高尚的生活中，图画也是一种点缀，所以有教养的人应当关心，象关心一切风雅的事情一样。但是在这一点上同样不能过度。真正的才能，支配一切艺术的艺术，是机智，“是一种谨慎的态度，一种判断和鉴别的能力，懂得怎么叫做过，怎么叫做不及，能分辨事物的消长，知道怎么叫做合时宜，怎么叫做不合时宜。比如，我们的绅士即使明知人家对他的称赞合乎事实，也不应该公然同意……而应该谦辞，叫人知道他的本行是武艺，其余的才能不过是点缀而已。倘在许多人面前或大庭广众之间跳舞，我觉得他应当保持相当尊严，但仍旧要用潇洒与妩媚的举动调剂。如果他演奏音乐，也只是为了消遣，而且是人家勉强他的……虽然他技术熟练，完全内行，虽然要精通一门东西必须下过功夫，但不能叫人看出他所花的苦功和代价；尽管表演精彩，引起别人对这门艺术的尊敬，自己却要表示并不十分看重。”凡是以此为专业的人所有的技巧，我们的绅士不应该引以自豪。他应当使人尊重他的人品，所以不能放纵而要克制自己。脸色要象西班牙人一样镇静。衣著要整齐清洁；服饰的嗜好习尚要有丈夫气，切忌女性口味；应当喜欢黑色，表示性格的庄重。他不应该为快乐或热情，愤怒或自私而激动。粗野的举止，露骨的言语，会使太太们脸红的字儿，都要避免。他应当彬彬有礼，待人谦和。要会说笑，讲诙谐的故事，但是不失体统。最好以取悦才德兼备的妇女为目的，以便控制自己的行动。作者说到这里，很巧妙的从描写绅士的肖像转到太太们身上；而用在第一幅画上的笔触，在第二幅中变得更细腻。
“世界上无论哪个宫廷，不管多么显赫，缺少妇女就谈不上文彩，光辉，快乐。绅士不与妇女交际，没有她们的爱情和宠眷，就不可能有风度，魅力或者气魄，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出众的绅士；所以倘没有妇女参预，加入她们的一份风韵，我们画的绅士的肖像势必残缺不全，而宫廷生活也将毫无点缀，不能算完美了。”
“我认为出入宫廷的妇女首先要殷勤可爱，风度翩翩的接待各色人物，说话动人，得体，合乎时间，场合和对方的身分。姿态要端庄静穆，行为始终保持体统；同时头脑要相当活泼，显得她决不迟钝。她还应当和蔼可亲，使人佩服她的慎重，贞洁，柔和，不亚于佩服她的可爱，聪明和眼力。所以她应当能对付某种为难的，各种因素互相抵触的局面，要能走到界限的边缘而不超过界限。”
“她不能因为要博得贞节和贤德的名声而过于矜持，对某些轻佻的人物或谈话表示厌恶，甚至避席而去；那很容易使人误会她要掩饰自己的短处，唯恐别人知道而装得如此严正；并且生硬的行动总是可厌的。”
“讨人喜欢和表示洒脱而说些不雅的话，做出一种过分与越轨的亲热，引起人误解，也许实际上她并非那样的人。听到不雅的话，她应该有些脸红，表示不好意思。如果她手段高明，她会把谈话引到更文雅更高尚的题目上去。因为她受的教育并不比男人差多少。她也应当通晓文学，音乐，绘画，以上的规矩，参加谈话的太太们都以身作则，说到做到。她们的才智和优雅的趣味发挥得恰到好处；对于培姆菩热情的表现，听他关于无所不包的纯洁的爱发表一套柏拉图派的理论，她们鼓掌称善。那时意大利有些女子，如维多利亚·高龙那，凡罗尼卡·甘巴拉，谷斯当查·特·阿玛非，丢利阿·特·阿拉哥那，法拉拉公爵夫人，都兼备卓越的才能和卓越的教育。卢佛美术馆有些当时人的肖像，例如身穿黑衣，脸色苍白而若有所思的威尼斯人，法朗契阿画的那么热烈而又那么沉着的青年；娇弱而头颈细长的“那不勒斯的耶纳”；勃龙齐诺画的《青年和雕像》：这些聪明与安静的脸，华丽而严肃的服装，也许使你们对那个社会的完美的修养，丰富的才能，微妙的机智，能够有一个概念。三百年以前，在运用思想，爱好典雅，讲究礼货方面，他们已经和我们一样，也许还超过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