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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外省城市里面，有些屋子看上去像最阴沉的修道院，最荒凉的旷野，最凄凉的废墟，令人悒郁不欢。修道院的静寂、旷野的枯燥和废墟的衰败零落，也许这类屋子都有一点。里面的生活起居是那么幽静，要不是街上一有陌生的脚声，窗口会突然探出一个脸孔像僧侣般的人，一动不动地，用黯淡而冰冷的目光把生客瞪上一眼的话，外地客人可能把那些屋子当作没有人住的空屋。
索漠城里有一所住宅，外表就有这些凄凉的成分。一条起伏不平的街，直达城市高处的古堡，那所屋子便在街的尽头。现在已经不大有人来往的那条街，夏天热，冬天冷，有些地方暗得很，可是颇有些特点：小石子铺成的路面，传出清脆的回声，永远清洁，干燥；街面窄而多曲折；两旁的屋子非常幽静，坐落在城脚下，属于老城的部分。
上了三百年的屋子，虽是木造的，还很坚固，各种不同的格式别有风光，使索漠城的这一个区域特别引起考古家与艺术家的注意。你走过这些屋子，不能不欣赏那些粗大的梁木，两头雕出古怪的形象，盖在大多数的底层上面，成为一条黝黑的浮雕。
有些地方，屋子的横木盖着石板，在不大结实的墙上勾勒出蓝色的图案，木料支架的屋顶，年深月久，往下弯了；日晒雨淋，椽子已经腐烂，翘曲。有些地方，露出破旧黝黑的窗槛，细巧的雕刻已经看不大清，穷苦的女工放上一盆石竹或蔷薇，窗槛似乎就承受不住那棕色的瓦盆。再往前走，有的门上钉着粗大的钉子，我们的祖先异想天开的，刻上些奇形怪状的文字，意义是永远没法知道的了：或者是一个新教徒在此表明自己的信仰，或者是一个旧教徒为反对新教而诅咒亨利四世。也有一般布尔乔亚刻些徽号，表示他们是旧乡绅，掌握过当地的行政。这一切中间就有整部法兰西历史的影子。一边是墙壁粉得很粗糙的，摇摇欲坠的屋子，还是工匠卖弄手艺的遗物；贴邻便是一座乡绅的住宅，半圆形门框上的贵族徽号，受过了一七八九年以来历次革命的摧残，还看得出遗迹。
这条街上，做买卖的底层既不是小铺子，也不是大商店，喜欢中世纪文物的人，在此可以遇到一派朴素简陋的气象，完全像我们上代里的习艺工场
。宽大低矮的店堂，没有铺面，没有摆在廊下的货摊，没有橱窗，可是很深，黑洞洞的，里里外外没有一点儿装潢。满板的大门分作上下两截，简陋地钉了铁皮；上半截往里打开，下半截装有带弹簧的门铃，老是有人开进开出。门旁半人高的墙上，一排厚实的护窗板，白天卸落，夜晚装上，外加铁闩好落锁。这间地窖式的潮湿的屋子，就靠大门的上半截，或者窗洞与屋顶之间的空间，透进一些空气与阳光。半人高的墙壁下面，是陈列商品的地方。招徕顾客的玩意儿，这儿是绝对没有的。货色的种类要看铺子的性质：或者摆着两三桶盐和鳘鱼，或者是几捆帆布与绳索，楼板的橡木上挂着黄铜索，靠墙放一排桶箍，再不然架上放些布匹。
你进门吧，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干干净净的，戴着白围巾，手臂通红，立刻放下编织物，叫唤她的父亲或母亲来招呼你，也许是两个铜子也许是两万法郎的买卖，对你或者冷淡，或者殷勤，或者傲慢，那得看店主的性格了。
你还可以看到一个做酒桶木材的商人，两只大拇指绕来绕去的，坐在门口跟邻居谈天。表面上他只有些起码的酒瓶架或两三捆薄板；但是安育地区所有的箍桶匠，都是向他码头上存货充足的工场购料的。他知道如果葡萄的收成好，他能卖掉多少桶板，估计得准确最多是一两块板上下。一天的好太阳叫他发财，一场雨水叫他亏本：酒桶的市价，一个上午可以从十一法郎跌到六法郎。
这个地方像都兰区域一样，市面是由天气做主的。种葡萄的，有田产的，木材商，箍桶匠，旅店主人，船夫，都眼巴巴地盼望太阳；晚上睡觉，就怕明朝起来听说隔夜结了冰；他们怕风，怕雨，怕旱，一会儿要下雨水，一会儿要天时转暖，一会儿又要满天上云。在天公与尘世的利益之间，争执是没得完的。晴雨表能够轮流地叫人愁，叫人笑，叫人高兴。
这条街从前是索漠城的大街，从这一头到那一头，“黄金一般的好天气”这句话，对每户人家都代表一个收入的数目。而且个个人会对邻居说：“是啊，天上落金子下来了。”因为他们知道一道阳光和一场时雨带来多少利益。在天气美好的节季，到了星期六中午，就没法买到一个铜子的东西。做生意的人也有一个葡萄园，一方小园地，全要下乡去忙他两天。买进，卖出，赚头，一切都是预先计算好的，生意人尽可以花大半日的功夫打哈哈，说长道短，刺探旁人的私事。某家的主妇买了一只竹鸡，邻居就要问她的丈夫是否煮得恰到好处。一个年轻的姑娘从窗口探出头来，绝没有办法不让所有的闲人瞧见。因此大家的良心是露天的，那些无从窥测的，又暗又静的屋子，并藏不了什么秘密。
一般人差不多老在露天过活：每对夫妇坐在大门口，在那里吃中饭，吃晚饭，吵架拌嘴。街上的行人，没有一个不经过他们的研究。所以从前一个外乡人到外省，免不了到处给人家取笑。许多有趣的故事便是这样来的，安越人的爱寻开心也是这样出名的，因为编这一类的市井笑料他们是拿手的。
早先本地的乡绅全住在这条街上，街的高头都是古城里的老宅子，世道人心都还朴实的时代—这种古风现在是一天天地消灭了—的遗物。我们这个故事中的那所凄凉的屋子，就是其中之一。
古色古香的街上，连偶然遇到的小事都足以唤起你的回忆，全部的气息使你不由自主的沉入遐想。拐弯抹角地走过去，你可以看到一处黑的凹进去的地方，葛朗台府上的大门便藏在这凹坑中间。
在外省把一个人的家称作府上是有分量的；不知道葛朗台先生的身世，就没法掂出这称呼的分量。
葛朗台先生在索漠城的名望，自有它的前因后果，那是从没在外省逗留过的人不能完全了解的。葛朗台先生，有些人还称他作葛朗台老头，可是这样称呼他的老人越来越少了，他在一七八九年上是一个很富裕的箍桶匠，识得字，能写能算。共和政府在索漠地区标卖教会产业的时候，他正好四十岁，才娶了一个有钱的木板商的女儿。他拿自己的现款和女人的陪嫁，凑成两千金路易，跑到区公所。标卖监督官是一个强凶霸道的共和党人，葛朗台把丈人给的四百路易往他那里一送，就三钱不值两钱的，即使不能算正当，至少是合法地买到了区里最好的葡萄园，一座老修道院，和几块分种田。
索漠的市民很少革命气息，在他们眼里，葛朗台老头是一个激烈的家伙，前进分子，共和党人，关切新潮流的人物；其实箍桶匠只关切葡萄园。上面派他当索漠区的行政委员，于是地方上的政治与商业都受到他温和的影响。
在政治方面，他包庇从前的贵族，想尽方法使流亡乡绅的产业不致被公家标卖；商业方面，他向革命军队承包了一两千桶白酒，代价是把某个女修道院上好的草原，本来留作最后一批标卖的产业，弄到了手。
拿破仑当执政的时代，好家伙葛朗台做了市长，把地方上的公事应付得很好，可是他葡萄的收获更好。拿破仑称帝的时候，他变了光杆儿的葛朗台先生。拿破仑不喜欢共和党人，另外派了一个乡绅兼大地主，一个后来晋封为男爵的人来代替葛朗台，因为他有红帽子嫌疑。葛朗台丢掉市长的荣衔，毫不惋惜。在他任内，为了本城的利益，已经造好几条出色的公路直达他的产业。他的房产与地产登记的时候，占了不少便宜，只交很轻的税。自从他各处的庄园登记之后，靠他不断地经营，他的葡萄园变成地方上的顶儿尖，这个专门的形容词是说这种园里的葡萄能够酿成极品的好酒。总而言之，他简直有资格得荣誉团的勋章。
免职的事发生在一八〇六年。那时葛朗台五十七岁，他的女人三十六，他们的独养女儿才十岁。
大概是老天看见他丢了官，想安慰安慰他吧，这一年上葛朗台接连得了三笔遗产，先是他丈母特·拉·古地尼埃太太的，接着是太太的外公特·拉·裴德里埃先生的，最后是葛朗台自己的外婆，香蒂埃太太的：这些遗产数目之大，没有一个人知道。三个老人爱钱如命，一生一世都在积聚金钱，以便私下里摩挲把玩。特·拉·裴德里埃老先生把放债叫作挥霍，觉得对黄金看上几眼比放高利贷还实惠。所以他们积蓄的多少，索漠人只能以看得见的收入估计。
于是葛朗台先生得了新的贵族头衔，那是尽管我们爱讲平等也消灭不了的，他成为一州里“纳税最多”的人物。他的葡萄园有一百阿尔邦
，收成好的年份可以出产七八百桶酒，他还有十三处分种田，一座老修道院，修院的窗子、门洞、彩色玻璃，一齐给他从外面堵死了，既可不付捐税，又可保存那些东西。此外还有一百二十七阿尔邦的草原，上面的三千株白杨是一七九三年种下的。他住的屋子也是自己的产业。
这是他看得见的家私。至于他现金的数目，只有两个人知道一个大概。一个是公证人克罗旭，替葛朗台放债的，另外一个是台·格拉桑，索漠城中最有钱的银行家，葛朗台认为合适的时候跟他暗中合作一下，分些好处。在外省要得人信任，要挣家业，行事非机密不可；老克罗旭与台·格拉桑虽然机密透顶，仍免不了当众对葛朗台毕恭毕敬，使旁观的人看出前任市长的资力何等雄厚。
索漠城里个个人相信葛朗台家里有一个私库，一个堆满金路易的密窟，说他半夜里瞧着累累的黄金，快乐得无可形容。一般吝啬鬼认为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因为看见那好家伙连眼睛都是黄澄澄的，染上了金子的光彩。一个靠资金赚惯大利钱的人，像色鬼、赌徒，或帮闲的清客一样，眼风自有那种说不出的神气，一派躲躲闪闪的、馋痨的神秘模样，决计瞒不过他的同道。凡是对什么东西着了迷的人，这些暗号无异帮口里的切口。
葛朗台先生从来不欠人家什么；又是老箍桶匠，又是种葡萄的老手，什么时候需要为自己的收成准备一千只桶，什么时候只要五百只桶，他预算得像天文学家一样准确；投机事业从没失败过一次，酒桶的市价比酒还贵的时候，他老是有酒桶出卖，他能够把酒藏起来，等每桶涨到两百法郎才抛出去，一般小地主却早已在一百法郎的时候脱手了。这样一个人物当然博得大家的敬重。那有名的一八一一年的收成，他乖乖地囤在家里，一点一滴地慢慢卖出去，挣了二十四万多法郎。讲起理财的本领，葛朗台先生是只老虎，是条巨蟒：他会躺在那里，蹲在那里，把俘虏打量个半天再扑上去，张开血盆大口的钱袋，倒进大堆的金银，然后安安宁宁地去睡觉，好像一条蛇吃饱了东西，不动声色，冷静非凡，什么事情都按部就班的。
他走过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看见了不觉得又钦佩，又敬重，又害怕。索漠城中，不是个个人都给他钢铁般的利爪干净利落地抓过一下的吗？某人为了买田，从克罗旭那里弄到一笔借款，利率要一分一，某人拿期票向台·格拉桑贴现，给先扣了一大笔利息。市场上，或是夜晚的闲谈中间，不提到葛朗台先生大名的日子很少。有些人认为，这个种葡萄老头的财富简直是地方上的一宝，值得夸耀。不少做买卖的，开旅店的，得意洋洋地对外客说：
“嘿，先生，上百万的咱们有两三家；可是葛朗台先生呢，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家私！”
一八一六年的时候，索漠城里顶会计算的人，估计那好家伙的地产大概值到四百万；但在一七九三到一八一七中间，平均每年的收入该有十万法郎，由此推算，他所有的现金大约和不动产的价值差不多。因此，打完了一场牌，或是谈了一会葡萄的情形，提到葛朗台的时候，一般自作聪明的人就说：“葛朗台老头吗？……总该有五六百万吧。”要是克罗旭或台·格拉桑听到了，就会说：“你好厉害，我倒从来不知道他的总数呢！”
遇到什么巴黎客人提到洛岂尔特或拉斐德那般大银行家，索漠人就要问，他们是不是跟葛朗台先生一样有钱。如果巴黎人付之一笑，回答说是的，他们便把脑袋一侧，互相瞪着眼，满脸不相信的神气。
偌大一笔财产把这个富翁的行为都镀了金。假使他的生活起居本来有什么可笑，给人家当话柄的地方，那些话柄也早已消灭得无形无踪了。葛朗台的一举一动都像是钦定的，到处行得通；他的说话，衣着，姿势，瞪眼睛，都是地方上的金科玉律；大家把他仔细研究，像自然科学家要把动物的本能研究出它的作用似的，终发现他最琐屑的动作，也有深邃而不可言传的智慧。譬如，人家说：“今年冬天一定很冷，葛朗台老头已经戴起皮手套了；咱们该收割葡萄了吧。”
或者说：“葛朗台老头买了许多桶板，今年的酒一定不少的。”
葛朗台先生从来不买肉，不买面包。每个星期，那些佃户给他送来一份足够的食物：阉鸡，母鸡，鸡子，牛油，麦子，都是抵租的。他有一所磨坊租给人家，磨坊司务除了缴付租金以外，还得亲自来拿麦子去磨，再把面粉跟麸皮送回来。他的独一无二的老妈子，叫作长脚拿侬的，虽然上了年纪，还是每星期六替他做面包。房客之中有种菜的，葛朗台便派他们供应菜蔬。至于水果，收获之多，可以大部分出售。烧火炉用的木材，是把田地四周的篱垣，或烂了一半的老树砍下来，由佃户锯成一段一段的，用小车装进城，他们还有心巴结，替他送进柴房，讨得几声谢。他的开支，据人家知道的，只有教堂里座椅的租费、圣餐费、太太和女儿的衣着、家里的灯烛、拿侬的工钱、锅子的镀锡、国家的赋税、庄园的修理和种植的费用。他新近买了六百阿尔邦的一座树林，托一个近邻照顾，答应给一些津贴。自从他置了这个产业之后，他才吃野味。
这家伙动作非常简单，说话不多，发表意见总是用柔和的声音，简短的句子，搬弄一些老生常谈。从他出头露面的大革命时代起，逢到要长篇大论说一番，或者跟人家讨论什么，他便马上结结巴巴的，弄得对方头昏脑涨。这种口齿不清，理路不明，前言不对后语，以及废话连篇把他的思想弄糊涂了的情形，人家当作是他缺少教育，其实完全是假装的；等会故事中有些情节，就足以解释明白。而且逢到要应付，要解决什么生活上或买卖上的难题，他就搬出四句口诀，像代数公式一样准确，叫作：“我不知道，我不能够，我不愿意，慢慢瞧吧。”
他从来不说一声是或不是，也从来不把黑笔落在白纸上。人家跟他说话，他冷冷地听着，右手托着下巴颏儿，肘子靠在左手背上；无论什么事，他一朝拿定了主意，就永远不变。一点点儿小生意，他也得盘算半天。经过一番钩心斗角的谈话之后，对方自以为心中的秘密保守得密不透风，其实早已吐出了真话。他却回答道：“我没有跟太太商量过，什么都不能决定。”
给他压得像奴隶般的太太，却是他生意上最方便的遮身牌。他从来不到别人家里去，不吃人家，也不请人家；他没有一点儿声响，似乎什么都要节省，连动作在内。因为没有一刻不尊重旁人的主权，他绝对不动人家的东西。
可是，尽管他声音柔和，态度持重，仍不免露出箍桶匠的谈吐与习惯，尤其在家里，不像在旁的地方那么顾忌。
至于体格，他身高五尺，臃肿，横阔，腿肚子的圆周有一尺，多节的膝盖骨，宽大的肩膀；脸是圆的，乌油油的，有痘瘢；下巴笔直，嘴唇没有一点儿曲线，牙齿雪白，冷静的眼睛好像要吃人，是一般所谓的蛇眼；脑门上布满皱裥，一块块隆起的肉颇有些奥妙；青年人不知轻重，背后开葛朗台先生玩笑，把他黄黄而灰白的头发叫作金子里掺白银。鼻尖肥大，顶着一颗布满着血筋的肉瘤，一般人不无理由地说，这颗瘤里全是刁钻促狭的玩意儿。这副脸相显出他那种阴险的狡猾，显出他有计划的诚实，显出他的自私自利，所有的感情都集中在吝啬的乐趣，和他唯一真正关切的独养女儿欧也妮身上。而且姿势，举动，走路的功架，他身上的一切都表示他只相信自己，这是生意上左右逢源养成的习惯。所以表面上虽然性情和易，很好对付，骨子里他却硬似铁石。
他老是同样的装束，从一七九一年以来始终是那身打扮。笨重的鞋子，鞋带也是皮做的；四季都穿一双呢袜，一条栗色的粗呢短裤，用银箍在膝盖下面扣紧，上身穿一件方襟的闪光丝绒背心，颜色一会儿黄一会儿古铜色，外面罩一件衣裾宽大的栗色外套，戴一条黑领带和一顶阔边帽子。他的手套跟警察的一样结实，要用到一年零八个月，为保持清洁起见，他有一个一定的手势，把手套放在帽子边缘上一定的地位。
关于这个人物，索漠人所知道的不过这一些。
城里的居民有资格在他家出入的只有六个。前三个中顶重要的是克罗旭先生的侄子。这个年轻人，自从当了索漠初级裁判所所长之后，在本姓克罗旭之上又加了一个篷风的姓氏，并且极力想叫篷风出名。他的签名已经变作克·特·篷风了。倘使有什么冒失的律师仍旧称他“克罗旭先生”，包管在出庭的时候要后悔他的糊涂。凡是称“所长先生”的，就可博得法官的庇护。对于称他“特·篷风先生”的马屁鬼，他更不惜满面春风地报以微笑。所长先生三十三岁，有一处名叫篷风的田庄，每年有七千法郎进款；他还在那里等两个叔父的遗产，一个是克罗旭公证人，一个是克罗旭神甫，属于都尔城圣·马丁大寺的教士会的；据说这两人都相当有钱。三位克罗旭，房族既多，城里的亲戚也有一二十家，俨然结成一个党，好像从前佛罗棱斯的那些梅迭西斯一样；而且正如梅迭西斯有巴齐一族跟他们对垒似的，克罗旭也有他们的敌党。
台·格拉桑太太有一个二十三岁的儿子，她很热心地来陪葛朗台太太打牌，希望她亲爱的阿道夫能够和欧也妮小姐结婚。银行家台·格拉桑先生，拿出全副精神从旁协助，对吝啬的老头儿不断地暗中帮忙，逢到攸关大局的紧要关头，从来不落人后。这三位台·格拉桑也有他们的帮手、房族，和忠实的盟友。
在克罗旭方面，神甫是智囊，加上那个当公证人的兄弟做后援，他竭力跟银行家太太竞争，想把葛朗台的大笔遗产留给自己的侄儿。克罗旭和台·格拉桑两家暗中为争夺欧也妮的斗法，成为索漠城中大家小户热心关切的题目。葛朗台小姐将来嫁给谁呢？所长先生呢还是阿道夫·台·格拉桑？
对于这个问题，有的人的答案是两个都不会到手。据他们说，老箍桶匠野心勃勃，想找一个贵族院议员做女婿，凭他岁收三十万法郎的陪嫁，谁还计较葛朗台过去、现在、将来的那些酒桶？另外一批人却回答说，台·格拉桑是世家，极有钱，阿道夫又是一个俊俏后生，这样一门亲事，一定能叫出身低微，索漠城里都眼见拿过斧头凿子，而且还当过革命党的人心满意足，除非他夹袋里有什么教皇的侄子之流。可是老于世故的人提醒你说，克罗旭·特·篷风先生随时可以在葛朗台家进出，而他的敌手只能在星期日受招待。有的认为，台·格拉桑太太跟葛朗台家的女太太们，比克罗旭一家接近得多，久而久之，一定能说动她们，达到她的目的。有的却认为克罗旭神甫的花言巧语是天下第一，拿女人跟出家人对抗，正好势均力敌。所以索漠城中有一个才子说：“他们正是旗鼓相当，各有一手。”
据地方上熟知内幕的老辈看法，像葛朗台那么精明的人家，决不肯把家私落在外人手里。索漠的葛朗台还有一个兄弟在巴黎，非常有钱的酒商；欧也妮小姐将来是嫁给巴黎葛朗台的儿子的。对这种意见，克罗旭和台·格拉桑两家的羽党都表示异议，说：“一则两兄弟三十年来没有见过两次面；二则巴黎的葛朗台先生对儿子的期望大得很。他自己是巴黎某区的市长，兼国会议员，禁卫军旅长，商事裁判所推事，自称跟拿破仑提拔的某公爵有姻亲，早已不承认索漠的葛朗台是本家。
周围七八十里，甚至在安越到勃洛阿的驿车里，都在谈到这个有钱的独养女儿，七嘴八舌，议论纷纷，当然是应有之事。
一八一八年初，有一桩事情使克罗旭党彰明较著地占了台·格拉桑党上风。法劳丰田产素来以美丽的别庄、园亭、小溪、池塘、森林出名，值到三百万法郎。年轻的法劳丰侯爵急需现款，不得不把这所产业出卖。克罗旭公证人，克罗旭所长，克罗旭神甫，再加上他们的羽党，居然把侯爵分段出售的意思打消了。公证人告诉他，分成小块的标卖，势必要跟投标落选的人打不知多少场官司，才能拿到田价；还不如整块儿让给葛朗台先生，既买得起，又能付现钱。公证人这番话把卖主说服了，做成一桩特别便宜的好买卖。侯爵的那块良田美产，就这样给张罗着送到了葛朗台嘴里。他出乎索漠人意料，竟打了些折扣当场把田价付清。这件新闻一直传播到南德与奥莱昂。
葛朗台先生搭着人家回乡的小车，到别庄上视察。以主人的身份对产业瞥了一眼，回到城里，觉得这一次的投资足足有五厘利，他又马上得了一个好主意，预备把全部的田产并在法劳丰一起。随后，他要把差不多出空了的金库重新填满，决意把他的树木，森林，一齐砍下，再把草原上的白杨也出卖。
葛朗台先生的府上这个称呼，现在你们该明白它的分量了吧。那是一所灰暗、阴森、静寂的屋子，坐落在城区上部，靠着坍毁的城脚。
门框的穹隆与两根支柱，像正屋一样用的混凝土，洛阿河岸特产的一种白石，质地松软，用不到两百年以上的。寒暑的酷烈，把柱头，门洞，门顶，都磨出无数古怪的洞眼，像法国建筑的那种虫蛀样儿，也有几分像监狱的大门。门顶上面，有一长条硬石刻成的浮雕，代表四季的形象已经剥蚀，变黑。浮雕的础石突出在外面，横七竖八的长着野草、黄色的苦菊、五爪龙、旋覆花、车前草，一株小小的樱桃树已经长得很高了。
褐色的大门是独幅的橡木做的，没有油水，到处开裂，看上去很单薄，其实很坚固，因为有一排对花的钉子支持。一边的门上有扇小门，中间开一个小方洞，装上铁栅，排得很密的铁梗锈得发红，铁栅上挂着一个环，上面吊一个敲门用的铁锤，正好敲在一颗奇形怪状的大钉子上。铁锤是长方形的，像古时的钟锤，又像一个肥大的惊叹号；一个玩古董的人仔细打量之下，可以发现锤子当初是一个小丑的形状，但是年深月久，已经磨平了。
那个小铁栅，当初在宗教战争的年代，原是预备给屋内的人探望来客的。现在喜欢东张西望的人，可以从铁栅中间望到黑的半绿不绿的环洞，环洞底上有几级七零八落的磴级，通上花园：厚实而潮湿的围墙，到处渗出水迹，生满垂头丧气的杂树，倒也另有一番景致。这片墙原是城墙的一部，邻近人家都利用它布置花园。
楼下最重要的房间是那间“堂屋”，从大门内的环洞进出的。在安育、都兰、裴里各地的小城中间，一间堂屋的重要，外方人是不大懂得的。它同时是穿堂、客厅、书房、上房、饭厅；它是日常生活的中心，全家公用的起居室。本区的理发匠，替葛朗台先生一年理两次发是在这里，佃户、教士、县长、磨坊伙计上门的时候，也是在这间屋里。室内有两扇临街的窗，铺着地板；古式嵌线的灰色护壁板从上铺到下，顶上的梁木都露在外面，也漆成灰色；梁木中间的楼板涂着白粉，已经发黄了。
壁炉架上面挂着一面耀出青光的镜子，两旁的边划成斜面，显出玻璃的厚度，一丝丝的闪光照在哥特式的镂花钢框上。壁炉架是粗糙的白石面子，摆着一座黄铜的老钟，壳子上有螺钿嵌成的图案。左右放两盏黄铜的两用烛台，座子是铜镶边的蓝色大理石，矗立着好几支玫瑰花瓣形的灯芯盘；把这些盘子拿掉，座子又可成为一个单独的烛台，在平常日子应用。
古式的座椅，花绸面子上织着拉·风丹纳的寓言，但不是博学之士，休想认出它们的内容：颜色褪尽，到处是补丁，人物已经看不清楚。四边壁角里放着三角形的酒橱，顶上有几格放零星小件的搁板，全是油腻。两扇窗子中间的板壁下面，有一张嵌木细工的旧牌桌，桌面上画着棋盘。牌桌后面的壁上挂一只椭圆形晴雨表，黑框子四周有金漆的丝带形花边，苍蝇肆无忌惮地叮在上面张牙舞爪，恐怕不会有多少金漆留下的了。
壁炉架对面的壁上，挂两幅水粉画的肖像，据说一个是葛朗台太太的外公，特·拉·裴德里埃老人，穿着王家禁卫军连长的制服；一个是故香蒂埃太太，挽着一个古式的髻。窗帘用的是都尔红绸，两旁用系有大坠子的丝带吊起。这种奢华的装饰，跟葛朗台一家的习惯很不调和，原来是买进这所屋子的时候就有的，连镜框，座钟，花绸面的家具，红木酒橱等都是。
靠门的窗洞下面，一张草坐垫的椅子放在一个木座上，使葛朗台太太坐了可以望见街上的行人。另外一张褪色樱桃木的女红台，把窗洞的空间填满了，近旁还有欧也妮的小靠椅。
十五年以来，从四月到十一月，母女俩就在这个位置上安安静静地消磨日子，手里永远拿着活计。十一月初一，她们可以搬到壁炉旁边过冬了。只有到那一天，葛朗台才答应在堂屋里生火，到三月三十一日就得熄掉，不管春寒也不管早秋的凉意。四月和十月里最冷的日子，长脚拿侬想法从厨房里腾出些柴炭，安排一只脚炉，给太太和小姐挡挡早晚的寒气。
全家的内衣被服都归母女俩负责，她们专心一意，像女工一样整天劳作，甚至欧也妮想替母亲绣一方挑花领，也只能腾出睡眠的时间来做，还得想出借口来骗取父亲的蜡烛。多年来女儿与拿侬用的蜡烛，吝啬鬼总是亲自分发的，正如每天早上分发面包和食物一样。
也许只有长脚拿侬受得了她主人的那种专制。索漠城里都羡慕葛朗台夫妇有这样一个老妈子。大家叫她长脚拿侬，因为她身高五尺八寸。她在葛朗台家已经做了三十五年。虽然一年的工薪只有六十法郎，大家已经认为她是城里最有钱的女仆了。一年六十法郎，积了三十五年，最近居然有四千法郎存在公证人克罗旭那儿做终身年金。这笔长期不断的积蓄，似乎是一个了不得的数目。每个女佣看见这个上了六十岁的老妈子有了老年的口粮，都十分眼热，却没有想到这份口粮是辛辛苦苦做牛马换来的。
二十二岁的时候，这可怜的姑娘到处没有人要，她的脸丑得叫人害怕；其实这么说是过分的，把她的脸放在一个掷弹兵的脖子上，还可受到人家称赞哩；可是据说什么东西都要相称。她先是替农家放牛，农家遭了火灾，她就凭着天不怕地不怕的勇气，进城来找事。
那时葛朗台正想自立门户，预备娶亲。他瞥见了这到处碰壁的女孩子。以箍桶匠的眼光判断一个人的体力是准没有错的：她体格像大力士，站在那儿仿佛一株六十年的橡树，根牢固实，粗大的腰围，四方的背脊，一双手像个赶车的，诚实不欺的德行，正如她的贞操一般纯洁无瑕；在这样一个女人身上可以榨取多少利益，他算得清清楚楚。雄赳赳的脸上生满了疣，紫膛膛的皮色，青筋隆起的胳膊，褴褛的衣衫，拿侬这些外表并没吓退箍桶匠，虽然他那时还在能够动心的年纪。他给这个可怜的姑娘衣着、鞋袜、膳宿，出了工钱雇用她，也不过分地虐待、糟蹋。
长脚拿侬受到这样的待遇暗中快活得哭了，就一片忠心地服侍箍桶匠。而箍桶匠当她家奴一般利用。拿侬包办一切：煮饭，蒸洗东西，拿衣服到洛阿河边去洗，担在肩上回来；天一亮就起身，深夜才睡觉；收成时节，所有短工的饭食都归她料理，还不让人家捡取掉在地下的葡萄；她像一条忠心的狗一样保护主人的财产。总之，她对他信服得五体投地，无论他什么想入非非的念头，她都不哼一声地服从。一八一一那有名的一年收获季节特别辛苦，这时拿侬已经服务了二十年，葛朗台才发狠赏了她一只旧表，那是她到手的唯一礼物。固然他一向把穿旧的鞋子给她（她正好穿得上），但是每隔三个月得来的鞋子，已经那么破烂，不能叫作礼物了。可怜的姑娘因为一无所有，变得吝啬不堪，终于使葛朗台像喜欢一条狗一样地喜欢她，而拿侬也甘心情愿让人家把链条套上脖子，链条上的刺，她已经不觉得痛了。
要是葛朗台把面包割得过分小气了一点，她决不抱怨；这户人家饮食严格，从来没有人闹病，拿侬也乐于接受这卫生的好处。而且她跟主人家已经打成一片：葛朗台笑，她也笑，葛朗台发愁，挨冷，取暖，工作，她也跟着发愁，挨冷，取暖，工作。这样不分彼此的平等，还不算甜蜜的安慰吗？她在树底下吃些杏子、桃子、枣子，主人从来不埋怨。
有些年份的果子把树枝都压弯了，佃户们拿去喂猪，于是葛朗台对拿侬说：“吃呀，拿侬，尽管吃。”
这个穷苦的乡下女人，从小只受到虐待，人家为了善心才把她收留下来；对于她，葛朗台老头那种叫人猜不透意思的笑，真像一道阳光似的。而且拿侬单纯的心，简单的头脑，只容得下一种感情，一个念头。三十五年如一日，她老是看到自己站在葛朗台先生的工场前面，赤着脚，穿着破烂衣衫，听见箍桶匠对她说：“你要什么呀，好孩子？”她心中的感激永远是那么新鲜。
有时候，葛朗台想到这个可怜虫从没听见一句奉承的话，完全不懂女人所能获得的那些温情；将来站在上帝前面受审，她比圣母玛丽亚还要贞洁。葛朗台想到这些，不禁动了怜悯，望着她说：“可怜的拿侬！”
老佣人听了，总是用一道难以形容的目光瞧他一下。时常挂在嘴边的这句感叹，久已成为他们之间不断的友谊的链锁，而每说一遍，链锁总多加上一环。出诸葛朗台的心坎，而使老姑娘感激的这种怜悯，不知怎样总有一点儿可怕的气息。这种吝啬鬼的残酷的怜悯，在老箍桶匠是因为想起在佣人身上刮到了多少好处而得意，在拿侬却是全部的快乐。“可怜的拿侬！”这样的话谁不会说？但是说话的音调，语气之间莫测高深的惋惜，可以使上帝认出谁才是真正的慈悲。
索漠有许多家庭待佣人好得多，佣人却仍然对主人不满意。于是又有这样的话流传了：
“葛朗台他们对长脚拿侬怎么的，她会这样的忠心？简直肯替他们拼命！”
厨房临着院子，窗上装有铁栅，老是干净、整齐、冷冰冰的，真是守财奴的灶屋，没有一点儿糟蹋的东西。拿侬晚上洗过碗盏，收起剩菜，熄了灶火，便到跟厨房隔着一条过道的堂屋里绩麻，跟主人们在一块。这样，一个黄昏全家只消点一支蜡烛了。老妈子睡的是过道底上的一个小房间，只消有一个墙洞漏进一些日光；躺在这样一个窝里，她结实的身体居然毫无亏损，她可以听见日夜都静悄悄的屋子里的任何响动。像一条看家狗似的，她竖着耳朵睡觉，一边休息一边守夜。
屋子其余的部分，等故事发展下去的时候再来描写！但全家精华所在的堂屋的景象，已可令人想见楼上的寒伧了。
一八一九年，秋季的天气特别好！到十一月中旬某一天傍晚时分，长脚拿侬才第一次生火。那一天是克罗旭与台·格拉桑两家记得清清楚楚的节日。双方六位人马，预备全副武装，到堂屋里交一交手，比一比谁表示得更亲热。
早上，索漠的人看见葛朗台太太和葛朗台小姐，后边跟着拿侬，到教堂去望弥撒，于是大家记起了这一天是欧也妮小姐的生日。克罗旭公证人，克罗旭神甫，克·特·篷风先生，算准了葛朗台家该吃完晚饭的时候，急急忙忙赶来，要抢在台·格拉桑一家之前，向葛朗台小姐拜寿。三个人都捧着从小花坛中摘来的大束的花。所长那束，花梗上很巧妙地裹着金色穗子的白缎带。
每逢欧也妮的生日和本名节日，照例葛朗台清早就直闯到女儿床边，郑重其事地把他为父的礼物亲手交代，十三年来的老规矩，都是一枚稀罕的金洋。
葛朗台太太总给女儿一件衣衫，或是冬天穿的，或是夏天穿的，看什么节而定。这两件衣衫，加上父亲在元旦跟她自己的节日所赏赐的金洋，她每年小小的收入大概有五六百法郎，葛朗台很高兴地看她慢慢地积起来。这不过是把自己的钱换一只口袋罢了，而且可以从小培养女儿的吝啬。他不时盘问一下她财产的数目—其中一部分是从葛朗台太太的外婆那里来的，一盘问的时候总说：“这是你陪嫁的压箱钱呀。”
所谓压箱钱是一种古老的风俗，法国中部有些地方至今还很郑重地保存在那里。裴里、安育那一带，一个姑娘出嫁的时候，不是娘家便是婆家，总得给她一笔金洋或银洋，或是十二枚，或是一百四十四枚，或是一千二百枚，看家境而定。最穷的牧羊女出嫁，压箱钱也非有不可，就是拿大铜钱充数也是好的。伊苏屯地方，至今还谈论曾经有一个有钱的独养女儿，压箱钱是一百四十四枚葡萄牙金洋。凯塞琳·特·梅迭西斯嫁给亨利二世，她的叔叔教皇克雷门七世送给她一套古代的金勋章，价值连城。
吃晚饭的时候，父亲看见女儿穿了新衣衫格外漂亮，便喜欢得什么似的，嚷道：“既然是欧也妮的生日，咱们生起火来，取个吉利吧。”
长脚拿侬撤下饭桌上吃剩的鹅，箍桶匠家里的珍品，一边说：“小姐今年一定要大喜了。”
“索漠城里没有合适的人家哦。”葛朗台太太接口道，她一眼望着丈夫的那种胆怯的神气，以她的年龄而论，活现出可怜的女人是一向对丈夫服从惯的。
葛朗台端详着女儿，快活地叫道：“今天她刚好二十三了，这孩子。是咱们操心的时候了。”
欧也妮和她的母亲心照不宣地彼此瞧了一眼。
葛朗台太太是一个干枯的瘦女人，皮色黄黄的像木瓜，举动迟缓，笨拙，就像那些生来受磨折的女人。大骨骼，大鼻子，大额角，大眼睛，一眼望去，好像既无味道又无汁水的干瘪果子。黝黑的牙齿已经不多几颗，嘴巴全是皱裥，长长的下巴颏儿往上钩起，像只木底靴。可是她为人极好，真有裴德里埃家风。克罗旭神甫常常有心借机会告诉她，说她当初并不怎样难看，她居然会相信。性情柔和得像天使，忍耐功夫不下于给孩子们捉弄的虫蚁，少有的虔诚，平静的心境绝对不会骚乱，一片好心，个个人可怜她，敬重她。
丈夫给她的零用，每次从不超过六法郎。虽然相貌奇丑，她的陪嫁与承继的遗产，给葛朗台先生带来三十多万法郎。然而她始终诚惶诚恐，仿佛依人篱下似的；天性的柔和，使她摆脱不了这种奴性，她既没要求过一个钱，也没对克罗旭公证人叫她签字的文件表示过异议。支配这个女人的，只有闷在肚里的那股愚不可及的傲气，以及葛朗台非但不了解还要加以伤害的慷慨的心胸。
葛朗台太太永远穿一件淡绿绸衫，照例得穿上一年；戴一条棉料的白围巾，头上一顶草帽，差不多永远系一条黑纱围身。难得出门，鞋子很省。总之，她自己从来不想要一点儿什么。
有时，葛朗台想起自从上次给了她六法郎以后已经有好久，觉得过意不去，便在出售当年收成的契约上添注一笔，要买主掏出些中金给他太太。向葛朗台买酒的荷兰商人或比国商人，总得破费上百法郎，这就是葛朗台太太一年之中最可观的进款。
可是，她一朝拿到了上百法郎，丈夫往往对她说，仿佛他们用的钱一向是公账似的：“借几个子儿给我，好不好？”可怜的女人，老是听到忏悔师说男人是她的夫君是她的主人，所以觉得能够帮他忙是最快活不过的，一个冬天也就还了他好些中金。
葛朗台掏出了做零用、买针线、付女儿衣着的六法郎月费，把钱袋扣上之后，总不忘了向他女人问一声：“喂，妈妈，你想要一点儿什么吗？”
“哦，那个，慢慢再说吧。”葛朗台太太回答，她觉得做母亲的应该保持她的尊严。
这种伟大真是白费！葛朗台自以为对太太慷慨得很呢。像拿侬、葛朗台太太、欧也妮小姐这等人物，倘使给哲学家碰到了，不是很有理由觉得上帝的本性是喜欢跟人开玩笑吗？
在初次提到欧也妮婚事的那餐晚饭之后，拿侬到楼上葛朗台先生房里拿一瓶果子酒，下来的时候几乎摔了一跤。
“蠢东西。”葛朗台先生叫道，“你也会栽斤斗吗，你？”
“哎哟，先生，那是你的楼梯不行呀。”
“不错，”葛朗台太太接口，“你早该修理了，昨天晚上，欧也妮也险些儿扭坏了脚。”
葛朗台看见拿侬脸色发白，便说：
“好，既然是欧也妮的生日，你又几乎摔跤，就请你喝一杯果子酒压压惊吧。”
“真是，这杯酒是我把命拼来的哦。换了别人，瓶子早已摔掉了；我哪怕碰断肘子，也要把酒瓶擎得老高，不让它砸破呢。”
“可怜的拿侬！”葛朗台一边说一边替她斟酒。
“跌痛没有？”欧也妮很关切地望着她问。
“没有，我挺一挺腰就站住了。”
“得啦，既然是欧也妮的生日，”葛朗台说，“我就去替你们修理踏级吧。你们这般人，就不会拣结实的地方落脚。”
葛朗台拿了烛台，走到烤面包的房里去拿木板、钉子和工具，让太太、女儿、佣人坐在暗里，除了壁炉的活泼的火焰之外，没有一点儿光亮。拿侬听见他在楼梯上敲击的声音，便问：“要不要帮忙？”
“不用，不用！我会对付。”老箍桶匠回答。
葛朗台一边修理虫蛀的楼梯，一边想起少年时代的事情，直着喉咙打唿哨。这时候，三位克罗旭来敲门了。
“是你吗，克罗旭先生？”拿侬凑在铁栅上张了一张。
“是的。”所长回答。
拿侬打开大门，壁炉的火光照在环洞里，三位克罗旭才看清了堂屋的门口。拿侬闻到花香，便说：“啊！你们是来拜寿的。”
“对不起，诸位，”葛朗台听出了客人的声音，嚷道，“我马上就来！不瞒你们说，楼梯的踏级坏了，我自己在修呢。”
“不招呼，不招呼！葛朗台先生。区区煤炭匠，在家也好当市长。”所长引经据典地说完，独自笑开了，却没有人懂得他把成语改头换面，影射葛朗台当过市长。
葛朗台母女俩站了起来。所长趁堂屋里没有灯光，便对欧也妮说道：
“小姐，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祝贺你年年快乐，岁岁康强！”
说着他献上一大束索漠城里少有的鲜花；然后抓着独养女儿的肘子，把她脖子两边亲了一下，那副得意的神气把欧也妮羞得什么似的。所长，像一口生锈的大铁钉，自以为这样就是追求女人。
“所长先生，不用拘束啊，”葛朗台走进来说，“过节的日子，照例得痛快一下。”
克罗旭神甫也捧着他的一束花，接口说：“跟令爱在一块儿，舍侄觉得天天都是过节呢。”
说完话，神甫吻了吻欧也妮的手。公证人克罗旭却老实不客气亲了她的腮帮，说：“哎，哎，岁月催人，又是一年了。”
葛朗台有了一句笑话，轻易不肯放弃，只要自己觉得好玩，会三番四复地说个不休；他把烛台往座钟前面一放，说道：“既然是欧也妮的生日，咱们就大放光明吧！”
他很小心地摘下灯台上的管子，每根按上了灯芯盘，从拿侬手里接过一根纸卷的新蜡烛，放入洞眼，插妥了，点上了，然后走去坐在太太旁边，把客人、女儿和两支蜡烛，轮流打量过来。克罗旭神甫矮小肥胖，浑身是肉，茶红的假头发，像是压扁了的，脸孔像个爱开玩笑的老太婆，套一双银搭扣的结实的鞋子，他把脚一伸，问道：“台·格拉桑他们没有来吗？”
“还没有。”葛朗台回答。
“他们会来吗？”老公证人扭动着那张脚炉盖似的脸，问。
“我想会来的。”葛朗台太太回答。
“府上的葡萄收割完了吗？”特·篷风所长打听葛朗台。
“统统完了！”葛朗台老头说着，站起身来在堂屋里踱步，他把胸脯一挺的那股劲儿，跟“统统完了”四个字一样骄傲。
长脚拿侬不敢闯入过节的场面，便在厨房内点起蜡烛，坐在灶旁预备绩麻。葛朗台从过道的门里瞥见了，踱过去嚷道：“拿侬，你能不能灭了灶火，熄了蜡烛，上我们这儿来？嘿！这里地方大得很，怕挤不下吗？”
“可是先生，你们那里有贵客哪。”
“怕什么？他们不跟你一样是上帝造的吗？”
葛朗台说完又走过来问所长：“府上的收成脱手没有？”
“没有。老实说，我不想卖。现在的酒固然好，过两年更好。你知道，地主都发誓要坚持公议的价格。那些比国人这次休想占便宜了。他们这回不买，下回还是要来的。”
“不错，可是咱们要齐心啊。”葛朗台的语调，叫所长打了一个寒噤。
“他会不会跟他们暗中谈判呢？”克罗旭心里想。
这时大门上锤子响了一下，报告台·格拉桑一家来了。葛朗台太太和克罗旭神甫才开始的话题，只得搁过一边。
台·格拉桑太太是那种矮小活泼的女人，身材肥胖，皮肤白里泛红，过着修道院式的外省生活，律身谨严，所以在四十岁上还显得年轻。这等女子仿佛过时的最后几朵蔷薇，叫人看了舒服，但它们的花瓣有种说不出的冰冷的感觉，香气也淡薄得很了。她穿着相当讲究，行头都从巴黎带来，索漠的时装就把她作标准，而且家里经常举行晚会。
她的丈夫在拿破仑的禁卫军中当过连长，在奥斯丹列兹一役受了重伤，退伍了，对葛朗台虽然尊敬，但是爽直非凡，不失军人本色。
“你好，葛朗台。”他说着向葡萄园主伸出手来，一副俨然的气派是他一向用来压倒克罗旭的。向葛朗台太太行过礼，他又对欧也妮说：“小姐，你老是这样美，这样贤惠，简直想不出祝贺你的话。”
然后他从跟班手里接过一口匣子递过去，里面装着一株好望角的铁树，这种花还是最近带到欧洲而极少见的。
台·格拉桑太太非常亲热地拥抱了欧也妮，握着她的手说：“我的一点小意思，叫阿道夫代献吧。”
一个头发金黄、个子高大的青年，苍白，娇弱，举动相当文雅，外表很羞怯，可是最近到巴黎念法律，膳宿之外，居然花掉上万法郎。这时他走到欧也妮前面，亲了亲她的腮帮，献上一个针线匣子，所有的零件都是镀金的；匣面上哥特式的花体字，把欧也妮姓名的缩写刻得不坏，好似做工很精巧，其实全部是骗人的起码货。
欧也妮揭开匣子，感到一种出乎意外的快乐，那是使所有的少女脸红，寒颤，高兴得发抖的快乐。她望着父亲，似乎问他可不可以接受。葛朗台说一声：“收下吧，孩子！”那强劲有力的音调竟可以使一个角儿成名呢。
这样贵重的礼物，独养女儿还是第一遭看见，她的快活与兴奋的目光，使劲盯住了阿道夫·台·格拉桑，把三位克罗旭看呆了。台·格拉桑先生掏出鼻烟壶，让了一下主人，自己闻了一下，把蓝外套纽孔上“荣誉团”丝带上的烟末，抖干净了，旋过头去望着几位克罗旭，神气之间仿佛说：“嘿，瞧我这一手！”
台·格拉桑太太就像一个喜欢讥笑人家的女子，装作特意寻找克罗旭他们的礼物，把蓝瓶里的鲜花瞅了一眼。在这番微妙的比赛中，大家围坐在壁炉前面；克罗旭神甫却丢下众人，径自和葛朗台踱到堂屋那一头，离台·格拉桑最远的窗洞旁边，咬着守财奴的耳朵说：“这些人简直把钱往窗外扔。”
“没有关系，反正是扔在我的地窖里。”葛朗台回答。
“你给女儿打把金剪刀也打得起呢。”神甫又道。
“金剪刀有什么稀罕，我给她的东西名贵得多哩。”
克罗旭所长那猪肝色的脸本来就不体面，加上乱蓬蓬的头发，愈显得难看了。神甫望着他，心里想：“这位老侄真是一个傻瓜，一点讨人喜欢的小玩意儿都想不出来！”
这时台·格拉桑太太嚷道：“咱们陪你玩一会儿牌吧，葛朗台太太。”
“这么多人，好来两局呢……”
“既然是欧也妮的生日，你们不妨来个摸彩的玩意儿，让两个孩子也参加。老箍桶匠一边说一边指着欧也妮和阿道夫，他自己是对什么游戏都从不参加的。
“来，拿侬，摆桌子。”
“我们来帮忙，拿侬。”台·格拉桑太太很高兴地说，她因为得了欧也妮的欢心，快活得不得了。那位独养女儿对她说：“我一辈子都没有这么快乐过，我从没见过这样漂亮的东西。”
台·格拉桑太太便咬着她的耳朵：“那是阿道夫从巴黎捎来的，他亲自挑的呢。”
“好，好，你去灌迷汤吧，刁钻促狭的鬼女人！”所长心里想，“一朝你家有什么官司落在我手中，不管是你的还是你丈夫的，哼，看你有好结果吧。”
公证人坐在一旁，神色泰然地望着神甫，想道：“台·格拉桑他们是白费心的。我的家私，我兄弟的，侄子的，合在一起有一百十万。台·格拉桑最多也不过抵得一半，何况他们还有一个女儿要嫁！好吧，他们爱送礼就送吧！终有一天，独养女儿跟他们的礼物，会一股脑儿落在咱们手里的。”
八点半，两张牌桌端整好了。俊俏的台·格拉桑太太居然能够把儿子安排在欧也妮旁边。各人拿着一块有数目字与格子的纸板，抓着蓝玻璃的码子，开始玩了。这聚精会神的一幕，虽然表面上平淡无奇，所有的角儿装作听着老公证人的笑话—他摸一颗码子，念一个数目，总要开一次玩笑—其实都念念不忘地想着葛朗台的几百万家私。
老箍桶匠踌躇满志地把台·格拉桑太太时髦的打扮，粉红的帽饰，银行家威武的脸相，还有阿道夫，所长，神甫，公证人的脑袋，一个个的打量过来，暗自想道：“他们都看中我的钱，为了我女儿到这儿来受罪。哼！我的女儿，休想；我就利用这班人替我钓鱼！”
灰色的老客厅里，黑魆魆的只点两支蜡烛，居然也有家庭的欢乐；拿侬的纺车声，替众人的笑声当着伴奏，可是只有欧也妮和她母亲的笑才是真心的；小人的心胸都在关切重大的利益；这位姑娘受到奉承，包围，以为他们的友谊都是真情实意，仿佛一只小鸟全不知道给人家标着高价作为赌注。这种种使那天晚上的情景显得又可笑又可叹。这原是古往今来到处在搬演的活剧，这儿不过表现得最简单罢了。利用两家的假殷勤而占足便宜的葛朗台，是这一幕的主角，有了他，这一幕才有意义。单凭这个人的脸，不是就象征了法力无边的财神，现代人的上帝吗？
人生的温情在此只居于次要地位；它只能激动拿侬、欧也妮和她母亲三颗纯洁的心。而且她们能有这么一点天真，还是因为她们蒙在鼓里，一无所知！葛朗台的财富，母女俩全不知道；她们对人生的看法，只凭一些渺茫的观念，对金钱既不看重也不看轻，她们一向就用不到它。她们的情感虽然无形中受了伤害，依旧很强烈，而且是她们生命的真谛，使她们在这一群唯利是图的人中间别具一格。人类的处境就是这一点可怕！没有一宗幸福不是靠糊涂得来的。
葛朗台太太中了十六个铜子的彩，在这儿是破天荒第一遭的大彩；长脚拿侬看见太太有这许多钱上袋，快活地笑了。正在这时候，大门上砰的一声，锤子敲得那么响，把太太们吓得从椅子里直跳起来。
“这种敲门的气派绝不是本地人。”公证人说。
“哪有这样敲法的！”拿侬说，“难道想砸破大门吗？”
“哪个混账东西！”葛朗台咕噜着。
拿侬在两支蜡烛中拿了一支去开门，葛朗台跟着她。“葛朗台！葛朗台！”他太太莫名其妙地害怕起来，望堂屋门口追上去叫。
牌桌上的人都面面相觑。
“咱们一块儿去怎么样？”台·格拉桑说，“这种敲门有点儿来意不善。”
台·格拉桑才看见一个青年人的模样，后面跟着驿站上的脚夫，扛了两口大箱子，拖了几个铺盖卷，葛朗台便突然转过身来对太太说：“玩你们的，太太，让我来招呼客人。”
说着他把客厅的门使劲一拉。那些骚动的客人都归了原位，却并没玩下去。台·格拉桑太太问她的丈夫：“是不是索漠城里的人？”
“不，外地来的。”
“一定是巴黎来的了。”
公证人掏出一只两指厚的老表，形式像荷兰战舰，瞧了瞧说：“不错，正九点。该死，驿车倒从来不脱班。”
“客人还年轻吗？”克罗旭神甫问。
“年轻，”台·格拉桑答道，“带来的行李至少有三百斤。”
“拿侬还不进来。”欧也妮说。
“大概是府上的亲戚吧。”所长插了句嘴。
“咱们下注吧，”葛朗台太太轻声轻气地叫道，“听葛朗台的声音，他很不高兴；也许他不愿意我们谈论他的事。”
“小姐，”阿道夫对坐在隔壁的欧也妮说，“一定是你的堂兄弟葛朗台，一个挺漂亮的青年，我在纽沁根先生家的跳舞会上见过的。”
阿道夫停住不说了，他给母亲踩了一脚。她高声叫他拿出两个铜子来押，又咬着他的耳朵：“别多嘴，你这个傻瓜！”
这时大家听见拿侬和脚夫走上楼梯的声音；葛朗台带着客人进了堂屋。几分钟以来，个个人都给不速之客提足了精神，好奇得不得了，所以他的到场，他的出现，在这些人中间，犹如蜂房里掉进了一只蜗牛，或是乡下黝黑的鸡场里闯进了一只孔雀。
“到壁炉这边来坐吧。”葛朗台招呼他。
年轻的陌生人就座之前，对众人客客气气鞠了一躬。男客都起身还礼，太太们都深深地福了一福。
“你冷了吧，先生？”葛朗台太太说，“你大概从……”
葛朗台捧着一封信在念，马上停下来截住了太太的话：“嘿！娘儿腔！不用烦，让他歇歇再说。”
“可是父亲，也许客人需要什么呢。”欧也妮说。
“他会开口的。”老头儿厉声回答。
这种情形只有那位生客觉得奇怪。其余的人都看惯了这个家伙的霸道。客人听了这两句问答，不禁站起身子，背对着壁炉，提起一只脚烘烤靴底，一面对欧也妮说：
“大姐，谢谢你，我在都尔吃过晚饭了。”他又望着葛朗台说，“什么都不用费心，我也一点儿不觉得累。”
“你先生是从京里来的吧？”台·格拉桑太太问。
查理（这是巴黎葛朗台的儿子的名字）听见有人插嘴，便拈起用金链挂在项下的小小的手眼镜，凑在右眼上瞧了瞧桌上的东西和周围的人物，非常放肆地把眼镜向台·格拉桑太太一照，他把一切都看清楚了，才回答说：“是的，太太。”—他又回头对葛朗台太太说：“哦，你们在摸彩，伯母。请呀，请呀，玩下去吧，多有趣的玩意儿，怎么好歇手呢！”
“我早知道他就是那个堂兄弟。”台·格拉桑太太对他做着媚眼，心里想。
“四十七，”老神甫嚷道，“嗳，台·格拉桑太太，放呀，这不是你的号数吗？”
台·格拉桑先生抓起一个码子替太太放上了纸板。她却觉得预兆不好，一会儿望望巴黎来的堂兄弟，一会儿望望欧也妮，想不起摸彩的事了。年轻的独养女儿不时对堂兄弟瞟上几眼，银行家太太不难看出她越来越惊讶，越来越好奇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