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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迦德·罗日的那种脸，像圣母玛丽亚的一样，结了婚还保持童贞的气息，所以人人称赏。她的肖像至今挂在勃里杜画室里，一张鹅蛋脸洁白无瑕，头发虽则金黄，皮肤上可没有一个红斑。额角清秀，嘴巴细巧，鼻子长得轻灵，耳朵有模有样，眼睫毛很长，深蓝的眼睛不知有多少温柔，整个的脸有一股恬静的气息；今日不少艺术家看了画都要问：“勃里杜是不是临的拉斐尔？”当年科长想娶这个姑娘可以说是福至心灵。凡是内地出身，从来没离开过母亲而会当家的主妇，要算阿迦德最合乎理想了。信教而不着迷，除了教会给女人的一些知识之外，没有受过别的教育。在世俗的眼光中，她是十全十美的好妻子；另一方面，她因为不了解人生而种下的祸根也不在少数。从前一个有名的罗马女子，碑文上说她只管绣花，看守门户；这两句用来形容阿迦德的纯洁，朴素，安分的生活，再贴切没有。从执政时期起，勃里杜就死心塌地跟着拿破仑；一八零四年，罗日医生过世的前一年，拿破仑升他为司长，年俸一万二千法郎，还有为数可观的津贴。有了这样的进款，虽然伊苏屯清算遗产的结果极不公平，阿迦德一个子儿没拿到，勃里杜也不放在心上。罗日老头未死之前六个月，把一部分产业卖给儿子，余下的一份也给了他；这既是儿子应得的名分，也是父亲的优先赠与。在父母双方的遗产项下，阿迦德只在立婚书的时节以预支的名义到手十万法郎。勃里杜对皇帝崇拜得五体投地，像帮口里的死党一般卖力，帮那个现代的天神实现他的壮志雄心；因为拿破仑看到法国疮痍满目，有心要百废并举。司长从来不嫌工作太多。计划书，备忘录，报告书，意见书，不管多重的差事都接受下来；能够为皇帝效劳真是太高兴了。他爱拿破仑的人品，又敬重他是国家的元首，不容许人家对元首的行事和计划有一言半语批评。一八零四年至一八零八年间，司长在服尔德河滨道住着一个宽敞华丽的公寓，跟内政部和蒂勒黎宫都近在咫尺。勃里杜太太全盛时代，家里也只雇一个厨娘，一个男当差。阿迦德老是第一个起床，带着厨娘上中央菜场。男当差收拾屋子，阿迦德在厨房里料理中饭。勃里杜总得十一点左右才到部里去。他在世的时期，阿迦德始终高高兴兴的给他预备一顿精美可口的中饭，勃里杜也只有这一餐吃得称心满意。一年四季，不问天气如何，只要勃里杜出去办公，阿迦德总在窗口望着丈夫，等他在杜·巴克街上拐了弯才缩进头来。然后她亲自收拾饭桌，在各间屋里巡视一遍；然后穿扮齐整，在丈夫回家之前跟孩子们玩儿，或是带他们出去散步，或是在家接待客人。司长倘有紧急公事带回家，她便在书房里靠近他的书桌坐着，像雕像一般寂静无声，一面编毛线一面看他办公，陪他熬夜，只比他早几分钟睡觉。夫妻俩偶尔去看一次戏，坐着部里的包厢。逢到这些日子，他们就在外边吃饭；勃里杜太太像没有见识过巴黎的人一样，永远觉得饭店里的景致新鲜有趣。勃里杜在内政部主管一个部分，人家往往预备了场面阔绰的宴会请司长夫妇，勃里杜对这些应酬照样体体面面的回敬；阿迦德既不能不到场，也就按照当时的风气打扮起来；但她回家脱下华丽的衣衫，换上内地妇女朴素的装束，倒反满心欢喜。每逢星期四，勃里杜在家招待朋友；四旬斋前的星期二开一个盛大的跳舞会。以上的寥寥几句把夫妇俩的生活包括尽了，他们从头至尾只有三桩大事：先是生了两个孩子，中间隔开三年，然后是勃里杜的死。一八零八年，拿破仑正打算发表他做署长兼参议官，封他为伯爵，他却熬夜过度，辛苦不过，死了。那个时期拿破仑特别关心内政，交给勃里杜的工作特别繁重，把不辞劳苦的公务员的身体弄坏了。勃里杜从来不曾有所请求，拿破仑私下打听他的生活和财产，听说除了官俸之外一无所有，才知道他是个一清如水的廉吏，这批人都是为他的政府增光，有裨官箴的。拿破仑有心出乎勃里杜的意外，重重的赏他一下。司长想在皇帝出征西班牙以前赶完一件规模极大的工作，不料得了炎症，死了。
拿破仑回国在几天之内准备了一八零九年的战役，知道勃里杜去世，便说：“有些人出了缺就没有人补得上！”忠心耿耿的官吏不像有功的军人能得到显赫的奖赏；拿破仑发觉这一点，决意仿照为军人设立荣誉团的办法，替文官创立一个报酬优厚的勋位。勃里杜的殉职使他想起办“联合团”，但他来不及把这个贵族团体完全办成功。昙花一现的勋位早已在大众的记忆中消失，多数读者一定要问那个团的勋饰是什么：原来是蓝缎带。拿破仑称之为“联合团”，存心把西班牙王室的金羊毛勋章和奥地利的金羊毛勋章混合为一。后来有个普鲁士的外交官说：“这桩亵渎的事没有做成，也可见天意所在。”
拿破仑叫人调查勃里杜太太的境况。两个孩子都给送进帝国中学，全部教育费由皇帝的私库开支。勃里杜太太年支四千法郎抚恤金，至于两个儿子的家业，大概拿破仑打算将来再照顾。
勃里杜太太从出嫁到守寡，和伊苏屯毫无来往。她母亲死的时候，她正要生第二个儿子。她知道父亲不喜欢她，而父亲的过世又碰上拿破仑加冕，勃里杜忙得不可开交，阿迦德不愿离开丈夫。她的哥哥约翰-雅各·罗日，从她走出伊苏屯没有给她写过一封信。阿迦德被娘家不理不睬的一脚踢开，心里很难过；但人家既把她置之脑后，她也难得想到他们了。她每年收到干娘奥勋太太一封信，她回信只写些俗套。一片好心而虔诚的老太太屡次暗示阿迦德，阿迦德从来不加考虑。
罗日医生临死以前不久，奥勋太太去信告诉干女儿，要不寄一份委托书给奥勋先生，她应得的一份父亲的遗产势必完全落空。阿迦德不忍心为难哥哥。或许勃里杜体会到侵占的行为正合乎贝利的风俗习惯，或许这个清廉正直的男人在金钱方面和妻子一样高尚，一样满不在乎，所以也不听公证人罗甘的劝告。据罗甘的意思，勃里杜大可利用自己的地位，对于父亲剥夺女儿遗产的行为提起诉讼。
可见勃里杜夫妇俩都同意当时伊苏屯的处置。但罗甘的话叫司长不能不考虑到妻子的利益，觉得她已经吃了亏。这个品性高尚的男子想着自己身后老婆生活没有保障。他查了查账，发觉罗日老人给女儿的五万现款，从一七九三年到一八零五年，已经被他们夫妇俩花掉三万，便把余下的二万买进公债，行市是四十法郎，阿迦德一年可以收两千法郎左右利息。
因此，勃里杜太太守寡以后有六千法郎一年收入，尽可体体面面过日子。她始终是个内地妇女，打算歇掉勃里杜的男当差，只留下厨娘，换一个公寓。但她的好朋友台戈安太太老是以舅母自居，卖掉家具，退掉屋子，搬来和阿迦德同住，把勃里杜旧时的书房改做卧室。两个寡妇拿收入合在一处，总共有一万二。这个办法似乎入情入理，再简单没有。但人生最要提防这些好像毫无问题的问题；对于非常的事故，谁都知道谨慎小心；所以像诉讼代理人，法官，医生，教士等等有经验的人，都把挺简单的事看得极重，旁人只觉得他们认真过分。不知古人就对处世之道留下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叫做鲜花之下要防毒蛇。糊涂虫倒了楣，往往对人对己辩解说：
“事情太简单了，谁碰上了都要上当的！”
一向瞒着年龄的台戈安太太，一八零九年时正好六十五岁。她当年号称为油酒美人，像那些极少数的女子一样不受岁月侵蚀，得天独厚，到老姿色不衰，不过也经不起细看了。台戈安太太中等身材，又胖又嫩，肩膀很好看，皮肤带点儿粉红。淡黄头发近乎栗色，遭了台戈安的变故还是没有花白。她非常贪吃，喜欢做些精致的菜给自己享受；除了烹饪，同时也爱看戏，还有一样谁都不让知道的嗜好，买彩票！达那伊特水桶的神话不就是指这种无底洞么？台戈安女人——对一个赌彩票的人只配这样称呼——或许在衣著上花的钱太多一些，正如一般运气好，长期不衰老的女人一样。除了这些小小的缺点，和她一起生活倒是最愉快的，她总顺着你的意思，不得罪人，老是心情欢畅，叫别人也跟着高兴。她尤其有一项巴黎人的长处能吸引退休的职员和老年的商人：就是说懂得诙谐说笑的风趣！她没有第三次嫁人多半是受时代影响。在战争频繁的帝政时期，要结婚的男人娶个年轻貌美的富家女太容易了，念头不会转到六十岁的女人身上。台戈安太太要逗勃里杜太太快活，带她上戏院，坐马车，替她做几样精致的饭菜，甚至想劝阿迦德和她的儿子结婚。她为此把她自己，她过世的丈夫和她的公证人都紧紧瞒着的秘密，告诉了阿迦德。原来年轻漂亮，自称三十六岁的台戈安女人，竟有一个三十五岁的儿子。他姓皮克西沃，已经断弦，属于战斗部队第二十一团，从少校升到上校，在特累斯顿一役中阵亡，只留下一个独生子。台戈安女人一向只敢偷偷摸摸的看孙子，对外只说是第一个丈夫的前妻生的儿子。她为了谨慎不能不向阿迦德透露秘密，因为皮克西沃上校的儿子也在帝国中学念书，有一半公费。孩子在中学里就很调皮，好捉弄人，后来成为一个素描家和绝顶聪明的人物，名气不小。阿迦德对人生已经一无留恋，只疼着两个孩子，只想为孩子而活下去；从理智上说，从她对亡夫的感情说，都不愿意再嫁。可是做良母不比做贤妻来得容易。寡妇有两个互相冲突的责任：既要做慈母，又要做严父。很少女性能懂得而且贯彻这个双重的使命。可怜的阿迦德虽然贤慧，仍旧无意之间种下不少祸根。她既不够聪明，又像好心的人一样惯于轻信人，竟做了台戈安太太的牺牲品，弄得苦不堪言。台戈安女人追着三连号的彩票，而彩票公司是不让股东赊账的。台戈安女人利用当家的机会拿日常开支的钱去做赌本，一心希望替自己的孙子皮克西沃，替她疼爱的阿迦德和两个小勃里杜发一笔财，结果是逐渐背了债。亏空到一万法郎，她下着更大的赌注，只盼望追了九年没中彩的三连号能弥补一切。从此债务很快的加上去。到了两万法郎，台戈安女人慌得没了主意，而她的三连号还是没有中彩。她想抵押自己的财产，偿还外甥女儿；可是公证人罗甘告诉她这个老实的办法行不通。罗日老头在舅子台戈安去世之后得了舅子的遗产，只在约翰-雅各·罗日的产业项下拨出一笔收益归台戈安太太。那时放一分钱的机会多得很，对于没有主权而只能收四千法郎利息的抵押品，没有一个放高利贷的肯拿出二万法郎借给一个六十七岁的老婆子。有一天台戈安女人便扑在外甥女脚下，哭哭啼啼说出真情；勃里杜太太没有半句埋怨的话，打发了男当差和厨娘，卖掉多余的家具，抛出四分之三的公债，付清所有的欠账，把屋子退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