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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斯认识许模克的时候，刚当上乐队指挥，那在一个无名的作曲家真是登峰造极的地位了！他并没钻谋，而是当时的部长包比诺送给他的人情。靠七月革命发迹的商界豪杰，手头恰好有所戏院，又恰好碰上一个老朋友，一个会教暴发户脸红的朋友，便把戏院交给了他。包比诺伯爵，有一天在车中瞥见那个青年时代的老伙计，狼狈不堪的在街上走，鞋袜不全，穿着件说不出什么颜色的大褂，探着鼻子，仿佛想凭几个小本钱找些大生意做做。那朋友叫作高狄沙，跑街出身，当年对包比诺大字号的兴发很出过一番力。包比诺封了伯爵，进了贵族院，当了两任部长，可并没翻脸不认人。不但如此，他还想让跑街添点服装，捞点儿钱。平民宫廷的政治与虚荣，倒不曾使老药材商的心变质。色迷迷的高狄沙，听到有所破产的戏院，便想拿过来；部长给了他戏院，又介绍给他几位老风流做股东，都是相当有钱，能够做女戏子们的后台的。邦斯既是部长府上的食客，部长就把他的名字交了下去。高狄沙公司开张之后，居然很发达，一八三四年上又有了个大计划，想在大街上搅些通俗歌剧。芭蕾舞跟神幻剧
的音乐，需要有个过得去而还能写点曲子的乐队指挥。高狄沙接手以前，经理部因为亏本，久已不雇用抄谱员。邦斯便介绍许模克去专管乐谱，虽是起码行业，可非有点音乐的真本领不行。许模克听了邦斯出的主意，跟喜歌剧院的乐谱主任联络之下，毋须再照顾刻板工作。两个朋友合作的结果非常圆满。像所有的德国人一样，许模克的和声学功夫极深，总谱的配器工作由他一手包办了去，邦斯只管写调子。他们替两三出走红的戏所配的音乐，颇有些新鲜的段落，得到知音的听众赞赏，但他们以为这是时代的进步，从来不想追究作者姓甚名谁。因此，像戏池里的人看不见楼厅的观众一样，没有人看见邦斯和许模克有什么光荣。在巴黎，尤其从一八三〇年起，要不是千方百计，以九牛二虎之力，把大批竞争的同业排挤掉，谁也休想出头；而这是需要强壮的身体的；两位朋友既然心里长了那块结石，怎么还会有气力去为功名活动呢？
邦斯平时要八点左右才上戏院，那是正戏开场的时间，而正戏的前奏曲和伴奏，都非有严格的指挥不可。小戏院对这些事多半很马虎，邦斯因为从来不跟经理部计较什么，行动更可以随便，并且必要时还能由许模克代庖。一来二去，许模克在乐队里的地位稳固了。高狄沙嘴里不说，心里很明白邦斯的副手是有本领的，有用处的。潮流所趋，人们不得不学大戏院的样，在乐队里添架钢琴放在指挥台旁边，由义务的助理指挥许模克义务弹奏。当大家把没有野心没有架子的老实的德国人认识清楚之后，所有的音乐师都拿他当自己人看待。经理部开发一份很少的薪水，把小戏院不备而有时非用不可的乐器，统统交给他担任，例如钢琴，七弦竖琴，英国号角，大提琴，竖琴，西班牙响板，串铃，竖笛等。德国人不会运用“自由”的武器，可是天生的能演奏所有的乐器。
两个老艺术家在戏院里人缘极好；他们对什么事情都像哲学家一样取着洒脱的态度，闭着眼睛，不愿意看任何戏班子都免不了的弊病。譬如说，为了增加收入而把跳舞团跟剧团混在一起的时候，就有种种麻烦事儿，叫经理，编剧和乐师们头疼。可是谦和的邦斯，凭他洁身自好与尊重旁人的作风，博得了大众的敬意。再说，一清如水的生活，诚实不欺的性格，在无论哪个阶层里，即使心术最坏的人也会对之肃然起敬。在巴黎，真正的道德，跟一颗大钻石或珍奇的宝物一样受人欣赏。没有一个演员，一个编剧，一个舞女—不管她怎样的无赖—敢对邦斯和许模克捣鬼或搅什么缺德的玩艺的。邦斯有时还在后台出现，许模克却只认识从戏院边门通往乐队的地下甬道。休息时间，德国老头偶尔对池子里瞧一眼，向一个吹笛子的，生在斯特拉斯堡而原籍德国开尔的乐师，打听那些月楼上的怪人物是什么来历。许模克天真的头脑，从笛师那儿受了一番社会教育之后，对于众口喧传的交际花，朝三暮四的姘居生活，红角儿的挥霍，女案目的舞弊，慢慢的也觉得真有可能了。无伤大雅的放荡，这老实人已经认为糜烂的大都会生活中最要不得的罪恶，他听了笑笑，仿佛是海外奇谈，无法相信的。精明的读者，当然懂得邦斯和许模克照时髦的说法是受人剥削的；不错，他们在金钱上是吃了亏，但在人家的尊敬和态度上占了便宜。
高狄沙公司靠了某一出芭蕾舞剧的走红而很快的赚了钱之后，经理们送了一组银铸的人像给邦斯，据说是却里尼的作品，价值的惊人竟成为后台的谈话资料。原来人家花了一千五百法郎！好好先生一定要把礼物退回。高狄沙费了多少口舌才硬要他收下了。
“唉！咱们要找到像他这样的演员才好呢！”高狄沙对股东们说。
两位朋友的共同生活，表面上那么恬静，唯一的扰乱是邦斯不惜任何牺牲的那个癖；他无论如何非在别人家里吃晚饭不可。每逢他穿衣服而许模克恰好在家的时候，德国人总得对这个要命的习惯慨叹一番。
“要是他吃得胖些倒还罢了！”他常常这么说。
而许模克一心希望能有个办法，治好朋友那个可耻的恶习；因为真正的朋友在精神方面的感应，和狗的嗅觉一样灵敏；他们能体会到朋友的悲伤，猜到悲伤的原因，老在心里牵挂着。
许模克虽然丑得可怕，还有股恬静出世的气息给冲淡一下；可是邦斯以纯粹法国人的性格，罗曼蒂克的气质，眉宇之间就没有那种风采。你们想罢，他右手小指上还戴着一只钻戒，那在帝政时代还过得去，到了今日岂不显得可笑？德国人看到朋友满面愁容的表情，知道他吃白食的角色越来越当不下去了。一八四四年十月，邦斯能够去吃饭的人家已经很有限。可怜的乐队指挥只能在亲戚中间走动，并且，我们在下文可以看到，他把亲戚两字的意义也应用得太广了。
从前在蒲陶南街上做绸缎生意的富商加缪索，前妻是娶的邦斯的嫡堂姊妹，一个有钱的独养女儿。她的父亲和邦斯的父亲便是供应内廷的刺绣商，有名的邦斯兄弟。音乐家邦斯的父母都是那铺子的合伙老板。一七八九年大革命之前创设的刺绣工场，到一八一五年上，由加缪索太太的父亲盘给了列凡先生。退休将近十年的加缪索，一八四四年时当了国会议员，厂商公会的委员。因为加缪索一族的人对邦斯很好，邦斯便自认为跟加缪索后妻所生的孩子也是甥舅，其实他们之间一点亲戚关系都谈不上。
加缪索的填房是加陶家的小姐，邦斯既是加缪索的舅子，连带就跟加陶家认了亲戚。加陶也是一个布尔乔亚大族，近亲远戚之多，使他们的势力不下于加缪索族。加缪索后妻的兄弟加陶公证人，太太是娶希弗维尔家的，大名鼎鼎的希弗维尔是化学业的巨头，和安赛默·包比诺有姻亲。大家知道，包比诺在药材批发业中称霸的时期很久，又给七月革命捧上了台，成为拥护路易·腓列伯的中心人物。邦斯附着加缪索与加陶的骥尾，闯入了希弗维尔家；又从希弗维尔家一溜溜进了包比诺家：说起来，他到处是舅子的舅子。
我们知道了老音乐家的这些亲戚关系，便可懂得他怎么在一八四四年上还会有人很亲昵的招待他：第一位是包比诺伯爵，贵族院议员，前任农商部部长；第二位是加陶，退休的公证人，现任巴黎某区的区长兼国会议员；第三位是老加缪索，国会议员，厂商公会的委员，未来的贵族院议员；第四位是加缪索·特·玛维尔，老加缪索前妻所生的儿子，也就是邦斯唯一的、真正的嫡堂外甥。
小加缪索为了跟父亲和后母所生的兄弟们有所区别，在姓氏后面加上一处田产的名字—玛维尔。一八四四年时，他是巴黎高等法院的一个庭长。
加陶公证人的女儿，嫁给受盘加陶事务所的后任贝蒂哀。邦斯自命为加陶事务所的一分子，理当一并移交，去做贝蒂哀家的座上客。在那边吃饭的权利，照邦斯说来是有老公证人为证的。
这个布尔乔亚的天地，便是邦斯所谓的亲属，也就是他千辛万苦保留着一份刀叉的人家。
那些人家中间，加缪索庭长照理应当是待他最好的，而他也特别巴结这一家。不幸，庭长夫人—她的父亲蒂里翁是路易十八与查理十世的传达官—对丈夫的舅舅从来没有表示过殷勤。邦斯白白的费了不少时间去奉承她，义务教加缪索小姐弹琴，可是他没法把那个头发半红不红的姑娘造成一个音乐家。本书开场的时候，他正捧着一件宝物要到外甥家里去。玛维尔府上庄严的绿幔子，淡褐色的糊壁花绸，椅子上的丝绒面，古板的家具，屋子里一派森严的法官气息，老是使邦斯心虚胆怯，仿佛走进了蒂勒黎宫。奇怪的是他在城墙街包比诺公馆，因为屋里摆满了艺术品，倒觉得很自在；原来前任部长自从进了政界以后，忽然风雅成癖，也许他在政治上搅的丑事太多了，需要收集一些美妙的艺术品调剂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