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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的下场
一看那人瘦骨嶙峋的轮廓，虽然很大胆的穿着过时的斯宾塞，你也不敢把他当做什么艺术家；因为巴黎的艺术家差不多跟巴黎的小孩子一样，在俗人的想象中照例是嘻嘻哈哈，大有“噱头”的家伙，我这么说是因为“噱”这个古字现在又时兴了。可是这走路人的确得过头奖，在法国恢复罗马学院之后，第一支受学士院褒奖的诗歌体乐曲，便是他作的，一句话说完，他就是西尔伐·邦斯先生！他写了不少有名的感伤歌曲，给我们的母亲辈浅吟低唱过，也作过一八一五与一八一六年间上演的两三出歌剧，跟一些未曾刊行的乐曲。临了，这老实人只能替大街上一所戏院当乐队指挥；又凭着他那张脸，在几处女子私塾内当教员。薪水和学费便是他全部的收入。唉！到了这个年纪还得为了几文学费而到处奔跑！这种很少传奇意味的生活，原来还藏着多少的神秘哟！
因此，这个穿斯宾塞的老古董不单是帝政时代的象征，三套头的背心上还大书特书的标着一个教训。他告诉你“会考”那个可怕的制度害了多少人，他自己便是一个榜样。那制度在法国行了一百年没有效果，可是至今还在继续。这种挤逼一个人聪明才智的玩艺儿，原是篷巴杜夫人的弟弟，一七四六年左右的美术署署长波阿松·特·玛里尼想出来的。一百年来得奖的人里头出了几个天才，你们屈指数一数吧！第一，伟人的产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在行政或学制方面费多大的劲，也代替不了那些奇迹。在一切生殖的神秘中，这是连野心勃勃，以分析逞能的近代科学也没法分析的。其次，孵化小鸡的暖灶据说当初是埃及人发明的，倘若有了这发明而不马上拿食料去喂那些孵出来的小鸡，你对埃及人又将作何感想？法国政府可就是这么办：它想把“会考”当做暖房一般去培养艺术家；赶到这机械的方法把画家、雕塑家、镂版家、音乐家，制造出来以后，它就不再关心，好比公子哥儿一到晚上就不在乎他拴在纽孔上的鲜花一样。而真有才气的人倒是葛滦士、华多、法利西安·达维特，巴涅齐、奚里谷、特刚、奥贝、达维特·特·安越、欧也纳·特拉克洛阿、曼索尼哀等，他们并不把什么头奖放在心上，只照着那个无形的太阳（它的名字叫作天生的倾向）的光，在大地上欣欣向荣的生长。
政府把西尔伐·邦斯送往罗马，想教他成为一个大音乐家，他却在那儿养成了爱古物爱美术品的癖。凡是手和头脑产生的杰作，近来的俗语统称为古董的，他都非常内行。所以这音乐家一八一〇年回到巴黎的时候，变了个贪得无厌的收藏家，带回许多油画、小人像、画框、象牙的和木头的雕刻、五彩的珐琅、瓷器等等；买价跟运费，使他在留学期间把父亲大部分的遗产花光了。在罗马照规矩待了三年，他又漫游意大利，把母亲的遗产也照式照样的花完了。他要很悠闲的到佛尼市、米兰、翡冷翠、鲍洛涅，拿波里各处去观光，以艺术家那种无愁无虑的心情，像梦想者与哲学家一般在每个城里逗留一番—至于将来的生计，他觉得只要靠自己的本领就行了，正如娼妓们拿姿色看做吃饭的本钱。那次奇妙的游历使邦斯快活之极；一个心灵伟大，感觉敏锐，因为生得奇丑而不能像一八〇九年代的那句老话所说的，博得美人青睐的人，他所能得到的幸福，在那次旅行中可以说达到了最高峰。他觉得人生实际的东西都比不上他理想的典型；内心的声音跟现实的声音不调和，可是他对这一点早已满不在乎。在他心中保存着很纯粹很强烈的审美感，使他作了些巧妙、细腻、妩媚的歌曲，在一八一〇至一八一四年间很有点名气。在法国，凡是靠潮流靠巴黎一时的狂热捧起来的那种声名，就会造成邦斯一流的人。要说对伟大的成就如此严厉，而对渺小的东西如此宽容的，世界上没有一国可与法国相比。德国音乐的巨潮和洛西尼的洋洋大作不久就把邦斯淹没了；一八二四年时，凭他最后几支歌曲，还有人知道他是个有趣的音乐家，可是你想，到一八三一年他还剩点儿什么！再到一八四四年，在他默默无闻的生涯中仅有的一幕戏开场的时候，西尔伐·邦斯的价值只像洪水以前的一个小音符了，虽然他还替自己服务的戏院和几家邻近的戏院，以很少的报酬为戏剧配音，音乐商已经完全不知道有他这个人了。
可是这好好先生倒很赏识近代的名家，倘使有些优秀作品给美满的演奏出来，他会下泪；但他的崇拜，并不像霍夫曼小说中的克雷斯勒那样的如醉若狂；他表面上绝不流露，只在心中自得其乐，像那些抽鸦片吸麻醉品的人。唯一能使凡夫俗子与大诗人并肩的那种敬仰与了解，在巴黎极难遇到，一切思潮在那儿仅仅像旅客一般的稍作勾留，所以邦斯是值得我们钦佩的了。他不曾走红仿佛有点说不过去，可是他很天真的承认，在和声方面他差着点儿，没有把对位学研究到家；倘若再下一番新功夫，他可能在现代作曲家中占一席地，当然不是成为洛西尼，而是哀洛一流
；但规模越来越大的配器法使他觉得无从下手。并且，收藏家的喜悦，也把他的不能享有盛名大大的补偿了，倘若要他在收藏的古董与洛西尼的荣名之间挑一项的话，你爱信不信，他竟会挑上他心爱的珍品的。那收藏名贵版画的，博学的希那华说过，他拿一张拉斯达尔、荷培玛、霍尔朋、牟利罗、葛滦士、赛白斯蒂安·但尔·毕翁菩、乔尔乔纳、拉斐尔、丢勒，欣赏的时候，非要那张画是只花五十法郎买来的，才更觉得津津有味。邦斯也是这个主张，他决不买一百法郎以上的东西；而要他肯花五十法郎，那东西非值三千不可；他认为世上值到三百法郎的神品久已绝迹。机会是极难得的，但他具备三大成功的条件，那就是：像鹿一般会跑的腿，逛马路的闲功夫，和犹太人那样的耐性。
这套办法，在罗马，在巴黎，行了四十年，大有成绩。回国以后每年花上两千法郎的结果，邦斯谁也不让看见的，藏着各种各样的精品，目录的编号到了惊人的一千九百零七号。一八一一至一八一六年间，他在巴黎城中到处奔跑的时候，如今值一千二的东西，他花十法郎就弄到了。其中有的是画，在巴黎市场上每年流通的四万五千幅中挑出来的；有的是赛佛窑软坯的瓷器，从奥凡涅人手中买来的；这些人是囤货商的爪牙，把篷巴杜式的法国美术品用小车从各地载到巴黎来。总之，他搜集十七十八世纪的遗物，发掘一般有才气有性灵的法国艺术家，例如不出名的大师勒包脱勒，拉华莱-波尚之类，他们创造了路易十五式、路易十六式的风格，给现代艺术家整天待在博物院图版室中改头换面、自命为新创的式样，做蓝本。邦斯还有好多藏品是跟人交换来的，这是收藏家无可形容的喜悦！买古董的快乐只能放在第二位；交换古董，在手里进进出出，才是第一乐事。邦斯是最早收鼻烟壶跟小型画像
的人。但他在玩古董的人中并不知名，因为他不上拍卖行，也不在有名的铺子里露脸，这样他也就不知道他的宝物的时值估价了。
收藏家中的巨擘杜索末拉，曾经想接近这位音乐家，但杜氏没有能进入邦斯美术馆就故世了；而邦斯美术馆，是唯一能和有名的索华育的收藏媲美的。他们俩颇有相像的地方：两人都是音乐家，都没有什么财产，用同样的方法收藏，爱好艺术，痛恨有名的富翁与商人们抬价。对一切手工艺，一切神妙的制作，索华育是邦斯的对头、敌手、竞争者。跟他一样，邦斯的心永远不知餍足，对美术品的爱好正如情人爱一个美丽的情妇；守斋街上的拍卖行内，作品在估价员的锤子声中卖来卖去，他觉得简直是罪大恶极，侮辱古董的行为。他的美术馆是给自己时时刻刻享受的。生来崇拜大作品的心灵，真有大情人那样奇妙的天赋；他们今天的快乐不会比昨日的减少一点，从来不会厌倦，而可喜的是杰作也永远不会老。所以那天他像父亲抱着孩子般拿着的东西，一定是偶然碰上的什么宝物，那种欢天喜地拿着就走的心情，你们鉴赏家自然能领会到！
看了这段小传的第一道轮廓，大家一定会叫起来：“哦！别瞧他生得丑，倒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呢！”不错，一个人染上了一种嗜好，什么烦恼，什么无名的愁闷，都再也伤害不到他的心。你们之中凡是没法再喝到欢乐的美酒的人，不妨想法去搅上一个收藏的瘾，不管收什么（连招贴都有人在收集呢！）；那时你即使没有整个儿的幸福，至少能得些零星的喜悦。所谓好癖，就是快感的升华。话虽如此，你们可不必艳羡邦斯；要是你们存下这种心，那就跟其他类似的情操一样，必然是由于误会的缘故了。
这个人，感觉那么灵敏，一颗心老在欣赏人类美妙的制作，欣赏人与造化争奇的奋斗，他可是犯了七大罪恶中上帝惩罚最轻的一桩，换句话说，邦斯是好吃的
。既没有多少钱，再加上玩古董的瘾，饮食就不能不清苦，使他那张挑精拣肥的嘴巴受不了。先是单身汉天天在外边吃人家的，把饮食问题给解决了。帝政时代，仰慕名流的风气远过于现在，大概因为那时名流不多，又没有什么政治野心。一个人不用费多大气力，就能成为诗人、作家，或音乐家。邦斯当时被认为可能和尼古罗、巴哀、裴尔登
等等抗衡的，所以收到的请帖之多，甚至要在日记簿上登记下来，像律师登记案子一样。他以艺术家的身份出去周旋，拿自己作的歌谱送给饭局的主人们，在他们家弹弹钢琴，把他服务的法杜戏院的包厢票请客，替人家凑几个音乐会，有时还在亲戚家的临时舞会中拉提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