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冬天《自己的园地》出版以后,起手写“雨天的书”,在半年里只写了六篇,随即中止了,但这个题目我很欢喜,现在仍旧拿了来作这本小书的名字。
这集子里共有五十篇小文,十分之八是近两年来的文字,《初恋》等五篇则是从《自己的园地》中选出来的。这些大都是杂感随笔之类,不是什么批评或论文。据说天下之人近来已看厌这种小品文了,但我不会写长篇大文,这也是无法。我的意思本来只想说我自己要说的话,这些话没有趣味,说又说得不好,不长,原是我自己的缺点,虽然缺点也就是一种特色。这种东西发表出去,厌看的人自然不看,没有什么别的麻烦,不过出版的书店要略受点损失罢了,或者,我希望,这也不至于很大吧。
我编校这本小书毕,仔细思量一回,不禁有点惊诧,因为意外地发见了两件事。一,我原来乃是道德家,虽然我竭力想摆脱一切的家数,如什么文学家批评家,更不必说道学家。我平素最讨厌的是道学家,(或照新式称为法利赛人,)岂知这正因为自己是一个道德家的缘故;我想破坏他们的伪道德不道德的道德,其实却同时非意识地想建设起自己所信的新的道德来。我看自己一篇篇的文章,里边都含着道德的色彩与光芒,虽然外面是说着流氓似的土匪似的话。我很反对为道德的文学,但自己总做不出一篇为文章的文章,结果只编集了几卷说教集,这是何等滑稽的矛盾。也罢,我反正不想进文苑传,(自然也不想进儒林传,)这些可以不必管他,还是“从吾所好”,一径这样走下去吧。
二,我的浙东人的气质终于没有脱去。我们一族住在绍兴只有十四世,其先不知是那里人,虽然普通称是湖南道州,再上去自然是鲁国了。这四百年间越中风土的影响大约很深,成就了我的不可拔除的浙东性,这就是世人所通称的“师爷气”。本来师爷与钱店官同是绍兴出产的坏东西,民国以来已逐渐减少,但是他那法家的苛刻的态度,并不限于职业,却弥漫及于乡间,仿佛成为一种潮流,清朝的章实斋李越缦即是这派的代表,他们都有一种喜骂人的脾气。我从小知道“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的古训,后来又想溷迹于绅士淑女之林,更努力学为周慎,无如旧性难移,燕尾之服终不能掩羊脚,检阅旧作,满口柴胡,殊少敦厚温和之气;呜呼,我其终为“师爷派”矣乎?虽然,此亦属没有法子,我不必因自以为是越人而故意如此,亦不必因其为学士大夫所不喜而故意不如此;我有志为京兆人,而自然乃不容我不为浙人,则我亦随便而已耳。
我近来作文极慕平淡自然的景地。但是看古代或外国文学才有此种作品,自己还梦想不到有能做的一天,因为这有气质境地与年龄的关系,不可勉强,像我这样褊急的脾气的人,生在中国这个时代,实在难望能够从容镇静地做出平和冲淡的文章来。我只希望,祈祷,我的心境不要再粗糙下去,荒芜下去,这就是我的大愿望。我查看最近三四个月的文章,多是照例骂那些道学家的,但是事既无聊,人亦无聊,文章也就无聊了,便是这样的一本集子里也不值得收入。我的心真是已经太荒芜了。田园诗的境界是我以前偶然的避难所,但这个我近来也有点疏远了。以后要怎样才好,还须得思索过,——只可惜现在中国连思索的余暇都还没有。十四年十一月十三日,病中倚枕书。
英国十八世纪有约翰妥玛斯密(John Thomas Smith)著有一本书,也可以译作“雨天的书”( Book for a Rainy Day ),但他是说雨天看的书,与我的意思不同。这本书我没有见过,只在讲诗人勃莱克(William Blake)的书里看到一节引用的话,因为他是勃莱克的一个好朋友。十五日又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