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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的耳朵
路德维希·伯尔内（Ludwig Börne，1786—1837年），德国杰出的散文家和小说家，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青年德意志派”的重要代表，创作富有批判精神。主要作品为《巴黎通讯》和论著《门采尔——法国人的吞噬者》。
《烧炭党人和我的耳朵》这篇小说以轻松、幽默的笔触，亦庄亦谐地成功处理了严肃的革命题材。篇幅不长，故事情节却离奇、惊险，变幻莫测，悬念丛生，读完会对当时欧洲反动政权惯于推行的密探恐怖统治心有余悸。
我到米兰那天，正赶上城里弥漫着一片明显的紧张气氛。有消息说：在都灵方面已爆发了革命。当局变得疑神疑鬼，更加谨慎严厉起来，无业游民欢欢喜喜，以为来了浑水摸鱼的机会，某些有声望的市民装出一副哭丧脸以尽义务，骨子里却高兴得像就要继承遗产的人似的。在米兰这地方，我找到了意大利的语言，却找不到意大利的天空；找到了意大利的现实，却找不到意大利的过去，因此，我急于跨过这道天国的门槛，一直进到天国内部去。我和一个马车夫谈妥了，他第二天载我到佛罗伦萨。然后，我便上德拉-斯卡拉大剧院去了。那天演罗西尼
的歌剧《奥赛罗》
。在米兰以及整个意大利，人们像崇拜偶像一般崇拜罗西尼，这我是了解的，因此在发现剧场中所有人对演出都漠不关心时，就不能不大为诧异。观众笑的笑，聊天的聊天，在宽敞的包厢中踱方步的踱方步，喝汽水的喝汽水，一片乌烟瘴气，天知道台上那班男女歌手究竟在为谁辛苦为谁忙哟。终于，苔丝德蒙娜
上场了，一出来立刻受到鼓掌欢迎。为了表示感谢，她一连三鞠躬：首先冲虚席以待的皇家包厢，一鞠躬；接着冲右手边的包厢，再鞠躬；末了才对着池座，三鞠躬。我不明白，如此受观众宠爱的，究竟是女歌星这个人呢，还是她要唱的那支咏叹调。总之，她一出台，剧场里很快便变得鸦雀无声了。她着着实实地唱了一刻钟，我难受得仿佛脖子给人勒住了似的，直等到她后来一个花腔接着一个花腔，节奏也越来越快，越来越急，我断定她这抒情唱段已接近高潮，才松了一口气。为了能钻进她已用歌声在观众心坎上打开的突破口里去，博取更多的喝彩声，苔丝德蒙娜夫人眼看已架起攻城的云梯，接着又向上翻出一串勇敢的颤声来——全场屏神凝息……就在这节骨眼儿上，轰隆一声炮响，吓得我从位子上跳了起来，场子里也顿时一片嘈杂声。只听在远远的一间包厢里，有谁压低了嗓门儿说：“明儿个就要打过来啦。”我感觉自己两颊发烧，眼眶变得湿润起来，血液也流得更加欢快了。而不幸得很，我这倒霉蛋是个把心挂在嘴上的人，遇上一点儿事便哇哩哇啦，加之又有个可悲可笑的习惯，就是总爱大声自言自语——你说见鬼不见鬼，我竟喊起“烧炭党万岁！意大利万岁！”来，声音喊得可不小，隔两间包厢也听得清清楚楚。
“Zitto（意大利语：安静）！”我身后一个男低音嘟囔起来。
另一位胖胖的先生也惊讶得瞪大眼睛望着我；一位美丽的夫人则拿手帕捂住了嘴。不过，整个说来，我那叛逆言论引起的关注并不如我预料的那么严重，也许是观众没完全闹清这几个德语词的含义吧。我自己呢，却是很清楚的，在接着狂热兴奋后边出现的考虑和头疼中，想到此时此地自己所处的环境，不禁胆战心惊。那所谓简易法庭真叫我不寒而栗，我似乎觉得刽子手已在量我脖子的尺寸。就算我对自己十分宽大吧，估计刑讯与长期拘押总是免不掉的，最大的希望莫过于就关在米兰，那臭名昭著的奥尔米茨
是千万去不得啊。
“唉！”我暗自叹息，“你要眼下还坐在勃兰登堡邦的幽静池塘边上听青蛙叫该多好，那比你在这儿听苔丝德蒙娜夫人的花腔女高音要舒服得多哩！唉唉唉，你这个倒霉蛋！只等这一幕演完，卫兵就要来带你走啦！”……
一幕完了，卫兵却没有来。演第二幕时，也没谁打扰我的清静，我于是慢慢放心了。
歌剧演完，接下去要跳芭蕾舞。在静静的幕间休息中，一个年轻人走进了我的包厢，先和这位那位寒暄了几句，终于才看见了我，便喜出望外地叫起来：“啊，您在这儿呢！”
他直呼我的名字，我想不起他是谁，他便告诉我，在N城他常在各种聚会中和我谈过话哩。我只好再三表示抱歉，怪自己对于人名和面孔的记性太坏。
“我很奇怪，”年轻人说，“S先生怎么一点儿未向我提到阁下光临此地的事。”
“怎么？！”我失声叫道，“S他在这里？”
“难道您不知道？他就坐在那边包厢里呢！——我这就带您去。”
如此同自己一位老友不期而遇，令我真是乐不可支。我立刻跟上了我那向导。可我刚一跨进门，这位热情的先生便没踪没影儿了，我被八名粗壮威武的士兵夹在了中间。他们押我进歌剧院的一间警卫室，在那儿客客气气、仔仔细细地检查了我的衣袋，收去了我的证件。
“劳您的驾！”一位警官对我说，我于是便跟上他。
剧院门前等着一辆马车，我奉命上去，警官便坐在我的旁边。唉——永别了，世界！我仿佛听见背后传来了一声乌鸦叫。我问自己，我在战斗里会发抖吗？坦白说，我并没把握不这样。不过，我知道，颤抖的只是我的神经，我的心却始终是平静的。然而，眼下受着警察的威胁，就连我那不朽的灵魂也充满恐怖哩。我太难受了。马车如此狭窄、低矮，而且封得严严实实的，我憋得简直透不过气来。在车厢两边，各有一孔比普通望远镜镜头大不了多少的小窗，玻璃外面罩着铁丝网。月光透过小窗照射进来，在我脚跟前撒下一面黑色的网，我的想象力便满怀恐怖地在网中挣扎。我身边的看守不吭一声，没准儿正在专心专意地破译我的一声声叹息吧，要真这样，我就够让他忙乎的。
马车静静地走了一刻钟才停下来，我听见一扇沉重的门在背后关上了。车门打开，我走下去，发现自己到了一座高墙围着的院子里。院中岗哨林立。我被押进了狱吏的房间，登了记，按了指纹，就跟通过国境时似的。最后，我又签上了名。
“四号！”警官对狱吏说。狱吏是个表情酸溜溜的老头子，一听马上便对我和气起来，正了正帽子，还给我端来了一把靠椅。警官向我道了晚安，然后凑近我耳朵说：“请尽管放心，不会为难您的！”
“安娜，给先生照路！”老狱吏也冲隔壁喊道。
应声出现一个年轻姑娘，两手各擎一盏灯，往楼上走去，我跟着她，老头子又跟着我。
“您请便吧！”他打开一间房间说，“先生如果要用晚餐，就请劳驾拉一拉铃。”说毕，便和姑娘去了。
我感到奇怪，房门竟未从外面锁上；再环视一下房里，布置得舒适而且雅致，就更令人说不出的惊异。再看写字台上，纸和笔也应有尽有。就说那位戴着铁面的神秘囚人
吧，待遇也未见得比这更好。
一夜来受的惊恐稍稍平定下来，我已为应付审讯做了准备，便转而从浪漫的一面来考察自己的经历。这使我心情好了一些，于是才拉铃要晚餐。安娜由老头儿陪伴着端上来食物，并一一为我切好。交给我使用的仅仅是一把汤匙，老头儿抱歉说，狱中的规定就是如此。菜肴挺可口，酒更是美极啦。老头儿走了，安娜独自留在房中。房里有一张梳妆台，台上放着一块叠得整整齐齐的餐巾。只见她朝我意味深长地瞅了一瞅，把手搭在餐巾上，又将食指举到唇边，然后便祝我夜里睡得香甜。她走后，我关上房门，打开餐巾，可在里面什么也没发现。我解衣上床，以我当时的处境来说，一夜睡得倒也安稳。
次日一早醒来，我又把为保护自己而修建的城堡巡视了一通，仔细检查了各个关键部位，合理配置了防卫兵力，特别加强了薄弱环节。安娜给我送来早餐，这回没有老头儿陪着。不知是我心情放松了呢，还是到了白天的缘故，总之，我这才发现她原来竟长得漂亮迷人，昨晚上却完全视而不见。作为一个女孩子，安娜正值青春妙龄，似乎正微微张开小嘴，痴痴地等待大自然回答她的种种询问。玫瑰与百合在她脸颊上争艳，蓝天难与她的秋波比美，在她唇边时时泛起婴儿睡梦中的微笑，她的金发沉甸甸地垂在肩上，宛如一注下泻的泉水——这样一个美人儿，天使们会爱她如同自己的姊妹，而魔鬼也可能受她诱惑而倒霉啊。我看她看得出了神，站在她面前说不出一句话。这当儿，她脸上突然出现一种异样的表情，使她失去了全部的魅力，我也立刻清醒了过来。安娜搜查了房间的所有角落，然后又跟昨晚一样把手搭在叠好的餐巾上，末了再打开餐巾来抖了抖。我问她找什么，她走近我，急促而胆怯地说：“我舅舅是个粗鲁人，严厉得要命。不久前我们关过一个犯人，他买通了我们的使女，每天早上，他都藏一封信在餐巾里，由女孩子偷偷取走，送进城去，尽管她进来时总有舅舅在旁边。从那以后，他就让我亲自侍候犯人，并负责检查他们有没有在哪儿藏着书信什么的。”
我问安娜，如果我托她交一封信，她会不会出卖我。她把手扪在自己心口上；眼睛盯着我，一副诚恳的神气。
“小羊羔！”我说，“姑娘，你这么美，这么年轻……”
“好乡亲！”她娇声喊着，一只手便亲亲热热地搭上了我的肩膀……
“这么美，这么年轻，可已经这么坏！毒蛇啊毒蛇！”我冲她喝道——痛苦扼住了我的嗓子眼儿，我颓然坐到椅子上，泪水从眼里直往下掉。
当我把双手从泪眼上放下来时，姑娘业已不知去向，站在我面前的是昨晚上陪伴我的那个警官。他见我在伤心，便发生了误解，又安慰起我来。“放宽心，我们不会故意使您不幸的。咱们到底都是德国人嘛
……喏，受了欺骗……一时轻浮……年轻狂热……您尽管讲真话好啦。这样做，您甚至可以报效帝国政府，戴罪立功哩……”
我摇了摇头。“情况不是这样，”我说，“不过咱们走吧。”
马车在等着我们，我被送到了警察局。局长坐在那儿，已做好了审案准备，他旁边坐着一名录事。审讯开始。问了我姓名、职业，何事做此旅行，在米兰认识什么人……总之，用的就是人所共知的警察局那一套残酷逐猎的伎俩，把被告像一头可怜的动物那样赶得无路可逃，最后进入他们的射击圈，只好被迫招供。局长问了我一个小时之久，还只字未提我的罪行本身。终于，那个带关键性的问题出来了：“昨晚您在剧场里喊‘烧炭党万岁’，是什么意思？”
“还有‘意大利万岁’呢！”录事赶紧补充。
看来眼下已到了我性命攸关的时刻。可是，人的天性真是个谜，人心的软弱和虚妄也够花样繁多，我在此时此地竟能去考虑：是撒谎好呢，还是坦白好？是掉脑袋好呢，还是让人当我是傻瓜好？总之，我犹豫不决，于是问题又被重复了一次。
“我耳朵不好。”我回答说。
“那您就请坐下吧。”录事头也不抬地低声说。
我不想扫这位滑头老兄的兴，便真拿过一把椅子来坐下了。
“您这就叫耳朵不好吗？”局长大吼一声。
“过去是的——我想说，昨天以前是的。”
“可现在，现在呢？”录事先生把浑身的狡诈和阴险都集中到了他那鼻子尖儿上，钉着追问。
我于是说下去：“那不勒斯爆发革命的消息一传到德国，我便急忙赶到了意大利……”——录事就像秃鹰一般攫住了这句话，刷刷刷地写了下来。我感到自己说走了嘴，但已进退维谷，往回走已是不可能了，便继续说下去：“我早就有心到意大利一游，现在看来是最好不过的时机。我听说，皇帝陛下一行将从维也纳起驾，访问罗马和那不勒斯……盛大的庆典……路途也安全……一句话，我打定主意做这次旅行。然而，十分不幸的是，意大利语我只字不识。于是，我决心赶快学点儿意大利语，在不多的几个礼拜里能学多少，就学多少。我从早到晚阅读意大利书报杂志。除其他读物外，我也见到了米兰本地出的一种期刊。在这期刊里面，介绍了一种治耳聋的方法，而我呢，为重听这个毛病所苦已经多年啦。这种方法是，在吸烟草时不要马上把烟气吐出来，而是紧闭着嘴，让烟在口和鼻腔中闷一段时间。据说，照此做无需几个礼拜，听觉便会得到恢复。某位献此秘方的俄国伯爵称，许多聋子用过此法，没有一个不见效的。我决定一试，便一连如法炮制了仨礼拜，结果一点儿效果也没有。昨儿晚上听歌剧那会儿，我只觉得耳朵痛得慌，痛的原因事后才闹清楚。也是到了事后，我才明白，干吗我当时觉得那些演员唱的都难听得要命。正当苔丝德蒙娜唱到她最拿手的一段时，我觉得仿佛听见了一声炮响。我一愣，立刻感到说不出的高兴，原来我发现自己的耳朵一下子有了变化。这美妙的音乐之乡，过去我只能看见它缥缥缈缈地出现在地平线的远方，如今已阳光明媚，近在咫尺啦。（“还真有点儿诗意哩！”录事嘟囔了一句。）我听见剧场远处有人在窃窃私语——我幸福极啦！我于是想到，世界上的大事小事都有着奇妙的联系啊。拿我耳朵的恢复听觉来说吧，倒真应该感谢那不勒斯的密谋者哩。我这人本来就惯爱嚷嚷，一高兴起来更是自言自语的，而且声音也很大，所以说就喊了：‘烧炭党万岁！’”
录事气急败坏地跳起来，喝道：“先生，您是想拿我们开心吗？”
“局长大人，”我说，“我讲的句句实话，虽则听起来可笑，可要说是杜撰的，那又未免杜撰得太没意思了。您该不会认为我竟蠢到了如此程度，连撒个谎也撒不圆吧，或者竟狂妄到了极点，以至于敢拿这样的无稽之谈来愚弄阁下吧。”
“您坚持自己的申辩？”
“是的。”
审讯到此结束，我奉命在记录上签了字，便被押回了狱中。
我苦苦等了八天，才等到对我命运的裁决。这期间，安娜没露过面。那个第一天待我和和气气的老头儿，在我受审后就变得粗暴而凶狠，竟克扣起我的饮食来了。终于，我又被带去了警察局。在那里，他们把搜去的证件和护照还给我，宣布我已获得自由。是他们已经确信我实属无辜呢，还是有人在出力营救；是他们准备宽待我呢，还是其他什么原因使我的案子得到了如此意外的转机，我至今也没闹清楚。总之，不管怎么说，当时在整个伦巴第-威尼斯王国，没有谁比我更高兴了。就连我蹲的那几天牢房，似乎也成了一个收获，我把它看成进餐前总要喝的那一小杯苦味酒——可不是吗，我面前已摆好一桌丰盛的筵席，罗马从黄金盘中发出喷鼻的香味儿，大海在水晶盏里耀人眼目。
我只顾想入非非，人家却告诉我，要我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米兰，我便高高兴兴地答道：“明儿一早我就去佛罗伦萨。”
“您去见鬼！”一个恩斯河
下游的土地养肥的胖军官冲我吼了一句，喝道，“开步——走！向右转！向后转！您从哪儿来的，就给我滚回哪儿去。要碰上我，可不会这么容易就让您滑过去啦！”说到这里，这无赖举起拳头来要揍人似的，使我身上起了一阵寒栗。他把我的护照塞到我鼻子底下：“喏，念去吧！”
护照上签的是去提罗尔和巴伐利亚边境，并且注明：“持照人在任何地方都不得停留十二小时以上，否则予以拘押。”这条规定如闪电一般刺穿了我的心，我站在那儿，呆若木鸡。我后来是怎样回到旅馆，整好行装，钻进马车，昼夜兼程，驶过了一座座高山、一道道深谷的，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一直等到了慕尼黑，我才回过神儿来。
就这样，我不得不循着来时的路径，又回到那个庸人的国度里去。意大利啊，我梦寐以求的仙岛，我算是见过你了——在梦中！在那些年，是谁减轻了我的痛苦，是谁给我的创口敷上了药膏，是谁擦干了我的眼泪？唯有你啊，我的幻想，我的抚慰女神！是你给荒漠中的饥饿者撒下了曼纳
，用树皮烤出了面包，从萝卜里提炼了白糖。我感谢你呀，仁慈的女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