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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应约写过一篇《我的外语生涯》
，回顾自己半个多世纪学外语、教外语、担任外语学院领导，以及使用外语做学术研究和进行国际文化交流的点滴往事和心得，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回我再写一文介绍我的翻译生涯，作为即将面世的《杨武能译德语文学经典》的自序。
60多年以外语为生存手段，教书和学术研究是我的本职工作，说多重要有多重要；然而，我毕生心心念念的却是文学翻译，梦寐以求的是成为一名文学翻译家兼作家，文学翻译才是我真正的志趣、爱好和事业。眼前这套《杨武能译德语文学经典》，乃我60多年心血的结晶。它犹如一棵树冠如盖的巨树，树上结满了鲜艳夺目、滋味鲜美、营养丰富的果实；它长在一片土壤肥美、风调雨顺的大园子里。这座历史悠久的名园叫：商务印书馆！
开编新闻发布会上，巴蜀译翁杨武能分享从译60多年的经历与感悟
“译协影子会长”、译林出版社老社长李景端，一口气举出译翁创下的15项第一
小子我从译之路漫长、曲折、坎坷，且不乏传奇色彩
。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出版的《译翁译话》、四川文艺出版社2017年出版的《译海逐梦录》和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圆梦初记》，都详述了我做文学翻译的经历和心路历程，这篇序文只摘取几个最奇异的片段，侧重说说我当文学搬运工一个多甲子的心得和感悟。一个多甲子啊，有几人熬得过……
巴蜀译翁杨武能生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第二年的1938年，11年后新中国诞生时刚小学毕业。尽管当工人的父亲领着我跑遍山城重庆的包括教会学校在内的一所所中学，还是没能为他的儿子争取到升学的机会。失学了，12岁的小崽儿白天在大街上卷纸烟卖，晚上却步行几里路去人民公园的文化馆上夜校，混在一帮胡子拉碴的大叔大伯中学文化，学政治常识，学讲从猿到人道理的进化论。是父亲基因强大，我自幼便倾心于读书上学。
农民的孙子、工人的儿子，儿时的巴蜀译翁杨武能
眼看我要跟父亲一样当学徒工了，突然喜从天降：第二年秋天，在父亲有幸成为其联络员的地下党帮助下，我“考取了”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进了重庆解放初唯一一所不收学费还管饭的学校！
重庆育才学校学生
在育才，我不仅圆了求学梦，还懂得了做人的道理。老师告诉我们要早日成才服务社会，还讲我们的目标就是实现电气化。于是我立志当一名电气工程师，梦想去建设想象中的三峡水电站。
毕业40年后回母校拜谒陶行知老校长
谁料，初中毕业时，一纸体检报告判定我先天色弱，不能学理工，只能学文，梦想随即破灭。1953年我转到重庆一中念高中，还苦闷彷徨了一年多，其间曾梦想学音乐当二胡演奏家或者歌唱家，结果也惨遭失败。后幸得语文老师王晓岑和俄语老师许文戎启迪、引导，才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选学外语，确立了先做翻译家再当作家的圆梦路线。
高中学生杨武能
1956年秋天，一辆接新生的无篷卡车把我拉到北温泉背后的山坡上，进了西南俄文专科学校。凭着在育才、一中打下的坚实的俄语基础，我半年便学完一年的课程跳到了二年级。
重庆一中毕业照（前排右一为王晓岑老师，右二为潘作刚老师，右四为唐珣季老师，右五为甘道铭校长，右六为刘锡琨副校长，右七为张富文老师，右八为陈尊德老师，右九为团委书记方延惠，右十为许安本老师，三排右三为我）
西南俄专，1957年元旦
与同班同学刘扬体等游北温泉公园
眼看还有一年就要提前毕业，领工资孝敬父母，改善穷困的家庭生活，谁知天有不测风云：牢不可破的中苏友谊破裂了，学俄语的人面临“僧多粥少”的窘境。于是我被迫东出夔门，顺江而下，转到千里之外的南京大学读日耳曼学，也就是德国语言文学，从此跟德语和德国文化结下不解之缘。这一做梦也没想到的挫折，事后证明跟因视力缺陷不能学理工才学外语一样，又是因祸得福。
南京大学学子
须知单科性的西南俄专，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都远远无法与老牌综合性大学南京大学相比。而今忆起在南大五年的学习生活，尽管远在异乡靠吃助学金过活的穷小子受了不少苦，仍感觉如鱼得水般地畅快，因为有了实现理想的条件和可能嘛。
同班同学秋游中山陵，前排左三为挚友舒雨
本人是那个穿破裤子的裁判，注意：补丁是自己一针一针缝上去的
要说南大学习条件优越，仅举一个例子为证：
搞文学翻译，原文书籍的获得和从中挑选出有价值的作品，实乃第一件大事；没有可供翻译的原文，真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作为南大学子，我身在福中。师生加在一起不过百人的德语专业，拥有自己的原文图书馆不说，还对师生一律开架借阅。图书馆的藏书装满了西南大楼底层的两间大教室，整个一座敞着大门的知识宝库，我呢，好似不经意就走进了童话里的宝山。
更神奇的是，这宝山也有个“小矮人”守护！别看此人个头矮小，却神通广大，不仅对自己掌管的宝藏了如指掌，而且尽职尽责，开放时间总是坚守在自己的位置上，对师生的提问一一给予解答。从二年级下学期起，我几乎每周都得到这“小老头儿”的服务和帮助。起初我只是感叹、庆幸自己进入的这所大学真是个藏龙卧虎之地！日后才得知这位其貌不扬、言行谨慎的老先生，竟然是我国日耳曼学宗师之一的大学者、大作家陈铨。
风华正茂的叶逢植老师
1982年陪叶老师走海德堡哲人之路
不过我在南大的文学翻译领路人并非陈铨，而是叶逢植。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叶老师尚未跻身外文系学子崇拜的何如教授、张威廉教授等大翻译家之列。不过，我们班的同学仍十分钦慕他，对他在《世界文学》发表的译作，如席勒的叙事诗《伊璧库斯的仙鹤》和广播剧《人质》等津津乐道，引以为荣。
正是受叶老师影响，我才上二年级就尝试搞翻译，也就是当年为人所不齿的“种自留地”。1959年春天，《人民日报》发表了我翻译的非洲民间童话《为什么谁都有一丁点儿聪明？》，对我而言不啻翻译生涯中掘到的“第一桶金”。巴掌大的译文给了初试身手的小子我莫大鼓舞，以至一发不可收拾，继续在小小的“自留地”上挖呀，挖呀，挖个不止，全然不顾有可能戴上“资产阶级名利思想严重”和“走白专道路”的帽子。
真叫幸运啊，才华横溢又循循善诱的叶老师在一、二年级教我德语和德语文学。在他手下，我不只打下了坚实的语言基础，还得到从事文学翻译的鼓励和指点，因此在那个物质和精神都极度匮乏的困难年代，我们之间建立起了相濡以沫的深厚情谊。
小译者发表习作的大刊物
《译翁译话》第一辑《译坛杂忆》，详述了鄙人“种自留地”拿稿费改善自己和父母经济生活，以及后来在叶老师指引下在《世界文学》刊发德语文学经典翻译习作的情况。想当年，中国发表文学翻译作品的期刊，仅有鲁迅创刊、茅盾主编的《世界文学》一家，未出茅庐的大学生杨武能竟一年三中标，实在不易。
可怜，待分配的肺痨书生！
南大德文专业1962年毕业照（前排右五为学生们敬爱的郭影秋校长，右四为系主任商承祖，右三为张威廉教授，右二为林尔康老师，右一为马君玉老师；二排右一为帅哥关群，右二为“痨病鬼”，右三为刘大方，右四为贾慧蝶，右五为张淑娴，右六为小三姐舒雨，右七为团支书曹志慕，右八为志愿军大哥何平谷，右九为王志清大哥，右十为“二胡”潘振亚，右十一为班长张复祥；后排左一为秦祖镒，左二为张春富，左三为杨明，左四为篮球健将陈达，左五为沈祖芳，左六为林尧清，左七为张至德，左八为马明远，左九为华宗德）
就这样，还在大学时代，我连跑带跳冲上了译坛，可也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毕业前一年，我患了肺结核，住进了郭影秋任校长的南大在金银街5号专为学生设立的疗养所。
1962年秋天毕业却因病不得分配，我寂寞、痛苦地在舒雨的陪伴下
等待了几个月，才勉强回到由西南俄专发展成的四川外语学院报到。
毕业后头两年我还在《世界文学》发表了《普劳图斯在修女院中》和《一片绿叶》等德语古典名著的翻译。
谁料好景不长，1965年中国唯一一家外国文学刊物《世界文学》停刊了，接着就是十年“文革”，我的文学翻译梦遂成泡影，身心堕入了黑暗而漫长的冬夜。
译翁对“文革”深恶痛绝，它不但粉碎了我做文学翻译家的美梦，还给年纪轻轻的小教员我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仅仅因为我译过几篇古典名作而已。我父亲更惨，莫名其妙地就从革命群众变成“历史反革命”，被勒令到长寿湖学习改造，儿子自然也被划入了“黑五类”另册。业务再好，教学再努力，我当个小小教研室主任前边也得加个“代”字，真是倒霉到了极点，憋屈到了极点！
1978年冬天，在导师冯至温暖的书房
正是太憋气、太受气，我才忍无可忍，才在1978年以40岁的大龄破釜沉舟：已经获得的讲师头衔不要了，抛下即将生第二个孩子的弱妻和尚年幼的女儿，愤而投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冯至教授的研究生！
结果呢，我鲤鱼跳龙门，摇身一变成了歌德学者，成了“翰林院黄埔一期”
的一员！
若不是“文革”逼我铤而走险，十有八九小子我还是一名德语教员，充其量也就能奋斗进黄永玉老爷子所谓“满街走”的教授队列。
1982年秋第一次到德国出席学术会议，会后随恩师冯至、叶逢植游览慕尼黑
“文化大革命”把偌大一个中国生生变成了文化荒漠。浩劫过后接着是文化饥渴，小子我生逢其时，交了好运，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孙绳武和绿原前辈帮助下翻译出版了《少年维特的烦恼》，恰如灾荒年推到市场上一大筐新烤出来的面包，“饥民”们一阵疯抢，借着前辈郭老的余威，小子暴得大名！随后译作、著作便一本接一本上市喽。
时也，命也！
《少年维特的烦恼》部分杨译本（包括捐赠了稿费的盲文本）
经过这场浩劫，党和政府毅然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为中华腾飞打下了坚实基础，小平同志居功至伟。我家里摆着两尊伟人铜像：一尊为毛泽东，一尊为邓小平！
我出生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第二年，依稀记得大人抱着我躲警报的情景，刚懂一点点事就切齿痛恨日本鬼子狂轰滥炸我的家园，永世不忘国家民族的深仇大恨！
抗战期间，陪都重庆经济文化空前繁荣，小小年纪的我同样受益匪浅。这里我讲一个非亲历者体会不到的例子：
抗战时期逃难到大后方的有许多“下江人”，也就是江浙、京沪乃至东三省的上层人士和文化精英。抗战期间，难民们受到四川的庇护、款待，对包括重庆在内的第二故乡四川怀有深深的感恩之情。前不久我读到叶逢植老师的一部未刊德语回忆录，说他们从四川回南京后自然形成了一个讲四川话的小圈子，大家都以到过四川为荣，彼此格外亲切。我长大后浪迹南京、北京，涉足文坛遇到许多恩人贵人，从恩师冯至先生到挚友老舍的三女儿舒雨和她的丈夫潘武一，从亦师亦友的译坛领路人叶逢植到忘年之交英语兼德语翻译家傅惟慈，从高风亮节的诗人、翻译家兼编辑家绿原到作家、翻译家冯亦代，等等。这些在我从译和治学路上扶持、提携我，有恩于我的人，他们的一个共同点便是饮过川江水的“下江人”。我忍不住要述说自己这一特殊经历、感受，因为老头子不讲，再过一些年恐怕没有谁会再知道和再想起讲这些亲爱的“下江人”啦！
冯亦代三不老胡同听风楼中的座上客
鲁迅文学奖翻译奖评议组组长绿原和他的组员杨武能
京城有巴蜀游子的两个落脚点：一个在舒雨、潘武一灯市西口的家中，一个在傅惟慈四根柏胡同的小院里。左一为傅教授的儿女亲家叶君健
人生路漫长曲折，祸福无常，祸福相倚。鄙翁60多年的译著生涯，每每印证此理。多有“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困顿迷茫，绝望挣扎，接着总会“柳暗花明又一村”，眼前豁然开朗，心中欣幸欢悦。此时此刻此情此景，每一个不惧艰险、不懈奋进的追求者，都会像浮士德博士一样喊出：你真美啊，请停一停！
鄙翁咬牙在从译之路上奔波、跋涉，一次次跌倒了再爬起来，方有今日之光景。但柳暗花明和跌倒了再爬起来，打拼出新的局面，没有幸逢一位位恩人、贵人，那是不可能的！
回眸一个多甲子的文学翻译生涯，无论如何也不能不说说译林出版社和它1993年推出的《格林童话全集》。而今，杨译格林童话在读者中的影响，已经超过杨译《少年维特的烦恼》和《浮士德》，为我赢得的老少粉丝数以亿计。不仅如此，《格林童话全集》帮助我“返老还童”，使我这棵翻译“老树”在风风雨雨半世纪之后又发出了“新枝”。这个情况，当然早已为业内注意到，于是我慢慢被视为译介少儿作品的好手，因此收到了各式各样的约请。
2007年，经儿童文学理论家王泉根教授推荐，我应邀担任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全球儿童文学典藏书系”的“翻译专家委员会委员”，不但接受组织德语作品翻译的委托，自己也承担和完成了《七个小矮人后传》和《胡桃夹子》等几本小书的翻译。书虽说单薄，跟我已出版的大多数译著相比微不足道，却是我进入新的年龄段即70岁后的第一批成果，不但使我重温了20年前翻译《格林童话》的美妙滋味，还认识到为孩子们干活儿的非凡意义。不再做翻译的决心动摇了，我开始考虑在保持健康的前提下，力所能及地再为孩子们做点事。
恩德此书被誉为德语文学的现代经典，貌似童书，却有点《浮士德》《西游记》的味道
2010年，以出版少儿读物享有盛誉的二十一世纪出版社找到远在德国的我，约我翻译德国当代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普罗斯勒的《大帽子小精灵霍柏》与《霍柏和他的朋友毛球儿》。为考验该社诚意，我提出相当高的签约条件，不想他们慨然应允，这就使我再也脱不了手。两本小书交稿后，他们又请我重译已故当代德国儿童文学大师米切尔·恩德的代表作《永远讲不完的故事》和
Momo
。我查了资料，发现这两本书的旧译不但广为流传，而且译者都是熟人，因此颇感为难。我把疑虑告诉了联系人，得到的回答却是请我重译一事已经过慎重考虑，决定系由社长张秋林本人做出，只因他喜欢我的译笔
。思考再三，几经踌躇，我终于决定接受约请，理由是应该以广大小读者的接受为重，以大师恩德杰作的传播为重，而不能太在乎个人的得或失
[1]
。
我为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翻译的童书很多，这里只展示《永远讲不完的故事》和《如意潘趣酒》的封面。
如同 Momo ，此书是批判后工业社会的生态小说
再说我的“返老还童”，为此我由衷感谢在激烈的争夺中与我签订“格林兄弟”作品出版合同的李景端
，还有责任编辑施梓云，没有这位称职“保姆”养育、呵护，“孩子”不会长得如此健壮可爱，这么有出息！很自然地，译林出版社和李、施两位都成了本翁的好朋友。
我从译半个多世纪真没少经历痛苦磨难，但更多的是师友的教诲、帮助，恩人贵人的扶持、提携，因而有了一些可堪欣慰、自豪的成绩，在此略述一二。
其一，毕生所译几乎全是名著佳作，尤以古典杰作居多。翻译古典名著很难避免重译。重译亦称复译，复译之必要已为业界公认，问题只在质量和效果。重译者做到了推陈出新、更上层楼，有利于原著进一步传播，有利于读者更好地接受，价值就不容否认和低估，就不一定比新译或所谓“原创性翻译”来得差。具体说到我重译的歌德代表作《浮士德》《少年维特的烦恼》《迷娘曲——歌德诗选》《歌德谈话录》，以及《阴谋与爱情》《海涅抒情诗选》《茵梦湖》和《格林童话全集》等，事实表明都得到了同行专家的赞赏，出版界和读书界的欢迎。例如《少年维特的烦恼》入选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以及商务印书馆等权威大社“名著名译”丛书，《浮士德》被藏入国家领导人的书柜，《格林童话全集》成为教育部推荐的中学生“新课标”选本。
除了重译，译翁也有不少首译的作品，较重要的如托马斯·曼70多万字的巨著《魔山》，黑塞的长篇小说《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海泽的中篇集《特雷庇姑娘》，迈耶尔的中篇集《圣者》，以及霍夫曼、克莱斯特等的许多中短名篇，还有米切尔·恩德的现代经典童话《如意潘趣酒》等，加在一起不但数量可观，也同样受到读者欢迎、同行肯定。
《魔山》等经典名著部分译本
其二，鄙翁尽管痴迷于文学翻译实践，却不只顾埋头译述，做一个吭哧吭哧的“搬运工”，也对文学翻译做过不少理论思考，对它的性质、意义、标准以及从事此道的人必须具备的条件和修养等，形成了有个人见解且言之成理、立论有据的理念，或者勉强也算理论。老朽自视为译学研究舞台上的“票友”，却有同行谬赞吾为“文学翻译家中的思想者”。
说起文学翻译理论，一言以蔽之，我特别重视“文学”二字。早在20世纪80年代，区区就强调优秀的译文必须富有与原著尽可能贴近的种种文学元素和美质，也就是在读者审美鉴赏的显微镜下，译文本身也必须是文学，即翻译文学。而这一点，即文学翻译除去正确和达意之外，还必须富有与原文近乎一样的文学美质，正是文学翻译的难点和据以区别于他种翻译的特质。
德国人称纯文学（即Belletristik）为“美的文学”（schöne Literatur），我想不妨也称文学翻译为“美的翻译”，或曰“艺术的翻译”。使自己的译作成为“美的翻译”，成为“美玉”、美文，成为翻译文学，是我半个多世纪翻译生涯的不变追求。
为避免误解，我必须强调：翻译理念中的“美”，指的是尽可能充分、完美地再创原著所拥有的种种文学美质，而非译者随心所欲地想怎么美就怎么美，更不是眼下一些人津津乐道的所谓“唯美”和为美而美。
要创造传之久远的、能纳入本民族文学宝库的翻译文学，要创造美的翻译、美文、“美玉”，必须充分发挥翻译家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精神。因此我赞成说文学翻译是艺术再创造；因此我认为，翻译家理所当然地应当是文学翻译的主体，也事实上是主体。
其三，我践行了早年提出的文学翻译家必须同时是学者和作家的理念，几十年来努力追寻季羡林、戈宝权、傅雷等译界前辈的足迹，把研究、翻译、创作紧密结合起来，让它们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在完成教师本职工作之余，翻译、研究、创作齐头并进，在三个方面都取得了或大或小的成绩，出版的译著、论著和创作总计约40部。即使仅仅作为翻译家，我在学者和作家朋友面前当也不自惭形秽。其他理由不说了，只讲我译著的读者数量以千万计，而一部名著佳译流传数十年甚至更加长远，可以影响一代又一代人，这难道不值得自豪吗？
还值得一说的是，几十年来我积极参加国内外翻译界的活动，不甘于做一个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爬格子的书呆子和匠人。有机会向前辈和国内外同行学习，我获益匪浅。
社科院众多大儒中我最亲近戈宝权。1987年他应邀出席四川翻译文学学会成立大会，会后偕夫人梁培兰做客我在四川外语学院的寒舍，与我妻子王荫祺和次女杨熹合影。我受他影响，也涉猎中外文化关系研究
我读研时去北大听过田德望先生的课，他待我很好。我参评教授时，他写推荐多有美言，是我视为表率的德语和意大利语翻译大家
1985年，我参加了在烟台举行的全国中青年文学翻译经验交流会
也是1985年，出席《译林》杂志创刊五周年纪念会，我拜识了一大批前辈名家。
三排右一为周珏良，右二为毕朔望，右三为杨岂深，右四为吴富恒，右五为戈宝权，右六为汤永宽，右七为屠珍，右八为梅绍武；中排左一为吴富恒夫人陆凡，左二为董乐山；前排左一为东道主，左二为陈冠商，左三为杨武能，左四为郭继德，左五为施咸荣
1992年珠海白藤湖，我出席海峡两岸文学翻译研讨会，欣逢自称半个四川人的“下江人”余光中先生，与他一见如故。
乡愁诗人与我的忘年之交
在白藤湖，我还拜识了王佐良、齐邦媛和金圣华等译界名宿。
图为李文俊、方平、董衡巽和小杨（时年54岁）
2004年任欧洲译协驻会翻译家
1999年歌德诞辰250周年，我受聘赴魏玛“《浮士德》翻译工场”打工，作为唯一中国代表与来自全世界的《浮士德》翻译家切磋译艺。“工场”关门后又应邀赴艾尔福特开更大的世界歌德翻译家研讨会。
在欧洲译协与诺奖得主君特·格拉斯相谈甚欢
遗憾的是，当今中国，翻译家在文艺界和学术界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即使是经典译著，在高校通常也不算科研成果，翻译的稿酬标准也远低于创作。对此，翻译家们心怀愤懑却无能为力，不少人因此失望、自卑。译翁却不但不自卑，心中还充满自豪，反倒为自己是一名有成就、有作为、有影响的文学翻译家自豪！
夫唱妇随，在欧洲译协驻会翻译家居住的小别墅门前
在艾尔福特的世界歌德翻译家研讨会做报告
2018年荣获“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这是巴蜀译翁在国内得到的最高奖项
近些年，有媒体报道称老朽为“德语界的傅雷”：
2013年6月27日，中国网河南频道报道“德语界傅雷”杨武能荣获歌德金质奖章；《成都商报》说什么“德语界的傅雷”川大教授杨武能获得了“翻译诺贝尔奖”；2018年，又有报道说80高龄的杨武能“拿下了”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称誉他为“德语界的傅雷”，云云。不只某些媒体，严谨的学术界也偶有拿我跟傅雷相提并论者。
傅雷先生（1908—1966）是中国翻译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我走上文学翻译道路就是中学时代受了先生和汝龙、丽尼等前辈的影响，傅雷更是我从译之路上的向导乃至偶像。我说我不是傅雷，没有丝毫贬低他的意思，相反我对先生十分崇敬和感激。我所以坚称自己不是傅雷，因为我就是我，我跟傅雷有太多的不同。多数的不同不言自明，只有一点必须要强调，因为影响大而深远：
傅雷比我早生30年，58岁不幸去世；同成长在新中国，虽也历经坎坷，却在和平环境里幸福地多劳作了数十年的译翁，不可同日而语！译翁施展的时间和空间远远大于傅雷前辈，能创造和贡献的自然应该更多更大。至于是不是真的更多更大，则有待评说。
2018年年届耄耋，我突发奇想，给自己取了个号或曰笔名：巴蜀译翁。
一辈子混迹文坛，我用过的笔名不少，大多随用随弃，但这“巴蜀译翁”将一直用下去。它不只蕴含着我对故乡无尽的感恩之情，还另有一层含义！
我出生在山城重庆较场口十八梯下厚慈街，从小爬坡上坎，忍受火炉炙烤熔炼，练就了强健的筋骨、刚毅的性格。天府四川的文学沃土养育我茁壮生长，我自幼崇拜李白、杜甫、苏东坡，尤其是苏东坡！我生而为重庆人，重庆人就是四川人；我一辈子都为自己是四川人而自豪，为自己是李白、杜甫、苏东坡、郭沫若、巴金的同乡、后辈而自豪。没想到行政区划的变化，有一天我突然不是四川人了！我实在难过，想起杜甫草堂、武侯祠、三苏祠就难过！我取“巴蜀译翁”这个名号，是要表明自己对四川—重庆人这个身份的忠诚。
苏东坡，译翁奉他为古代中国的歌德
得意忘形 “引吭高歌”
杨武能著译文献馆（巴蜀译翁文献馆）开馆展。左一为四川大学文学院院长曹顺庆，左二为重庆市作协主席冉冉，左四为著名翻译家刘荣跃，左五为华裔德籍著名歌德研究家顾正祥
我2008年从川大退休旅居德国，2014年送重病的妻子回重庆就医；2015年，重庆图书馆成立了杨武能著译文献馆。三年后，我逮住建立成渝双城经济圈和巴蜀文旅走廊的机会，赶快将它正名为“巴蜀译翁文献馆”，以舒缓心中的伤痛！
据我所知还没有为一个“文化苦力”建有巴蜀译翁文献馆这般高规格、大体量的个人文献馆的先例。
重庆武隆的世界自然遗产地仙女山还建有一座巴蜀译翁亭，实属少见。
这一馆一亭的意义和未来，还活着的译翁本人不便说，也说不清楚，只感觉这是故乡对区区无尽的爱，厚重得不能承受的爱，所以，巴蜀译翁这个笔名对我之要紧、珍贵，胜过父亲按字辈给我取的本名！
再看巴蜀译翁亭的柱子上，有一副楹联：
上联 浮士德格林童话魔山 永远讲不完的故事
下联 翻译家歌德学者作家 一世书不尽的传奇
组成上联的是我四部代表译著的题名，下联是我的主要身份以及一生的重大建树。
戈宝权评郭沫若说：郭老即使只翻译了一部《浮士德》，就很了不起。巴蜀译翁成功译介的经典多得多！
说主要身份，意味着还有其他身份略而未表。说一说幸得冯至先生亲传的歌德学者吧，译翁是荣获国际歌德研究最高奖“歌德金质奖章”唯一中国学人，其他似乎不用再说。只有作家这个身份，译翁还须努力夯实它。
重庆武隆仙女山巴蜀译翁亭揭幕，出席仪式者除主持仪式的县委领导和川渝文化名流，还有来自德国、美国、澳大利亚、日本、马来西亚等国的华裔作家和文艺家。他们经由小女杨悦组织来世界自然遗产地武隆仙女山采风，其中不乏周励这样的大作家a，却自谦为译翁的粉丝（张晓辉 摄）
译翁信心满满，只要坚守“生命在于创造，创造为了奉献”这个座右铭，一旦得到缪斯女神眷顾，诗的闸门就会大开。他有翻译家超强的笔力和得自书里书外的人生体验，可以讲的故事多着呢！仔细想想，真是每一部重要译著背后都有精彩故事呢，也就难怪李景端在提议凤凰卫视来专访我时讲：他的故事多！
不是牛皮是事实！
新中国成立前，四川有句民谚：“养儿不用教，酉秀黔彭走一遭！”说的是四川这几个地方极度苦寒，娇生惯养的娃娃只要去那里走一走，看一看，就会知道生活艰难，不懂事的就会懂事。我祖父杨代金是彭水（现武隆）大娄山上的贫苦农民，他儿子我爸跑到重庆城当了电灯工人，他孙子我巴蜀译翁现如今成了享誉海内外的翻译家、学者、作家还有教授、博导、大学副校长，您说传奇不传奇？
若问啷个（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传奇？回答：天时、地利、人和呗！
欲知究竟，劳驾到重庆沙坪坝凤天路106号，去逛逛重庆图书馆的巴蜀译翁文献馆。您一进文献馆大门，就会看见屏风上写着答案。
巴蜀译翁文献馆门厅处屏风
看样子传奇还不算完，尽管译翁已经八十有三。须知他的座右铭是“生命在于创造，创造为了奉献”，在有生之年，他还要继续创造，继续奉献，也就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在光辉灿烂的新时代，译翁有一个梦：老头儿梦见自己“年富力强”，变成了新的自己，正铆足劲儿，要创造一个个新的传奇……
民族复兴大业美好、光荣、伟大，本翁啷个能不参与，不投入其中呢？！
结语：没有共产党缔造新中国，就没有巴蜀译翁！没有父母养育、亲属支持
、师长教导、友朋帮衬、贵人提携，就没有巴蜀译翁！故而译翁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开始结集出版自己60余载心血的结晶《杨武能译德语文学经典》，把它献给我的人民、我的国家，把它献给我的亲戚朋友，献给我的母校育才、一中、俄专、南大、社科院研究生院，以及德国洪堡基金会（Alexander von Humboldt-Stiftung），献给我在中国和德国的老师、同学，最后，还献给支持、厚爱译翁的千万读者、粉丝，老的少的粉丝！
德国大文豪、大思想家歌德说：我们都是“集体性人物”！意即我们生命中包括父母、亲属、师长、同学、同事、同行的许许多多人有意无意地影响了我们，从正面或者反面帮助、促成我们的成长、发展，造就了我们，最终决定了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不能不说明，写在纸上的都是美好、阳光、正面的人和事；可在现实生活中，译翁跟所有人一样也遭遇过阴暗和丑陋，但那些阴暗和丑陋也磨炼、激励了我，最终成就了我，同样是我的塑造者！
茫茫人海，天高地阔，万类霜天竞自由！少了哪一类都不行，少了哪一物种世界都不会如此多姿多彩，生活都不会如此美好、幸福，译翁都不会活得如此有滋有味！多谢啦，一切从正面或反面促成、造就我的人，译翁感激你们哟，爱你们哟！
2021年12月于山城重庆图书馆巴蜀译翁文献馆
[1] Momo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有中译本，我印象最深的是译林出版社资深编辑赵燮生的《莫莫》，因为燮生邀我为它写过序。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的重译本《毛毛》也许译名取得巧，结果后来居上。我重译了 Momo ，尽管煞费苦心把译名变成了《嫫嫫》，还是未能免掉麻烦和困扰。不过这只是一点点不值一提的鸡毛蒜皮，革命航船仍然乘风破浪，也就是得大于失，反倒加快了“返老还童”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