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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语言规划活动古已有之，但是对语言政策、语言规划的学科性研究却在20世纪50年代后才正式开展。同许多新兴学科一样，这一学科在国内外都有多个名称，这里统称“语言规划学”。
理论来自于事实，是对事实的概括和阐释。语言规划学的研究对象是古今中外的语言规划实践。中国早在先秦就有语言规划，数千年一直没有间断。1892年卢戆章《一目了然初阶》出版，至今已经130年。这130年的语言规划，包括清末的切音字运动、清朝学部中央会议议决《统一国语办法案》，民国时期的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注音字母运动、俗体字运动以及《第一批简体字表》的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推广普通话、整理与简化汉字、制订并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民族语言识别及民族文字改革、扫盲运动、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实施、《通用规范汉字表》的制定等，为中国摆脱封建制度、一步步走向现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也都是语言规划学研究的重要素材。
世界语言规划的实践也十分丰富多彩。其一，各国皆有其语言规划，语言国情有同有异，语言规划也有同有异，比较分析其中的异同，可以总结语言规划的基本规律。其二，世界有许多语言，都是跨国使用，都有侨民带至国外，都有自己的国际传播史，如英语、法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葡萄牙语、德语、俄语、日语、朝鲜语、蒙古语等。研究这些语言的跨国状况、侨居状况和国际传播状况，也能获得语言规划学的一些重要规律。其三，国际组织和跨国的地区组织，其语言规划影响着国际语言生活的质量与走向，也影响其成员国的语言规划；其语言规划理念往往代表着国际共识，代表着语言规划的发展方向。其四，国际会议与活动（如运动会、博览会等）、国际大都会、跨国公司、国际学术界的语言运用，也具有国际语言生活的某种性质，可以作为世界语言规划的实践进行研究。
语言生活是分领域的，如行政、法律、外事、军事、经贸、新闻传播、科学技术、健康卫生、教育、交通、通讯、体育、艺术等。国际国内各领域的语言生活和领域语言规划，都是语言规划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了解领域语言生活状况及其发展趋势，监测领域语言生活的发展变化，科学制定、及时调适领域语言政策，也是语言规划学的重要任务。
近几十年来的中国语言规划实践，从世界角度看也是可圈可点的。普通话普及率超过80%，义务教育普及消除了青壮年文盲，语言信息化使中国语言进入融媒体时代、10亿中国人成为网民，语言扶贫、语言助力乡村振兴、应急语言服务等显示了语言的特殊之力，“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和“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使123个语种及其方言有了“数字保存样本”。中国语言规划学也取得了与之相应的发展，连续18年编纂“语言生活皮书”，形成了以语言生活研究为特色的学术范式，提出了“构建和谐语言生活、提升公民和国家语言能力、保护开发语言资源、全面精准开展语言服务、促进社会沟通无障碍”等重大学术理念，有力支持了中国语言规划的实践，且在国际上也产生了一定的学术影响。
中国语言规划学能够茁壮成长，首先是因为有本土语言生活作为学术养料，有中国悠久的语言规划经验可资利用，同时也因为放眼世界，把国际语言规划实践作为参考，把国际语言规划研究成果作为镜鉴。比如在20世纪末，中国为制定语言文字法，专门对国外的语言政策等状况进行调研，周庆生教授主编的《国外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进程》（语文出版社，2001年）、《国家、民族与语言——语言政策国别研究》（语文出版社，2003年）便是这一调研的成果。之后又有计划地引进国际语言规划学的经典著作，如2011年商务印书馆开始出版的“语言规划经典译丛”，2012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开始出版的“语言资源与语言规划丛书”。2016年以来，国家语委还专门组编《世界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年度皮书，持续报告世界语言生活及语言规划状况。这些只是一些典型事例，仅此已可见我们对国际社会相关问题之重视，也足见国际眼光之重要。
赵蓉晖教授是有情怀有学养的社会语言学专家，近些年来在语言规划学领域用功最勤，特别是在主编《世界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学术经验，接触了多方面的国际信息，组建了多语种的专业团队，具有编纂“世界语言政策文献丛书”的优越条件。
“世界语言政策文献丛书”收集、整理、翻译国外语言政策的一手文献，旨在客观呈现世界语言政策的基本面貌。所涉及的语言政策主体以国家为主，也包涵重要的国际组织和跨国的地区组织；所收集的材料以法律、法规为主，适当涵盖重要的语言规划方案，还有一些特定主题的，如语言管理机构、语言保护、母语教育、外语教育、识字扫盲、手语盲文的政策文献等。
编纂这套丛书，不仅工作量大，而且学术难度高。首先，这些文献分散在不同国家和各类国际组织中，国内外都不曾有较为系统的收集整理，文献收集难度大；其次，收集、整理、翻译涉及众多语种，仅有英、法、西、阿、德、俄、日等常用语种能力远远不够，语言难度大；第三，涉及领域众多，需要多学科知识，需要国际组织和区域国别知识，知识难度大；第四，关于世界语言文字、民族宗教、语言政策的术语，国内外都没有进行有效梳理，有些领域连基本术语都很不统一，甚至是“五花八门”，整理、规范的任务极其繁重，术语难度大。
尽管有此“四大难度”，但编纂这套丛书确实意义重大。其一，这是一项基础性的学科建设工程，将世界语言政策文献收集整理起来，能显著扩大语言规划学的研究视野，提升语言政策的研究水平；其二，在收集、翻译中对所涉术语进行整理、规范并且中国化，进而出版世界语言文字名称手册和语言规划学术语规范，对语言规划学和语言学都将是一大贡献；其三，这套丛书将全世界语言政策文献聚集起来，对我国语言政策的制定有重要参考意义，而且，我国也是许多国际组织的成员，了解这些文献内容有助于履行国际义务，参与国际治理；其四，编典本身就是学术研究，依托于编写工作，还可以培养一支多语种、多学科的研究队伍；其五，国际上目前尚无此类丛书，这套丛书的出版会对国内外语言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国际关系、区域国别研究等学科产生影响。
作为一门科学，语言规划学应该能够解释、评判历史上已有的语言规划，能够预判某地、某国即将发生的社会语言问题，能够为某国家、某组织、某地区、某领域做出科学的语言规划。语言规划学距此目标还有一定距离。期待能有更多“世界语言政策文献丛书”这样扎实的学术工程，来夯实学科根基，提升语言规划学的水平。
李宇明
序于北京惧闲聊斋
2022年10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