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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博拉爆发导致全球降温，其最直接的冲击更多显现在世界各地的农业耕作上。不管是北美的农民和农场主破产搬迁、瑞士山区的农作物损毁，还是爱尔兰的乡村凋敝和大规模移民，抑或是中国云南的大饥荒，都引发了大大小小的社会动荡，在不同层面和程度上，影响了当地历史的进程。
这也不难理解。
尽管英国已经出现了工业革命，在1816年前后，整个世界大致还处于农业社会状态中，大多数国家包括英国，农村人口的比例依然很高。按照英国历史学家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文明》一书中的说法，哪怕在1850年，英国的农业人口仍然占到职业人口的五分之一，而在一些欧洲大陆国家则差不多是二分之一。真正的城市化，以及资本主义的商业和消费经济，还远没有占据压倒性优势。
农业经济和农耕社会的最显著特征之一，就是“靠天吃饭”。气候的变化，无论是规律性变化，还是反常突变，都会对其产生致命影响。正因如此，无夏之年极端天气的最大杀伤力，也体现在农村地区。也正因为如此，要令人信服地描述1816年火山冬天对广大农村的冲击，便成了一项十分困难的任务。
1816年前后，哪怕在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这些相对发达的地方，农村的识字人口都占少数。在这些国家，能用文字叙述那场天灾人祸的，依然是人群中的精英分子。
这些写字的人，或许体会到了寒冷夏天给自己肌肤带来的寒意、给自己生活带来的困境，或许测量到了气温和气压的突变，或许观察到了基本农作物在交易市场上的价格变化，或许用自己的观点解释了由饥荒引发的社会动荡，但他们留下的这些文字，并没有真正触及乡村生活的实际场景，没有直接呈现农民经受的苦难。正如杰斐逊关于夏洛茨维尔的气象记录和对低温与干旱的牢骚，不可能代表蒙蒂塞洛庄园里奴隶的生活图景一样，现存绝大部分关于欧洲和北美无夏之年的叙事，也无法全面再现广大农村和农业经济所遭遇的打击。
如果将视线转到地球上的其他地方，我们会发现，针对农村和农业遭受灾害之苦的文字叙事更是相当罕见。
在印度，关于恒河三角洲的季风紊乱和霍乱肆虐，文字记录基本限于英国殖民者中的知识分子：要么是军队的军官，要么是去殖民地探险和旅游的宗主国上层人士，要么是与东印度公司关联的医生。在中国，虽然皇家档案以及各地方志按惯例必须如实记载各种灾祸，但这些文字的生产者，都是官僚阶层以及写诗作文的知识分子。并且因为当时极为严苛的文字狱，这些记录文字的可信度，还会打折扣。
甚至在印度尼西亚——坦博拉火山爆发的原点，要找到当地人对整个灾难过程的描述，几乎没有可能。我曾经请教一位来四川大学开会的卡加马达大学教授，询问有关坦博拉爆发以及随后天气突变的印尼本土叙事，他表示爱莫能助。在1815年，取代荷兰殖民者统治爪哇的是英国人，是英国的东印度公司，现存几乎所有关于坦博拉火山爆发的叙事，都由这些外来者用外语写成。
整个非洲大陆，在这场全球气候突变中，更是一个叙事黑洞。至少，在我已经浏览阅读过的文献里，极少有相关文字。
因此，相较于重建当时的气候突变模型，证实火山灰携带的硫酸和铋飘散到南极和北极、坠落到珠穆朗玛峰的绒布冰川之中，重建两百年前坦博拉火山爆发对全球农村的气候冲击，描述和分析这种冲击所带来的社会动荡和变化，要困难得多。
反过来看，在自然科学领域，哪怕借助了眼下最先进的技术手段，火山学家和气候学家们要解答坦博拉火山爆发与1816年的全球降温之间的逻辑关联，也还有许多环节只能靠模拟和演绎。
举例来说，在描述坦博拉爆发所引起的火山冬天效应时，科学家们并没有多少不可辩驳的实证素材。他们可以根据不完整的气温记述、不同地方树木年轮的检测结果以及20世纪一些火山强烈爆发后的大气观测数据，再用计算机模型进行推演，但所有这些推演结论，依然是科学假设。毕竟，从1815年到今天，地球上再没有哪次火山爆发，达到或超越了坦博拉爆发的强度。两百多年来，地球人（包括所有研究火山冬天的科学家们）没有遭遇过相应程度的全球降温。这一点，跟“核冬天”的假设极为相似。原子弹被发明后，科学家们提出了“核冬天”概念。幸运的是，直到今天这个星球上也没有爆发全面核战争，核冬天从来没有出现。核冬天跟1816年的火山冬天一样，是科学虚拟结果。
有学者指出，在关于1816年火山冬天的模型计算和模拟中，对火山爆发强度的设定，对平流层中气溶胶面积、存在时间长短的设定，以及对印度洋、大西洋和太平洋中洋流的速度、温度和盐度的设定，都基于今天对两百年前那个爆发事件的假设，基于历史叙事，基于科学考古挖掘出来的散布各地的证据。但是，这些证据并不完全牢靠。
甚至，即便利用相同的证据，不同的模型和推演路径，也会导致不同的结论。所以，要想完整重建坦博拉火山爆发与无夏之年的气候突变逻辑，完整解释当时全球降温的因果链条，科学家们还需要发掘更多证据，进行更多分析。
然而不管怎样，全球平均气温在1816年出现陡降，亚洲、欧洲和北美出现不同寻常的低温，气候异常导致各种灾害，已经是不争的史实，毋庸置疑。由此出发，研究者们将这一史实与坦博拉火山爆发联系在一起，将灾害引发的社会动荡和变化与平流层中的气溶胶联系在一起，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震撼且有意义的视角。
在这一视角里，英语的“teleconnection”似乎很难准确地翻译成中文。生硬直译过来，大致可以称为“遥联”。“遥联”意指世界各地不同的事件，透过一个从常理上无法感知和解释的系统，神奇地互为因果。1816年，美国纽约州的6月大雪，瑞士的玉米和土豆无收，中国云南的冷风损谷、淫雨洪涝和饥荒，印度恒河两岸的干旱和瘟疫……都因为坦博拉在1815年4月的那场爆发，被连接在了一起。
两百年后，我们通过各种证据和推理，看到了这个连接的存在，并重建了其中的因果逻辑。但在两百年前，这种神奇的关联根本不为世人所知。在那时，现代形态的自然科学才刚刚在欧洲和北美站稳脚跟，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甚至还没有看见过“赛先生”的模糊面容。让那时地球上不同地方的人，将自己眼前发生的灾祸，与遥远地方的地质事件关联起来，与印度尼西亚的那座火山的爆发联系起来，远不如让他们相信是某种神秘或神圣力量导致了当下的混乱容易。
他们往往把极端天气的出现，把随之而来的天灾，都归结于一个无法证明也不需要证明的自在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