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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6年，从美国第三任总统宝座退位的杰斐逊，已经回到了弗吉尼亚的老家夏洛茨维尔。在那个叫蒙蒂塞洛（Monticello）的种植园，退休总统指挥着他手下的黑人奴隶，重新开始了他作为一个农场主的经营生涯。
那时的美国版图，跟今天我们看到的美利坚合众国非常不同。东部沿海地区，曾经是英国殖民地，在1783年独立战争后已经成为美国的领土。但这只是今天美国国土面积的一小部分。在密西西比河以西，也就是所谓的远西部（far west），无垠山河要么依然是英国殖民地如俄勒冈，要么是属于西班牙王室的德克萨斯、加利福尼亚，更不用说属于俄罗斯的阿拉斯加。这些原来属于不同欧洲王国的地方，在多年后才逐渐被收纳进美国的版图。
1816年，站在密西西比河东岸向西瞭望，是1803年才刚刚从法国手里购得的面积巨大的路易斯安纳。主导完成这笔交易的人，恰好是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杰斐逊以大约每英亩不到三美分的白菜价格，用1500万美元从拿破仑手中购买了214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美国的版图瞬间向西扩大一倍还多。
一年之后，杰斐逊派出两位军官，率领一支由数十人组成的探险队深入西部，以图探明密西西比河对岸那片广袤土地上到底有什么样的风物和人迹，是否属于垦荒宜农之邦。与此同时，他也指令两个下属，务必寻找到能进入太平洋，到达远东和中国的路径。在总统看来，广袤的西部耕种之地，以及横跨太平洋的水上贸易通道，将是以农业为基础的美国繁荣兴盛的关键。
这就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刘易斯—克拉克探险。
正是从这个探险之旅开始，美国人培育出了一种向西冒险和拓展的梦想与神话。有许多研究者以此为基点去研究和阐释“美国精神”。按照美国学者特纳（F. J. Turner）在1930年代提出的一个著名说法，正是在19世纪初期不断西进的过程中，诞生了这个国家的理念和国民性基座：
……美国各种制度的特点是，它们被迫去适应正在逐渐扩大的人民间出现的变化，以及横跨整个大陆时产生的变化。在横跨大陆的过程中，人们征服了蛮荒之地……那种与敏锐和好奇结合在一起的粗犷和力量；那种务实的、富于创造和敏于发现权宜之计的性格；那种擅长掌握实际事务而短于艺术，但有能力达到伟大目标的特性；那种不知休止的紧张精力；那种主宰一切、为作好作歹而奋斗的个人主义；还有随着自由俱来的开朗活泼与勃勃生气……
这份乐观主义的“边疆”（frontier）说辞，是美国历史书写者对那个时代美国西部拓展的话语呼应，也是对杰斐逊农业乌托邦和西部政策的理想诠释。在这种话语的渲染下，从好莱坞电影塑造的经典西部牛仔形象，到美国在二战后的全球霸权扩张，再到1960年代的阿波罗登月计划，似乎都淋漓尽致地展现了美国精神的内核。当宇航员把星条旗插上没有大气的月球表面上时，美国的边疆理念，连同美国精神，已经延展到太空。
但是，在1816年火山冬天的背景下，在北美民间话语命名的“1816冻死之年”语境中，这份乐观主义的“边疆学说”却突然有了另一层阐释空间。
持续一生都特别关注气象并坚持每天做记录的杰斐逊，曾经在法国从事外交活动。他与法兰西学院院士布丰（Leclerc de Buffon）在18世纪晚期关于气候的辩论，被认为是西方气候学的一场有趣的学术对垒。据说，在一次沙龙谈话中，曾参与撰写《独立宣言》的杰斐逊，试图驳斥那位皇家植物园园长认为美洲气候寒冷将导致人种退化的观点，并对这位写作出《自然史》的贵族先生表示，亚美利加的未来，随着气候逐渐变得温暖和温和，将呈现出美丽新世界的诱人前景。
1816年夏天，突如其来的低温侵袭北美，在整个美国东北地区造成霜冻、大雪、冻雨和干旱，农作物普遍受灾。退休总统杰斐逊在夏洛茨维尔自己的家里，也亲历了异常。尽管此时他眼睛和耳朵已经不如以往好使，腿脚也不灵活，但这位农场主还是坚持每天骑马两三个小时，巡视自己的领地，亲自打理蒙蒂塞洛的花园。
当然，他也一如既往地记录天气变化。
杰斐逊在信中告诉朋友，蒙蒂塞洛每年6月的平均降雨量应该是95.25毫米，但1816年6月，却只有8.46毫米。寒潮虽然没有摧毁他的花园，却让他农场里种植的小麦遇到了麻烦。到了8月，杰斐逊又报告说，干旱还在继续，蒙蒂塞洛在这个月的平均降雨量本来是233.68毫米，眼下却只有20.32毫米。
杰斐逊写信告诉自己的前财长：“今年出现的干旱严寒天气是美国历史上最罕见的。”夏天变成了冬天，大西洋沿岸各州的玉米收成不及往年的三分之一，烟草就更少，质量也差。这位依然关心国事的退休总统忧心忡忡，他最担心这场气候灾害，会导致弗吉尼亚州出现饥荒。到了1817年8月，杰斐逊告诉朋友，自己农场里的大部分冬小麦连续两年都无法结出种子。1820年，曾经的气候乐观主义者终于有些气馁了：自家庄园的基本农作物，麦子、烟草、玉米和燕麦，“看起来似乎越来越难耕种”。
杰斐逊的灰心丧气是有深刻原因的。这位年迈的庄园主，从1816年的气候灾害袭击开始，就发现自己庄园的种植业务不可避免地走了下坡路，最终无法继续经营，负债累累，面临破产。无奈的退休总统，美利坚合众国伟大的缔造者之一，只好屈辱地把蒙蒂塞洛抵押给了银行。
杰斐逊的遭遇，成了那时美国东北部许多农场主和农民生活的缩影。
我读到的一些研究文字，正是在这个气候灾害背景之下，重新叙述了那个年代美国的西部大开发和移民潮。在这种叙事中，美国1800年代的西部开拓，就不仅仅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联邦政府的设计和推动，还是一种破产民众自发的逃难。
入主白宫后，曾经力推公有土地平权制度的杰斐逊制定了一系列法案，鼓励东部居民前往西部开垦。在从法国手里购得路易斯安那后，这种将公有土地转为私有的政策，更是激励了美国从东到西的一波移民浪潮。可以说，杰斐逊是1800年代美国“边疆精神”最具权威的鼓吹者和推动者。
不过，一些最新的研究指出，在这场从东至西的移民大潮中，美国东部气候难民的身影也不可忽视。驱动这些农民抛弃家园深入西部寻找机会的，正是1816年开始的寒冷夏天，以及由此引发的1819—1822年经济大萧条。这次大萧条，是这个年轻共和国第一次遭遇全国性的经济崩盘。在无数历史学者和经济学者探讨了引发衰退的各种原因后，一些学者最近才把经济动荡的源头，把东部无数农民因破产而背井离乡的起因，指向了远在地球另一边的坦博拉火山，指向了飘浮在平流层中的气溶胶。
1816年，美国人虽然也曾怀疑太阳黑子、上帝怒火，以及其他一些莫名现象是“1816冻死之年”的起因，却根本无法意识到，遥远的坦博拉火山爆发，可以引发美国的农业和经济震荡，可以导致气候难民的西迁。事实上，直到最近几十年，自然科学界才逐渐证实了全球气候变化中所存在的这种链式反应。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提示：因为有了坦博拉火山爆发这个视点，我们才得以重新看待杰斐逊的气候乐观主义，重新审视特纳的“边疆学说”，阐释他的理论中透露出来的对杰斐逊式农耕乌托邦的继承，以及他用西部神话对美国精神进行的诠释。
在平流层气溶胶膜的映照下，历史事件也好，对历史的叙事和演绎也罢，都可能呈现出不同的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