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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们这些气象和气候科学的门外汉来说，气温低一两度，似乎没什么大不了。毕竟，无论是在广州、长春，还是在北京或成都，哪天气温低几度，就多加一条秋裤；高几度，则少穿一件衣服，如此而已。
对气象和气候学家、环境学家而言，全球平均气温低一度或高两度，却极为重要。最具说服力的例证，莫过于当前对全球变暖的担忧，以及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做的努力。2015年12月，在巴黎通过的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协定，也就是所谓“巴黎协定”，其目标就是要在本世纪内，将地球平均气温的升高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并力争达到1.5摄氏度之内。这个平均气温的2摄氏度，是相对于工业化之前的全球平均值而言的。参与签署协议的国家代表们一致认为，如果不立即采取行动，人类会面临无穷无尽的气候灾难。
从这个视点来看1816年的全球降温，情况就相当严重。
按照科学家们的推演，从1815年秋天开始，到1816年和1817年，全球平均气温降低了哪怕1摄氏度，其气候效应都是灾难性的。前面说过，中外科学家们已经根据自己的研究，确立了无夏之年的气温变化模型，也确认了1816年是自16世纪以来最冷的年份。无夏之年的低温效应，不仅冲击了中国广大地区，也冲击了北美和欧洲。在把这个低温效应的形成机制归咎于1815年坦博拉爆发的同时，科学家们也指出，全球降温只是“火山冬天”的一种现象。由降温引发的诸多气候突变，在一些地区表现为持久干旱或淫雨洪涝，在另一些地方则带来了海洋洋流系统的紊乱。
2009年，中国学者李玉尚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黄海鲱的丰歉与1816年之后的气候突变——兼论印尼坦博拉火山爆发的影响》。李玉尚在调查了清朝的历史典籍后指出，鲱鱼的捕捞产量，与海洋上层水温的变化呈正相关。
中国胶东半岛、辽东半岛等地的县志，记录了一些鲱鱼收获丰歉的史实。李玉尚以此为依据认为，1816年之后，这些地方出现鲱鱼旺季，也许是因为海水出现了降温。等到1875年，海水温度逐渐回暖，鲱鱼在黄海的分布区域也跟着缩小，直至消失，捕捞量自然就下降了。由此，李玉尚推测，1816年之后，上述地区鲱鱼丰收，与那时的气候突变有关，也可能与坦博拉火山爆发有牵连。
伍德在《坦博拉：改变世界的火山爆发》一书中，描述了一个叫斯葛斯比的英国捕鲸老手在1817年遭遇的商业失败。
斯葛斯比是一艘商业捕鲸船的船长，在1815年就曾发表过一篇关于北极冰盖的文章。1817年夏天，他驱船前往格陵兰岛东部海域捕鲸，却惊讶地发现，曾经被冰雪遮盖的广大水域，居然只剩下一些薄冰。斯葛斯比报告说，“我发现大约2000平方里格（61000平方公里——引者注）的格陵兰海面，在北纬74度和80度之间，完全没有冰，而这里通常都是冰雪覆盖”。正因为冰盖的消失，斯葛斯比空手而归，令他的投资人相当失望。
斯葛斯比的报告，引起了英国皇家学会和海军部的关注。他们中间的一些人认为，如果北极地区的冰盖真的融化，就给英国开辟北极航道提供了可能，英国商船可以经这里更快抵达中国和亚洲，全球贸易强国的新商机就在这片海域之中。
科学家根据历史上的仪器测量数据和模型推演，得出一种结论：大西洋深处一直有洋流涌动，暖流从南向北，冷流从北向南，交替循环，并且与海洋表面的气温形成互动。坦博拉爆发后，大气温度暴跌，降水减少或突增，造成洋流温度和含盐度紊乱，暖流加强北上，使北极地区冰盖融化，斯葛斯比在那儿的捕捞对象也就随之消失了。这与李玉尚在研究中发现黄海鲱鱼产量的变化，运用的是同一逻辑。
坦博拉爆发导致大气突变，引发冷暖洋流和气候出现异常，在离印尼更近的印度表现得更为明显。
南亚次大陆气候最突出的特征，是一年一度的季风。旱季少雨，东北风带来喜马拉雅山的冷空气。雨季来临，季风方向逆转，从西南带来印度洋上的暖湿气流，形成雨水浇灌大地，保证这一年的农业收成。
1815年4月下旬，也就是坦博拉爆发的几天之后，印度东南沿海马德拉斯的早晨气温从50华氏度（10摄氏度）降到26华氏度（零下3摄氏度），整个孟加拉湾都经历了温度骤降。气温降低后，印度洋的洋流也发生了紊乱，洋面的蒸发量大大降低。因此，到了1816年3月，本该应时而来的季风没有带来雨水。直至6月，依然雨量稀少，干旱一直持续到当年的8月。根据一项研究，这是印度有历史记载以来，最漫长的一次季风旱情。恒河平原上的大小河流普遍干涸，稻谷无法正常生长。在此之后，又是完全不按常理出牌的暴雨来袭，导致百年一遇的水灾蔓延，把那里变成一片泽国。
但更可怕的事情还在后面。
根据《坦博拉：改变世界的火山爆发》一书的说法，早在1817年，就有英国医生在印度做出了气候变异与传染病的关联报告。20世纪后期，一些科学家开始重新关注这个话题。2000年，《自然》杂志发表的一篇论文，报告了人类第一次对霍乱菌的完整DNA排序。以此为依据，科学家们再次审视了气象环境与霍乱暴发的因果逻辑。
伍德指出，从1817年开始，霍乱菌很可能从它的水生祖先那里，演化出一种崭新菌株。尽管现在人们还不知道这个演化是如何完成的，但可以推测的是，1815—1817年孟加拉湾和恒河三角洲的水生环境温度和含盐量的改变、气温的异常、非正常的季风现象，使得这种古老的细菌为适应环境而发生了基因突变。变异后的霍乱菌比它的“前辈”更为凶猛，最终将恒河流域笼罩在“蓝色死亡”的阴影之中。
之所以被称作“蓝色死亡”（blue death），是因为这些霍乱菌的受害者在死亡之后，嘴唇和指甲盖都变成了蓝色。据一些当时在印度的英国人描述，病人在疾病发作之后会出现高热、呕吐、面色铅灰，很快就崩溃，倒地而亡。这场瘟疫以闻所未闻的速度席卷印度当地居民以及英国军队，恒河两岸用来火葬亡灵的石砌高台堆满来不及安顿的尸体。到了1830年代，欧洲的研究者们认为，霍乱暴发导致印度的死亡人数达到了百万之巨。
猖獗的霍乱菌依靠人体宿主循环传染，很快从印度次大陆蔓延到泰国、缅甸、马来半岛，抵达全球气候紊乱的发源地印度尼西亚。在爪哇，据说因霍乱死亡的人数超过12万，比坦博拉爆发直接致死的人数还多。菌株的另一条迁徙路线，是沿着古老的南方丝绸之路，进入阿拉伯半岛，再经由俄罗斯和东欧等地，渐次进入西欧和英国，从那里跨越大西洋最终到达美洲。按照一些研究者的说法，这导致了19世纪人类社会最大的一次瘟疫流行，上千万人被感染和丧命。
霍乱的肆虐，与黄海鲱鱼的丰产，与格陵兰岛海域捕鲸事业的萧条相比，显然更具毁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