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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实录》记载，1816年年底，因为水灾，嘉庆皇帝下令“缓征江苏句容、山阳、阜宁、清河、桃源、安东、高邮、泰州、江都、甘泉、兴化、宝应、铜山、萧山、砀山、宿迁、睢宁、沐阳、上元、江宁、溧水、江浦、六合、盐城、东台二十五州县，及淮安、大河、徐州三卫积欠额赋”。
翻年之后的1817年正月，皇帝又下令“给江苏沛县上年被水灾民一月口粮”。
缓征税赋，目的是减轻灾区人民和政府纳税的负担；给一个月口粮，则意味着当地的灾民已经吃不起饭了。最高统治者下达的命令，是针对江苏在1816年遭遇的天灾。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就意味着上述地区在那一年确实洪涝严重。
《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里，关于1816年上海地区的天气记载只有一条，涉及松江：“夏，雷击兴圣寺塔。”但是江苏各府县撰写的方志里，却有许多关于水患的记载。吴县、扬州、高邮、兴化、宝应、盐城、铜山的县志里，都有“水”“夏大水”“大雨水”等说法；阜宁“放车、南二坝泄洪”。泰州和东台在3月中旬出现“雪”和“大雪”，宿迁和睢宁的县志里记载了“饥”。
其他气候学家根据1810年代亚洲地区树木年轮测定、史料文献记载以及相应模型的计算和模拟，得出结论认为，1816年的长江流域地区，降水量显现出与此前和此后相比增多的迹象。长江流域是一个极大的地域概念，不仅包括了上海、苏州等地，并且几乎覆盖了小半个中国。这些结论，虽然无法帮助我们确切地界定龚自珍生活的苏州、松江、太仓地方遭遇了洪灾，但至少可以证实，这一年的上海、苏州一带，降水量出现异常增多。
1816年春天之后，龚自珍开始在父亲府上帮忙办公。按照他在《邵子显校刊娄东杂著序》中的说法，“国家以苏州、松江、太仓州为一道，睿皇帝朝，命家大人分巡之，自珍实侍任”。1816年年底，龚丽正又被委以他职，临时担任江苏按察使，任期达半年之久。不论从官职责任还是办公日常角度，我们都可以猜测，上海、江苏及其相邻地方在那个夏天所遭遇的天气以及随之而来的灾祸，龚自珍应该有所耳闻。
从龚自珍这一年写作的文字里，我们无法看到这个史实的相应呈现。有几首仅存的诗作，倒是描述了天气气象，但那属于中国诗歌传统里的比兴范畴。
比如，龚自珍到上海后，结交到文人钮树玉。钮树玉是个科考失败者，所以被称为“钮布衣”。应该是1816年秋天，“钮布衣”给龚自珍带来一本《山中探梅卷》，龚自珍为此写了一首《摸鱼儿》，其中有“雪消缥缈峰峦下，闲锁春寒十亩”“花肥雪瘦”的句子。显然，我们在解读这里的“春寒”和“雪瘦”时，不能把它们当作这一年上海或苏州实时天气的证据。这些意象，不是李于阳式的实景描述，更可能是针对那本《山中探梅卷》的内容做出呼应，它们只存在于诗性想象世界之中。
在我搜寻阅读的龚自珍传记、研究著作与文章里，也没有涉及这个话题。
不过，现存《乙丙之际著议》系列文章中，有一篇内容就跟洪灾有关。我猜测，这篇文章应该是写作于1816年的夏秋，龚自珍是针对这一年夏天江南地区的大水有感而发。至少在史料中，1815年夏秋，江苏和上海等地未见严重洪涝记载，而他父亲任职的安徽境内各地倒是有干旱发生，皇帝也曾下令缓征税赋。
在《定庵文集》中，这篇文章有两个版本。我选取了遂汉斋校订的朱刻本《乙丙之际著议第一》这个版本：
岁辛酉，近畿大水。越七年戊辰，又水。甲、乙间，东南河工屡灾。客曰：近年财空虚，大吏告民穷，而至尊忧币匮。金者水之母，母气衰，故子气旺也。一客曰：似也。子亦知物极将返乎？天生物，命官理之，有所溃，有所郁，郁之也久，发之也必暴。且吏不能理五行使之和，必将反其正性，以大自泄，乃不利。今百姓日不足，以累圣天子惄然之忧，非金乎？币之金与刃之金同，不十年其惧或烦兵事，赖圣天子维持元气，建本甚厚，亦弗瘵也。越六年癸酉，兖、豫役并起，四越月平。龚子曰：其溃者，其纵之者咎也；其郁者，其钥之者咎也。是以古之大人，谨持其源而善导之气。
在这篇对话体短文里，龚自珍谈论了大雨导致的水灾。不过，他并没有谈论当下江苏、浙江或上海的水灾，而是在描述曾经发生过的北方水灾。
“岁辛酉，近畿大水”，是指嘉庆辛酉年，也就是1801年；“近畿”指京畿，皇帝所在的北京城。根据《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记述，在这一年的6月，北京地区大雨连绵不绝，永定河决口泛滥，“水淹南苑，漂没田庐数百里，秋禾尽伤”。由于水灾，“近苑饥民竞相蹂躏，高楼则拆毁之，大木则斧戕之，林竹池荷鞠为茂草”。
《仁宗实录》中，关于这次水灾也有详细记载。比如在这年7月，嘉庆下谕告诉大臣们，自己这些天自我检讨，感觉“德薄任重”，夜不能寐，因为“自六月朔日大雨五昼夜，宫门水深数尺。屋宇倾圮者不可以数计。此犹小害。桑乾河决，漫口四处，京师西南隅几成泽国。村落荡然，转于沟壑。闻者痛心，见者惨目”。
连北京城内的紫禁城都被水淹数尺，皇帝都自我检讨，可见水患之严重。
龚自珍文中所说“越七年戊辰，又水。甲、乙间，东南河工屡灾”，应该是指七年之后的1808年，即嘉庆十三年。这一年，河北、江苏、浙江、江西等地都发生洪涝灾害，出现大面积饥荒，方志记录里饥民吃“观音土”的叙述频现。根据《仁宗实录》记载，皇帝在谕旨里一边下令拨款赈灾，减免税赋，一边要求各地抓紧修复被洪水摧毁的“河工”（“东南河工屡灾”），也就是江河堤防，花费极多银钱。
所以，才有文章中接下来的几句，“客曰：近年财空虚，大吏告民穷，而至尊忧币匮”——一位先生表示，洪灾之后，财政空虚，官员们都纷纷上报说人民穷苦，而皇帝呢，则忧虑国库的银两不够用了。
如果说龚自珍对1816年发生在身边的气象灾难不敏感，这篇文章似乎又是一个反证。在文字中，他明明白白地显示，自己熟知洪涝发生时各地出现的人祸，以及皇帝采取的措施和面临的困境。但他为什么避而不谈当下，却要去追溯几年前甚至十几年前的事情呢？
我能大致想到两种答案。
第一，是1816年发生在江南的水灾，严重程度也许无法与“辛酉”和“戊辰”年相比。那两次水灾，尤其是紫禁城被淹的1801年北京地区大洪水，因为皇帝的直接受灾和介入，进入了国家叙事。议论天灾，瞄准这个既定主流话语场域，肯定是最佳选择。换句话说，既然皇帝都焦虑得睡不着觉，公开自我检讨，这次水灾对帝国的冲击和影响，已经不证自明。
第二，是龚自珍采取了一种自我保护的写作策略。也许为了避免跟当下的皇家权力体系发生直接对立，为了避免与当政的各级官员包括他父亲发生正面冲撞，一句话，为了避免随时可能降临的文字狱，龚自珍选择躲开1816年的天灾人祸，转而通过虚拟的主客对话，去谈论陈年旧事。
正如在一系列尖锐时评中所做的那样，龚自珍常常把自己文本的时空，设定在模糊的近代，甚至设定在遥不可及的久远过去和无法定位的疆域。前面所提及的《明良论》诸篇，以及著名的《尊隐》等，都是如此。历史学家孟森在《清史讲义》中曾经明确说过，“嘉庆朝，承雍、乾压制，思想言论俱不自由之后，士大夫已自屏于政治之外，著书立说，多不涉当世之务”。
龚自珍在自己的诗中，也曾经宣布“避席畏闻文字狱”——谈天说地时，因为害怕朝廷的文字狱，很多事情只能避而不言。一个明确的参照是，流传民间的话本小说《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等的作者显然也采取了这样的策略，描写的是雍正或者乾隆时代的现实，时空设定却是别年他乡。有了这一策略，龚自珍就如同给自己的文字涂上了一层保护膜，以防有人抓住辫子，举报他攻击皇帝和政府的当下施政。
让我们接着往下读《乙丙之际著议第一》。
“金者水之母，母气衰，故子气旺也。一客曰：似也。子亦知物极将返乎？天生物，命官理之，有所溃，有所郁，郁之也久，发之也必暴。且吏不能理五行使之和，必将反其正性，以大自泄，乃不利。”这段话翻译成现代汉语，是说五行之中，金是水之母。母气出现衰竭，那么子气就会很旺，也就是水旺，所以，各地洪水滔天是不可避免的了。一位先生同意这个说法，并继续道，你知道物极必反的逻辑吗？天生万物，（天子）让百官来管理，就有所溃泄，也有所郁积。如果郁积久了，爆发起来必然暴烈。如果官吏们不能让阴阳五行调和顺畅，就必然违反正性，郁积膨胀而暴泄，导致不利局面出现。
今天的我们已经知道，气象灾难的起因，是自然规律和因素变化引发的现象。从1815年秋到1816年，中国出现的气象异常，更是因为坦博拉爆发导致全球降温和季风紊乱。但是，生活在两百多年前的龚自珍，显然不可能知道这一点。他的教育履历和知识背景，不容许他联想到印尼的火山爆发，联想到飘浮在地球上空十几公里处的气溶胶膜。
他只能去阴阳五行理论中寻找天灾的根源。
按照中国传统的宇宙观和世界观，以阴阳之道为核心的天地，由木、火、土、金、水五种基本物质构成。无论是人体，还是世间万物直至大气和星辰，所有微观和宏观事物，都遵循一套相互关联的运行逻辑。阴和阳不断相互拒斥和转化，五行持续相生相克。正如人体阴阳失调、五行紊乱会导致疾病一样，地动山摇，淫雨干旱，所有违反正常运行逻辑的地质或气象灾变，都可以被看作天地五行系统运动之中，出现了不协调状况。
从某种意义上讲，阴阳五行的说法也有一定道理。
它把宇宙万物、自然和人看作一个相互关联的能动体系，各种因素互为因果，一种变化必然引发连锁反应，导致系统中其他因素的相应变化。用西方话语来说，这是一种全息性（holistic）结构主义认知。在这样的宇宙观里，无论是物理现象，还是经济社会变异，抑或是全球气候变化和人体生理运行，只要它是一个能动结构系统，就都可以如此看待。
在气象学领域，不同空间和时间的天气现象，往往可以通过遥联形成互动，这种互动甚至可以夸张到形成所谓“蝴蝶效应”。根据当代物理学混沌理论（chaos）一项著名的思想实验，如果一只蝴蝶在美国的得克萨斯州扇动翅膀，它所引发的气流扰动，最终能通过初始条件依赖、变量无限叠加的系统效应，导致或增强海地的一场风暴。
印尼的坦博拉火山爆发会在一年之后让地球另一边的瑞士在夏天出现低温和冷雨，也是如此。
当然，从现代科学的角度看，五行理论也有明显缺陷：它设定宇宙间万物都来自五种基本物质，并规定木、火、土、金、水之间相生相克的因果关系，既没有仪器观测的数据支撑，也没有数学、物理和化学等定理的逻辑梳理。作为一种认识论，它的主体想象投射大过了客体现象观察和实验，带有浪漫色彩的主观设定取代了纷繁严谨的客观分析。
它是一种关于自然和宇宙的玄学阐释，无法被观测数据重复，被监测手段证实，因而无法形成具体的描述和运用法则。
正因为此，当龚自珍试图解释自己眼前的气象灾难时，他可以宣布一场影响巨大的淫雨和洪涝是因为天地间金过于亏损、水过于充盈，却无法说明，这金到底是什么东西。金是指所有金属吗？还是特指某些金属？还有，他是依照什么样的刻度，可以知道金已经处于亏损状态？又凭借什么证据，证明金亏损就必然导致水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