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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仁宗实录》，我发现在1815年到1817年的皇家记录里，对云南的低温、水旱和饥荒，皇帝只提及了邓川和鹤庆两地，要求对其受灾农民进行赈济，并缓征“额赋”。
为什么云南其他地方的严重灾情没有“上达天听”？不得而知。根据杨煜达、满志敏和郑景云发表于2005年的气候史论文《嘉庆云南大饥荒（1815—1817）与坦博拉火山喷发》，事实上云南地方志中有关低温和旱涝灾害的记录有很多。不过他们认为，这里暴发饥荒，水旱不是主要原因，低温才是。根据地方志记载，从1815年开始，低温、风霜和冷雨就开始肆虐：
……楚雄的镇南州：“嘉庆二十年秋八月，北风伤稻，岁大饥。”（光绪《镇南州志略》卷1《祥异》）腾越：“嘉庆二十年，田禾风瘪。”（《腾越厅志》卷1《天文志·祥异》）龙陵：“嘉庆二十年，禾苗风瘪。”（《龙陵县志》卷1《天文志·祥异》）“禾苗风瘪”是低温冷害造成的稻谷空秕的通常的说法。到嘉庆二十一年，对夏秋低温风害的记载更多。滇西北的剑川：“七月雨雪，秋不熟。”（道光《云南通志》卷4）滇西的蒙化：“二十一年丙子秋，连月雨，大雾三日有冰，田禾尽坏。冬大饥。”（《蒙化县志稿》卷2《祥异志》）滇中的姚州：“风秕无收，斗米数千钱，民饿死者甚众。”（光绪《姚州志》卷11《杂志·灾祥》）盐丰：“风秕无收，米升千钱，死者甚众。”（《盐丰县志》卷12《杂项志·祥异》）……
按照他们的研究，到了1817年，云南巡抚李尧栋还给嘉庆皇帝上奏说，“九月中旬曲靖府属之马龙州北风忽起，天气阴寒。又丽江府属之鹤庆州及维西厅寒雨连朝，严霜叠降。”但是，这一年的《仁宗实录》里，却只有皇帝针对鹤庆州下达的免征税赋和赈济命令。
当然不能排除云南的地方官员们，不敢向上级汇报真实惨状的可能性；也不排除清政府的官方历史撰写者，在《清实录》中针对灾情做了减法。不论是张德二等人在《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里的整理，还是杨煜达等人在论文中的引用，关于1816年至1818年云南“嘉庆大饥荒”的记载大多出现在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后撰写的地方志里，可能就是因为这些缘故。根据历史学家的共识，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文字狱最严酷的时代之一，稍有不慎，书写行为就可能给书写者带来轻则受罚重则丢命的厄运。在灾情叙事里避重就轻，也许是一种自保的策略。
官方话语中没有出现的灾害实情，却在诗歌里得到证实。
从1815年到1817年，云南昆明的一位诗人李于阳写下了许多首诗，记载了无夏之年的嘉庆大饥荒带来的社会灾难。
在清代文学史里，李于阳是名不见经传的人物。也许是孤陋寡闻，我从未听说过此人名字。我是在一些英语文献以及上述杨煜达等人撰写的气象学论文里，首次发现他的身影。回头查阅学界关于这位诗人的评介，也只有寥寥数篇。从这些有限的文字里，我得知李于阳幼年随父亲从大理附近迁至昆明，成年后，就读于刘大绅执掌的五华书院，这是当时云南的最高学府。但是，这个读书人也从未考上过功名。
李于阳说，他家在昆明近郊有“薄田数亩”，应该是地道的农民。他在《半闲吟》一诗的“自识”里承认，自己家境困窘，大部分时间“徒消磨于谋生，诚可惜也”。这种身份，为他近距离观察1816年前后云南的天灾人祸，提供了条件。台湾版《丛书集成续编》（178卷）里，收有李于阳的诗集《即园诗钞》。我仔细阅读了他1816年前后的作品，发现它们被一些国内外学者当作坦博拉爆发改变全球气候的证据，是有道理的。
1815年夏秋，昆明大雨如注，水淹城池。李于阳的家靠近滇池海口，肯定会受到波及。《即园诗钞》中收录有李于阳写于这一年秋的《淫雨叹》：
……
淅沥雨声听不绝，
似滴愁人眼中血，
十家茅舍九飘摇，
纵不为鱼无多别。
大儿牵衣小儿哭，
米价高腾人负腹，
衾裯换米权救饥，
那有余钱更补屋。
……
强降雨让绝大多数房屋浸泡飘摇于水中，居家的人们，跟鱼虾没什么差别。米价飞升，大儿小儿拉着大人衣服饿哭求食。无奈之中，户主只有将家里的被褥床帐变卖，换点粮食“救饥”，而因大雨和洪水破损的房屋，则根本顾不上修缮。妻子和儿子依靠这点存粮，能否渡过艰难年关还未可知。
1816年和1817年，昆明的灾情更加严重。
在以气候温和而著称的“春城”，李于阳用自己手中的毛笔和纸张，记录了1815年和1816年夏秋“忽然天气寒如冬”的实情，更叙述了饥荒时刻，昆明市井的灾民生存状况。
1815年的秋天（“去岁八月看年丰”），天气突然冷得像寒冬，导致“禾苗风瘪”（“谷精蚀尽余空茎”）。1816年春天在凛冽中到来，米价一天一个样：
瑟瑟酸风冷逼体，
携筐入市籴升米。
升米价增三十钱，
今日迥非昨日比。
去岁八月看年丰，
忽然天气寒如冬。
多稼连云尽枯槁，
家家蹙额忧飨饔。
自春入夏米大贵，
一人腹饱三人费。
……
插秧祷雨尤欢声，
方道今岁民聊生。
岂识寒威复栗冽，
谷精蚀尽余空茎。
……
到了1817年开春，昆明城区挤满等待赈济的人群，他们拥堵在官方开设的粥厂前，等待领一份灾粮。《即园诗钞》收录的李于阳写于此年春天的《食粥叹》，叙述了这个细节满满的场景：
厂门开，食粥来，
千万人，呼声哀。
大者一盂小者半，
……
少壮努力争向前，
老弱举步愁颠绊。
自晨至午始得食，
饥肠已作雷鸣断。
朝粥粥抵餐，暮粥粥抵水。
饮水难疗生，犹胜无粥死。
……
那些排队等待领粥的人们，拥挤呼号，从一大早开始“争向前”。老弱病残跌跌撞撞，却要等到中午才能达到目标。而这些灾民最终抢到的食物，其实已经不算什么食物了：早上分发的粥，也许还能勉强算作一餐，到了下午，那粥就已经清淡如水“难疗生”。但即便如此，有浸泡着几粒米的汤水下肚，也比饿死要好太多。
诗人写于同年的《卖儿叹》，更是把饥饿难耐的居民将儿子出售以换取粮食的场景，触目惊心地呈现在读者眼前：
三百钱买一升粟，
一升粟饱三日腹。
穷民赤手钱何来，
携男提女街头鬻。
明知卖儿难救饥，
忍被鬼伯同时录。
得钱聊缓须臾饿，
到口饔飱即儿肉！
小儿不识离别恨，
大儿解事依亲哭。
语儿勿哭速行行，
儿去得食儿有福。
阴风吹面各吞声，
拭泪血凝望儿目。
……
粮价飞升，为了逃避饿死的命运，穷人只好把子女牵到街市上出售。换来的粮食虽然能暂时缓解饥饿，但自己吞下的，却几乎就是儿子的骨肉。小儿子无法理解这离别的痛苦，大儿子懂事了，却也只能拉着亲人哭泣。寒冷阴风中，望着儿子远去的背影，父亲的眼泪已经凝固成血。
在另一首作于1817年的《苦饥行》中，李于阳还描述了饥荒之时，饿死居民尸体堆叠、闺中母子挨饿待毙的恐怖景象：
岁频歉，人苦饥，
饥而死者相累累。
闺中少妇怀中儿，
待死不死心伤悲。
儿饥向娘啼，娘饥当告谁？
儿啼一声一肠断，
肠断直胜忍饥时！
……
有娘儿饥犹如此，
无娘儿饥更可知。
一死宁争早与迟，
大鬼求食小鬼随，
黄泉反得相提携。
呜呼，母子天性有若斯，
世间多少生别离！
饥饿困苦之中，母子之间到底是谁先饿死还是谁晚饿死，都无所谓了。甚至，他们一起饿死反而更好：这样一来，“大鬼求食小鬼随”，娘儿俩还可以在黄泉之下一起做伴乞讨，相互照顾。
从诗艺层面看，默默无闻的李于阳与才名卓著的龚自珍的确不在一个水平线上，这可能导致了他在清代文学史中被彻底忽略的结局。不过，从1816年火山冬天的角度来看，又幸亏有李于阳这样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文人，才为我们留下了嘉庆大饥荒的灾难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