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一般认为，在1816年这次考试前后，龚自珍研墨拈笔，又写了一组火药味极浓的时政议论文。这些短文，收录在《定庵文集》的《乙丙之际著议》中。《乙丙之际著议》一共写了25篇，现存下来的只有11篇。这个文集，是魏源根据龚自珍儿子龚橙手中保存的文稿整理编刻，时序并不完整。根据考证，25篇文章的写作时间，大致应该在1815年至1816年。不过，我更倾向于同意传记作家陈歆耕在《剑魂箫韵——龚自珍传》中的推测，现存的多个篇目，应该是考试结束之后的1816年秋天所作。
比如《乙丙之际著议第九》。
在这篇短文里，龚自珍以虚拟口吻，定义了社会演进的三个等级。按照几乎所有研究者的说法，这是龚自珍针对嘉庆时代，首次提出“衰世”概念。也就是说，龚自珍虽然不敢直白说明，嘉庆统治的清朝就是“衰世”，但从文章逻辑，以及他在《明良论》和《尊隐》等作品中构建的互文语境，我们可以清晰看出他的所指。
在彼时的中国文人圈子，龚自珍成了第一个尖锐指出清帝国所谓康乾盛世已经转衰的人：
……世有三等，三等之世，皆观其才；才之差，治世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别为一等。衰世者……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则非但鲜君子也，抑小人甚鲜。
翻译成现代汉语，这段文字大意是，按照古人的说法，时代分级为三等，都以人才作为衡量尺度。这三种等级的时代，一种叫“治世”，另一种叫“乱世”，最差的一种叫“衰世”。在所谓衰世，皇帝左右没有优秀的宰相和史官，边疆没有优秀的武将，学校没有优秀的文人，田边地头没有优秀的农民，街边巷里没有优秀的工匠，大街上没有优秀的商人，小巷中没有优秀的小偷，市场中没有优秀的掮客，江湖上没有优秀的强盗。在这样的时代，不但君子很少，连小人都低劣不堪！
正是这样一些文字，让后来的读者们，包括文学家、改革家和革命家，对他趋之若鹜。
1817年，龚自珍把自己的文字交给一位王姓老先生过目，后者专门为此写了一封信给他。信里先表扬龚自珍才高艺精，然后就说，你正当年少，应该多多考虑“排金门，上玉堂，和其声以鸣国家之盛”，多多奏响国家强盛之音，但你的文字里却“上关朝廷，下及冠盖，口不择言，动与世迕”。老先生显然对龚自珍的骂声连连很不以为然，告诫他，与周遭保持和气才是“养德养身养福之源”，何况你的父辈一干人都在官场任职，“家门鼎盛，任重道远”，怎么能恶语相向呢？对于龚自珍的衰世论调和讥讽痛骂，老先生实在看不下去了。
然而，骂归骂，龚自珍依然继续着他悲剧般的科考之旅。
1818年，他在浙江参加了自己的第四次恩科乡试，中了浙江举人第4名。
1819年，庆祝嘉庆皇帝六十大寿的恩科会试，龚自珍参加，没中。
1820年，正常的会试，龚自珍参加，没中。
1821年，参加军机章京考，没中。
1822年，嘉庆皇帝驾崩后，清帝国改朝换代。龚自珍参加庆祝道光皇帝登基的恩科会试，没中。
1823年，因为叔父龚守正担任考官，他没有参加。
1824年至1825年，因为母亲去世，他按规矩居家服丧，也没有参加。
1826年，龚自珍第五次参加会试，又失败。
1829年，龚自珍再次参加会试，终于中了第95名贡生。而这时，他已经38岁。接下来，他参加了复试和殿试，都通过了，位列三甲第19名，赐同进士出身。但到了最终一堂朝考，以决定他是否能进入皇家文人最高殿堂翰林院时，据说因为答卷的楷书不规范，他又以失败告终。按照清朝官制，他可以外派做一个县令，但龚自珍拒绝了，留在京城做内阁中书。
1834年，龚自珍参加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次考试：试差考。如果通过，他就能成为政府的乡试考官。这是他能报复此前所有伤心赶考经历的一次机会，但他又失败了。
从1810年第一次参加科考到1834年最后一次应试差考，从19岁到43岁，龚自珍的一生几乎都被考试纠缠折磨。最后一次考试失败的七年后，也就是1841年，龚自珍在鸦片战争的硝烟中去世，永远告别了他所憎恨的衰世。
屡试屡败，屡败屡试，活到老，考到老。
跟那个时代许多文人一样，龚自珍无法摆脱一辈子都在奔赴考场路上的命运。顶着绝异之才的美名，在文字里哀诉怒喷，他却始终没有逃脱科考魔掌。
公平地说，中国的科举考试从隋代正式实施以来，一直是帝王统治系统一个极为有效的组成部分。最初的科举，是为了打破世袭门阀对皇帝施政的掣肘，让政治权力得以分散，不受制于大贵族形成的紧密圈子。自唐代开始，科举制度进一步完善，成为保障社会流动性的一条固定通道。对一般平民而言，不论家庭出身，只要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就能进入官场，并最终获得精英身份；对皇帝而言，从科举中选拔没有贵族背景的人，让其进入权力系统，在保证文官能随时流动、增加新鲜血液的同时，也形成与皇亲国戚制衡的权力集团，显然是一举多得的统治方法。
中外学者对科举制度的研究，基本上有一致的正面结论，认为这是中国古代社会中，一个极有政治和社会价值的治理方式。在龚自珍生活的清代，科举制度被清朝统治者顺势沿用，显然也是因为这一点。甚至直到今天，每年一度的全国高考和公务员考试，虽然被很多人诟病抨击，却依然是中国维持社会流动性的公平公正举措。
根据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的研究，在19世纪初期，中国人口超过三亿，农村人口占五分之四，而通过了乡试的生员与捐得同等身份的监生，大约为一百一十万人左右。按照当时的官制，全国的文官大约有两万名，其中，经过各种考试成为举人的大概一万八千人左右。在他们当中，进士两千五百人左右，翰林院的精英则只有六百五十名左右。换句话说，在龚自珍的年代，从三亿多人口中挣扎出头，从一百一十万人中脱颖而仕，加入两万多人的官僚队伍，是一场竞争格外激烈的战斗。
1816年秋天，再次考试失败的龚自珍有多么难受，我完全可以想象。
在激烈文字里，龚自珍“口不择言”地抨击或揶揄当下，显然不仅仅是因为他敏锐地观察到了清朝政府的衰败、权力体系的僵化，也是因为自己怀才不遇的窘迫和志向受挫的尴尬。同时，面对科举和官场，龚自珍此时的心态还应该相当矛盾。
一方面，他的家庭背景和家教传统，注定了他只能将参与科举、进入官场作为自己人生旅途的唯一路线。从父母和外公对他的教诲和期待来看，他只有踏上这条独木天梯，才能达到博得功名、维持“家门鼎盛”的终极目标。另一方面，衰世官场的僵化和退化，各级官僚的昏聩与腐败，恰好又是他不愿意濡染堕落其中的内在理由。在君子稀少、小人低劣的衰世，成为阿谀逢迎的官场一员，是这个愤怒的年轻人最不齿的选择。
如果向更深处透视，我们还可以看到，清代的科举考试，也被清朝统治者用来作为一种规训知识分子的强力工具，作为帝国臣民统一思想的管道。按照皇帝意愿构建的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是科举参与者必须掌握的通关秘籍，迎合这个话语体系的“雕龙文卷”，成了所有试图进阶的文人都不得不研习的八股范本。明知道在这样的搏斗中，自己可能撞得头破血流，龚自珍却没有办法逃脱“屠狗功名”的摆布，无法甩掉“纸上苍生”的桎梏。
今年失利，继续准备，等待后年。后年再败，继续准备……对于一个被叛逆之火煎熬的年轻人来说，还有什么，能比这样的前景预判更让人憋屈？
灼热的熔岩，在胸腔里燃烧涌动，口中和笔端的岩石，却又以不可承受之重，封堵压抑着喷发的欲望。龚自珍知道，自己不能爆发，也不可能爆发。偶尔吐出一些愤怒的蒸汽，带着呼啸抛出一些生命的碎石块与火山灰，就成了他缓解这焦虑与绝望的唯一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