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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艰难的科考之旅

一般认为,在1816年这次考试前后,龚自珍研墨拈笔,又写了一组火药味极浓的时政议论文。这些短文,收录在《定庵文集》的《乙丙之际著议》中。《乙丙之际著议》一共写了25篇,现存下来的只有11篇。这个文集,是魏源根据龚自珍儿子龚橙手中保存的文稿整理编刻,时序并不完整。根据考证,25篇文章的写作时间,大致应该在1815年至1816年。不过,我更倾向于同意传记作家陈歆耕在《剑魂箫韵——龚自珍传》中的推测,现存的多个篇目,应该是考试结束之后的1816年秋天所作。

比如《乙丙之际著议第九》。

在这篇短文里,龚自珍以虚拟口吻,定义了社会演进的三个等级。按照几乎所有研究者的说法,这是龚自珍针对嘉庆时代,首次提出“衰世”概念。也就是说,龚自珍虽然不敢直白说明,嘉庆统治的清朝就是“衰世”,但从文章逻辑,以及他在《明良论》和《尊隐》等作品中构建的互文语境,我们可以清晰看出他的所指。

在彼时的中国文人圈子,龚自珍成了第一个尖锐指出清帝国所谓康乾盛世已经转衰的人:

……世有三等,三等之世,皆观其才;才之差,治世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别为一等。衰世者……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则非但鲜君子也,抑小人甚鲜。

翻译成现代汉语,这段文字大意是,按照古人的说法,时代分级为三等,都以人才作为衡量尺度。这三种等级的时代,一种叫“治世”,另一种叫“乱世”,最差的一种叫“衰世”。在所谓衰世,皇帝左右没有优秀的宰相和史官,边疆没有优秀的武将,学校没有优秀的文人,田边地头没有优秀的农民,街边巷里没有优秀的工匠,大街上没有优秀的商人,小巷中没有优秀的小偷,市场中没有优秀的掮客,江湖上没有优秀的强盗。在这样的时代,不但君子很少,连小人都低劣不堪!

正是这样一些文字,让后来的读者们,包括文学家、改革家和革命家,对他趋之若鹜。

1817年,龚自珍把自己的文字交给一位王姓老先生过目,后者专门为此写了一封信给他。信里先表扬龚自珍才高艺精,然后就说,你正当年少,应该多多考虑“排金门,上玉堂,和其声以鸣国家之盛”,多多奏响国家强盛之音,但你的文字里却“上关朝廷,下及冠盖,口不择言,动与世迕”。老先生显然对龚自珍的骂声连连很不以为然,告诫他,与周遭保持和气才是“养德养身养福之源”,何况你的父辈一干人都在官场任职,“家门鼎盛,任重道远”,怎么能恶语相向呢?对于龚自珍的衰世论调和讥讽痛骂,老先生实在看不下去了。

然而,骂归骂,龚自珍依然继续着他悲剧般的科考之旅。

1818年,他在浙江参加了自己的第四次恩科乡试,中了浙江举人第4名。

1819年,庆祝嘉庆皇帝六十大寿的恩科会试,龚自珍参加,没中。

1820年,正常的会试,龚自珍参加,没中。

1821年,参加军机章京考,没中。

1822年,嘉庆皇帝驾崩后,清帝国改朝换代。龚自珍参加庆祝道光皇帝登基的恩科会试,没中。

1823年,因为叔父龚守正担任考官,他没有参加。

1824年至1825年,因为母亲去世,他按规矩居家服丧,也没有参加。

1826年,龚自珍第五次参加会试,又失败。

1829年,龚自珍再次参加会试,终于中了第95名贡生。而这时,他已经38岁。接下来,他参加了复试和殿试,都通过了,位列三甲第19名,赐同进士出身。但到了最终一堂朝考,以决定他是否能进入皇家文人最高殿堂翰林院时,据说因为答卷的楷书不规范,他又以失败告终。按照清朝官制,他可以外派做一个县令,但龚自珍拒绝了,留在京城做内阁中书。

1834年,龚自珍参加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次考试:试差考。如果通过,他就能成为政府的乡试考官。这是他能报复此前所有伤心赶考经历的一次机会,但他又失败了。

从1810年第一次参加科考到1834年最后一次应试差考,从19岁到43岁,龚自珍的一生几乎都被考试纠缠折磨。最后一次考试失败的七年后,也就是1841年,龚自珍在鸦片战争的硝烟中去世,永远告别了他所憎恨的衰世。

屡试屡败,屡败屡试,活到老,考到老。

跟那个时代许多文人一样,龚自珍无法摆脱一辈子都在奔赴考场路上的命运。顶着绝异之才的美名,在文字里哀诉怒喷,他却始终没有逃脱科考魔掌。

公平地说,中国的科举考试从隋代正式实施以来,一直是帝王统治系统一个极为有效的组成部分。最初的科举,是为了打破世袭门阀对皇帝施政的掣肘,让政治权力得以分散,不受制于大贵族形成的紧密圈子。自唐代开始,科举制度进一步完善,成为保障社会流动性的一条固定通道。对一般平民而言,不论家庭出身,只要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就能进入官场,并最终获得精英身份;对皇帝而言,从科举中选拔没有贵族背景的人,让其进入权力系统,在保证文官能随时流动、增加新鲜血液的同时,也形成与皇亲国戚制衡的权力集团,显然是一举多得的统治方法。

中外学者对科举制度的研究,基本上有一致的正面结论,认为这是中国古代社会中,一个极有政治和社会价值的治理方式。在龚自珍生活的清代,科举制度被清朝统治者顺势沿用,显然也是因为这一点。甚至直到今天,每年一度的全国高考和公务员考试,虽然被很多人诟病抨击,却依然是中国维持社会流动性的公平公正举措。

根据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的研究,在19世纪初期,中国人口超过三亿,农村人口占五分之四,而通过了乡试的生员与捐得同等身份的监生,大约为一百一十万人左右。按照当时的官制,全国的文官大约有两万名,其中,经过各种考试成为举人的大概一万八千人左右。在他们当中,进士两千五百人左右,翰林院的精英则只有六百五十名左右。换句话说,在龚自珍的年代,从三亿多人口中挣扎出头,从一百一十万人中脱颖而仕,加入两万多人的官僚队伍,是一场竞争格外激烈的战斗。

1816年秋天,再次考试失败的龚自珍有多么难受,我完全可以想象。

在激烈文字里,龚自珍“口不择言”地抨击或揶揄当下,显然不仅仅是因为他敏锐地观察到了清朝政府的衰败、权力体系的僵化,也是因为自己怀才不遇的窘迫和志向受挫的尴尬。同时,面对科举和官场,龚自珍此时的心态还应该相当矛盾。

一方面,他的家庭背景和家教传统,注定了他只能将参与科举、进入官场作为自己人生旅途的唯一路线。从父母和外公对他的教诲和期待来看,他只有踏上这条独木天梯,才能达到博得功名、维持“家门鼎盛”的终极目标。另一方面,衰世官场的僵化和退化,各级官僚的昏聩与腐败,恰好又是他不愿意濡染堕落其中的内在理由。在君子稀少、小人低劣的衰世,成为阿谀逢迎的官场一员,是这个愤怒的年轻人最不齿的选择。

如果向更深处透视,我们还可以看到,清代的科举考试,也被清朝统治者用来作为一种规训知识分子的强力工具,作为帝国臣民统一思想的管道。按照皇帝意愿构建的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是科举参与者必须掌握的通关秘籍,迎合这个话语体系的“雕龙文卷”,成了所有试图进阶的文人都不得不研习的八股范本。明知道在这样的搏斗中,自己可能撞得头破血流,龚自珍却没有办法逃脱“屠狗功名”的摆布,无法甩掉“纸上苍生”的桎梏。

今年失利,继续准备,等待后年。后年再败,继续准备……对于一个被叛逆之火煎熬的年轻人来说,还有什么,能比这样的前景预判更让人憋屈?

灼热的熔岩,在胸腔里燃烧涌动,口中和笔端的岩石,却又以不可承受之重,封堵压抑着喷发的欲望。龚自珍知道,自己不能爆发,也不可能爆发。偶尔吐出一些愤怒的蒸汽,带着呼啸抛出一些生命的碎石块与火山灰,就成了他缓解这焦虑与绝望的唯一办法。 BuvO2atD5z+Qyfy073itD01AMkqsk3TxI7lJTCmchhw8V/TipTEO+yZRSkdfGZ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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