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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6年，25岁的龚自珍，肯定有郁闷的时候。
第一任妻子段美贞在三年前病死床头，弥留之际他没在身边。1815年，他的妹妹龚自璋出嫁，他则奉父母之命，娶了何吉云为继室。同一年，特别疼爱自己的外祖父段玉裁，又于9月去世。
家庭里的变故，应该给龚自珍的情绪和心理造成了相当大的冲击。
外公段玉裁，是清中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乾隆时代考上举人后，段玉裁曾在贵州和四川的几个偏远地方做知县。跟同时代的许多文人一样，他最终以父母生病为由请求退隐，后居苏州。段玉裁曾师从戴震，专攻经学、文字学和音韵学，是校勘和训诂领域的大师。他花费几十年时间编撰的《说文解字注》，在当时和后来，都被认为是文字训诂的杰出之作，被王国维推举成两千年来将《说文解字》阐释得最“明白晓畅”的著述。
从少年时代起，龚自珍就在段玉裁的指导下，开始研习《说文解字》。外祖父除了教授经学和金石之学，也把学而优则仕的理念，深植在这个年轻人内心。1812年，21岁的龚自珍与年龄相同的段美贞在苏州完婚。这个段家女儿的父亲，恰好是段玉裁次子、龚自珍母亲的兄弟，也就是龚自珍的舅舅。
在这个门当户对、亲上加亲的婚姻里，在龚自珍与自己的表妹之间，有爱情存在吗？
龚自珍自己留下的文字中，关于他和段美贞之间感情互动的描述极少。也许，因为是亲戚关系，龚自珍和段美贞在年少时见过面，有一些青梅竹马的互动。也许他们之间只有这种亲戚情谊，因为父母做主才组成了家庭，根本谈不上相爱。既然是段家女子，段美贞的教养肯定不会缺席，但知书识礼，显然不能作为男欢女爱的唯一条件。
龚自珍也许赞美过表妹的才情，表扬过她的温润贤淑，但这是不是能够证明他真正爱上了这个上流社会女子，我们大可持怀疑态度。我无法想象，当段美贞在龚自珍面前掀起盖头的那一瞬，当龚自珍知道自己必须与面前这个表妹白头偕老时，他会有一种什么样的复杂心情。
如同他之前大多数文人一样，龚自珍没有留下文本，来证明自己结婚时的情绪。1812年，他和段美贞在苏州结婚后，有一次回故乡杭州之行。按照一些研究者的说法，龚自珍在一首作于此时、为他赢得海内诗名的《湘月》里，描写了他和段美贞之间的感情：
天风吹我，堕湖山一角，果然清丽。曾是东华生小客，回首苍茫无际。屠狗功名，雕龙文卷，岂是平生意？乡亲苏小，定应笑我非计。
才见一抹斜阳，半堤香草，顿惹清愁起。罗袜音尘何处觅？渺渺予怀孤寄。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两样销魂味。两般春梦，橹声荡入云水。
龚自珍在这首词的小序中说，“壬申夏，泛舟西湖，述怀有赋，时予别杭州盖十年矣”，述怀的重点，是他已经离开家乡杭州有十年时间了。这十年来，他这个在北京试图追求功名的异乡小子，“屠狗功名，雕龙文卷”，实在有些辛苦。回头一望，满眼“苍茫无际”，以至于那个传说中的南朝名妓，都要嘲笑自己雕龙描凤的八股文技巧。在“一抹斜阳，半堤香草”的迷人景色里，杭州人苏小小的华服和声音早已消逝，只给他留下遥远的记忆。哀怨的箫声和狂躁的剑气，最后还不是化成春梦，随船桨荡入水中云中而已。
即便和新婚妻子泛舟西湖，沉溺山水，龚自珍也没有提到段美贞一个字，反而描绘了传说中的江湖美女。这首著名的词，不管如何解读，都很难将美景美人跟妻子联系在一起，很难将苏小小的形象，转借到段美贞身上，更无法将词句间流露的伤时情绪，跟龚自珍和段美贞之间的爱情联系在一起。
所以，才有后来的一位评论者总结说，“全词实是借山水以抒发胸中壮志和感慨”。
两年后，龚自珍将因病逝去的妻子安葬在杭州，又写了一首描绘西湖景色的《湘月》，其中有“湖云如梦，记前年此地，垂杨系马”，“平生沉俊如侬，前贤倘作，有臂和谁把”的句子，倒是抒发了对段美贞的怀念之情。不过，在这首《湘月》中，诗人再次提及苏小小（“苏小魂香”），再次感慨“乡邦如此，几人名姓传者”（在此地此乡，又有几人能像这个江湖美女一样名传千古？），再次喟叹“流光容易，暂时著意潇洒”（光阴易逝，且让我们及时行乐吧），跟前面那首《湘月》中的情绪，形成互文。
龚自珍自己的家庭生活和情绪起伏，总是与他的科举考试经历粘连在一起。
1813年秋天，22岁的龚自珍参加顺天乡试，没有上榜，继1810年第一次参加科考之后再次失利。正是在这次进京赶考期间，段美贞病亡于安徽家中。当地医生在给段美贞治病时，将她的病状误诊为怀孕，耽误了治疗时间。结果龚自珍人在北京，妻子死于徽州。
这一年放榜，龚自珍得知自己不中，启程回家，写下一首《金缕曲·癸酉秋出都述怀有赋》：
我又南行矣！笑今年、鸾飘凤泊，情怀何似？纵使文章惊海内，纸上苍生而已。似春水、干卿何事？暮雨忽来鸿雁杳，莽关山、一派秋声里。催客去，去如水。
华年心绪从头理，也何聊、看潮走马，广陵吴市？愿得黄金三百万，交尽美人名士，更结尽、燕邯侠子。来岁长安春事早，劝杏花、断莫相思死。木叶怨，罢论起。
第一句，我又回南方去了，虽然是讲明自己旅程目的，却已经有了点哀怨：我又离开权力中心，打道回府了！考试失败，龚自珍心有不甘，所以才说“纵使文章惊海内，纸上苍生而已”，文章写得再好，也不过是纸上人生；即便考试过关，得了功名，也就如春水一般，顺流而去，跟我这个体生命有什么关系？罢了罢了，与其如此，不如拿黄金三百万，去广结美女名士，去跟东南西北的侠客们为伴，不再把春天杏花绽放之际的应考放在心上，做一个天地间狂放不羁的隐士，倒也快活。
“笑今年”一句，虽然用了个“笑”字，却是苦涩悲愤的笑，比哭更难受。
跟前面讨论的1812年写就的《湘月》一样，这首词里也没有提及妻子段美贞，只是发泄了自己科考失败的悲愤，表达出去江湖上结交美女和名士的放浪意愿。多数评论者都解读诗中的“鸾飘凤泊”，暗指了龚自珍和妻子的分离之苦，以及他对段美贞的感情。但这首《金缕曲》中的鸾凤对应，到底是指向了夫妻之间的爱情，还是指向了家庭分离的状态，亦即龚自珍在妻子病重时不能守在身边的遗憾，甚至是指向了另外的女人，依然相当模糊。
比如，有研究者就指出，龚自珍这一年去北京赶考时，曾经写过一首词，怀念一位苏州妓女。虽然有人反驳这种说法，认为龚自珍不可能新婚一年就跟风月场女子有染，但这起码可以部分佐证，《金缕曲》中的“鸾飘凤泊”，所指不能完全确认。反倒是“愿得黄金三百万，交尽美人名士”一句，点出了妻子之外的女人。
不管怎样，诗中的秋雨落叶，酿成了一片悲声。
这种源于科考落第的怨气，以及怀才不遇的愤懑，在龚自珍写于此时的其他文字中更直白地显露出来。根据学者们考证，龚自珍后来被赞誉有加的几篇时政论文《明良论》，大致也完成于这个时间节点。
在《明良论二》中，龚自珍大肆抨击官僚的僵化和腐败：
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历览近代之士，自其敷奏之日，始进之年，而耻已存者寡矣！官益久，则气愈偷；望愈崇，则诌愈固；地益近，则媚亦益工。
这说的是，如果知识分子都有廉耻，那么国家就能永远避免于耻辱；如果知识分子没有廉耻，那就是国家的大耻！近代的读书人，自从他们向皇帝提出主张、在朝廷做官开始，有廉耻的人已经极少！当官时间越长，知耻之气就越短；声望越高，巴结奉迎的恶习就越强；越接近权力中心，谄媚的技巧就越熟练。
龚自珍接着说，身居要职的官员，只知道追求车马规格，讲究服饰精美，卖弄花言巧语，此外便一无所知……大臣们在朝堂里发表政论，都察言观色，根据皇帝的喜怒行事……皇帝稍有不高兴，他们就赶快磕头而出，重新寻求可以得到皇帝宠爱的办法。
这股对当下官场的怒气，在《明良论三》中继续爆发：
今之士进身之日，或年二十至四十不等，依中计之，以三十为断。翰林至荣之选也，然自庶吉士至 尚书 ，大抵须三十年或三十五年；至大学士又十年而弱。非翰林出身，例不得至大学士。而凡满洲、汉人之仕宦者，大抵由其始宦之日，凡三十五年而至一品，极速亦三十年。贤智者终不得越，而愚不肖者亦得以驯而到。此今日用人论资格之大略也……城东谚曰：“新官忙碌石呆子，旧官快活石狮子。”盖言夫资格未深之人，虽勤苦甚至，岂能冀甄拔？而具形相向坐者数百年，莫如柱外石狮子，论资当最高也。
把这段文字大致翻译成现代汉语，是说文人开始进入官场，一般是二十岁至四十岁，平均算下来是三十岁。成为翰林当然最为荣耀，但从庶吉士到尚书，大概要熬三十年至三十五年；从翰林再达到大学士的职位，又要熬上将近十年。不论满人汉人，当官的人，从开始做官，到当上一品官，一般需要三十五年，最快也要三十年。即使是才华横溢的人，也不能超越这个限制，然而那些无才无德的人，却可以按照年资，逐步升到最高的官位。所以，民间的说法是，“新官忙得像石磙子，老官闲得像石狮子”。新官累死，无法得到提拔，老官却可以相向而坐，如石狮子一般逍遥自在，成为资历最高的人。
按照龚自珍文中的逻辑，他现在22岁，属于应该进入官场的年龄。但是，这个落第的青年才俊，此刻却只有在官场外徘徊观望的份儿，连当累死累活的石磙子、熬“三十年或三十五年”的资格都没有。站在墙外，远望其内，揶揄讥讽，针砭槌击，龚自珍大有把当朝官员统统贬至地狱而后快的气势。
以《明良论》中的说法，龚自珍应该是看穿了官场，不再对其抱希望，而打算像那首《金缕曲》所说的那样，从此浪荡江湖，归隐南国了吧？
诡谲的是，依照一些研究者的分析，龚自珍在1816年秋天，再次参加了科举考试，又再次失败。在浙江的这次考试，相关典籍里几乎没有文字记载。仅吴昌绶编写的《定庵先生年谱》中有“秋，应省试，未售”几个字作为证据。按照龚自珍此前和此后几乎一轮不落地参加科考的经历来看，这次应试不会有误。
一般认为，在1816年这次考试前后，龚自珍研墨拈笔，又写了一组火药味极浓的时政议论文。这些短文，收录在《定庵文集》的《乙丙之际著议》中。《乙丙之际著议》一共写了25篇，现存下来的只有11篇。这个文集，是魏源根据龚自珍儿子龚橙手中保存的文稿整理编刻，时序并不完整。根据考证，25篇文章的写作时间，大致应该在1815年至1816年。不过，我更倾向于同意传记作家陈歆耕在《剑魂箫韵——龚自珍传》中的推测，现存的多个篇目，应该是考试结束之后的1816年秋天所作。
比如《乙丙之际著议第九》。
在这篇短文里，龚自珍以虚拟口吻，定义了社会演进的三个等级。按照几乎所有研究者的说法，这是龚自珍针对嘉庆时代，首次提出“衰世”概念。也就是说，龚自珍虽然不敢直白说明，嘉庆统治的清朝就是“衰世”，但从文章逻辑，以及他在《明良论》和《尊隐》等作品中构建的互文语境，我们可以清晰看出他的所指。
在彼时的中国文人圈子，龚自珍成了第一个尖锐指出清帝国所谓康乾盛世已经转衰的人：
……世有三等，三等之世，皆观其才；才之差，治世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别为一等。衰世者……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则非但鲜君子也，抑小人甚鲜。
翻译成现代汉语，这段文字大意是，按照古人的说法，时代分级为三等，都以人才作为衡量尺度。这三种等级的时代，一种叫“治世”，另一种叫“乱世”，最差的一种叫“衰世”。在所谓衰世，皇帝左右没有优秀的宰相和史官，边疆没有优秀的武将，学校没有优秀的文人，田边地头没有优秀的农民，街边巷里没有优秀的工匠，大街上没有优秀的商人，小巷中没有优秀的小偷，市场中没有优秀的掮客，江湖上没有优秀的强盗。在这样的时代，不但君子很少，连小人都低劣不堪！
正是这样一些文字，让后来的读者们，包括文学家、改革家和革命家，对他趋之若鹜。
1817年，龚自珍把自己的文字交给一位王姓老先生过目，后者专门为此写了一封信给他。信里先表扬龚自珍才高艺精，然后就说，你正当年少，应该多多考虑“排金门，上玉堂，和其声以鸣国家之盛”，多多奏响国家强盛之音，但你的文字里却“上关朝廷，下及冠盖，口不择言，动与世迕”。老先生显然对龚自珍的骂声连连很不以为然，告诫他，与周遭保持和气才是“养德养身养福之源”，何况你的父辈一干人都在官场任职，“家门鼎盛，任重道远”，怎么能恶语相向呢？对于龚自珍的衰世论调和讥讽痛骂，老先生实在看不下去了。
然而，骂归骂，龚自珍依然继续着他悲剧般的科考之旅。
1818年，他在浙江参加了自己的第四次恩科乡试，中了浙江举人第4名。
1819年，庆祝嘉庆皇帝六十大寿的恩科会试，龚自珍参加，没中。
1820年，正常的会试，龚自珍参加，没中。
1821年，参加军机章京考，没中。
1822年，嘉庆皇帝驾崩后，清帝国改朝换代。龚自珍参加庆祝道光皇帝登基的恩科会试，没中。
1823年，因为叔父龚守正担任考官，他没有参加。
1824年至1825年，因为母亲去世，他按规矩居家服丧，也没有参加。
1826年，龚自珍第五次参加会试，又失败。
1829年，龚自珍再次参加会试，终于中了第95名贡生。而这时，他已经38岁。接下来，他参加了复试和殿试，都通过了，位列三甲第19名，赐同进士出身。但到了最终一堂朝考，以决定他是否能进入皇家文人最高殿堂翰林院时，据说因为答卷的楷书不规范，他又以失败告终。按照清朝官制，他可以外派做一个县令，但龚自珍拒绝了，留在京城做内阁中书。
1834年，龚自珍参加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次考试：试差考。如果通过，他就能成为政府的乡试考官。这是他能报复此前所有伤心赶考经历的一次机会，但他又失败了。
从1810年第一次参加科考到1834年最后一次应试差考，从19岁到43岁，龚自珍的一生几乎都被考试纠缠折磨。最后一次考试失败的七年后，也就是1841年，龚自珍在鸦片战争的硝烟中去世，永远告别了他所憎恨的衰世。
屡试屡败，屡败屡试，活到老，考到老。
跟那个时代许多文人一样，龚自珍无法摆脱一辈子都在奔赴考场路上的命运。顶着绝异之才的美名，在文字里哀诉怒喷，他却始终没有逃脱科考魔掌。
公平地说，中国的科举考试从隋代正式实施以来，一直是帝王统治系统一个极为有效的组成部分。最初的科举，是为了打破世袭门阀对皇帝施政的掣肘，让政治权力得以分散，不受制于大贵族形成的紧密圈子。自唐代开始，科举制度进一步完善，成为保障社会流动性的一条固定通道。对一般平民而言，不论家庭出身，只要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就能进入官场，并最终获得精英身份；对皇帝而言，从科举中选拔没有贵族背景的人，让其进入权力系统，在保证文官能随时流动、增加新鲜血液的同时，也形成与皇亲国戚制衡的权力集团，显然是一举多得的统治方法。
中外学者对科举制度的研究，基本上有一致的正面结论，认为这是中国古代社会中，一个极有政治和社会价值的治理方式。在龚自珍生活的清代，科举制度被清朝统治者顺势沿用，显然也是因为这一点。甚至直到今天，每年一度的全国高考和公务员考试，虽然被很多人诟病抨击，却依然是中国维持社会流动性的公平公正举措。
根据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的研究，在19世纪初期，中国人口超过三亿，农村人口占五分之四，而通过了乡试的生员与捐得同等身份的监生，大约为一百一十万人左右。按照当时的官制，全国的文官大约有两万名，其中，经过各种考试成为举人的大概一万八千人左右。在他们当中，进士两千五百人左右，翰林院的精英则只有六百五十名左右。换句话说，在龚自珍的年代，从三亿多人口中挣扎出头，从一百一十万人中脱颖而仕，加入两万多人的官僚队伍，是一场竞争格外激烈的战斗。
1816年秋天，再次考试失败的龚自珍有多么难受，我完全可以想象。
在激烈文字里，龚自珍“口不择言”地抨击或揶揄当下，显然不仅仅是因为他敏锐地观察到了清朝政府的衰败、权力体系的僵化，也是因为自己怀才不遇的窘迫和志向受挫的尴尬。同时，面对科举和官场，龚自珍此时的心态还应该相当矛盾。
一方面，他的家庭背景和家教传统，注定了他只能将参与科举、进入官场作为自己人生旅途的唯一路线。从父母和外公对他的教诲和期待来看，他只有踏上这条独木天梯，才能达到博得功名、维持“家门鼎盛”的终极目标。另一方面，衰世官场的僵化和退化，各级官僚的昏聩与腐败，恰好又是他不愿意濡染堕落其中的内在理由。在君子稀少、小人低劣的衰世，成为阿谀逢迎的官场一员，是这个愤怒的年轻人最不齿的选择。
如果向更深处透视，我们还可以看到，清代的科举考试，也被清朝统治者用来作为一种规训知识分子的强力工具，作为帝国臣民统一思想的管道。按照皇帝意愿构建的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是科举参与者必须掌握的通关秘籍，迎合这个话语体系的“雕龙文卷”，成了所有试图进阶的文人都不得不研习的八股范本。明知道在这样的搏斗中，自己可能撞得头破血流，龚自珍却没有办法逃脱“屠狗功名”的摆布，无法甩掉“纸上苍生”的桎梏。
今年失利，继续准备，等待后年。后年再败，继续准备……对于一个被叛逆之火煎熬的年轻人来说，还有什么，能比这样的前景预判更让人憋屈？
灼热的熔岩，在胸腔里燃烧涌动，口中和笔端的岩石，却又以不可承受之重，封堵压抑着喷发的欲望。龚自珍知道，自己不能爆发，也不可能爆发。偶尔吐出一些愤怒的蒸汽，带着呼啸抛出一些生命的碎石块与火山灰，就成了他缓解这焦虑与绝望的唯一办法。
当龚自珍在“乙丙之际”将他的时代定义为衰世，并对其猛烈抨击的时候，清帝国的广袤疆域，也恰好在经历一次异常气候过程。
从1815年秋天开始，到1817年，中国许多地方遭遇了气象反常，低温、霜冻、水灾、旱灾交替在不同地方出现。前面提及，高超超等科学家2017年发表的论文中说，在1816年，中国许多地方的气温平均值都出现了显著下降。其中，低温现象从1816年一直延续到1818年。如果把目光从中国移开，放到亚洲和整个世界，我们已经看到，1815—1817年出现的全球低温，在气象学和气候史中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也正如前面所说，这次气候异常过程在中国各地造成的影响，只能从历史文献的天灾叙事中挖掘。这些天灾叙事，虽然没有仪器测量读数，却也可以帮我们确认，1816年的中国，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气象突变。
气候史学者张德二在她领衔编撰的《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里，通过考察梳理地方志，给出了一套迄今为止最详尽的中国气候变化编年史。我查阅了该总集里1815年到1817年的气象记录，并把这些记录与中央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主编的《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中1815—1817年的地图，以及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整理出版的《〈清实录〉气候影响资料摘编》中的三年记录做交叉对比。
《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里收编的，是清代各地方政府在其撰写的方志中对气象的描述，与《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相似。而《〈清实录〉气候影响资料摘编》则归总了皇家历史叙事里各地气象异状的描述，记录了皇帝在这三年里下令采取的相应措施。我同时也参考了《清实录·仁宗实录》的完整版本，试图发现前述文本里没有收录的内容。
以此，我可以帮助自己在脑海中，大致构建出1816年清帝国所遭遇的气候灾难图景。
我把这些气象异常分作两类。第一类是低温，包括雪、霜冻和结冰。因为那时的中国没有进入仪器时代，这些气象的出现，就成了气温降低的主要征候。第二类是水灾和旱灾，科学家们已经指出，中国的气候受季风影响，大气温度异常会导致季风异常，也就会给不同地方带来反常的降雨和干旱。洪涝和旱灾，往往会被方志记录在案，更可能会由官员们上报至中央政府。
1815年9月开始，河北的几个地方出现霜冻，获鹿和灵寿分别记录了“风霜损禾稼”“霜损禾”。属于正定府的这两个县位于北京西南，9月出现风霜损毁庄稼，显然有些异常。
1815年年底，中国南方地区开始出现罕见低温。
台湾的新竹和苗栗，县志中都记录了在当年11月至次年1月的“雨雪，坚冰寸余”。彰化县志也记录了“冬十月，大风损禾稼。冬十二月，有冰”。在纬度偏低的台湾新竹和苗栗，冰居然有一寸多厚，实属罕见。
广东廉江记录了“冬大雪”，海南定安“陨霜杀秧，草木榔椰多枯”，万宁“严寒，树木枯死其半”，澄迈“天降大雪，榔椰树木多伤”。海南岛位于中国大陆的最南方，纬度比台湾还低许多，出现这样的低温更是奇异。
广西宜山“是年冬大冰，草木尽枯，儿童于积水处捞起冰块如玻璃屏”。
云南昆明、晋宁、宜良、澄江在1815年6月和8月出现了低温寒风，南华“秋九月，寒风杀谷”，水稻遭殃。另外的研究文献还做了相应的补充：楚雄的镇南州“秋八月，北风伤稻”，腾越“田禾风瘪”，龙陵“禾苗风瘪”。
进入1816年，中国的许多地方继续出现低温和异常天气。
江苏泰州和东台3月中旬出现大雪，安徽亳州“冬大寒”。
低温的侵袭，给江西带来特别显著的异样。进入3月后，江西普遍出现降雪，在各地县志记录中，九江、湖口、星子、上饶、都昌、万载、大余、安远都下了大雪，许多地方的积雪“平地厚数尺”“冻死耕牛及大樟树”。
福建的罗源也在正月出现大雪，积雪“盈尺”。
在去年秋天就遭受厄运的云南，1816年情形依然严峻。曲靖和澄江出现低温，麦田损毁，剑川8月下雪，其中，巍山在秋天出现冰冻，“田禾尽坏”。
云南的气象异常，跟中国其他地方的气象异常一样，并不止于低温。从地方志的记载来看，1815年秋天到1816年全年甚至到1817年和1819年，气候异常的云南遭遇了所谓“嘉庆大饥荒”。由于天气变坏，出人意料的寒冷、大风、干旱、淫雨和洪水，损毁了基本农作物水稻、玉米和荞麦，云南好几个地方的县志，都记载了百姓吃“观音土”的事实。
比如，光绪年间的《沾益州志》描述，曲靖在“（嘉庆）二十年至二十三年，连年大饥，城西六十里出泥二种，俗呼‘观音粉’，一种白色，一种水红色，远近穷民挖取此泥，用麦面荞麦掺和食之”。咸丰年间的《镇南州志》也记载说，南华县在嘉庆二十一年（1816）“大荒，民掘白土疗饥，号‘观音面’，食之多死者”。
从1815年秋天开始，云南的易门、南华、楚雄、大姚和洱源，遭遇低温、大风和洪水，庄稼无收。到了1816年，根据光绪《续云南通志稿》描述，“大理府属之邓川州，丽江府之鹤庆州，本年夏秋以来大雨连绵，山水涨发，田庐致被冲淹”。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但洱源出现河道决堤，巍山“连月雨，大雾三日，有冰，田禾尽坏”；祥云也在秋天出现洪水。姚安遭遇寒冷北风袭击，即将成熟的稻谷无收。此外，墨江、楚雄、禄劝干旱。所有这些天气异常，都对农业形成冲击，云南各地普遍饥荒，作为各地受灾民众的充饥替代品，“观音土”和“草根树皮”频繁出现在县志中。
1816年在海南，同样出现了饥荒，琼海和万宁大旱，安定和澄迈米价飞升。
湖南和湖北在这一年均出现洪涝，各地方县志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大水”。同样的情形在河南和福建出现，其中河南郏县“麦登场，淫雨四十一日，麦尽黑朽不堪食”。江西在冬天遭遇积雪数尺后，好几个地方在夏天“大雨弥月”，河水暴涨。
浙江和江苏，也遇到了旱灾和涝灾交替的现象。龚自珍随父亲去上海就任的这一年里，浙江的建德、丽水、龙游、武义和东阳都出现旱情。江苏范围内，吴县、扬州、高邮、宝应、盐城和铜山等地出现洪涝。
山东、山西和陕西的一些县在1816年都遭遇大水和春大寒。在属于直隶的河北境内，正定、灵寿、获鹿、井陉、赞皇都在5月出现风霜“损麦”，在永清、新城、大名、宁晋这些地方，则是夏秋大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