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野

下面谈谈分野。

《史记·天官书》说“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可见古人是把天上的星宿和地上的州域联系起来看的。在春秋战国时代，人们根据地上的区域来划分天上的星宿，把天上的星宿分别指配于地上的州国，使它们互相对应，说某星是某国的分星，某某星宿是某某州国的分野。 这种看法，便是所谓分野的观念。

星宿的分野，一般按列国来分配，如表甲 ；后来又按各州来分配，如表乙 ：

表甲：

表乙：

【补订】《史记·天官书》：“斗，江、湖。牵牛、婺女，杨州。”则表内“江湖”当为“江、湖”，“扬州”原作“杨州”。

星宿的分野也有以十二次为纲，配以列国的，如表丙所示 ：

表丙：

古人所以建立星宿的分野，主要是为了观察所谓“禨祥”的天象，以占卜地上所配州国的吉凶。例如《论衡·变虚篇》讲到荧惑守心的时候说：“荧惑，天罚也；心，宋分野也。祸当君。”显而易见，这是一种迷信。但是古人对于星宿分野的具体分配既然有了一种传统的了解，那么古典作家作品在写到某个地区时连带写到和这个地区相配的星宿，就完全可以理解了。庾信《哀江南赋》说“以鹑首而赐秦，天何为而此醉”，王勃《滕王阁序》说“星分翼轸”，李白《蜀道难》说“扪参历井”，就是在分野的意义上提到这些星宿的。

【补订】建分野以观禨祥吉凶。《周礼·保章氏》：“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以观天下之迁，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观妖祥。”

关于荧惑守心、祸当宋君的故事，《吕氏春秋》卷六记载：宋景公的时候，荧惑在心，景公十分忧虑，召见子韦询问此事，问：“荧惑在心，这是什么征候？”子韦说：“荧惑即天罚，心即宋国的分野，灾祸可能降临于您。虽然如此，可以移祸于宰相。”景公说：“宰相参与治理国家，移祸于宰相，不吉祥。”子韦说：“可以移祸于百姓。”景公说：“百姓都没了，我做谁的君王呢？宁可自己死。”子韦说：“可以移祸于年成。”景公说：“年成不好，则百姓饥馑，百姓饥馑，就会饿死。作为人君，害死百姓，只顾自己生存，谁还拥护我呢？这是断绝我的命根，你不要再说了。”子韦再拜，说：“我要祝贺您。天在高处，处理人间之事。您有三次至德之言，天必奖赏您三次。今晚荧惑将要徙三舍，您延年二十一岁。”这天晚上，荧惑果然徙三舍。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古人的天文知识虽然已经相当丰富，但是由于科学水平和历史条件的限制，古代的天文学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和宗教迷信的占星术相联系的。古人对于某些异乎寻常的天象还不能做出科学的解释，于是在崇敬天帝的思想基础上，把天象的变化和人间的祸福联系起来，认为天象的变化预示着人事的吉凶。例如日食，被认为对最高统治者不利，所以《左传·昭公十七年》说：“日有食之，天子不举（不杀牲盛馔），伐鼓于社。”《礼记·昏义》也说：“日蚀则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职。”这是把日食看成是上天对最高统治者的警告。又如彗星（一名孛星、欃枪）的出现，被认为是兵灾的凶象，所以史书上常有记载。甚至行星运行的情况也被认为是吉凶的预兆。例如岁星正常运行到某某星宿，则地上与之相配的州国就五谷昌盛，而荧惑运行到这一星宿，这个国家就要发生种种祸殃，等等。占星家还认为某某星主水旱，某某星主饥馑，某某星主疾疫，某某星主盗贼，注意它们的隐现出没和光色的变化而加以占验，这些就不一一叙述了。

【补订】认为行星运行是吉凶的预兆，见于《史记·天官书》及《汉书·天文志》，其中说，木星与土星相遇，将出现内乱、饥荒，应避免战事，战则必败；与水星相遇，则需改换思想，变革政事；与火星相遇则天旱；与金星相遇则有凶灾。金星在木星南边，则与木星称为牝牡，则年成丰稔。金星在木星北边，年成或丰或歉。火星与水星相遇则为焠，与金星相遇则为铄，二者为丧，皆不可举事用兵，用兵则大败。火星与土星相遇则为忧，主庶卿，天下大饥，战则败亡，军败军困，举事大败。土星与水星相遇则有壅塞，或覆灭全军，其国不可举事；与金星相遇则为疾，国有内兵，亡地。如果三星相遇，其国外内有兵与丧，改立王公。如果四星相遇，其国兵丧并起，君子忧惕，小人流徙。如果五星相遇，则称为易行，有德则受庆，改立王者，尽有四方，子孙繁衍昌盛；无德则受殃，离其国家，灭其宗庙，百姓离去。五星皆大，其事也大；五星皆小，其事也小。 P6okVkfG1WfIcAoBaxiUTpod49z054Pa9BZVEM5A0eTD3+chqYzy4WjRCWinQL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