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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谈谈“三正（zhēng）”的问题。
春秋战国时代有所谓夏历、殷历和周历，三者主要的区别在于岁首的月建不同，所以又叫作三正。周历以通常冬至所在的建子之月（即夏历的十一月）为岁首，殷历以建丑之月（即夏历的十二月）为岁首，夏历以建寅之月（即后世通常所说的阴历正月）为岁首。周历比殷历早一个月，比夏历早两个月。由于三正岁首的月建不同，四季也就随之而异。下表以月建为纲，说明三正之间月份和季节的对应：
夏殷周三正是春秋战国时代不同地区所使用的不同的历日制度，我们阅读先秦古籍有必要了解三正的差异，因为先秦古籍所据以记时的历日制度并不统一。举例来说，《春秋》和《孟子》多用周历
，《楚辞》和《吕氏春秋》用夏历。《诗经》要看具体诗篇，例如《小雅·四月》用夏历
，《豳风·七月》就是夏历和周历并用
。《春秋·成公八年》说“二月无冰”，史官把这一罕见的现象载入史册，显而易见，这是指周历二月即夏历十二月而言；如果是夏历二月，则已经“东风解冻”，无冰应是正常现象，无须大书特书了。又如《春秋·庄公七年》说“秋，大水，无麦苗”，这也指周历，周历秋季相当于夏历五六月，晚收的麦子和“五稼之苗”有可能被大水所“漂杀”，如果是夏历秋季，就很难索解了。由此可知《孟子·梁惠王上》所说的“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也是用周历，周历七八月相当于夏历五六月，其时正是禾苗需要雨水的时候。根据同样的理由，我们相信《孟子·滕文公上》所说的“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
的秋阳是指夏历五六月的炎日。在《春秋》和《左传》里，同一历史事实，《春秋》经文和《左传》所记的时月每有出入，甚至同属《左传》所记，而时月也互有异同，这可以从三正的差异中求得解释。
例如《春秋·隐公六年》说“冬，宋人取长葛”
；《春秋·僖公五年》说“春，晋侯杀其世子申生”，《左传》记此事于僖公四年十二月。可见《左传》所依据的史料有的是用夏历。
【补订】《春秋·桓公二年》：“二年春，王正月。”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丙寅冬至，此年建丑。”《春秋·桓公十二年》：“十有二年春正月。”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去年十二月十五日戊午冬至，此年仍建丑。”《春秋·桓公十三年》：“十有三年春二月。”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癸亥冬至，又闰十二月，则此年实建寅。”则《春秋》桓公二年至十二年记事用殷历，十三年记事用夏历。
《春秋·僖公四年》：“四年春王正月。”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己酉冬至，建丑，有闰。自此以前，建丑之月为多。盖古人以土圭测日影以定冬至，冬至之月既定，于是以其翌月为明年正月，为功较易。其后历法较精，则建子之年渐多。”则《春秋》僖公四年以前多用殷历，此后多用周历。
《春秋·僖公五年》：“五年春，晋侯杀其世子申生。”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此年正月初三甲寅冬至，建子。”此事《左传》记于僖公四年十二月。《左传·僖公四年》：“十二月戊申，（申生）缢于新城。”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晋用夏正，据周正推之，当为周正明年二月之二十七日。”则本年《春秋》用周历，《左传》用夏历。
在战国秦汉之间有所谓“三正论”，认为夏正建寅、殷正建丑、周正建子是夏商周三代轮流更改正朔，说什么“王者始起”要“改正朔”“易服色”等以表示“受命于天”，当然这并不可信。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改以建亥之月（即夏历的十月）为岁首，但是夏正比较适合农事季节，所以并不称十月为正，不改正月（秦人叫端月）为四月，春夏秋冬和月份的搭配，完全和夏正相同。汉初沿袭秦制。《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载汉武帝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十月杀灌夫，十二月晦杀魏其，接着说：“其春，武安侯病，专呼服谢罪。使巫视鬼者视之，见魏其、灌夫共守，欲杀之。”司马迁不说“明春”，而说“其春”，就是当时以十月为岁首，当年的春天在当年的十二月之后的缘故。汉武帝元封七年（公元前104）改用太初历，以建寅之月为岁首，此后大约二千年间，除王莽和魏明帝时一度改用殷正，唐武后和肃宗时一度改用周正外，一般都是用的夏正。
【补订】《旧唐书·则天皇后纪》：“载初元年春正月，神皇亲享明堂，大赦天下。依周制建子月为正月，改永昌元年十一月为载初元年正月，十二月为腊月，改旧正月为一月。”
《新唐书·肃宗纪》：上元二年九月，“去‘上元’号，称元年，以十一月为岁首，月以斗所建辰为名”。宝应元年建巳月，“改元年为宝应元年，复以正月为岁首，建巳月为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