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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五篇田野研究报告，内容涉及五个省区的伏羲女娲神话在当地流传的历史及其在当代的传承状况等，其中又以当代的传承状况为中心，而且尤其注重神话在当代的多维传承形态。具体来说，五个个案均聚焦于当地伏羲女娲神话的当代传承形态，立足于新的时代背景，呈现相关神话的传承形态的新变化。例如，王旭对山西洪洞侯村女娲神话的研究报告，从地方文献、口承文本、庙宇景观与仪式活动四个层面，考察了当地女娲伏羲神话信仰如何实践着历史与当代的对话。王均霞对山东济宁市伏羲女娲神话的田野研究发现，在非遗保护的语境中，该地区的相关神话叙事日益从一种民间主导的叙事模式转向一种更趋官方主导的叙事模式；在这种新的叙事模式中，除了传统的文本/口承神话叙事之外，新兴的由相关政府机构推动的景观图像叙事（如庙宇、新建的景观、街头民俗画的展示）、仪式行为叙事（如大型祭典活动）也开始被广泛采用，因此，文本与口承的叙事、景观图像与仪式行为的叙事之间存在着内在的互动关系。丁思瑶对河北涉县娲皇宫的调查与霍志刚对河南淮阳太昊陵的调查，均显示出导游这一职业群体在伏羲女娲神话的当代传承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除了各章得出的一些具体结论，在总体上，本书认为当代伏羲女娲神话的传承具有如下一些特点：
第一，伏羲女娲神话的讲述与当地民众的信仰生活实践息息相关。
一方面，伏羲女娲神话附着的景观建筑均以庙宇为主，涉县娲皇宫、淮阳人祖庙、天水伏羲庙、洪洞女娲庙、邹城羲皇庙等，都是远近闻名的庙宇，香火极为旺盛。以邹城羲皇庙为例，尽管其庙宇建筑早已遭到破坏，目前仅存遗址，但这并不妨碍当地民众的信仰表达——每逢阴历的初一、十五，周边村落，甚至其他更远地方的民众仍然前来烧香，尤其是正月初一这一天，虽不是庙会，但来烧香的香客之众却胜似庙会。同时，这些庙宇大多不是孤立存在，而是形成了相关建筑群。例如，涉县除娲皇宫外，在其周边村落还有诸多供奉女娲的行宫或庙宇。在济宁地区，邹城羲皇庙、微山伏羲庙、嘉祥伏羲庙，甚至包括在行政区划上被划归枣庄市的滕州女娲庙等共同构成了伏羲女娲庙宇群落。这些庙宇共同承载着当地民众的信仰观念，传播着关于伏羲女娲的神话故事。另一方面，围绕这些庙宇建筑，各地都形成了具有影响力的民间庙会。例如，涉县娲皇宫阴历三月初一到三月十五的女娲庙会，淮阳从二月二到三月三的太昊陵庙会，天水伏羲庙正月十六的伏羲诞辰、七月十九的末祭，洪洞女娲庙三月初十的女娲古庙会，邹城羲皇庙三月三和十月一庙会等……均成为伏羲女娲神话展演的重要场合。
第二，伏羲女娲神话的当代传承具有鲜明的地方性特征。
本研究所呈现的河北涉县、河南淮阳、甘肃天水、山西洪洞以及山东济宁地区的伏羲女娲神话叙事均与当地的历史、文化以及地方风物有密切关联，具有明显的地方化色彩。其中尤以与地方风物的紧密关联最为显著，所有报告均提及伏羲女娲神话叙事与当地风物景观的密切关联。例如，王旭对山西洪洞女娲庙的调查表明，侯村一带的女娲伏羲创世神话，除了保留有女娲补天、抟土造人、伏羲画卦、滚磨成婚等创世神话的基本情节母题之外，更多的是对当地庙宇遗迹、风俗活动的解释性叙事和神异事件的经验叙事。很大程度上说，正是与当地地方风物的紧密结合，使得伏羲女娲神话在当地民众心中的真实性得以成立，民众的情感亦渗透进伏羲女娲故事的讲述活动。这显然有助于伏羲女娲神话的传承与传播，是今天伏羲女娲神话在民间得到传承与传播的重要原因。另外，当地的历史文化传统也会影响到其伏羲女娲神话的讲述。例如，在山东济宁地区，当地人更愿意讲述那些在他们看来更接近历史的伏羲女娲故事，而不是那些被当地人认定为“不真实”的伏羲女娲故事，这大约与山东很强的儒家文化传统的影响有关。
第三，在现代化语境中，伏羲女娲神话叙事呈现出强烈的民族国家话语特征。
本研究所调查的五个伏羲女娲神话的传承区域均与不同层级的政府有着密切关联，例如，这五个地方的相关庙宇（遗址）均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或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河北涉县女娲祭典与河南淮阳伏羲祭典还被列入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在这种背景下，伏羲女娲神话叙事中与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有关的一面在传播中被突出强调，具有强烈的民族国家话语特征。一方面，在各地关于伏羲女娲的祭祀大典中，通常强调伏羲女娲的始祖神的神格，在祭祀活动中凸显“寻根祭祖”的正当性，这在本书所研究的五个个案中均有十分明显的体现。对伏羲女娲的始祖神神格的强调，将各地原本极具地方化的伏羲女娲神话与中华民族普遍的文化认同连接在一起，以凸显当地伏羲女娲神话的重要性与合法性。另一方面，在各地关于伏羲女娲神话的景观图像叙事中，往往凸显伏羲女娲的创世功绩。例如，在微山伏羲庙周边村落的街头民俗画中，伏羲被认为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女娲则是福佑社稷之正神，是东方始母。很大程度上说，这种强调伏羲女娲作为始祖神的神格以及其创世功绩的伏羲女娲神话叙事，是超越伏羲女娲的地方性的，也超越了传统的、具有地方性的民间口承叙事文本，而更强调具有普遍性的书面文本的可靠性与正统性。这成为伏羲女娲神话叙事十分突出的又一当代特征。
第四，在非遗保护的时代背景下，伏羲女娲神话被作为重要的文化资源得到保护和开发。
如果说，过去上述地区的伏羲女娲神话叙事主要与当地民众的信仰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反映的是地方民众的生活文化，那么今天参与伏羲女娲神话叙事的主体则更具复杂性。其中既包括当地民众，也包括当地政府以及相关商业机构。伏羲女娲神话既是民间信仰传统的一部分，今天也被当作重要的文化资源得到保护、开发与利用——同时承担起旅游开发与公共文化建设的功能。例如，涉县娲皇宫、淮阳太昊陵以及天水伏羲庙都已经成为当地重要的旅游景区，相关景观的打造以及伏羲女娲神话的景区讲述均已相当成熟，而洪洞侯村女娲宫与济宁地区的羲皇庙和伏羲庙也正沿着这一道路前进。同时，伏羲女娲神话也承担起公共文化建设的职责，这突出表现在强调伏羲女娲神话的景观图像叙事与仪式行为叙事中所展现的伏羲女娲的始祖神神格，以及这一神格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的重要性。
第五，伏羲女娲神话的叙事形态更趋多元。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伏羲女娲神话从地方民众自发实践的生活文化，逐渐转变为当地重要的文化资源，得到挖掘、保护、开发和利用，这使得相关神话叙事的参与主体日趋多元，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伏羲女娲神话的传承形态。一方面，伏羲女娲神话的口承文本的讲述主体逐渐发生了变化：普通民间故事讲述人逐渐退出伏羲女娲神话的叙事舞台，而职业讲述人则在伏羲女娲神话的叙事中日益活跃，成为新的伏羲女娲神话的叙事主体。王均霞的调查显示，济宁地区普通民众中能够讲述伏羲女娲神话的人日益减少。在其调查中，当地年纪较轻的村民常常否认自己会讲该神话，要其去问“有年纪的”，也即至少70岁以上的村民。而能够讲述伏羲女娲神话的、70岁以上的村民，许多已经去世，还有一些因身体原因已经无法完整地讲述该神话。丁思瑶与霍志刚的调查则显示，在河北涉县与河南淮阳等旅游开发相对成熟的地区，导游日益成为当地伏羲女娲神话的重要讲述主体。另一方面，地方景观图像（如相关建筑、街头民俗画等）与新时期的仪式展演（如各地的伏羲女娲祭典）已经成为伏羲女娲神话叙事的重要媒介。本书的五篇研究报告显示，各地均有隆重的伏羲女娲祭祀大典，这些祭祀大典成为伏羲女娲神话叙事的重要载体。王均霞的调查还显示，济宁地区邹城羲皇庙与微山伏羲庙周边村落的街头画以及羲皇庙旁边新建的朝拜广场，成为了伏羲女娲神话的新的叙事形态。可以说，今天的伏羲女娲神话的传承是口承/书面叙事、景观图像叙事、仪式行为叙事统合在一起的新的整体性叙事模式，诉诸听觉的和诉诸视觉的叙事形态紧密融合在一起，共同讲述着当代的伏羲女娲神话。
伏羲女娲神话不仅仅存在于古典文献中，也不只属于遥远的过去，相反，它仍然生机勃勃地存在于我们当下的日常生活中，并与当代社会、文化、政治密切互动，不断展现出新的万千风貌，生动地体现了中国神话传统的强大生命力。
（杨利慧，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王均霞，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研究员）
女娲伏羲神话是中国创世神话中的经典内容，文化底蕴深厚久远，流布范围广泛多样，形成了具有不同区域特色的发展轨迹和形态特征。其不仅反映了相关地区早期社会文化、口传文学和信仰生活的历史风貌，也成为当代社会中各地区进行集体精神认同和区域文化构建的历史依据和现实资源。山西省洪洞县赵城镇侯村是女娲伏羲神话密集分布且具有代表性的区域之一。这里是典籍文献记载中的女娲埋葬之地，坟冢前的娲皇庙始建于唐代以前，是受到历代朝廷认定和祭祀的古帝王陵庙，历史悠久，规模宏大，碑刻林立，信仰浓厚。以侯村娲皇陵庙为中心，周围还分布有众多女娲伏羲的庙宇和古迹，流布着大量女娲伏羲的神话传说，形成了一个以女娲为主体、伏羲为辅助的女娲伏羲神话信仰群。但是，这些庙宇古迹在近代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文革”期间基本毁坏殆尽，侯村娲皇庙的所有建筑也无一幸免，相关的神话传说和庙会活动一度衰落。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在全国各地传统文化复兴的背景下，侯村娲皇庙得以重建，女娲庙会和神话传统得到恢复。又经历了二十年的发展，今天的娲皇庙正在进行当代的第二次重建，女娲文化节正在被塑造，女娲伏羲神话也正在经历从传统到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庙宇、仪式和神话作为一个整体，努力参与到区域经济文化建设的整体之中，呈现出一种新的时代景象。总体来看，侯村地区女娲伏羲神话的鲜明特点在于：拥有深厚的历史传统，地方文献和神话遗址非常丰富，但是传承脉络却经历了中断和恢复的过程，为我们观察当代社会中神话的重构提供了典型样例。
已有一些调查研究关注到侯村女娲伏羲神话的历史渊源、传承现状和信仰活动，例如徐芳运用民族志田野调查的方法，较为细致地分析了侯村娲皇庙在当代的第一次重建过程以及女娲神话的传承与再创造
，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和研究基础。不过，近二十年来侯村娲皇庙及神话信仰一直持续进行着重建，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和样态，需要我们展开回访调查。并且，以往学者的关注点主要集中于侯村娲皇庙和女娲文化，较少结合周边村落的女娲和伏羲庙宇遗迹群进行整体研究，对女娲伏羲神话传说的文本整理分析也不够系统，而这些正是本章非常关心的问题。
本章的主要思路是从地方文献、口承文本、庙宇景观、仪式活动四个层面，考察当地女娲伏羲神话信仰如何实践着历史与当下的对话，主要方法是将地方史志资料、碑刻资料与民族志资料相结合进行对读分析。笔者的主要田野调查时间为2019年8月，主要调查地点为洪洞县赵城镇侯村、明姜镇北伏牛村和淹底乡卦底村，当地村委会领导、地方文化人、寺庙住持及居士信众对本次调查给予了热情支持与帮助，提供了丰富的口述资料、内部刊印文件、碑刻拓片、庙会视频图像等，这些支持与帮助起到了重要的资料支撑作用。
侯村位于山西省南部的洪洞县赵城镇，历史悠久，人杰地灵，素有“洪洞第一村”的美誉。洪洞县东靠太行山，西倚吕梁山，地处山西南北交通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因洪洞大槐树而闻名，根祖文化浓厚。洪洞县上隶临汾市，下辖9镇7乡，侯村所在的赵城镇，相传为周穆王封造父之地，距今已有近三千年的历史。从隋朝设赵城县开始，历代相沿，直到1954年，赵城县与洪洞县合并之后才改为镇，属洪洞县管辖。
赵城镇地处洪洞县北端，属临汾盆地，东望霍岳，与明姜镇毗邻，西濒汾水，与堤村乡隔河相望，南连大槐树镇，北接霍州市境，镇域面积84平方千米。地势东高西低，东北两面环山，为丘陵地带，西南临河，为平川地带。丘陵区占总面积30%，平川区占70%，耕地面积610000余亩。全镇下辖41个村委会，55个自然村，居民8万余人，其中农业人口6.8万。
气候特征表现为冬季寒冷干燥，夏季炎热多雨，干旱、干热风是较为严重的两种自然灾害。农作物以小麦、玉米、豆类、薯类、棉花、蔬菜为主。镇域内有原煤开采、洗煤、炼焦企业，是洪洞县主要的煤炭加工转化基地，同时还有机械修配厂、铸造厂、粮油加工厂、造纸厂、塑料厂、建筑工程队、石料厂、搬运队等。
图2-1 赵城镇行政区划图，引自《赵城镇志》
赵城一带人类早期活动的历史久远，先后发现有二十里铺、耿壁、侯村等仰韶和龙山文化遗址，出土大量石器和陶片，说明早在新石器时代，人类就在这片土地上生息繁衍，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唐尧都平阳，赵城在尧封百里之内；虞舜肇十二州，赵城属冀州；夏禹定九州，赵城仍属冀州，为距王城五百里的甸服之地，均表明赵城处于上古文明生发的核心区域。据清代《赵城县志》载：“赵城周穆王以封造父，赵氏守姓之始也”，“《史记·赵世家》造父取骥之乘匹于桃林，盗
骅骝绿耳，献之缪王，王使造父御，功徐偃王破之，乃赐造父以赵城，由此为赵氏。”
相传，造父为伯益的十三世孙，是西周时期的驾车大夫，因善御得幸于周缪王。他在桃林一带觅得八匹骏马，献于周穆王，驾车西行至昆仑山，见到西王母，乐不思归。期间（前960），徐偃王叛乱，造父驾车，日行千里，才使穆王及时归朝平乱，穆王念造父之功，封其于赵城，造父一族由此为赵氏。可见赵城一名源于西周，是赵姓的封地，因赵姓而得名。
春秋时期，赵城属晋，赵简子居之，今赵城东北1.5千米简子城为赵国故城。战国赵城属韩，秦分天下，属河东郡平阳县。汉为河东郡彘县地，以彘水故名。隋为霍邑县地，义宁元年（617）分置赵城县，属霍山郡，是为赵城命县之始。唐属吕州，后属晋州。宋熙宁五年（1072），改为镇，隶洪洞县，元丰三年（1080），恢复置县。金属平阳府，贞祐三年（1215）改属霍州。元亦属霍州，明清归属平阳府，乾隆三十七年（1772）改属霍州直隶州。民国三年（1914）设道，赵城隶属河东道，道治在今运城。民国十九年（1930），废道，县直隶属省。民国二十六年（1937）十月，日军侵入山西，阎锡山省政府退至晋南，赵城属全省第六行政专区。1938年2月，赵城沦陷，1939年，日军在赵城设立日伪赵城公署。194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赵城县抗日民主政府。1945年，洪洞县、赵城县在铁路以西地区成立洪赵（河西）联合县民主政府，1948年，联合县撤销，恢复旧建制。1954年，洪洞、赵城合并为洪赵县，县治设洪洞，赵城从此改县为镇。
拥有千年历史的古县赵城，在广袤的霍岳汾水之间，钟灵毓秀，古迹遍布，形成了深厚的人文底蕴。《赵城县志》所载当地十二景致有“霍山翠岭、汾水洪波、娲陵古井、粮山古泉、中镇神松、广胜奇柏、伏牛土台、出佛石峡、豫桥流水、蔺墓灵棘、简城晓色、崖灯晚照”
，包括了娲皇陵、女娲庙、伏羲庙、简子故城、蔺相如墓、广胜寺、中镇寺等星罗棋布的庙宇遗迹，流布着大量与此相关的神话传说和信仰仪式。其中，侯村娲皇庙的兴衰变化，正体现了赵城县的历史缩影。宋乾德四年（966），宋太祖赵匡胤敕令重修赵城娲皇庙，设守陵长吏五户，从此娲皇庙享国之祀典。这与赵匡胤出生于这座“赵姓古县”不无关系，赵城当地就流传着赵匡胤重视寻根祭祖、修建了娲皇庙的说法。此后，娲皇庙一直作为“国庙”受到历代朝廷御祭。只可惜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赵城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沦为主要战场，娲皇庙、伏羲庙等许多珍贵建筑均毁于战火之中。不过，至今存留的地方史志、金石碑刻、口承文本等资料，都从不同侧面印证了赵城孕育女娲伏羲神话信仰的这段深沉久远的历史文明。
娲皇陵庙的具体所在地为侯村。侯村位于赵城镇东部，距镇政府3千米，耕地面积4458亩，常住人口六千六百余人，是赵城镇第一大村。由于娲皇陵庙坐落于此，因而得名“娲皇故里”。侯村的地理位置比较优越，不仅靠近镇政府，交通便利，柏油马路与沙桥庄、西沟村、新庄村、永乐村等周边村庄相联通，而且紧邻三维、瑞德、远中公司及工业园区，形成了集农、工、商、副、运输于一体的产业格局，创建了远近闻名的典型村，城镇化程度较高
。一段时间内，许多村民在种地的同时，还在周边厂子里务工，过着像城里人一样“早八点、晚五点”的生活，经济收入有所提高。但是2018年，村子周边的化工企业因环保问题全部关停，工农兼作的劳动生活方式有所改变，农村青年劳动力外流的情况明显。除了外出打工之外，农民的经济来源主要是务农和家庭副业。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侯村近年来有了较大变化，不仅硬化道路，修盖楼房，建成新农村和谐小区，还新建了现代化的侯村小学和幼儿园，学生分别有二百余人，村民的生活条件和居住环境有所提高，体现出在乡村振兴的大环境中，农村面貌正在不断改善。
侯村还是一座远近闻名的历史文化古村。关于村名的来历，侯村人传说在商周时期，这里是一位侯爵的封地，故名侯村；也有人说，侯村曾是周朝的诸侯国赵国的风水宝地，得名侯村。虽然村落确切的形成时间无从查证，但考古遗址证明了侯村的古老历史。1984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侯村娲皇陵庙之下及周围发现了侯村遗址，出土了许多骨器和石器制作的生产生活用具，年代约属公元前二千年左右的尧舜传说时期，属于龙山文化遗址。在娲皇陵庙东北方向约一千米的耿壁遗址，发掘出一处原始社会的大房子，面积为156平方米，房内不设火膛和土炕，属仰韶文化遗址。专家推测为氏族部落的祭祀场所，也有人传言为女娲酋长议事之地。
可见，在新石器时代，侯村已经成为一处人类活动的聚居地，是一个拥有悠久农耕文明和上古文化内涵的古老村落。
图2-2 侯村西门题字“女娲故里”
过去侯村有四道城门，城门上均有气势恢宏的城楼，现在只有西门保存下来。西门上题写着“女娲故里”四个大字，旁边的墙壁上还绘制有“女娲是中华民族的伟大母亲”的宣传语，彰显了女娲作为民族始祖的崇高地位。实际上，历史上的侯村庙宇众多，不仅有古代帝王遣官御祭的娲皇陵庙，在娲皇陵庙周围5里，还分布有其他大小庙宇48座，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形制完整的古建筑群和神灵体系。这些庙宇中供奉着上古神话中的诸位创世神灵和远古帝王。例如，三皇殿内祀奉有盘古、有巢氏和燧人氏三位创世之神，五圣殿供奉的是水神共工和圣王帝舜，火星庙内供奉着火神祝融，原补天寺的后院里建有禹王殿。还有古老神话里的众多女性人物，以女娲为核心，构成了侯村信仰体系中地位尊贵的女性神灵群像。东汉建和年间（147—149）修建的华胥庙，就在娲皇庙西侧，供奉着女娲伏羲的母亲华胥圣母，“民间求嗣者多祀之”
；娲皇庙内东南角的乐祖楼上，供奉的是为女娲掌管音乐的女臣娥陵氏和圣氏；庙内西南角墙外的门楼上，祀奉着黄帝的女儿女魃；村西门楼上祀奉的则是黄帝的妻子嫘祖；东门楼的四母圣殿中，供奉着稷母姜嫄、契母简狄、尧母庆都、挚母常仪
。这些出自上古神话的神灵信仰体系，映射出远古社会人类的生活图景，为侯村烙印上了浓厚的史前文明色彩。同时，女娲在侯村被视为至高无上、孕育万物的人文始祖，地位超越所有男性神灵之上。受此影响，侯村对以女娲为首的众位女性神灵格外推崇敬仰，形成了“不祀其夫奉其妻，不扬其子显其母”的独特现象，彰显出远古母系氏族社会女性的伟大功绩和崇高地位。
此外，侯村的周边村镇也曾经分布着许多伏羲庙、女娲庙及相关遗迹，关联最为密切的是明姜镇北伏牛村的羲皇庙和伏牛台、淹底乡卦底村的伏羲庙和画卦台，这些神话遗址之间流布着一系列女娲伏羲的神话传说。不过，曾经遍布侯村的庙宇以及周边的女娲伏羲神话遗址，都在近代战火和“文革”中毁坏。目前，侯村村内只存留有一处五圣殿，1960年代作为供销社使用，早已凋敝破败，仅残存了部分壁画和七八通碑刻，其余庙宇则全部被毁。娲皇庙在1947年解放战争的临汾战役之中遭到严重毁坏，女娲神话信仰也一度衰落。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文物保护和新农村建设的社会背景下，侯村不断积极开展以娲皇庙为主的庙宇建筑修复工程。2000年娲皇宝殿在原址东边的空地得以重建，2019年规模更大的娲皇宝殿正在原址上重建，周围的其他庙宇也被纳入修复工程的总体规划之中。
正是由于侯村的历史发展经历了古代文明的积淀、近代战争的破坏、当代乡村的复兴这一跌宕起伏的过程，从而使侯村女娲伏羲神话信仰形成了自身的传承演变脉络，呈现出一种历史断裂和当代重建的鲜明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