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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组织实施了“中华创世神话学术研究工程”，作为“开天辟地——中华创世神话”文艺创作和文化传播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其中的一项主要建设成果，华东师范大学田兆元教授申请的“中华创世神话田野编——盘古开天、伏羲女娲、神龙生人、白虎生人篇”获得了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委托项目。承蒙田教授信赖，邀约笔者负责其中伏羲女娲神话的田野调查。与该委托项目的总体要求相一致，本子课题的任务是通过田野调查的方法，从地方文献、口承文本、景观图像以及相关仪式活动等多方面，勾画当代伏羲女娲创世神话的整体面貌。因此，本书的写作目的，便是运用田野调查方法，对伏羲女娲神话在当代中国的现存形态进行考察和描述，同时揭示相关神话与各地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展现旅游开发、非遗保护以及社区公共文化建设等重要社会变迁对该神话传统的影响，以此进一步推进伏羲女娲神话的田野研究。
本书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分别对河北涉县娲皇宫、河南淮阳太昊陵、甘肃天水伏羲庙、山西洪洞赵城镇侯村女娲庙、山东济宁邹城羲皇庙等地的伏羲女娲神话传承现状，进行了较深入的田野调查、研究与较细致的民族志描述。
之所以选择上述五个田野点，主要是考虑到它们都有较悠久的伏羲女娲神话传承传统，当下也有相关的实践活动，同时又各具特色。其中，河北涉县娲皇宫、河南淮阳太昊陵、甘肃天水伏羲庙、山东济宁邹城羲皇庙和微山伏羲庙均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山西洪洞的侯村女娲庙则是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另外，涉县娲皇宫是目前国内现存最大的女娲庙宇，其女娲祭典于2006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淮阳太昊陵（人祖庙）有长达一个月之久的人祖庙会，其伏羲祭典也于2006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天水的伏羲庙与淮阳太昊陵并称国内祭拜伏羲的两大庙宇，每年正月十六举行庙会，相关神话和传说较为丰富；洪洞侯村女娲庙地区的女娲和伏羲神话流传已久，但在解放战争期间中断，直到1990年代中期才得以重新恢复和重构；山东济宁地区有丰富的伏羲女娲神话资源，这里的嘉祥武氏祠汉画像石中多有伏羲女娲画像，邹城郭里镇羲皇庙遗址是鲁西南地区最大的祭祀伏羲女娲的古建筑群，微山伏羲庙是北宋伏羲祭祀建筑，而且是少数陵上建庙、陵庙合一的庙宇建筑之一，但是对这里的伏羲女娲神话流变情况，目前学界的关注不多，缺乏正式的田野调查。上述五个个案，有的在村落，有的在县镇；有的偏重女娲（例如涉县娲皇宫地区和洪洞侯村），有的偏重伏羲（例如淮阳太昊陵、天水伏羲庙等）；有的调查点伏羲女娲的口承神话流传比较密集（例如涉县娲皇宫和淮阳太昊陵），有的则相对较弱（例如济宁地区）；有的地方长期受到学界关注（例如涉县娲皇宫、淮阳太昊陵和天水伏羲庙），相关研究较多，有的地方相关研究则比较少（例如济宁地区）……总之，五个个案具有不同的形态和特色，相互对照，恰好从不同层面展现了当代中国伏羲女娲神话的多元风貌。
五个个案的调查者均是本省人甚或是本地人（附近地区的人），熟悉当地的语言，便于与当地人交流。至于各位作者进行田野研究的具体情况，各章中都有说明，这里不再赘述。其中，张迪、霍志刚和丁思瑶三人，其博士和硕士学位论文便是研究伏羲或女娲的神话与信仰（见上文的学术史），他们在这里呈现的文字，是在其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和完善的。
本书在结构上共分为六章。其中第一章为“总论”，由杨利慧、王均霞合作完成，主要梳理了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学者对伏羲女娲神话的主要田野研究成果，交代了本书的写作目的、方法和过程，并对本书所涉及五个地区的田野研究的主要发现进行了归纳和总结。
第二章对山西洪洞侯村的田野研究由王旭完成。该章梳理了女娲伏羲神话在侯村的地域化传承脉络和形态特征，发现当地的上古文明为女娲伏羲神话信仰的生发孕育了土壤，近代动荡的社会变迁导致了神话信仰的破坏中断，而当代民间信仰的复兴则促成了该传统的接续、重建；在这一漫长曲折的历史进程中，口承文本、庙宇遗迹、信仰仪式是女娲伏羲神话的三种叙事形态，它们相互附着、彼此影响，共同构成了一个神话信仰的整体；在三种叙事形态的重建过程中，“民族—国家”符号不断加入，为传统资源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合理的解释，并实现国家与地方的互动、传统与现实的对接，进而推动了自身文化的再生产和区域经济的再建设。
第三章对河北涉县娲皇宫的田野研究由丁思瑶完成。研究表明涉县的女娲神话丰富多样，其中以女娲炼石补天、抟土造人的神话辐射范围最广。新生神话和传说的融入，官方的宣传以及旅游和影视等商业资源的开发，使女娲文化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女娲神话在当地民众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讲述女娲神话、纪念女娲功绩成为涉县人的心灵寄托，并深入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公共空间和文化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第四章对河南淮阳太昊陵的田野研究由霍志刚完成。本章表明伏羲和伏羲神话在淮阳地区发挥着多重功能，成为促动神话不断传承的重要动因；伏羲被当地民众视为人类的最早祖先，发挥着地方保护神、药神、送子神等神职，体现了民众信仰的杂糅和实用的特点；而伏羲神话发挥着巩固人祖信仰和地方传统、解释人类起源、教化和规范、维系族群和地域认同等多重功能，还在当代被赋予了将伏羲打造为地方文化品牌、利用人祖神话作为导游讲述的文化资源、推动社区文化共同体建设等新的功能。
第五章对山东济宁地区的田野研究由王均霞完成。通过对邹城市郭里镇羲皇庙遗址的当代伏羲女娲神话叙事形态的调查，作者发现当代济宁地区的伏羲女娲神话有丰富的叙事传统；在国民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以及人口流动性加强的社会大背景下，传统的伏羲女娲神话的口承叙事传统渐趋式微，但伏羲女娲神话的叙事并没有衰落，新的景观图像叙事与仪式叙事代之而起，成为极富时代特色的叙事形态；在非遗保护的时代背景下，当地伏羲女娲神话叙事日渐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
第六章对甘肃天水伏羲庙的田野研究由张迪完成。作者经调查发现：在天水地区的民间信仰中，伏羲的形象集祖先、神灵、文化英雄于一体，其功能多元，涵盖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伴随着非遗保护运动的兴起和地方政府力量的介入，伏羲信仰通过公祭大典仪式的发明和创造以及新式祭拜行为的倡导，其神灵性和迷信主义弱化，而作为文化英雄和文化祖先的象征符号意义不断凸显；当代伏羲神话的传承不再主要通过代代相传的口头传承方式呈现，而更多地融汇在以伏羲神话为中心的当代文化创造和生产的过程中，成为地方谋求经济发展和文化影响力扩大的保障。
遵照民俗学的学科惯例，本书中的主要受访人一般使用了化名。另外，上文提到，由于不同地方对伏羲和女娲的敬奉程度有所差异，有的偏重伏羲，有的偏重女娲，所以，尽管本书按照学界和社会上的一般表述习惯，在书名和学术史梳理中并称二者为“伏羲女娲”，但是在正文中，则尊重当地的文化传统，有时也称“女娲伏羲”，有时则只称“女娲”或“伏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