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本章梳理了女娲伏羲神话在赵城侯村一带的地域化传承脉络和形态特征。可以发现，当地厚重的上古文明为女娲伏羲神话信仰的生发提供了孕育土壤，近代动荡的社会变迁导致了神话信仰的破坏中断，当代文化的复兴促成了传统的接续重建。在这一漫长曲折的历史进程中，口承文本、庙宇遗迹、信仰仪式是女娲伏羲神话的三种叙事形态，相互附着为一个神话信仰的整体。从景观叙事来看，侯村的娲皇庙、北伏牛村的羲皇庙、卦底村的画卦台和硙子沟等庙宇遗迹，以及实物存在的大量碑刻，不仅为女娲伏羲神话和庙会提供了物质载体和信仰空间，也成为神话信仰毁坏断裂之后，踏寻历史、接续传统的重要佐证。从文本叙事来看，女娲伏羲神话附着于地方风物之上，解释了庙宇遗迹的来历和庙会仪式的成因，并通过符合民间叙事逻辑的方式，在不同庙宇遗迹之间建立起关系，构成一个包含创世神话、家庭生活传说、灵验传说等内容，具有内在叙事关联的神话传说链。从仪式叙事来看，娲皇庙会和祭祀活动是对女娲神话传说中伟大功绩的行为再现，通过地方化的信仰风俗表现出女娲在当地所具有的始祖神、生育神、保护神、农业神的多重神格，巩固了神话传说在民众信仰世界中的深远影响。

正是基于三者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侯村娲皇庙等庙宇遗迹的毁坏与重建，也深刻影响了女娲伏羲的口承文本和信仰仪式。当前的实际情况是，侯村娲皇庙正在大规模重建，相应的女娲伏羲神话传说和庙会活动也正在重构，呈现出一种历史复原与现实再造的整体倾向。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点：

第一，庙宇历史价值的重新定位。在侯村娲皇庙的重建过程中，地方文化人通过古代的地方史志、金石碑刻、文人诗词等大量文献资料，查找串联娲皇庙的蛛丝马迹，为娲皇庙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寻找“可信”依据。经过对这些历史资料的再阐释，论证出侯村娲皇庙是古代帝王认定的祭祀女娲的“唯一正庙”，凸显其唯一性价值和皇家陵庙的至高地位。并且，通过资料对比分析之后，地方文化人认为在三皇五帝的陵庙中，侯村娲皇陵庙的官方祭祀次数最多，得出宋元明清四代的帝王和民众，对女娲的虔诚信仰程度，远超炎帝、黄帝等男性始祖。 其意在证明侯村娲皇庙虽然在战争中毁坏，但其历史重要性并不亚于、甚至超过了河南淮阳的太昊陵、陕西黄陵的黄帝陵、山西高平的炎帝陵等那些建筑保存完好、影响力较大的古帝王陵庙。

第二，神话传说的历史化诠释。虽然侯村当地的女娲伏羲神话传说历史悠久、内容丰富，涵盖了创世神话、家庭生活传说、风俗传说和显灵传说，但是普通民众在日常生活语境或信仰仪式场合中的讲述却并不多见。在对一些村民的随机访谈中，村民一般只能说出“娘娘一脚把爷爷踢到了伏牛村”“女娲坟上刨娃娃”“烧枷保护小孩不被老鹰叼走”之类的核心母题，很少能讲述出完整的情节内容。目前，地方文化人和补天寺住持则是常常讲述女娲神话传说的一类群体，他们讲述的听众多为来访官员、专家学者或游客信众，讲述的内容主要集中于反映女娲伟大功绩的神话母题，例如补天造人、创制婚姻、发明文化。尤其是会把女娲的创世功绩放置于整个人类或民族的文明发展进程中进行历史化解读，目的在于构建女娲的始祖地位。

第三，庙会的公共节日化重构。虽然今天农历三月初十的侯村娲皇庙会仍然以女娲信仰和祭祀为核心内容，延续着刨娃娃、烧枷等古老的地方传统，但是，从“女娲庙会”到“女娲文化节”的演变，是一种从“作为生存技术的仪式”到“作为权力技术的仪式”的改造， 已经呈现出庙会公共节日化重构的趋势。在女娲文化节中，女娲正在由一位地方信奉的保护神转变为中华民族的始祖神，求子、保佑等地方信仰因素逐渐被遮蔽，全民族的寻根祭祖开始渗透到庙会的核心价值层面，公共文化节日的性质愈加突显。并且，与贯彻两会精神、构建美丽乡村、乡村振兴等国家宏观战略的紧密结合，体现出地方社会主动营造国家在场的语境，从而为自身发展的合法性谋求现实途径。

概言之，在庙宇建筑、神话传说和庙会仪式三种叙事形态的重建过程中，侯村与其他许多地域一样，从各个方面不断加入“民族—国家”符号，为传统资源的恢复和发展提供合理的解释，以期顺利实现国家与地方的互动、传统与现实的对接，推动自身文化再生产和区域经济再建设。

（王旭，山西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CppfbHeZkMRcKwHnYCnG5KyZ9fqXhrKU/uHpyXdY+sXh3Hii2Bv5AhXVck1qj1D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