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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3+2+1”涌现，既成为中国乃至全球经济形势起伏变化的主轴，也构成了判断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基本坐标。“3”是去产能、去WTO、去金融化的宏观大势变量，“2”是发达经济体、后发经济体普遍逼近各自发展瓶颈，“1”是科技革命带来的颠覆性影响。在这一内在坐标的影响下，全球经济、政策等将面临结构性调整和演化。
IMF在2023年10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将2024年全球消费者价格涨幅预期从5.2%上调至5.8%。IMF预计，到2025年，大多数国家的通胀率都将高于央行的目标。以此看IMF对未来全球的前景预测，比2008年金融危机和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时期还要黯淡。就此看，世界经济似乎正进入长期性危机。
第一，全球经济增长开始放缓，符合“二八定律”，提振经济已成为全球置顶议题。全球前20名国家的GDP总额占全球80.5%，并呈现美国、中国、欧元区GDP“三分天下”之势（三者占全球六成）。与此同时，地缘冲突、高通胀、债务危机不断显现，回望2023年，全球经济巨轮在复苏之路上艰难前行。IMF在2023年10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提示“发达经济体增速放缓”成为全球经济增速下行的主要原因。其中，预计美国的经济增速将从2022年的2.1%放缓至2024年的1.5%。
第二，传统左平右衡的政策经济已严重脱离现实。以降息、加息为典型，主要经济体不约而同地试图通过货币政策进行对冲，未料其边际效益递减，“成绩”还是不理想。哪怕试图以财政政策调节，也容易陷入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结构性失调。突出表现在美国货币政策紧缩（美联储自2022年3月以来多次加息）与大规模补贴的财政政策（拜登四大法案不断扩大政府财政支出）并行，与控通胀目标相冲突。美联储缩表减少债券持有（2022年5月至2023年8月9日，美联储投资组合缩水0.98万亿美元）与财政发债规模快速增加（2023年5月底至8月17日，美债规模增加约1.3万亿美元）并行，不断抬高美债市场供需失衡风险。
第三，尽管相较于欧美经济的负增长，中国依然以正增长充当了世界经济增长发动机，但不可否认，中国曾经在人口、房地产以及改革方面的红利正在消退。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1—9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96.35万亿元，同比大致持平；利润总额5.41万亿元，同比下降9.0%；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2%，同比下降0.55个百分点，可谓利薄如纸。就连托底经济的大基建和房地产都开始不稳：“卖地”收入缩减、地方债务高企让大基建后续增速乏力，中国楼市经历第一季度的小阳春，4月就立马“坠崖”，5月后持续回落，房地产正在进行历史性的下行寻底，商品房供过于求更为严峻。截至2023年4月，全国在建的商品房面积超过77亿平方米，待售的还有6.4亿平方米。按照2023年1—4月月均0.95亿平方米的销售能力，即使开发商不再增加在建项目，这些商品房也需要89个月才能卖完。房地产行情与其说是短期断崖式下坠，不如说是结构性、长期性问题显现。
第四，美国这个“带头大哥”病了，主动带头去全球化，阻断“美元—美债”的全球循环，无异于自废武功、自断经脉。美联储一年多11次加息，直接破坏了银行“短存长贷”的资金链，以至于整个银行业面临流动性危机。伴随银行破产浪潮，大量资金从美国外逃，导致“拆东墙补西墙”的金融击鼓传花无以为继，正戳破美国的虚假繁荣。如今美债达到上限，一旦再也躲不过去，美债违约给全球带来的就是超出想象的金融海啸。IMF在2023年5月11日估计，全球15%的低收入国家因美国不断加息而处于债务困境中，45%处于风险之中。未来5年的全球增长将是30多年来最弱势的增长。道琼斯市场数据显示，自2022年7月5日以来，代表2年期和10年期美债收益率之差的收益率曲线一直呈现倒挂形态，这一美国经济衰退指标已连续222个交易日释放出预警信号，倒挂时间越长，衰退程度越严重。已有美国专家预判：“我们目前所处的环境——高通胀、利率上升以及金融系统出现的‘裂缝’，正是那种更有可能发生股灾的环境。”如果美国爆发股灾，金融游戏靠的是信用支撑，一旦美国信用崩塌，后果将是瞬间跌入悬崖。这也意味着，美国已步入银行“爆雷”到美债违约的信用“死亡螺旋”，难以走出银行危机与债务危机的悖论，这就不仅仅说明了危机的长度，更说明了危机的深度。
第五，欧洲、亚太和非洲等地区也在风雨飘摇中煎熬。现实的触发点看似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从2020年1月30日WHO宣布全球紧急状态，到2023年5月5日WHO宣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不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疫情三年不仅造成全球近700万人死亡（谭德塞表示实际至少有2000万人死于疫情，是WHO记录的近3倍），更因为防控断链改变了全球贸易。但疫情只是个加速器而已，在疫情之前就早已埋下了这次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病根。从美联储到日本、欧洲央行无不以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来延缓2008年金融危机，当年金融衍生品的市场过剩并未平仓，反而在原先的市场失灵下更添超发货币的政府失灵，以至于美国率先推倒了危机的多米诺骨牌。
由此，从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红利消退到美国银行“爆雷”、债务危机，这次世界性经济危机，既非大萧条，也非大衰退，而将呈现增长萎缩与替代乏力的基本特征。
第一，全球经济依然在正增长，只不过是在区域分化中增速下降而已。2023年10月IMF预判多个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长势头强劲，2023年经济增速放缓主要集中在发达经济体（约90%的发达经济体增速放缓）。
第二，全球经济面临新旧引擎切换，但在旧引擎失速下，新增长替代乏力。最典型的就是贸易全球化遭遇困境，市场经济逐利空间在各国壁垒下被严重压缩，全球“三链”即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面临重塑，当下只是打破了旧格局，却还没有形成新格局，尚在国家博弈中，处于青黄不接的断层期。
从长度看，这场危机的调整至少需要20年。从历史经验看，英国工业革命后，全球开始按照工业文明经济规律发展，每隔50—60年出现一次经济周期，主动力是技术升级，推动产业升级，进而以生产力提高推动经济增长。一个经济周期内往往是20年左右的经济增长，随后技术对经济贡献率见顶，即便再维持10年左右的高增长，也挡不住接下来步入危机的20—30年，这也意味着危机的变局调整至少需要20年。加之，20年正好是一代人，从出生到20多岁买新房是20年，到40多岁改善住房又是20年。买新房借贷一次，改善住房借贷一次间隔也是20年。因此，从房产周期到信贷周期，基本都是以人口为推动力的20年周期，而一个产业持续兴盛不会超过20年，经济上颠覆性的产业增长替代也需要20年。换言之，全球经济或需20年左右才能进入新一轮大繁荣周期。而在此之前，经济增长将以扁平化、隐性化的非显著形式呈现。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3+2+1”涌现，既成为中国乃至全球经济形势起伏变化的主轴，也构成了判断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基本坐标。
“3”是去产能、去WTO、去金融化的宏观大势变量。近40年，市场经济几乎在全球范围内急速狂飙，市场要素资源在全球自由配置带来产能快速膨胀，同期西方在国际产业大转移驱动下迎来金融大繁荣。然而，物极必反，月盈则亏，危机也逐渐显现。
其一，前所未有的大过剩就像幽灵一样盘旋，引爆大范围去产能。按照国际通行标准，产能利用率低于75%时，就意味着严重的产能过剩。中国乘联会的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底，中国产能前二十车企的产能合计3749万辆/年，占总量近九成，但平均产能利用率却低于50%，产能利用率在70%以上的车企仅有5家。如果说中国产能过剩突出表现在汽车产业，全球产能过剩则以手机为典型。国际数据公司（IDC）数据显示，全球智能手机的出货量在2022年、2023年第一季度分别同比下滑11.3%、13.2%。一部手机覆盖超过上百家供应链厂家，一辆汽车更是由成千上万零部件组装而成，这两个代表性消费品产能过剩的背后实则是多个产业集中出现过剩之忧。
其二，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挑起的逆全球化搅乱“三链”，破坏生产经营秩序。政治风险在多个领域爆发，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寸寸断裂，打破生产经营各环节上下游的连接，加剧国际“三链”矛盾。以出口为导向的国家首当其冲。越南统计总局数据显示，2023年前8个月，越南货物进出口总额4352.3亿美元，同比下降13.1%。2023年上半年，越南GDP同比增长3.72%，是自2011年以来的第二低值，仅略高于2020年同期的1.74%。
其三，全球进入去金融化周期。十余年的量化宽松政策让主要经济体保持相对稳定的增长，同时也导致了接近负的名义利率和不断攀升的债务水平，助长了投机性资产泡沫。美国自2022年3月以来，启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节奏最迅猛的一轮加息。与之相伴的是资产负债表规模的快速收缩，从2022年3月24日的9.01万亿美元降至2023年9月19日的8.02万亿美元。
“2”是发达经济体、后发经济体普遍逼近各自发展瓶颈。一方面，后发经济体结束市场化改革的红利周期，转入攻坚克难的新阶段。以中国为例，改革开放释放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切换的制度红利，房地产市场化改革兑现出土地红利，中国劳动力资源禀赋和广阔市场空间释放出人口红利，三个红利相结合释放了创造财富的巨大潜力。而今三大红利的内涵生变，战略和制度密集调整，推动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另一方面，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逐步进入“最高阶段”，陷入金融脱离实体经济的尴尬。当金融业发展到市场经济最高阶段，天使变魔鬼，拐至“钱生钱”的癫狂状态虹吸一切社会资源。2022年美国第一、第二产业之和占GDP比重不足20%，已然揭示“实业空心化、金融泛滥化”的产业偏态结构。
“1”是科技革命带来的颠覆性影响。生物科技改造人类的生理构成，信息科技把人类活动延展到虚拟世界，科技革命则给人类社会、生活、工作等方方面面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同技术的持续迭代和进化正从多个维度把人类社会推向新的发展阶段。然而，科技革命却又陷入创新困局，久久未有更前沿的技术创新，无法提供一个新的生产要素以提升全球劳动生产率，缺少能对生产生活方式进行根本变革的产业。昔日智能手机替代功能手机，掀起新的产业起点。而如今从VR/AR到元宇宙，新概念层出不穷，但依旧停留在想象中，迟迟无法落地兑现。更严峻的是，一切都在变化，但一切又仿佛没有改变：计算机的计算能力更强，但仍然是基于20世纪40年代的冯·诺依曼理论；从1990年到现在，锂电池技术几乎原地踏步……
毋庸置疑，“3+2+1”框架性变量的调整难以一蹴而就，当下只是打破了旧格局，却还没有形成新秩序。这意味着，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将面临结构性调整。
全球迎来前所未有的产能大过剩，《财富》500强企业艾利丹尼森的全球调研报告《蒸发的数十亿：供应链浪费的真实成本》显示，供应链危机因全球生产过剩和浪费正进一步加剧。“有近8%的库存变质或被弃置，这对企业造成的负面影响约为年利润的3.6%。其中，4.3%的库存在尚未上架前的供应链阶段就已变质，另有3.4%的库存由于生产过剩而被弃置，合计造成价值1631亿美元的库存损失。”
此轮全球性大过剩导致以欧美为代表的国家大范围进行国策调整。比如，欧美市场对中国不锈钢焊缝管产品发起了一系列反倾销调查。这一行动背后的原因是全球钢铁产能过剩，欧美国家都希望保护本国钢铁产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显示，全球钢铁产能在2022年达到了创纪录的高位，过剩产能也创下历史新高，产能利用率为75%，而中国占产能增量的四分之一。
大过剩之后必然面临产能出清，就市场经济运行机制而言，从过剩到出清是其内生的经济现象。毕竟“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市场逐利、配置讲效率，哪里有利可图，就把资源导向哪里，长此以往，必然引发过剩。但过剩又是市场低效的表现，这些产能在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中难以为继，最终被市场出清。自工业革命把欧洲带入市场经济起，市场从过剩到出清的周期性震荡便如影随形，也证明了市场在出现严重过剩后，总能找到供应和需求的平衡点，以市场出清主动修正供需错配。
但问题在于，市场经济发展太快，不可逆地水银泻地，让“过剩—出清”过程中的能量释放又上了一个量级。一方面，WTO为市场经济开辟全球化时代。各国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交易，在前所未有地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也让局部过剩无限放大、传导，为全球性过剩埋下伏笔。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和金融资本的过度使用、过剩流通息息相关。后危机时代，美国为加速本土市场出清，更不惜通过制造美元过剩收割新兴国家市场，令全球经济陷入宽幅震荡。另一方面，生产力在“地球村”集中爆发。自工业革命以来，生产力发展一路“开挂”。每两次工业革命之间的间隔时间越来越短。从人类进入蒸汽时代到电气时代，用了近100年时间，从电气时代到科技时代间隔约70年，而从科技时代到以网络化、信息化与智能化的深度融合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缩短到了50余年。眼下区块链、大数据等新概念、新技术频出，点燃生产力加速器。如人工智能标志着超人类生产力崛起，按美国能源部SLAC国家加速器实验室的说法，在分析时空中复杂的扭曲现象方面，人工智能比传统方法快1000万倍。而当生产力加速爆发，市场对供需的调摆却并未加速，这也意味着过剩将以更快的速度、更大的规模成形。
由此观之，过剩产能出清的经济现象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呈现更激烈的态势，而在此过程中，中国实在太特殊：首先，中国市场规模超大，波及范围太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其次，由于计划经济半道转轨市场经济的特殊背景，中国的市场制度尚有硬伤，政府也在维稳考量下频频出手；再次，超大规模的出清体量，市场主动出清缺位、政府出清越位的失衡，让中国市场出清走得跌跌撞撞。以供给侧改革为代表的行政出清成为近四年来经济运行的逻辑主线，但与此同时，迫于经济下行压力，各地“火力全开”持续大量上马基建项目，相当于一脚踩刹车（用行政手段去产能）、一脚踩油门（刺激需求以稳增长），实则是通过增量扩张来消化存量矛盾，市场并未真正实现有效出清。凡此种种都意味着，中国过剩产能的出清注定将以更复杂的形式全面铺开。
毋庸置疑，现阶段行政干预出清的纠结与对冲大过剩的客观需求，将倒逼大出清的相关政策机制进行方向性调整。
第一，机制上，调控供给来管理需求，刺激需求来促进供给，将成为未来政策推动供需平衡的新常态。从传统经济学理论看，供给和需求是经济发展的一体两面，关键是谁去纠偏供需失衡，是市场“无形之手”的自我调整，还是政府“有形之手”的积极干预？传统经济自由主义把重点放在供给侧，认为是生产不足导致经济衰退；凯恩斯主义则把重点放在需求侧，否定了古典经济学“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的观点。可仰仗凯恩斯主义和罗斯福新政，至少从美国经验看带来成效的同时副作用也很大。因为正是凯恩斯的“药方”导致了之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滞胀”危机，因此西方有学者开玩笑说，凯恩斯不仅是“战后繁荣之父”，也是“战后滞胀之母”。也正因西方普遍“滞胀”，供给学派应运而生，强调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并提出了减税、削减政府开支、限制货币发行量等政策建议，构成了“里根经济学”的主要思路。以此看经济周期的循环，背后恰恰是从供给侧到需求侧改革的兜兜转转。在此过程中，比较明显地体现出了西方的一贯套路，即在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下往往是零和博弈。
有别于美国自己一有问题，就想着转嫁风险，以美元霸权收割他国，甚至用非常态的战时经济走出危机（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中国将发挥自身特有的行政优势和组织能力，围绕着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的内在均衡，以创新“新常态”去应对外在“非常态”，真正“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2020年中国就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求统筹谋划扩大内需和优化供给，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适配性，打通经济循环卡点堵点，推动供需良性互动，在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为世界经济注入新动力。如果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旨是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长期增长潜力，那么，需求侧改革的核心是扩大内需，以消费为牵引，带动投资、出口协同高质量发展。中国改革从供给侧到需求侧，不是非此即彼，而是重心转移、协同均衡。
第二，切入点上，从紧盯着供给侧改革转向过剩产能出清、新经济释放两手抓。这是个出清的时代，更是个释放以及培育新经济、新动能的时代，过剩产能的出清恰好为新经济腾挪出空间、创造资源条件。而如果说当下大过剩的主场在第二产业，反之第三产业就是释放的主场。
从体制看，事业单位横跨教育、卫生、交通等约25个行业类别，其中一些基础设施领域的民间投资占比，低的不到5%，高的也就30%。而随着事业单位改革的持续进行，事业单位真正成为“干事业”的单位，也意味着这25个行业可能打破一道道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成为释放新经济活力的重点领域。
从具体领域看，教育、医疗是关键领域。医疗与教育一个关乎人的生老病死，一个关乎人的发展，本就是最根本、最焦点的刚需领域，也历来受传统体制力量禁锢较深，近年来改革不断，又容易借新技术、新商业模式气象一新，从而孕育极大的爆发力。其他生活领域是潜在增量。旺盛的需求推拉新市场空间，在过去，人们消费是为了解决温饱与基本生活，那么当衣食住行的物质需求基本满足之后，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从一味追逐“身外之物”上升到强调自我体验。以游戏业、新媒体产业、旅游业等为代表，眼下增长最迅速的几股新兴力量几乎都与自我体验需求息息相关。
第三，手段上，从单一强调金融去杠杆转向分层次调整金融功能，支持市场出清。无实体经济则金融不存，无金融则实体经济不旺，实体经济与金融难解难分，实现市场出清金融亦不可缺席。问题是金融市场流动性快速膨胀本就是本轮产能大过剩的缘由，当下试图通过传统金融的开开关关来调控实体经济，明显与新时代错位，如央行通过调整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等影响商业银行信用扩张能力、借贷能力。这种模式在运行过程中，往往陷入死循环：一旦经济下行，就开闸，但“大水漫灌”刺激下粗放的经济增长，往往导致产能过剩；于是关闸出清，而出清又往往导致经济下行。即便试图从“大水漫灌”转向“滴灌”也收效有限。说到底所谓的“滴灌”，即是结构性微观调控，原本央行决定放不放水、放多少水即可，但滴灌相当于要求央行来决定把水运到哪个具体领域。央行似乎承担起市场资源分配的功能，确定资源配置、安排经济活动，如此一来，再度放大了行政主导的权重，而相对淡化了市场的作用。但是，解决中国过剩产能出清问题又必然须以金融功能的方向性调整为前提，这也意味着，传统金融、投资金融、资本金融也将成为政策结构性调整的重点领域，以此来支撑产能快速出清。
综上，既有政府指导，又有市场充分发挥调剂功能，还有新旧经济的动态交替轮动，更有金融功能的如虎添翼，对冲前所未有大过剩的大出清国策将逐渐走上前台。
去WTO造成的后果不可小觑——原有国际协调机制被强行打乱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也随之变得支离破碎，结果正如美国劳工部前部长赖克所言，“美国承担不起所有东西都本土制造，这种经济方式会削弱美国，（美国）会变得比现在穷困得多，发展中国家若不能出口到美国，或其他发达国家，（其经济）也会一蹶不振”，最终使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面临困难，实现国家内部收敛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具体来说，去WTO有以下后果。
一方面，在经济层面上，全球范围的去WTO给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带来了巨大冲击，各国依靠对外参与国际分工协作，对内依托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使各民族、各地区共同分享发展成果的难度大大提高，致使本国利用经济手段收敛国家的效果今不如昔。另一方面，在政治层面上，各国在全球范围的经济“脱钩”，为狭隘民族主义的兴起创造了符合其话语体系的经济、社会土壤。然而，狭隘民族主义非但不能在思想层面收敛国家，其话语逻辑反而为国内民族、教派、地域的分裂提供了某种“理论支撑”——毕竟，无论是国家民族主义，还是国家内部的地方民族主义，背后的逻辑都是同一套：以血缘、地域、文化等共同点为抓手实现抱团取暖、党同伐异。既然在国际上，可以为了捍卫国家利益而宣扬国家民族主义，那么在国内，各民族、各地区为了捍卫本民族、本地区利益，自然也有动机去宣扬地方民族主义。
其后果便是国家内部的民族、教派、地域矛盾被急剧放大，在全球范围内民族分裂、地域分离趋势加速，在部分国家和地区产生了“去国家化”现象——在欧洲，2014年以来的乌克兰东部地区自不必说，英国的苏格兰、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不断提出独立公投的主张，法国的科西嘉和布列塔尼也是分离主义的策源地；在亚洲，库尔德人问题困扰着土耳其、叙利亚和伊拉克三国，印度、缅甸、泰国长期受分离主义困扰；而即便是在以“民族大熔炉”自居的美国，得克萨斯等州的分离倾向日趋明显，2022年6月底，多家美媒报道，得克萨斯州的共和党提议在2023年对脱离美国举行全民公投——“得克萨斯州的修宪权被忽视、拒绝和剥夺。得克萨斯州保留脱离美国的自身权利，得克萨斯州立法机构应据此要求举行公投。”
然而，从纵向看，逆全球化只是全球化历史长河中的小插曲。仅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就有70年之久，再加上此前英国建立世界贸易秩序，由其主导的全球化1.0时代，全球化的历程长达200年，眼下的逆全球化充其量是“倒春寒”式的小逆流。从横向看，即便当下逆全球化抬头，全球化及自由贸易也并未止步，RCEP等区域贸易合作如火如荼。逆全球化的阴霾遮挡不住全球贸易的阳光。可见，逆全球化的回流并不会为全球化画上句号，但它内含着国家功能的凸显。
全球贸易置国家于不顾，但国家无法置全球贸易的后果于不顾。世界贸易的扩散加剧了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及其内部的不平等。换言之，美国主导的这轮全球化导致了一种结构性失衡，即全球化赢家与全球化输家之间的对立。在这轮全球化中，中国凭借劳动力禀赋、市场空间、区域纵深上的先天优势，一举成为世界代工厂及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美国的产业反而被挤压成极致的两端，一端是技术密集型高端产业，另一端就是农业。中间的产业层都空出来了，美国经济也随之滑坡。道理很简单，发展中国家的工厂接的是美国企业的订单，创造的是当地的GDP，结果是美国急速由生产型社会滑向消费型社会，其购买的商品越来越多地超过它所卖的，整个国家随即进入负债经营模式。全球化把衰败的宏观账户留给了美国，更进一步地演化成社会结构的变化。制造业的边缘化，使得美国国内要素收入增长缓慢，贫富悬殊加大，劳动与资本矛盾冲突。全球贸易置国家于不顾的“任性”可见一斑。
美国精英们认为当年是他们将中国“抬入”WTO，但中国人只摘走了自由贸易的果实，还使美国精英成为“负翁”，对其带去的普世价值的种子也拒之门外，所以失望至极。老百姓认为全球化的代工厂偷走了美国人的工作机会，偷走了美国人的工程师红利，使得他们的生活越来越糟糕。美国社会不能为平民提供能够站得稳的地板，老百姓自下而上“同仇敌忾”，强烈要求“砌墙”，华尔街精英的失势情绪也对政府执政措施施加压力，两股力量共同作用下，政府的功能凸显，即全球化制造的失衡为国家机器赋权。国家机器无法置全球贸易的后果于不顾，特朗普团队号准了民意的脉，于是，放弃多边和区域主义，转向“美国优先”和单边主义。
全球贸易的负面后果由国家机器去扛，这导致欧美政府举起了去全球化的旗帜。然而，国家无法阻挡全球化的大潮与趋势，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狭义的全球化任何国家或政府都无法阻挡。货物、服务、金融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导致世界各国分工已经深化，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全球价值链。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上游的国家（如美国）提供设计与生产理念，将技术复杂度较高的中高端环节交由处于价值链中游的国家（比如日本、韩国）来完成，将劳动密集型的制造、装配环节交由劳动力丰富的价值链下游国家（比如印度尼西亚）来完成并最终出口到世界各地。即便美国退出价值链，随着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也会有新的国家（欧盟国家、日本甚至中国）在价值链中取代美国，成为中上游环节中的重要力量。全球价值链是贸易自由化的一个必然结果。只要有市场经济，各类要素就必然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就必然有世界贸易，也必然有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反过来，全球价值链的形成使得各国更加难以分割。某些国家政府难以解构全球价值链，自然难以阻挡贸易全球化。
第二，宽泛的全球化仍不以国家意志或某国领导人的喜恶为转移。如果说经济学家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金融交易来衡量全球化过于狭窄，全球化还可延伸到任何个人或公司在全球范围的竞争、联系、交换或协作。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按照摩尔定律快速发展，让许多事物数字化，变成了全球流动的数据流，而这又驱动了更深层次的全球化：友谊与联络、商业与金融、教育与新闻、地球生态与全球应急处置。这让整个世界以更深、更广的方式一体化。世界各国的贸易往来与依存交融都是客观大势，国家机器的力量在客观大势面前是渺小的。据此，也可以推出，眼下全球化的修整与退步仅是全球化过程中“进二退一”的“退一”阶段，而退一步是为了更好地进两步，全球化在夯实底部的基础上积聚着爆发的能量。
综上，全球贸易导致的结构性失衡促使国家功能凸显，政府操盘来对冲全球贸易的后果。但任何国家又不能改变全球化的客观趋势。既想改革“旧的全球化”，又要认账“全球化洪流势不可当”，遂为国家功能再定位，即在内外部的碰撞、合作中重构新世贸。鉴于旧的全球化造成的失衡和断裂是其回缩的根源，“全球化输家”抵制旧全球化，转向有利于自己的全球化，国家利益成为某些西方国家对外关系中首要考虑的因素，都首先为自己的利益着想，因此，短期内，口水争议、冲突对抗是难以避免的，在较量之中，多极化、多元化、多中心的国际关系格局将隐然成形。
在此格局下，某些国家基于利益考量，将策划更有利于自己的经济小圈子，区域共同体将不断涌现。经过区域化的调整期，国家之间慢慢由碰撞走向协作，各方利益得以协调，分歧逐渐消除，最终将进入“以全球为全球，以天下为天下”的新全球化，进入边缘化国家及群体也能够平等加入的新全球化，进入包容性强、共生性强的新全球化。可以说，区域化整合为新全球化奠基。而在新全球化形成的过程中，不排除某个大国的作用明显突出，比如中国，就算中国不想主导新全球化，中国的体量也在那里，中国“平等、合作、共建、共赢”的理念还在那里。秉承“兼爱互利”的中国将引领人类社会迎来崭新的拐点。
倘若以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来理解当下的去金融化，其背后实则蕴含了三大逻辑。
其一，理论逻辑。根据经济规律，金融资本在解放生产要素并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如果不加限制与约束，就会造成“金融过剩”，任何一个行业一旦过度金融化，就会失去原来的作用，沦为金融衍生工具。当社会普遍认为玩金融可以获取暴利，编故事、造概念就能赚得盆满钵满时，金融市场就会滋生一个个金融“黑洞”。而金融独大、投机成风将使得金融脱离实体经济，走上自我交易、自我膨胀的道路，直接导致国家经济的“空心化”，并引发社会阶层撕裂、贫富极端分化。
其二，现实逻辑。在现实层面上，中国正面临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的紊乱，金融发展过速但与之相关的市场体系尚不成熟，法律配套也不健全。一些金融控股集团通过“政商勾兑”、金融杠杆等手段垄断社会资源，造成大欺小、强欺弱的霸市现象；而民营经济，尤其是房地产、互联网科技企业的过度金融化和资本化也在不断影响民生与国本，各类金融衍生产品（债务、理财、信托、股市等）不断诱导社会通过金融杠杆赚快钱，继续演化势必导致经济泡沫化。因此，收敛金融、厘清金融的边界与范围成为当下经济“纠偏”最现实的问题。
其三，历史逻辑。《这次不一样：八百年金融危机史》的作者莱因哈特总结了近800年来金融危机的过程，从17世纪的荷兰郁金香泡沫，18世纪的英国南海泡沫、法国约翰·劳财政危机，到19世纪美国的铁路大跃进，20世纪的美国大萧条、日本大衰退，再到21世纪的美国次贷危机、欧债危机等，无不是在金融过度的背景下，过度的金融扩张和投机炒作，使市场扭曲，将社会卷入移花接木、击鼓传花、无中生有的“庞氏游戏”。“信用违约掉期”触发了美国金融危机，而金融危机改写了美国国运。
有了前车之鉴，中国势必不能学美国在金融化道路上一路走到黑，而是要“半道刹车”，以去金融化的方式引导金融回归本原、拥抱实体。而去金融化的关键手段在于将金融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当下美国监管模式失灵，正是数十年金融过度自由化的恶果。一方面，美国在监管方面过度市场化。美国自世纪之交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允许银行再次涉足投资、保险等领域，标志着金融自由化淹没了监管逻辑。20年间，时而也会打上补丁，例如奥巴马执政期间推动的沃尔克规则，禁止银行利用参加联邦存款保险的存款，进行自营交易、投资对冲基金或者私募基金。这本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欧美国家强化金融监管的尝试，但本质上是面临危机的应激反应。一旦情况有所好转，便即刻放开对华尔街的“紧箍咒”。最终，该法案于特朗普执政期间被投票修改，放松银行对风险投资基金等的交易限制。
另一方面，美国在货币宽松上又政策过度。如今持续多年的量化宽松政策的恶果已然显现，美国通过美元的滥发造就虚假的增长繁荣，并借助美元霸权将风险转嫁，导致新兴经济体的资产在此期间被严重高估。但泡沫总是要被戳破的，如今金融原罪的反噬、过剩泡沫的破裂、多米诺骨牌效应的信用连带以及去美元化浪潮下的特权破碎，成为美国整个金融体系的“四座大山”。美联储只能凭借不断加息来对抗40年来的最高通胀，且不说金融系统能不能撑下去，其收效也很有限。
归根结底，美国基于市场原则，对自由资本的迷信，已致使金融监管出现时代性错位。202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伯南克将金融的本质论述为“将储蓄变为投资”，以他为代表的一众西方金融精英笃信，只要设下参数标准用于政府监管，剩下的交给市场自我调节，就可以避免金融原罪的终极宿命。殊不知，存贷周期（短存长贷）是所有银行都绕不过去的结构问题。当大量的资金涌入金融投资产品，尤其是衍生品与虚拟金融产品时，祸乱的种子就已经埋下。再叠加政府监管失灵大背景，不仅商业银行难以保全自身，危机向社会各个角落蔓延也将是大概率事件。
也恰恰是监管模式，塑造了中美金融监管完全不同的两条路。一方面，金融作为繁荣与危机交织的特殊行业，其每一次进步都伴随着监管的质变。以美国金融发展史为例：1792年5月17日，24名经纪人在华尔街的梧桐树下签订了世界上第一份证券行规，结束了新大陆18世纪以来，谁都能成为经纪人，没有报价牌，没有固定交易场所的证券交易乱局；1933年美国参议院举行的皮科拉听证会，将一个多世纪以来市场操纵股价、内幕交易等行为暴露出来，催生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出台，确立了银行分业经营原则，防止银行与证券公司勾结逐利。继而1934年《证券交易法》出台，不仅意味着信息披露制度逐渐成形，也留下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专司证券监督和管理工作；即使在如今看来已经有些变味的金融衍生品领域，最初的芝加哥期货交易所能得以飞速发展，也离不开保证金交易和标准化合约两大制度作为其信用基石。既要保证金融创新撬动社会资源，又要提前预防金融系统性风险，这是适应时代的金融监管模式必须寻求的平衡。
另一方面，中美在金融市场政策上的分歧只是短暂的，但监管模式却是制度性的、系统性的。中美金融发展诚然有不少分歧，有的体现在政策周期上，例如在美国为了抵抗通胀不断加息的同时，中国却在降息，比如，中国人民银行在2023年6月、8月进行了降息。有的体现在业务模式上，例如美国不断炒作加密货币，中国法律则完全禁止加密货币，更鼓励资本为实体经济服务。有的体现在时运上，如面对2008年金融危机，中国拿出4万亿元救市，而美国选择无限量化宽松政策……但这些分歧或是周期性的选择，或是只涉及单个方面，真正施加全域性、长期性影响的还是监管模式。
不同于美国，中国的监管模式走的是一条复式化的道路。从经典的监管视角来看，中国金融市场在30年内快步走完西方300年的路。这里大致分为三个时期。
一是改革开放初期，只有“监督稽核”的概念，而没有“金融监管”的概念。此时，由于大一统的银行体系，银行体系的业务也基本局限于存贷款，相应机构只有稽核局。直到进入20世纪90年代，证券市场的建立与发展丰富了中国金融体系，银行专业分化逐步完成，使得现代意义上的“金融监管”理念正式落地。
二是分业监管形成时期。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指出，金融体制改革要对“银行业和证券业实行分业管理”，分业监管思路自此出现。分业经营的核心内容是限制商业银行的经营范围，禁止其进入证券、保险、信托、租赁等非银行业务领域。2003年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标志着分离式金融分业监管体系初步成形。
三是互联网金融时代监管阶段性趋严。伴随着互联网行业对金融行业横插一脚，金融业态变得更加复杂。信息技术放大了金融业务的影响力，一旦“爆雷”就会掀起狂潮，同时，金融投资也逐渐露出“脱实向虚”的一面。因此，金融监管阶段性收紧。从非典型的监管视角看，中国金融市场的穿透性监管正逐步走出一条和华尔街截然不同的道路。
在机构表外业务监管上，中国监管确立了“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和穿透原则。银行的表外业务，如委托投资、承销债券、代客理财、代理收付、财务顾问等，明面上按照现行企业会计准则不计入资产负债表内，属于不形成现实资产负债的业务，但这些业务实际上会引起损益变动。根据2022年底发布的《商业银行表外业务风险管理办法》，按照全覆盖原则，将把所有表外业务统一纳入监管。
在机构业务范围方面，金融衍生品业务将在银行业务体系中淡化。以“原油宝”事件
为导火索，招商银行、华夏银行、工商银行等银行近年来陆续暂停了具有衍生品性质的个人外汇业务与贵金属投资业务。金融衍生品的交易模式存在“对赌”色彩，即当客户做多时，银行则做空，反之亦然。这类模式并不符合当前商业银行回归服务实体经济和企业综合金融服务的政策导向，也不符合分业经营的监管要求。
在整体监管格局上，由分业监管变为相对集中监管。2017年以来，金融混业经营使得分业监管模式不具有穿透监管能力，容易产生监管的灰色地带，所以监管由分业变为相对集中是大势所趋。在中国金融监管体系的改制中，其倾向于根据金融市场的性质分别进行监管，以推动同一类业务不同行业资本监管标准的协调一致。在2023年新一轮改革后，金融监管架构也从“一行两会一局”转变为“一行一总局一会一局”（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证监会、外汇管理局）的综合监管体系。其中，央行主要负责货币政策执行和宏观审慎监管；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统一负责除证券业外的金融业监管，统筹负责微观审慎监管和消费者权益保护；证监会主要负责资本市场监管；外汇管理局则是对外汇收支、买卖、借贷、转移以及国际间的结算、外汇汇率和外汇市场等进行管理。
总之，中美在去金融化的结构调整过程中，因为监管模式的差异很可能将二者导向两种不一样的结局。那种对金融自由化的过度迷恋会消解美国的金融优势，最终也将演化成中美金融之争最大的“胜负手”。
先发国家与后发国家如今普遍进入各自发展的瓶颈期，在此情形之下这些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进行一系列结构性调整。先发国家以美国、欧洲国家、日本等为典型。
美国挣扎在通胀与“遏中”之中。按照常理，在高通胀的经济背景下，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想方设法地降低生产成本，刺激商品供应能力。有了充足的商品供应，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通货膨胀，这是经济学的基本常识。此时，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自然成了美国的首要选择。而且正如许多美国公司所言，“中国制造无可替代”，在美国经济的各个领域，从消费端到生产端几乎都离不开中国制造，即便是那些在美国本土生产成品的制造商，仍需依赖中国供应商。换言之，面对国内通胀，美国的理性决策应当是与中国进行深度友好的经贸合作，进而提升美国民众的生活质量。然而，这一做法与美国的“遏中”准则存在矛盾。21世纪以来，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和“稳定器”，当疫情使中国加速成为“世界经济安全岛”时，中国对外输出的就不只是商品交换这一单一的市场经济功能，而是输出一整套与之配套的认知体系，包括产能、资本、生产方式、生活文化等。这就必然对以往美国主导的全球霸权及其对全球化的解释方式构成挑战，而这是美国绝对无法容忍的。因此，在“遏中”的准则下，通过关税壁垒遏制中国崛起势头，任由美国国内通胀坚挺成了首选。显然，美国陷入了通胀与“遏中”的两难境地——是认清通胀对美国普通民众生活带来的伤害，还是为了保持“美国第一”歇斯底里，继续高举“遏中”的政治旗帜。就此看来，如果说政治的本质是左平右衡，寻找均衡点，那么美国国策的离散度之大显而易见。
如果说全世界最大的冤种是欧洲，那么欧洲最惨的就是德国，从棋手沦为棋子，如今德国政治要脱钩，经济要出走。一方面，即便当前进退维谷，德国政坛不但拿不出帮助制造业应对危局的有效措施，反而捡回“价值观外交”的陈词滥调，鼓吹与其产业合作伙伴中国、能源供应商俄罗斯“脱钩”。另一方面，中国以稳健完善的供应链、产业链吸引了众多德企。得益于中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的市场、稳定的社会大局、长期向好的经济基本面等综合优势，德国企业在华投资遇上良好的环境。对于德国而言，其长期以来以制造业为国民经济支柱，也有着制造业出口大国及欧盟主要大国的底气，如今产业外迁加剧德国“去工业化”担忧，也将使其失去成为“欧洲发动机”和欧洲轴心的前提。因此，正如前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哈拉德·马尔姆格林所言，“德国将从欧元区经济的王座上跌落”，如果难以逆转制造业外移趋势，德国恐怕将面临全方位衰退。以此看德国，它正在政经分离中左右摇摆，游移不定。
日本国运在各种扰动因子缠绕下“挣扎着向下”。一方面，产业经济领头雁地位丧失。横向看，日本既无力在“广场协议”后应对欧美的产业打压，也无法与崛起的中国庞大工业与贸易体系相抗衡。纵向看，日本天然较小的市场空间束缚了日本产业，使之无法持续迭代。过小的市场容量使得日本的多元化产业布局受限，更多地表现为针对某一领域的豪赌，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举。企业运营模式创新停滞，随着时代演进，神话破灭。日本经营、日本制造的神话在近几年被相继戳破，企业财务造假、质量造假等丑闻层出不穷。关键是，日本较早步入少子化社会。少子化、老龄化不仅仅带来劳动力不足，更导致劳动力需求不足。另一方面，日本作为孤悬太平洋上的岛国，天然受到东亚与北美的双重加压。美国有意打压日本产业，在高端制造业上不愿与日本分享市场；同时，东亚一体化进展缓慢，中日韩理论上的产业互补一直无法变现。至此，别说是汽车、家电等行业被中国市场挤压，就算是船舶等高端制造业，日本也被韩国赶超。尽管如今日韩之间强行和好，却又掺和到美西方“小院高墙”的战略中，与中国市场渐行渐远。
后发国家，尤以中国、印度为代表，则面临着各种红利消失、经济下行、政策工具用尽却效果不佳的困境。
对于中国而言，近年来，不仅传统产业发展所依赖的人口、资源、环境、改革红利逐渐消失，互联网等新兴产业也面临流量红利殆尽的局面。同时，世界经济增速放缓叠加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加入WTO以来的全球化红利也在逐步消失，许多中企国际化进程显著受阻。政府债务规模增大，工业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相当于一半多的利润靠赊账而来，坏账的可能性在上升。不只是行业利润下滑，就连托底经济的大基建和房地产都开始不稳。卖地收入缩减、地方债务高企让大基建后续增速乏力；房企债务难以化解，还不起房贷的人越来越多，法拍房越来越难变现。房地产正在进行历史性的下行寻底，商品房供过于求更为严峻。总之，宏观层面上，中国经济已全面切换至结构性调整阶段，进入“转型期”“新常态”和“双循环”，发展结构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新趋势和新内涵，包括需求结构、供给结构、地区结构、产业结构等都发生了深刻调整。但经济结构转型往往是一个“进二退一”的过程，转型期间各类“剪刀差”如果偏离太大，比如煤价与电价、一手房与二手房、资源型价格与生活型价格、国企与民企等，都会让原有政策发生转变。
不可否认，纵向来看，近年来印度确实进步不小，仅是GDP就从十年前仅处于全球第十一位跃升到如今马上要超越英国而成全球第五大经济体，在西方看来多少有点当年中国崛起的样子。事实是，印度的赶超只是发挥了其大国效应而已，其内部积弊注定会将印度拖入新的窘境。一方面，印度产业发展断裂，跳跃式发展遭遇反噬。印度作为农业大国，长期靠补贴维持，一旦放开外部竞争很容易遭受冲击；而且，印度错过了最好的工业化时机，反倒在工业发展不足的情况下，直接发展金融、IT等服务业。另一方面，印度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却遭遇极端气候和水危机，直到2020年仍有超半数的印度人无法获得干净的饮用水，且每年有超过20万人死于缺水。而且，印度享受年轻化的人口红利，亦承受饥饿贫困的人口负担。尽管印度8亿人在35岁以下，但14.17亿人口中有2.87亿人是文盲，这决定了印度的人口红利很难转化成经济增长。此外，印度有100多个民族，1652种语言，联邦制下地方各自为政，看似表面统一，实则矛盾激化，社会分裂的隐患极大。加之，印度国家能力不足，改革一再“翻烧饼”，尤其对跨国公司的排挤，导致2000多家外国公司集体出走。如此内外隔阂，叠加内部的离心力，从地方阶层到贫富悬殊等，都将导致印度社会极易耗散，进而发生动荡。
科技无孔不入，横扫一切，且不说让人们的衣食住行不断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就连一些曾经流传千百年的经典“定律”也被粉碎了。过去，隔行如隔山深入人心，成为行业间的隐形壁垒，但如今同行竞争已不重要，隔行跨界才是更致命的。实际上，跨界颠覆早已有之，比如，被誉为神医的哥白尼跨界天文学，颠覆了托勒密理论的统治地位，比萨大学的数学教授伽利略跨界物理学，颠覆了亚里士多德理论的绝对真理地位，等等，但从未像今天这样，在产业层面以迅猛的势头，量大面广地向各行各业覆盖。这一变化将深刻地影响全世界的政经格局，而当下诸如搅得西方社会鸡犬不宁的民粹主义和让全球不得安宁的反全球化等矛盾，看似正把人类社会拉上倒退的轨道，其实这些不足以改变历史进程，真正的未来不在于这些“插曲”，而是从科技开始。
具体来看，五大科技突破将成为颠覆性的“杀手”。
第一，材料革命。材料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是现代科学领域的三大支柱之一，每一次新材料的发现应用都把人类发展进程推上一个新的台阶。上一轮材料革命的主角晶体硅，就是20世纪材料领域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它的出现将整个电子行业推进到微电子时代，使得微型集成电路技术在计算机、手机等消费电子产品，以及汽车、工控、航天、医疗等领域的专业电子设备中得到广泛应用。而未来两大重点领域的突破将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
一是复合材料。复合材料突破了自然界天然的限制，为人类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创造越来越多的可能。就拿飞机来说，其性能一半取决于设计，另一半取决于材料，换言之，材料的优劣对速度、高度、航程、机动性、隐身性、服役寿命、安全可靠性、可维修性等性能有重大影响。全身主要由复合材料制成的波音787飞机，完成了大型民用飞机由传统的铝合金向碳纤维增强塑料加其他复合材料的转变，不仅减轻了飞机重量，还减轻了航空公司的维修负担，成就了制造业历史上一次革命性的跨越。根据统计，飞机减重的70%是由航空材料技术进步贡献的。据预测，增材制造和复合材料技术的成熟，将颠覆现有发动机设计和制造概念，甚至将导致主要采用增材制造和复合材料生产的发动机出现。同样，伴随着复合材料的发展，今后汽车冲压、焊接、涂装、总装四大传统制造工艺在某一天可能会消失，只需要用复合材料“粘”起来即可。未来的汽车可能将不再是钢铁猛兽，而是由纤维、塑料连接起来的“生物”。
二是超材料。超材料被科学家誉为“由材料组成的‘材料’”，它不仅能够以特定的方式散射可见光，还可根据制作方式和材料的不同，散射微波、无线电波和不太为人所知的T射线。也就是说，由于具有新奇的人工结构、超常规的物理性质、采用逆向设计思路，能“按需定制”，超材料可以控制任何一种电磁频谱。这种突破某些表观自然规律的限制，获得超出自然界原有普通物理特性的超常材料的出现和发展，不但有朝一日让隐身从科幻变成现实，而且将颠覆某些认知和理论。正因为如此，美国国防部将其列为“六大颠覆性基础研究领域”之一。
复合材料、超材料等材料革命不仅将改变人们的生活和产业发展，更将成为军事革命的引领者，地缘格局的终结者。材料原本就是人类社会各大产业发展的根基，表现在军事领域，随着军事技术向高精尖化的发展，军事革命越发依赖材料革命，以材料革命为前提。正因为如此，当下军事竞争越来越呈现为材料竞争，比如，被世界主要大国倍加推崇的高超声速武器，就“卡”在耐高温材料上，谁能率先研制出适合高超声速飞行的新型耐高温材料，谁就将拔得头筹。而在电磁隐身、光学隐身、声隐身、触觉隐身等领域，超材料从理论到应用的突破也将让相关国家抢占军事革命的先机，掌握主动权。同样，诸如新型廉价储能材料、可持续生物燃料在内的清洁能源材料的突破，将终结石油时代，石油霸主的地位将由此迅速崩塌，石油地缘政治也将被釜底抽薪。
第二，芯片迭代。过去50多年，半导体行业遵循着每经过2年左右的时间微处理器芯片上的晶体管数量就会增加1倍的摩尔定律，持续为计算的进步提供动力。然而，当芯片难以通过变得更小来提升计算能力、削减功耗，摩尔定律便趋于失效，芯片迭代的方式面临改弦更张。借助碳材料、石墨烯等新材料不同的量子效应，甚至超导等不可思议的新技术，将让芯片迭代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更新更复杂的系统，更小更专用的芯片，更低的能耗，更快的速度……将计算工作分摊到大量微小的低功耗芯片上，像人脑一样运行，新的技术将不断扩展计算机半导体的边界。这将加快区块链技术的成熟和应用，让第四次工业革命或第二次互联网革命尽早兑现。毕竟，当下芯片的计算能力已经成为区块链发展的桎梏，远远不能满足区块链区块节点的不断增加、信息存储量急剧膨胀的需求。而一旦区块链全面登上历史舞台，其带来的变化或将比今天互联网横扫一切更令人震撼。
第三，量子突破。量子力学的建立催生了第一次量子革命，孕育出激光、半导体等革命性技术，直接催生了当代信息技术，给人类社会带来深刻的变革，改变人类文明进程。而以量子信息为代表的第二次量子革命更将使传感、通信、信息处理等领域获得前所未有的跨越式发展，进一步颠覆人们的物理世界观，改变产业发展路径乃至政经面貌。其中，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的发展，将带来新一轮通信革命。比如，量子计算机的突破，将使得过去经典计算机需要花费无数岁月才能完成的运算，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完成。具体来说，分解300位和5000位的数字，量子算法把所需时间分别从15万年减到不足1秒钟，从50亿年减到2分钟！这意味着全世界现有的密码体系都将被废了“武功”。未来国防、金融、政务、商业等领域信息的处理和传输速度、信息安全将彻底改头换面。
第四，人工智能颠覆各行各业。尽管人工智能充满争议，但其前进的步伐根本挡不住。目前，人工智能已经在工业生产、生活乃至金融领域崭露头角、小试锋芒，未来，人工智能将如同互联网，颠覆各行各业，无一幸免。诸如当下人工智能交易软件通过吸取大量数据来了解这个世界，获取书籍、社交媒体消息、新闻报道、金融数据、企业财报、国际货币政策，甚至是综艺节目的概况等来理解全球趋势，然后对股票、债券、商品和其他金融产品的行情进行预测，主导市场交易，将向各行各业全面覆盖。非但如此，由于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越了人类自身的进化速度，人类自身也将被颠覆。这或许意味着，应用人工智能，人的生命也将可能被数字化、智能化，人不再只是有血有肉的人，还将是有芯片或软硬件的人。当然，也存在另一种可能，即人工智能在高度进化后，反身主导人类。也就是说，人工智能的发展实际上将开启两条相反的道路，一条道路是人工智能极尽嚣张，不但摧毁各行各业现有的发展逻辑和路径，还将取代人类；另一条路则是人工智能加速人类进化，把人类推向更高阶段。但不管是哪一种，人工智能的发展都将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第五，生物经济与生命经济。生物经济与生命经济的革命性主要体现为：通过快速疾病诊断、新药物等延长及改善生命，通过对人类基因的“读写”来预测预防和诊断治疗疾病，或通过干细胞再生、基因修复、器官再造等诊疗疾病，改善、提升生命质量，延长寿命，从而打破人的生理生命极限，乃至在实验室、工厂创造出新的生命。鉴于此，目前基于全球人口平均寿命71岁的经济社会结构将因此被改写。
滚滚而来的科技浪潮让当下的纷纷扰扰俨然如浮云。试想，当新材料和新能源生产技术实现突破，新型能源替代化石燃料，低碳发电技术成为未来电子工业、海洋工业、空间工业的动力基础，关于能源和环保的纷争都将烟消云散；基因组科学、蛋白质科学、脑与认知科学的发展，基因重组技术、细胞融合技术、生物反应塔技术等的广泛应用，将掀起一场生命与健康的革命，人类食物、居住、疾病、健康、养老、环境等方面的问题或将迎刃而解。而一旦人类文明从修楼造塔、上天入地阶段进化到可以控制基因，直至可以编辑分子、原子、原子核、夸克和轻粒子，人类也将不再受限于形状、时间和空间。无论怎样，科技都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改变人及人周围的环境，改变人与人的交往范围、内涵和方式，改变整个国际经济、政治、社会的原有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