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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中国经济走出了“进二退一”、波浪式发展的曲线。实际上中国经济“L形复苏”的本质在于结构性难题在短期内难以解决，可以说，这一次的经济困难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为复杂的。放眼未来，结构性调整难免会带来巨大不确定性以及经济的震荡波折。但与此同时，中国四大新的历史机缘正欲厚积薄发。
2023年中国经济震荡前行。一方面，拉出了一条上扬线：第一季度，在信贷脉冲（即新增信贷占GDP比重的同比变化）带动下实现良好开局；第二季度，受制于出口下滑、财政投资趋缓，部分经济指标增速放缓；第三季度，在消费复苏带动下（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83.2%，拉动GDP增长4.4个百分点），经济出现积极恢复的势头；第四季度，面临房地产失速、资产负债表收缩等压力，宏观调控组合政策发力对冲，总体延续回稳向上态势。据国家统计局初步核算，2023年前三季度GDP录得913027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2%。
另一方面，部分领域经济运行偏离预期。一是市场信心恢复不及预期，集中体现在社会零售领域的“报复性消费”未大规模显现，在宏观经济与微观感受的冷热温差下，M1、M2剪刀差在2023年11月扩大到8.7%，创2022年2月以来新高。二是全球“大通胀恐慌”并未如期传导，中国市场反而陷入“通货紧缩”以及“资产负债表衰退”争议。截至2023年11月，CPI连续两月负增长，PPI连续14个月同比下降。三是宏观调控偏离预期。前期不及预期，市场期盼的“大水漫灌”强刺激未显现；后又超预期，2023年第四季度增发1万亿元国债即为例证。
在此背景下，就连身经百战的机构也对经济形势摸不着头脑，不断修正预测结论，因突发事件而上调或下调对中国经济的判断。直至2023年12月11—12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2023年总结为“经济恢复发展的一年”，“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仍然较多”，但“有利条件强于不利因素”；同时定调2024年“加大宏观调控力度”，“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多出有利于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政策”。如果说2023年中国经济走出了“进二退一”、波浪式发展的复苏曲线，那么展望2024年及未来，可总结为28个字：适度恢复、结构萎靡、问题临界、压力不足、多空对峙、长期横盘、五到十年。
我国正处在经济恢复和产业升级的关键期，结构性问题、周期性矛盾交织叠加，2024年宏观经济将在结构萎靡中实现适度恢复。总体来看，宏观经济有望进一步向上修复，彰显经济发展的韧性和活力，不仅在美元走弱和政策加码的预期下释放更多经济活力，同时，相较2023年，2024年还将出现房地产失速收窄、出口修复、消费提振等积极变化。以新能源汽车、新能源发电设备、电子产品为代表，2024年我国先进产业链累积的技术突破或产生出口提振效应。德国《焦点》周刊数据显示，30年前，中国在高科技出口方面仅占全球总量的0.6%，如今却已超过美国、日本、德国的总和。由此，学界、各机构纷纷将2024年中国GDP增速锁定在5.0%—5.5%的区间。殊不知，这种经济上扬呈现结构萎靡、相对波动、非全面恢复的态势。
一方面，房地产等传统经济“火车头”的动力正在消失，经济内生动力面临增长替代问题。房地产及相关市场平均每年贡献13%—14%的GDP增长，是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撑。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1—11月，商品房销售面积、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施工面积分别是2021年1—11月的63.6%、75.8%、86.6%。此外，开发投资额、销售面积与销售额、融资额均回落到2016年之前的水平，尤其是商品房销售面积尚不及2010年的水平。后地产时代，中国经济正迫切寻求新的动力。
另一方面，债务正成为经济中一个阶段性置顶的存在。从地方债风险到屡屡“爆雷”的企业债，再到创新高的居民杠杆（71.8%），债务问题亟需“拆弹”。更重要的是，债务危机的可怕之处，并非债务规模之大，而是信用坍塌引起的一系列连锁反应。但债务又是最难解决的问题，所有的债务出清都颇为艰难，负债率越高，对资产负债表的破坏就越大，“债务-通缩”陷阱越深，债务出清周期就越长，进而影响经济增长。
而深究2024年适度恢复、结构萎靡的经济特征背后，恰恰在于经济问题正逼近临界，原有发展模式、思路纷纷撞到“天花板”，而切换新模式、新思路的时间窗口正持续收窄。过去经济的高速增长，向内看源自中低端供给的规模性扩张与居民持续增长的需求之间的匹配；向外看受益于国内廉价的劳动力、较低的土地成本与发达经济体产业转移之间的匹配。当前经济增速换挡，一边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引导人类走出短缺经济，进入过剩经济，居民需求从数量转向质量，供给也应随之转型。另一边中低端产业重新在全球寻找成本洼地，以美国领头的部分国家又试图遏制中国在高端产业链的快速发展，倒逼中国产业在上下夹击中加快向价值链高端转移。
只不过，尽管问题处于临界状态，不断逼近系统性切换的历史时刻，却又尚未引发关联风险外溢，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改革压力相对不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中国走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的方向性定调，从制度安排的高度实现了国家工作中心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阶段。相较而言，尽管目前的状况是改革开放以来从未出现的情况，但还不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时面临的改革压力，毕竟当时正处在长期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思想混乱后，终于迎来的一个拨乱反正、重新思考与再认识的历史窗口。更何况，横向比，中国经济仍在世界经济中相对占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相继调高了对2024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认为中国仍将是亚太地区和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瑞银集团则预判2024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但中国经济将保持中长期增长。
毋庸置疑，框架性变量的调整难以一蹴而就，当下只是打破了旧格局，却还没有形成新秩序——在“青黄不接”的断层期，中国经济将持续呈现多空对峙：一方面，中国正以脱胎换骨的方式孕育自己的内生性发展动力，从21世纪初的“5+1”版本升级到新的“6+1”版本（大基建、后工业、新能源、新三农、数字化、绿色化+世界经济安全岛的特殊地位）
，不断夯实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另一方面，风险因子始终存在。面对房地产结构性泡沫、大型企业的债务违约风险、金融兑付与A股调整等行业性扰动因素，亟待进行深度出清、重构和重估。同时地缘政治风险持续扰动，姑且不论频繁爆发的地区性冲突，2024年还是“权力拐点年”，全球76个国家和地区将举行100多场选举，覆盖全球超一半的人口。全球政治焦虑以及基于安全的一切行动，诸如重构全球产业链、修订经贸规则、保护能源体系、强化金融安全、推动技术本土化，都对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造成压力。
在如此基本面下，新旧格局的切换难以在2024年完成，而需阶段性酝酿，甚至在多空对峙中产生巨大的内耗，由此要做好中国经济长期“横盘”的准备。说到底，经济发展的本质是生产更好地满足消费，先是数量上的满足，再是质量上的满足。如果说前期数量的扩张受益于债务驱动、规模复制，那么质量的提升则需创新驱动、产业革新，难度大、风险高，需要循序渐进地推进系统性盘整。据西京研究院测算，与以房地产驱动的传统发展模式挥手作别，日本用了30年，美国用了15年。在这个漫长的告别过程中，经济将承受长期需求不振的压力。幸运的是，科技经济时代，各类技术大爆炸让经济增长周期的加速开启成为可能。典型如生成式AI，它如同一把万能钥匙正开启千行百业的应用变革。更重要的是，AI不是一个独立产业，作为一个技术底座，它将持续带来产业生态的重构、经济增长模式的颠覆。由此看来，中国经济的系统性盘整或超越2024年，以5—10年为期。
2023年中国经济呈现复苏由强转弱的态势，一些超预期问题逐渐显现，对于其中一些此前未曾经历的问题，尚缺乏理论共识。可以说，中国经济已经迈入“无人区”。在此背景下，经济学家不得不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讨论，辜朝明的“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一个用于解释20世纪日本经济衰退的理论——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中国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共鸣，尽管很明显，日本和中国存在方方面面的巨大差距，本不应简单类比。
更多观点认为，中国经济正步入复苏期。经济学家们通常会用5个字母来描述经济复苏，分别是U、V、L、W、K。U形和V形意思是先跌后涨，出现触底反弹；W形意味着先跌后涨，再跌再涨，要耐心等待；N形意思是会像N字一样先涨后跌再涨，即稳中向好；疫情之后，K形复苏的说法也逐步走红，意味着经济遭遇整体性衰退后，一部分反弹上升，另一部分仍处于低位。
在经济复苏失去动能之际，政府出台的政策效果似乎不及预期，这让悲观情绪开始在市场蔓延。直到2023年7月高盛发布报告称，预计中国内地房地产市场将在未来数年出现“L形复苏”，这才让众多讨论参与者恍然大悟，这种“不看好形势的高情商说法”既符合前两年“权威人士”对中国经济复苏态势的定论，也比较准确地反映了目前宏观经济形势的基本特征。定性之后，怎样应对“L形复苏”就成了主要问题。
在应对“L形复苏”的对策建议方面，国内外机构、专家给出的方法举措大致有以下几类。国内机构与学者更看重货币政策。国内三大证券报的头版文章纷纷呼吁“经济修复过程或许并非一帆风顺，仍需货币政策保驾护航”。一些经济学家积极呼吁采取降息和其他支持措施，认为降息是很重要的促投资手段，呼吁银行业进一步降低贷款利率。还有部分商界领袖和经济学家则呼吁政府赶快出手救市，尤其是房地产市场，有人直接喊出“只有救楼市才能救内需”。还有人呼吁政府紧急修正政策，采取更加以市场为导向，而非计划式的经济模式。一些地方政府在谈及就业问题时，鼓励企业在带动就业等方面展现更大担当，“可招可不招的要招，可多可少的多招，可早可晚的早招”。
以上这些占据主流媒体“C位”的对策建议，用于应对一般性或常规化的经济波动，解决经济上升期或繁荣阶段遭遇的短期调整等问题，大概率是可行的。但是面对中国经济“L形复苏”的问题，这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办法就无能为力了，因为他们无法兼顾目前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阶段性问题、平衡经济结构以及刺激市场主体恢复信心、增强投资活力的根本性大问题，也没能解决未来经济增长替代、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以及找到推动“双循环”的动力源等关键问题，更没有很好地处理总量巨大的政府债务、规模巨大的房产存量以及日益增长的青年人失业率等紧迫问题……一言以蔽之，按照这些方案解决“L形复苏”的结果极有可能是饮鸩止渴，不但无法扭转经济探底进程，而且还会激化原本的矛盾并制造新的经济危机。
严格意义上说，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曾经历过两次近似“L形复苏”的考验。
第一次是20世纪70年代末，在经济濒临崩溃的时刻，“包干到户”与“改革开放”开启农村体制改革，并由此开始了一系列体制改革，解放、发展了生产力……本质上这是中国告别计划经济、走向世界的开始，其伟大意义怎么说都不过分。
第二次是20世纪90年代初，具体来说是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三年，也是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之后经历的第一次最危险、最困难的时期，当时很多国家认为中国已经走向穷途末路。国际上，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土崩瓦解，让当时还算强势的中国自然而然地成为西方世界头号敌人，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对中国“痛下杀手”，以外企撤资、国际禁运、贸易制裁等方式把中国经济拖进“黑洞”。与此同时，国内经济效益下降、财政困难加剧、潜在通货膨胀压力并存，GDP增速从1988年的11.3%陡然降至1989年的4.1%与1990年的3.8%，1991年GDP才反弹至9.2%，国内一片愁云惨淡。
然而，就在这样看空、唱空为主流的背景下，1992年“南方谈话”开启了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新篇章，结果是随后中国经济进入长达30多年的“起飞”状态，并实现了“超英追日赶美”。其中，最核心的一招就是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改革，分灶吃饭、权力下放，让地方政府获得了极大的财政自主权，充分调动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万马狂奔的效果有目共睹。可以说，通过搞市场经济改革，关键是解放了地方思想，让他们有兴趣、有热情主动地建设、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成为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主体。至于“四项基本原则”“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等脍炙人口却又简单易懂的口号，不过是锁定方向、鼓励发展的“白名单”。大道至简，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同时也是今日国家提出“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这一目标的根源所在。
在随后的1998年中国经济又遭遇严重通货膨胀、产能过剩、国企职工下岗失业问题，2008年则是遭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这两次经济危机的危害性均不及前两次。1998年我国采取类似如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式来去产能，用了3年时间把煤炭、有色金属等亏损行业都做了去产能处理，结果一方面国有企业的产值下降到20%以下，另一方面“国退民进”，民营企业迎来了飞速发展阶段，开启了在国民经济中权重持续上升的进程。2008年则是通过“4万亿”投资“救活”了中国经济，后遗症是地方债务膨胀问题也由此进入“快车道”，并演化为今天制约扩张性财政政策推行的首要“堵点”。本质上，应对这两次危机的方式还是在政府主导经济发展、资源配置的道路上“见招拆招”。然而，这些招数对于化解2023年所遭遇的挑战已经力不从心了。
一方面，原有发展模式、体制以及思路纷纷遭遇天花板。高速度发展时期“被忽视的部分”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开始“修正”经济发展本身，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双碳”战略的执行、企业ESG评价标准、绿色化发展模式、平台经济、地方债、经济内循环以及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落实等，一系列新要求、新标准基本让原来熟悉的经验模式变成了教训。这是一个缓慢而重大的切换，是一个时代远去的标志。所以，当某些经济专家的思路还停留在希望通过降息、刺激促销等政策来拉动消费，一些决策者还是萧规曹随，习惯用增加投资、扩大出口、超发货币、促销等传统方式来救经济时，要明白其中思想认识上的“断层”与“错位”。
另一方面，外部环境的变化与压力增加。2016年以来，中国的外部环境就开始变化，个中原因毋庸多说，恶化的态势也可谓既快又宽，从贸易摩擦延展成近乎“全域战”，从市场经济到国家主义，从脱钩到去风险化，从近岸生产到友岸外包，从产业链重塑到供应链调整，全球化、WTO框架下理所当然的事情，如今都成为必须重新思考的复杂问题，而这早已超越经济本身……这种变化短中期看来难以缓解。因此，对于大多数企业、个体而言，未来发展遭遇的不确定性要大于确定性。
尽管大多数机构和专家认为中国经济正处于平稳回升、积极向好的局面，但是内外部形势依然不太乐观——宏观好，微观差，形势向好的背后是少数行业巨头在增长，但大多数企业还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从中央到民间，都在谈三重压力（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谈“六稳”和“六保”（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那么，中国经济问题难在哪？
归根结底，中国经济正面临诸多结构性难题，而且，这种难题不是周期性的。不可否认，一国经济增长总会面临周期性的波动。过去几十年，中国基于房地产业蓬勃发展、城市化进程的经济周期正在变弱，加之需求周期、供给周期、政策“去产能”等多周期嵌套，往往会带来一系列经济连锁波动。但这种周期性变化和结构性难题的动因是不一样的，周期性波动用短期宏观经济调控措施应对便可取得成效，但结构性难题具有一定的趋势性，而改变趋势的难度要大得多。具体来说，中国经济面临的结构性调整压力主要体现在四大方面。
第一，人口的总量见顶与结构失衡。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中国正经历一场人口结构变革。一边是人口总量见顶。2022年全国人口负增长85万，是1962年以来首次出现总人口的负增长。另一边是在少婚、低生育率和寿命延长的共同作用下，少子化、老龄化的结构性危机日益加剧，引发“大国空巢”“人口悬崖”等忧虑。过去十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每年减少300万左右。中国人口已经迎来由劳动力过剩到短缺的“刘易斯拐点”
，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国际经验表明，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将使一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再具有比较优势，只有创新才能推动经济进一步发展。处于后工业化时期的国家经济增长往往会放缓，难以复制7%—10%的GDP增速。
第二，外贸迎来贸易伙伴的结构性切换。全球产业链调整与重构呈现本土化、区域化、逆全球化特征，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正加快产业链“去中国化”。从国家统计数据看，2017年，中国占美国全部进口额的21.6%，2022年下降至16.5%，2023年1—5月，该占比进一步降至13.0%；2022年，美国成为欧盟第一大贸易伙伴，超过此前占据该位置的中国；印度2021—2022财年最大的贸易伙伴也由多年来的中国变成美国。中国几十年来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开始被削弱。由此，中国迎来贸易伙伴的结构性转变：东盟超过欧美，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23年前8个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值占中国外贸总值的15.2%，超过欧盟（13.6%）、美国（11.2%）和日本（5.4%）。放眼未来，中国产业升级会进一步挤压欧美通过科技垄断赚取超额利润的产业空间。在中美处于恐怖平衡、产业竞争激烈的阶段，中国外贸的结构性调整在所难免。
第三，投资过剩与消费不足的结构性错配。一方面，中国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一直维持在低位（2022年全国最终消费只占GDP的53%，居民消费只占37%），而储蓄率却高于大多数甚至所有中高收入国家（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2022年全球储蓄率为25.5%，而中国储蓄率则高达45.4%）。另一方面，中国的投资率虽长期高于其他国家，但住房和基础设施投资占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一半。2010年以来，由于住房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回报率增速放缓，中国的投资回报率大幅下降。此外，由于民营资本信心不足等原因，民间资本的投资增速逐月放缓，2023年上半年国有控股投资增长8.1%，但是民间投资增速只有-0.2%。结果，社会财富钢筋水泥化，叠加国企投资上升、民企负增长的格局，严重影响整个社会的信心和资金流动性，造成债务堆积和消费不足。欧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格罗斯发表的《中国经济的现实问题》指出，如果中国的储蓄率维持在目前水平，即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40%以上，但投资率下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0%，中国将不得不保持10个百分点的经常账户盈余以保持经济平衡。
第四，“双碳”目标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变革。中国目前已制定了“3060”双碳目标。其中，“碳达峰”要求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逐渐脱钩；“碳中和”则要求中国整体经济结构的变化和经济技术的根本性再造。这倒逼中国从一个粗放的以煤为基础，能耗效率较低的经济体系，转变为一个完全以电为基础，但能耗效率较高的高科技现代化经济体系。如此一来，中国不得不面对经济增长与“双碳”目标的长期两难性。以能源结构为例，从消费角度来看，如果中国想在2060年达到美国目前的煤炭消费水平，则煤炭消费必须以每年8200万吨的速度减少。从生产角度来看，如果中国继续以煤炭为主要的发电能源，并继续生产世界上近半数的钢筋和水泥，那么摆脱煤炭将不可能实现。
以上四大结构性问题并非单独作用，而是同频共振叠加交织在一起，验证了“中国经济下半场”的判断。市场笼罩在情绪面的阴影之中，包括内部消费潜力和市场信心严重不足，潜在的通货紧缩和流动性陷阱威胁，国际关系恶化和外贸萎缩，技术封锁、资本外流与产业外迁，国民心态的变化，长期的人口萎缩趋势等因素。这些危险因素正在造成影响，刺激政策加码的市场预期越来越强，各部委不断跟进推出一系列维稳措施。只不过，当下刺激政策只涉及短期以维稳为目标的“见招拆招”，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市场焦虑情绪，但只有刺激而缺乏普遍性的经济制度安排，难以形成系统拐点。
形势向好，结构难调，可以说，这一次的经济困难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为复杂和最难消解的局面。放眼未来，结构性压力的触底调整难免会带来巨大不确定性以及经济的震荡波折。不过，虽然政策仍在“挤药膏式”救市，但若未来经济形势依旧严峻，届时出台大政策的概率会加大。总之，破与立的辩证关系是指导我们理解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一盏明灯。
现实中的变局挑战极大，困局仍然无法回避，没有破局的出路，那么宏观经济的震荡与调整就会持续很久，造成的破坏后果就会很大。要对此态势进行冷静分析，还得回到形势的变局、困局与破局这“三个大局”上来，仍然坚持用第一性原则发现变局与困局的本质并准确定性，梳理出底层逻辑后才能提出破局的出路。这也是穿透反常、极端现象的迷雾，摆脱“噪声”干扰，用客观、中性立场理性看待形势的必由之路。
冷静分析当前的经济“变局”可以明确其本质是叠加式的“危机组合”，简单地说就是去产能、去全球化与去金融化的历史性“回摆”。这基本上是对前二十年世界经济发展环境的“全面否定”，其冲击力对中国这样一个得益于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的国家而言，是地震般的打击。因此，出现各种各样的不适应、恐慌倒也不奇怪，关键是要看准变局最本质的因素，排除那些影响情绪的说法，要清醒地意识到这既不是意识形态斗争，也不是阴谋诡计，而是大国之间对生存空间的争夺。至于定性为危机叠加，则是表明这是周期性、规律性与宿命性因素的叠加，是人类历史发展“否定之否定”定律的体现。
困局也不是中国独有的窘境，因为“变局之下”全世界普遍面临经济增长乏力、衰退的严峻挑战，各国都遭遇世界贸易大幅下降的问题，从东方到西方几乎没有一个出口型国家的外贸频现亮点，都是红灯闪闪；投资方向与资本流动更是有苦难言，原有的金融秩序、交易结构以及市场规则都被破坏，美国的长臂管辖、持续加息、越来越严密的投资审查以及国家间博弈的深化、泛化让世界投资的安全性、自由度受到严重冲击，俄乌冲突的走势让世界发展环境的不确定性上升。这对投资是“空”，对投机是“多”，所以，投机之下经济发展的离散度加大、动荡程度加剧，也就不言自明了。至于消费的作用更是尴尬，主要问题是钱从何来？“流动性陷阱”是目前形势分析报告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术语，一方面是资金在虚拟经济中“空转”，另一方面是各国债务堆积如山，普遍陷入借新还旧的恶性循环中……在这些核心问题上，“环球同此凉热”。
破局之道在于对本质的深刻理解与把握，基于变局与困局的内在逻辑，依靠既有政策、经验与模式来应对这些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必须在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的层面上实现突破，回到经济改革的第一性上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解决广大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才能有效地应对变局、打破困局、实现破局。对此，如何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就成了“牛鼻子”，是解决主要矛盾的灵魂。在这个层面上，有两个角度可以发力破局。一是关于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作为化解世界猜疑、统战国际盟友、消除地方保护主义、打破行政区划分割的一体两面的“大杀器”，统一大市场是用市场手段解决问题的关键。二是下一步“大政策”的空间。面对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重大会议将会有重大思路、重大政策出台，这既是中国独有的体制改革的特点，也符合经济发展的逻辑。
如今，世界经济又来到方向不明、发展滞缓的历史拐点，在中美两国以往历史机缘逐渐消退、新的机缘尚未完全形成之际，亟待第三只“看不见的手”扣动变量、打破临界、孕育新的历史机缘。对应中国原有的历史机缘（市场经济、房地产、WTO），“复式经济、社会经济、能源变革、量子计算”四大新的历史机缘正欲厚积薄发，任何一方面的突破都能带来社会发展的巨大变革。
其一，复式经济的实质性到位——模式定型，界面友好。社会矛盾的沉淀、时代发展的需求催生复式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计划经济的半道上拐弯到市场经济，但几十年来市场化速度过快造成的社会矛盾也在不断积累，在经典的市场经济难以适应发展之际，亟待第三条道路——复式经济。复合模式将表现在中国经济的方方面面且带来极为深远的影响。首先是国家力量与市场力量的结合，政府功能将在不断对冲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兼顾效率与公平、契合治理和发展，市场经济与国家经济相辅相成、双轮驱动，成为中国发展模式引领时代的关键切入口。其次是城市发展趋向“双中心”，包括以特大城市为中心的超级都市圈以及以小城镇为节点的网格化格局。最后是产业层面的复式，即解构原有的产业格局，催生以产业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新产业模式，形成爆发式经济增量。
其二，历史的动能叠加特殊的时代背景，让“社会经济”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且量大面广。当代中国经济具有“转轨”的历史动能，1980年深圳“画个圈”、1992年浦东开放，让中国从计划经济半道拐向市场经济，大大促进了经济发展；如今再度“转轨”，在市场经济的半道、国家经济刚刚崭露头角之际涌现了“社会经济”。“社会经济”是复式经济的组成部分，也是对市场经济和国家经济的重要补充，在市场经济和国家经济难以覆盖的领域发挥作用。牛津大学曾预测，全球大约一半的工作岗位将随着技术进步而消失。在一个对人力工作需求不大的世界里，尤其在市场经济、国有经济难以容纳足够就业的时候，必须要有基本收入确保生存。信息经济时代，“社会经济”被互联网、机器人、人工智能等“逼上”历史舞台，迫切需要中国在思想和行动上先行。企业群体、社会组织、国家机构将合力为社会提供量大面广且具备社会公益性质的就业机会，如社会养老、社区管理、非营利性基层公共服务以及过渡性就业安置等，不仅对维系公民权利产生深远影响，也能帮助中国构筑“橄榄形”社会稳态结构。
其三，能源技术实现颠覆性变革（如核电技术的实质性突破）。科技的积累让中国核电技术领先全球，甚至可能打开“终极能源”之门。中国核电技术始终寻求自主化发展道路，已掌握第三代核电技术（国和一号、华龙一号），并在第四代核电技术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全球首个基于第四代核电技术的钍基熔盐实验堆于2021年9月在甘肃武威试运行。2021年12月，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借助素有“人造太阳”之称的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完成了1056秒的长脉冲高参数等离子体运行，让人类探索可控核聚变能源应用跨出历史性一步，为核聚变实现商业发电奠定基础。一方面，可控核聚变将为中国乃至世界打开“双碳”与能源革命之门，其原材料在地球上几乎取之不竭，且排放无污染，是解决能源危机的终极办法。另一方面，中国核电基建能力超前且建设成本全球最低（华龙一号造价仅为其他国家同类机组的60%），“核电技术+基建能力”将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出海，通过基建与核电标准的输出引领全球核电发展，并逐步摆脱对法系、美系标准的依赖。
其四，技术的积累将让量子计算机实现实质性突破，电子运算与量子运算的系统边界逐步被打开。2020年12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团队与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国家并行计算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合作，构建了76量子比特的量子计算机“九章”（其求解数学算法高斯玻色取样只需要200秒，而当时世界上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富岳号”则要用6亿年），较之2019年谷歌发布的53量子比特计算机“悬铃木”快了100亿倍。除算力取代之外，量子计算还会开拓延伸出更多前所未有的新兴领域，重新定义并“格式化”各行各业。例如在人工智能领域，量子计算避免了经典机器学习算法受到数据量和空间维度的制约，能够更快地操控“高维向量”进行大数据分类并提升学习速度。如今，汽车自动驾驶、搜索引擎、推荐系统等都是机器学习的热门领域，因此量子计算决定了全球IT产业巨头的发展趋势。未来，全新的量子技术将在量子计算的基础上从实验室里走出来——量子通信、量子测量、量子材料等也将获得突破，而掌握这种能力的国家将在经济、军事、科研等领域建立全方位优势。
进一步而言，如果说“新大陆”地理大发现以及市场经济与工业经济双双推动下的科技革命开启了近几百年现代文明的历史机缘，那么变革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生活方式将催生人类文明的新一轮历史机缘。尤其自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人类社会已经悄然走向历史周期的转折点和拐点，国际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数字化新时代、气候危机等因素相互叠加深刻影响世界时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又加速了这一进程，奠定了变革的方向，成为撬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杠杆。表面上看是国家内部矛盾、国家之间冲突、人与自然关系失衡在当下的集中爆发，但归根结底是变革西方两三百年来原有路径依赖的内在逻辑，即变革人类自工业革命以来激进的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生活方式。
当人类的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生活方式开启变革，从“激进与偏态”向“平衡与稳态”转轨，势必会经历一个极其艰难的调整阶段，但也将正向引导人类命运的未来走向。而这背后，所有社会、资源、环境等矛盾的沉淀，信息、生物、太空等技术的积累，周期性拐点叠加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经济范式、制度变革、文明形态等系统边界的突破，以及在历史积淀、思想源头、文化底蕴之中寻根溯源的历史动能，都将协同发挥作用构成人类历史整体性破局的“对角线”，以一只无形的“上帝之手”推动三大方式的变革并创造人类文明新的历史机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