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24：新旧周期与结构演化

如果说2023年是国际局势骤变，各种坏消息不断，人们普遍感觉寒意加深的年份，那么，2024年全球经济形势如何？平庸之年、拐点之年，还是分化调整之年？对此众说纷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原副总裁认为“2024年世界经济不会出现强增长，也没有大危机，总体‘不温不火’，相对平庸”；高盛预测，在强劲的收入增长以及投资人对加息周期已经过去的预期等因素的推动下，全球经济将在2024年超预期，预计世界经济增长2.6%。各方对全球经济形势判断莫衷一是，基于站位、角度不同及所取变量差异，对中国经济形势预判同样是“言辞交错争辩，真理或暂难寻”。高盛预测，2024年中国经济增长将会低于5%；瑞银集团在《2024—2025年中国经济展望》中指出，2024年中国消费和服务业将延续疫情后的复苏趋势。2024年，中国以及世界经济到底何去何从，众说纷纭、尚难定论。

各种确定与不确定、悖论与反转交织，国内外经济形势似乎“稳中有降、进中有退”，让人看不清、辨不明。一方面，宏观趋稳，微观难熬。从宏观角度看，主要经济体经济均呈增长态势。2023年第三季度美国实际GDP按年率计算环比增长4.9%，大幅高于前值（2.1%），为2022年以来的最高值。2023年前三季度日本实际GDP同比增长1.7%，其中净出口、私人消费对实际GDP分别贡献0.7与0.5个百分点。同期中国GDP同比增长5.2%，超过5%的全年增长目标。然而在微观层面，欧美企业普遍面临通胀压力、投资不足、内需疲软等多重问题。国内很多企业也抱怨市场需求疲软和经营困难。另一方面，预期与现实屡现偏差。美国公布2023年10月CPI数据，10月未季调CPI同比升3.2%，预期升3.3%，前值升3.7%。英国2023年11月15日发布的10月通胀数据显示，总体CPI同比大幅下降2.1个百分点至4.6%，通胀降幅超预期强化了市场对2024年降息的预期。中国经济指标同样存在现实不及预期的问题，如2023年10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49.5%，未达到预期的50.2%。

2023年各种“常态”与“非常态”叠加，导致专家、机构对形势误判、失言，无疑也给预判2024年的经济走向增加了理论、现实难度。但“乱花渐欲迷人眼”的背后，实则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旧周期与旧秩序被打破，新周期与新秩序尚在建构中。

在政治层面，新兴国家不断挑战旧秩序。美国、欧洲等西方国家向全球投射影响力的能力开始衰落，旧的势力范围收缩：金砖国家大幅扩员、欧盟扩员计划受挫；美国“主动对外战略收缩”，欧亚一体化则在深化合作……新旧势力不断博弈交锋，国家主义回归、全球化转向区域化等加大了经济、金融、地缘、思潮等的动荡洗牌。

在经济层面，世界经济周期从增长到放缓，中美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均陷于各自的经济困局。一边是，美国自由市场经济“走火入魔”，过度金融化“脱实入虚”。经济的过度金融化引发美国制造业空心化：企业层面的金融化破坏了创新型企业的生存土壤，导致美国工业能力逐渐被掏空；宏观经济政策的金融化则导致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逐渐解绑。另一边是，尽管中国经济依然正增长，但传统红利引擎趋于衰退，在人口红利与工业低成本优势逐步丧失、外向型制造业转型升级、土地财政收紧和老龄化加深等因素的交叠作用下，或将直接牵连2024年全球经济走势。

新旧交替的过程似乎让经济失去了方向，在此背景下，全球纷纷开启大的政策调整，从金融回归制造到科技突破、基建刺激等，全球政治经济同频共振。拜登政府于2023年11月宣布，将投入约30亿美元资金，专门用于资助美国的芯片封装行业，这是美国《芯片与科学法案》的首项研发投资项目。印度公布2023—2024财年预算，铁路建设预算创历史新高达2.4万亿卢比，接近2013—2014财年的9倍。

不可否认，一国经济增长总会面临周期性的波动，而宏观经济调控措施往往也是应对波动、渡过经济拐点的“强心剂”。殊不知，当下经济的症结不在于周期性调整，而在于结构性变化，决定经济趋势与内在规律的重大变量正在悄然演变。

第一，地缘风险波动性上升。20世纪60年代，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国防开支占GDP比重高达6%—7%，70年代降低到4%—5%，90年代初进一步下降，即所谓的和平红利。在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背景下，多国计划增加军购和国防预算，局部性的冲突冲击了全球经济发展的和平环境。持续不断的地缘政治冲突和紧张局势也会抑制经济增长，并加剧央行无法控制的通胀压力。

第二，极端气候危机“常态化”。由于全球变暖加剧，极端高温、极端强降水等事件出现频率升高、周期缩短，原本50年一遇的变为20年甚至10年一遇。联合国领导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第六次评估报告第一工作组报告，该报告指出，自1970年到现在，全球地表温度在50年内上升的速率比过去至少2000年间的任意50年都快。应对气候变化所需的政策、法律、技术、市场等方面的调整都会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影响。例如，碳税、排放限制、能源转型、消费模式改变等，会进一步影响企业成本、市场竞争、国家博弈。

第三，科技创新与数字化转型成“关键变量”。2023年ChatGPT横空出世，标志着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拉开序幕。回顾人类进步的历史规律，发现各类技术经过堆叠、积累、量变、质变，会最终涌现出一个新的事物，如印刷术、火药、工业革命、汽车、飞机、计算机、自动驾驶、机器人等。各类AI工具的进化和升级，将带来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升级重组。

第四，人口结构引爆社会大变革。全球新生人口持续下降将引发经济结构调整、社会养老和文化教育转型等重大变革。比如，少子化引发学校关停潮，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引发养老金系统和养老产业结构的调整等。

第五，货币重新寻锚。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打乱了美元“10年贬值、6年升息”的大周期，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减少美元使用，开始重新寻锚，或加强本币结算，或挂钩资源。在此过程中，由于态势不明朗，全球资本流动方向不明、世界货币离散度加大等问题都将接踵而来，既酝酿着国际货币体系动荡的风险，也蕴含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机缘。

在以上各种变量的叠加、对冲之下，既有破，又有立，不仅经济周期被颠覆，连拐点也变得模糊。即便政策的调摆能让短期经济数据趋稳，但本质性的结构性问题依然难解。就此而言，世界经济面临长期性危机，此次危机既非大萧条，也非大衰退，而将呈现增长萎缩与替代乏力之特征，这早已不是正常的周期性切换所能解释。

在变量演化的过程中，既有积极因素，又有负面风险，这也决定了未来全球经济走势也将呈现结构性分化态势。一方面，后发国家与先发国家分化。《国际金融论坛（IFF）2023年全球金融与发展报告》预测，2024年全球经济增长预计将保持在3.1%的疲软水平，其中发达经济体将增长1.3%，发展中经济体将增长4.3%。摩根士丹利预计2024年发达市场的增长将低于趋势水平，而新兴市场的增长前景将喜忧参半。另一方面，全球贸易、产业内部出现结构性分化。从各国表现看，发达国家需求疲软，对全球贸易造成较大影响。新兴市场国家贸易增速较高，成为推动全球贸易增长的重要引擎。传统大宗货物的国际贸易相对疲弱，包括手机、电脑等电子类消费产品，以及一些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新能源汽车、光伏，以及数字贸易等新产业、新业态，正成为国际贸易中的亮点。

结构演化既是当前经济迷局的本质，也是判断未来经济走势的基本坐标。对于中国来说，纵向来看，短期内结构性问题仍将加深，但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经济仍有“一枝独秀”的空间与机缘。

一方面，改革空间就是发展空间。上一轮以“市场经济”“创新”为主题词的改革确实释放了生产力，助力中国经济“飞”了几十年。如今，改革进入深水区，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一些制度规则上仍有差距。例如，财税改革方面，财税制度既是调节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主要再分配工具，更是减轻企业税负，激发其积极性，进而带动就业、拉动经济的重要手段。我国虽已陆续出台一系列财税改革措施，但从企业到个人税费负担在全球范围依然偏高。现有税制下，我国企业所得税25%（据OECD测算，全球最低税率为15%）、个税累进最高档45%。不过，差距越大也意味着改革空间越大。未来，财税制度的进一步调整、完善势必将提振企业信心，激发市场活力。

另一方面，在经济增长引擎切换的过程中，以数字经济、新能源等为锚点，中国已走在世界前列。比如在数字经济领域，中国已经与29个国家建立了双边电子商务合作机制，与18个国家签署了数字经济投资合作备忘录，一批数字企业成功出海。数字经济的国际朋友圈不断扩大，涉及的领域将更加广泛，由此还将涌现出更多的商业模式和新兴产业。又如，在能源转型过程中，“清洁能源+储能+算力”将破解我国能源结构和电力成本两大掣肘因素，使未来经济的各种发展方式成为可能。同时，以新能源汽车、智能家居消费等为代表的新消费爆发，将加速我国从“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转变。

总之，在结构演化的过程中，风险和机遇相生共随，随着新技术、新模式、新产业格局的深入布局，中国乃至全球经济将在持续的结构调整中蓄积新一轮的发展势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