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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希望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来指导政治的强烈愿望，读者只要翻开《资治通鉴》第一页，就能明显地感受到。《资治通鉴》的开篇非常有意思，这么伟大的一部经典，居然是以一句孤零零、没头没脑的话开始的：“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即开始任命魏斯、赵籍、韩虔三人为诸侯。这句话既没有背景交代，也没有主语。不熟悉这段历史的读者可能根本不知道魏斯、赵籍、韩虔是谁，任命他们为诸侯的人又是谁。一部大经典，居然是以一句没有主语、没有背景交代的“无头句”开始的，既让人感到新奇，又摸不着头脑，司马光到底想讲什么？
《资治通鉴》以这么奇特的方式开篇，一定有深刻的涵义在里面。其实这里交代的是春秋战国之际一桩非常著名的历史事件：三家分晋。
春秋时期，晋国很强大，曾出现过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但发展到后来，晋国的权力逐渐集中到少数几个大家族手里，最终演变成魏、赵、韩三个大家族控制晋国国政，晋国国君反而没有什么权力。到了晋幽公的时候，国君只掌握着两座城池的土地和人民，实力非常微弱，其他土地和人民都握在魏、赵、韩三家手里。本来魏、赵、韩三家作为晋国的大臣，应该去朝见晋国的国君，现在由于实力配比倒了过来，大臣比国君强太多，所以晋幽公反而要去朝见魏、赵、韩三家的领袖。晋幽公又是一个非常好色、荒唐的国君，为了满足淫欲，有一次半夜偷偷跑出城，想到城外找漂亮的妇女媾和，结果月黑风高，路遇盗贼，为盗贼所杀。国君被杀，引起了晋国内部骚乱。魏氏家族的领导人魏文侯，也就是《资治通鉴》开篇中提到的魏斯，非常能干，他迅速出兵平定骚乱，控制了局面。晋国内部如今的情况使得当时的“国际社会”越来越重视魏、赵、韩三家，晋国国君就渐渐地被忽视了。
公元前403年，当时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周天子，也就是周威烈王，干脆把魏、赵、韩三个家族升级为诸侯国，从此多了魏、赵、韩三个新的国家，而原先的晋国就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这就是“三家分晋”的历史背景。这是一个非常有标志性的历史事件，历史自此从春秋五霸时代逐渐过渡到战国七雄时代，魏、赵、韩这三个从晋国脱胎出来的新国家，和老牌大国齐国、秦国、楚国，以及北方的燕国，被人们称为“战国七雄”。
《资治通鉴》用“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这句话来开篇，并不仅仅是抓住了历史转变的关键事件，而是有更深刻的思想内涵要表达。可以先来比较一下，同样一件事，另一部史学名著《史记》如何记载。《史记》说：“周威烈王赐赵、韩、魏皆命为诸侯。”直截了当，简明利索，让读者知道周威烈王册封魏、赵、韩三家为诸侯这回事。相比之下，《资治通鉴》在提到魏、赵、韩三家的时候多了三个字“晋大夫”，特别标明他们原先的身份是晋国的大夫。司马光为什么要把他们的身份特别点出来？这是对魏、赵、韩三家的批判。三家原先是晋国的大夫，但他们没有恪守臣节，最终瓜分了原本属于国君的领土，摇身一变，从大夫变成诸侯，这是儒家政治伦理中最不能容忍的僭越。所以司马光要特别点出他们“晋大夫”的原始身份，以揭示他们的僭越行为。
但问题是，三家的僭越行为为何能得逞？这就牵涉到开篇中被省略掉的主语：周威烈王。任命魏、赵、韩三家为诸侯的是周威烈王，周威烈王在整个事件中要负怎样的责任？我们顺着《资治通鉴》往下读，在开头这句话的下面，是司马光对“三家分晋”事件的评论。在评论里，司马光说：“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三晋”指的就是魏、赵、韩三家。三家瓜分晋国领土，的确是破坏礼法的僭越行为。但司马光说，他们能晋级为诸侯，说到底，破坏礼法的关键人物还不是这三家，而是天子，也就是周威烈王。
司马光说：“夫三晋虽强，苟不顾天下之诛而犯义侵礼，则不请于天子而自立矣。不请于天子而自立，则为悖逆之臣，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礼义而征之。今请于天子而天子许之，是受天子之命而为诸侯也，谁得而讨之！”魏、赵、韩三家如果毫无底线，为什么不自称诸侯，而是要向天子请示？这说明，三家其实并不敢明目张胆、毫无顾忌地破坏礼法，他们怕触犯众怒，引来其他诸侯的讨伐。他们向天子请示之后，天子下令将他们升级为诸侯，这样他们瓜分晋国的行为就变得名正言顺了。这时候如果有其他诸侯国想去讨伐他们，反而成了违背天子的命令，是不正义的。所以司马光认为，和魏、赵、韩的僭越相比，更糟糕的是周威烈王这种奖励僭越的行为。它让所有人看到，僭越不仅不会受到惩罚，还会得到天子的肯定与奖励。那么谁还会守规矩？这后续的效应是非常可怕的。
魏、赵、韩得手之后，其他诸侯国的权臣有样学样，不久之后，在齐国也上演了同样的故事。齐国权贵田氏家族，看到魏、赵、韩升级为诸侯了，也萌发了想升级的念头。于是田氏家族的领袖田和找到魏文侯，也就是《资治通鉴》开篇中提到的魏斯，委托魏文侯到周天子那里游说，让他们田家取代原先齐国的国君，升级为诸侯。田和为什么找魏斯办这件事，而不是找别人？或许正是因为魏斯在违法、僭越这方面比较有经验吧。那么结果如何呢？周天子又一次违背礼制，允许齐国的僭越之臣田和升级为诸侯。于是田和把原先齐国的国君齐康公迁徙到海滨小城，自己取代了齐国国君的位置。司马光用了同样形式的一句话来描述这件事：“初命齐大夫田和为诸侯。”
站在周天子的立场来说，当第一次出现魏、赵、韩这样的卿大夫僭越礼制、凌轹诸侯的现象，不仅未能及时阻止，反而承认他们瓜分晋国的行为，那么当再次出现卿大夫要求取代自己国君的情况时，就更加无法阻止，所以田和得逞了。现在是卿大夫要求取代诸侯，天子不仅不惩罚他们，反而放任、鼓励，那么形势再继续发展，当这些诸侯纷纷起来要求消灭天子、取代天子的时候，拿什么来阻止他们？这就势必进入“纲纪散坏，上陵下替”的混乱时期，整个社会会失去秩序。事实上，历史也的确在朝这个方向发展，卿大夫强大之后消灭诸侯，诸侯强大之后消灭天子，周朝最终就这样灭亡了。
这样分析下来，司马光其实是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给《资治通鉴》开头，从而引出了一套基本的治国理念。司马光最基本的治国理念，正是通过批判周威烈王，也就是被省略的这个主语表达出来的。司马光的核心理念有这样一条：掌握“法”的人，必须先守法。周威烈王恰恰破坏了这条原则。处于权力秩序顶端的天子，面对违法行为，不仅不能制裁，反而奖励，这本身也是一种违法行为。这一情况必然导致纲纪礼法荡然无存，国家、社会都无法继续靠法来维持，更不可能靠法来治理。
《资治通鉴》前五卷都在交代战国时期的历史。在这五卷里，司马光反复强调“司法必先守法”的重要性，从正反两面举了很多事例。周威烈王的事例是一个典型的反面事例，此外，也有不少正面事例。比如，司马光在评论周威烈王的同时，还讲了一个内容相反的故事，这个故事可以称为“晋文公请隧”。
在周威烈王之前，有一位天子叫周襄王。周襄王的弟弟王子带造反，逼得周襄王流亡在外。当时有位实力派诸侯晋文公，出兵干涉周襄王兄弟间的纠纷，帮助周襄王夺回了王位，并杀了王子带。这样一来，晋文公就有恩于周襄王，周襄王也的确感激他。晋文公倚仗自己的功劳，趁机向周襄王提了个要求，就是所谓的“请隧”。
我们今天称地下通道为“隧道”。在周朝的时候，只有天子的墓穴，才能挖地下墓道。诸侯的墓穴通道，按照礼制要暴露在地面上。晋文公的要求，就是希望自己的葬礼能按照天子的规格，挖一条地下墓道。
尽管周襄王非常感激晋文公的恩情，但对于这个要求，他还是非常坚决地予以拒绝。周襄王对晋文公说：“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恶也。不然，叔父有地而遂，又何请焉！”周襄王管晋文公叫叔父。周襄王的意思是说：“什么样的身份就该按照什么样的规格下葬，是有礼制有王法的。没有改朝换代，而出现两个天子，这是叔父你所痛恨的混乱现象，所以之前我弟弟僭位自称天子的时候，你帮助我消灭了他。现在叔父你自己作为一名诸侯，却要按照天子的礼仪为自己争取高规格的葬礼，那不同样是僭越吗？叔父你肯定知道这么做是错的，所以才来请示我。希望通过我的首肯，使你的僭越行为合法化。否则你晋国这么广大，挖条墓道有的是地方，又何必来请示呢？但问题是，你明知道是错的，为什么还要提出这样的要求呢？这不是很矛盾吗？”
晋文公听完之后“惧而不敢违”，不敢造次，不敢违背礼法和周襄王的告诫强行挖地下墓道。司马光认为，周襄王这种守护礼法的精神，正是衰微的周王室得以维持数百年的重要原因所在。
这个故事里的周襄王和周威烈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样是面对诸侯违背法度、僭越礼制的请求，周襄王对有恩于己的晋文公尚且能坚守礼法制度，所以周王室尚能绵延数百年；周威烈王则答应了魏、赵、韩瓜分晋国的请求，使得天下秩序越来越混乱，并直接导致了周王室的卑弱乃至灭亡。在这明显的对比中，司马光强调了“司法必先守法”的重要性。
除了周襄王之外，司马光还举过另一位诸侯的例子。韩氏家族参与瓜分晋国之后升级为韩国，出现了一位优秀的领导人：韩昭侯。韩昭侯重用一个叫申不害的人治理国家。申不害非常有才干，而且擅长以法治国。申不害治理韩国十五年，法令严明，成效卓著，使得韩国“国治兵强”。仗着有这样的功劳，申不害就向韩昭侯提了个小小的要求，想为他一位堂兄谋求一官半职。申不害本以为这是件小事，韩昭侯肯定会答应。结果却出人意料，韩昭侯非常干脆地拒绝了他。申不害因此有些怨气。韩昭侯非常从容地反问申不害：“今将听子之谒而废子之术乎，已其行子之术而废子之请乎？子尝教寡人修功劳，视次第；今有所私求，我将奚听乎？”意思是说：“你曾经教我治国的方法，要重视人们的功劳，根据功劳的大小施行赏罚。这一整套治理国家的法令制度，是你亲手帮我制定的。你的这位堂兄，没为国家立过半分功劳，你却要求我给他官职。那么请问，我现在是应该废除这套法令，满足你自私的请求呢，还是应该驳回你自私的请求，遵守你所制定的法令？”这一问把申不害问得哑口无言，只得连连告罪。
对于韩昭侯坚守法制、不以私乱公的态度，司马光非常赞赏。司马光说：“韩以微弱之国，居天下之冲，首尾腹背莫不受敌，然犹社稷血食几二百年；岂非昭侯奉法之谨，赏不加无功，罚不失有罪，后世虽不肖，犹得蒙遗烈以自存乎？呜呼，有国者安可以无法哉！”韩国虽然名列战国七雄之一，但其实是一个相对弱小的国家，而且四面都与强国为邻，腹背受敌。即便如此，这个国家也延续了将近二百年的历史。它的成功之道在哪里？司马光认为，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有韩昭侯这样坚守法制、赏罚公平、不以私意害公法的优秀国君。所以司马光在评论的最后一句话里，对这个话题进行了升华，对于国家来说，领导者遵纪守法是最重要的事之一。
要讲战国故事，内容非常丰富，可供选择的题材很多。司马光最重视的，是依法治国这一类故事，而且特别强调当权者、在位者应该带头奉公守法。司马光认为这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所以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前五卷中列举了很多这方面的故事。法作为治国的根本，它的价值无法用物质财富和财政数据来衡量。在很难用感性认识来告诉人们法之重要性的情况下，如何让人们认识到法的价值？司马光也曾试图通过讲述一些故事来达到这个目的。
战国后期，赵国有位名将叫赵奢。在发达之前，赵奢曾是一名负责为国家收田租的税吏。当时的赵国，有一位大贵族平原君，是赵国国君的弟弟。平原君的手下仗着权势，拒绝依法缴纳田租。对此，赵奢并没有因为平原君身份高贵而不闻不问，而是严查彻办，依法处决了平原君手下九名阻挠税收的家臣。这件事惹怒了平原君，气得想要杀了赵奢。赵奢对平原君说：“君于赵为贵公子，今纵君家而不奉公则法削，法削则国弱，国弱则诸侯加兵，是无赵也。君安得有此富乎！”赵奢的陈辞简洁明了，直入主题。平原君作为赵国的贵公子，如果不带头奉公守法，那么底下的人就有借口跟着破坏法制。这样一来，这个国家就没有纲纪法度了，没有了纲纪法度，赵国的国力就会遭到削弱，赵国衰弱之后就会被诸侯吞并。如果赵国被吞并了，平原君还能保持贵族身份吗？还能这么富有吗？所以依法治国，依法纳税，是国家的长治久安之道。唯有国家长治久安，才能保障平原君这些贵族的长远利益。赵奢这番话讲得的确非常有道理，深深打动了平原君。平原君不仅没有为难赵奢，反而向赵国国君推荐他。于是赵奢被国君任命为管理赵国财政的大臣。
赵奢这番话，从长远利益的角度阐述贵族、领导层带头守法的好处，是司马光从一个侧面帮助人们理解法的价值。此外，司马光还举过一个卫国的例子，从相对感性的角度帮助人们理解法的价值。
卫国有个身负轻罪的囚徒，逃亡到了魏国。这个囚徒擅长医术，经人推荐后为魏国国君夫人治病，因此得到了魏国的保护。当时卫国的国君名叫嗣君，当他知道这件事之后，要求“引渡”该囚徒，以严肃法纪。一开始，嗣君想以五十金换取这名囚徒。魏国堂堂大国，当然不会在乎五十金，所以拒绝了嗣君的请求。遭到拒绝之后，嗣君又提出要以一座城池来换取这名囚徒。有人向嗣君指出，逃亡的只是一名轻罪囚徒，你要用一座城池去换回他，值得吗？嗣君回答说：“夫治无小，乱无大。法不立，诛不必，虽有十左氏，无益也。立法，诛必，失十左氏，无害也。”这里提到的“左氏”，就是嗣君打算用来换取逃犯的城池名称。嗣君说，当治理国家的时候，只有不忽略任何一个小的环节，才能使国家不发生大的动乱。如果法制不立，该受惩罚的都没受到惩罚，国家治理处于一种混乱状态，就算得到十座城池，又有什么帮助呢？国家治理要是混乱，再多的城池也会最终失去。如果法制严明，凡是敢于触犯法律的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那么即便失去十座城池，也不用担心。能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不是十座城池可以换得来的。魏国国君听到这番话，对嗣君不惜付出沉重的代价以恪守法制的精神表示敬佩，于是主动把逃犯送回了卫国。
其实战国时代的卫国，是一个非常弱小的诸侯国。司马光之所以要在《资治通鉴》中讲述这个故事，是认为它可圈可点，在表彰嗣君为坚守法制而不惜付出沉重的物质代价的同时，司马光也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治国理念。一开始，嗣君为了赎回逃犯，不得不以五十金或者一座城池这类可以用数据衡量的物质财富向魏国提出请求。但嗣君在后来的发言中指出，以法治国秩序的确立，是十座城池也换不来的，也就是说它是无价的。其实这也正是司马光最基本的治国理念。
《资治通鉴》最前面讲述战国历史的五卷内容，包括紧随其后讲述秦朝历史的三卷内容，从起草到定稿，都由司马光独立完成，不像后面的绝大多数内容，是在助手的帮助下完成的。因此，前面这几卷在内容的选择、安排上，能更直接地体现司马光的政治思想。在讲述战国历史的五卷内容中，我们能看到，强调法治精神的故事非常密集地出现，这说明司马光把法治作为国家治理最重要的内容来看待。而法治的重中之重，是掌握权力、控制法治程序的在位者，应该率先奉公守法，以确保法制秩序的严肃有效，达到国家长治久安的目的。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之前提出的问题，《资治通鉴》为什么是以“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这么一句孤零零、没有主语的句子开头的。司马光抓住“三家分晋”这件破坏礼法的著名事件，将它树立为反面典型，重点批判带头破坏礼法的周天子，阐明纲纪散乱、礼法崩坏，是一个坏世界的开始，以此来警醒世人，尤其是警告那些在位者与掌权者，因为他们比一般人更有机会践踏法律。而秩序一旦荡然无存，无论掌权者还是被统治者，都将是受害者。作为一部成功的政治教科书，《资治通鉴》这个开头，可以说是经过司马光深思熟虑的，也是非常精彩的。正如宋末元初研究《资治通鉴》的著名学者胡三省所说：“此温公书法所由始也。”这里面包含了司马光最精髓的治国理念。
当然，治国要有好的法，还需有相应的人来执行。在人才选择上，司马光又持什么样的观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