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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史学的发达，堪称世界之最。流传到今天的史学典籍一共有多少？是几万种、十几万种，还是几十万种？恐怕没有一个学者能作出精确的统计。在海量的文献中，影响最大的史籍有两部：《史记》和《资治通鉴》。一般学者都会赞同这个观点。但我个人认为，《资治通鉴》的影响力应该比《史记》更大。为什么？因为《史记》的影响力主要局限在史学领域，而《资治通鉴》的影响力已经超越了史学领域。
何以见得？
著名学者梁启超在畅谈中国古代历史研究时，曾讲过这么一番话：“写作一部书，首先必须考虑清楚的问题是，这部书是写给谁看的。根据这一点再去思考该如何选择题材，如何针对读者设计框架、编写内容，这是著作成功的前提。”梁启超所举的成功典范就是《资治通鉴》，而《资治通鉴》预设的读者群体非常特殊。
梁启超说：“例如《资治通鉴》，其著书本意，专以供帝王之读。故凡帝王应有之史的智识无不备，非彼所需，则从摈阙。此诚绝好之‘皇帝教科书’。而亦士大夫之怀才竭忠以事其上者所宜必读也。”
梁启超的这段评论非常到位。《资治通鉴》由北宋时期的著名政治家、大学者司马光“领衔”主编，司马光在编写之前就已经预设好了，这部书是写给皇帝看的。所以此书的选材必然围绕着皇帝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素质、国家大政应该注意哪些方面这些问题展开。
《资治通鉴》如何谈皇帝的基本素质？可以通过一个例子来说明。刘备是大家所熟悉的三国时代的历史人物，《资治通鉴》在介绍刘备时说，这个人“有大志，少语言，喜怒不形于色”。刘备胸有大志，但平时话不多，喜怒也不会表现在脸色上，说明他城府很深。这句话说明刘备具备一名创业型政治领袖的基本素质，首先有远大志向，其次性格稳重、深沉。《资治通鉴》介绍刘备的依据来自最权威的三国历史著作《三国志》。但若是仔细对比《三国志》和《资治通鉴》，会发现两者之间还是有很大差别的。《三国志》里对刘备个性的介绍是这么说的：“先主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少语言，善下人，喜怒不形于色。”这里的先主指的就是刘备，通过对比可以发现，《资治通鉴》对刘备的介绍截取了《三国志》的后半句，即“少语言，喜怒不形于色”，并且加上了“有大志”这一点。《三国志》中介绍了刘备性格中的另外一面——“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这句话被《资治通鉴》删除了。
司马光为什么这么处理？历史上的成功人物性格各异，既有常人所不及的优点，同时也都有些瑕疵或缺点。刘备有出色的个人能力，即便爱好声色犬马，不喜欢读书，最后也取得了很可观的成绩。但司马光编《资治通鉴》不是单纯地复述历史，而是要把历史作为兴衰成败的借鉴，供后来的皇帝参考。有很多年轻皇帝，继承了祖辈的事业，却不知创业艰难。斗鸡遛狗，骄奢淫逸，玩乐的事不用教，天生就会。他们缺乏的正是胸怀大志、沉稳处事这些对于皇帝来说更为重要的素质。所以司马光认为，刘备这个人物值得突出的是“有大志，少语言，喜怒不形于色”这一点，而不是喜爱声色犬马。这正体现了《资治通鉴》最重要的预设读者群——皇帝，司马光编写、处理历史最重要的依据就是，皇帝应该从历史中学到什么。
关于刘备的介绍只是一个很小的侧面案例，《资治通鉴》中有很多更为重要、深入的政治参考意见。因为有帮助皇帝提高治理国家能力的特殊目的，《资治通鉴》的取材非常讲究，并不是所有历史主题都会出现在这部书里。用司马光自己的话来说，“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司马光只选择那些关乎国家兴衰成败、老百姓幸福指数的重大历史事件予以记录，其中有值得后世借鉴的善政，也有可以起到警示作用的恶政。
《资治通鉴》这一书名，是由司马光编书时在位的皇帝宋神宗起的。宋神宗说，要“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治道”就是治理国家的方法。借鉴以往的历史经验，帮助当前的人寻找治理国家的方法，《资治通鉴》的目的正是落在这里。从这个目的出发，《资治通鉴》在总结中国传统政治智慧方面，可以说是所有历史典籍中最全面，也是最成功的，所以它能成为后世帝王了解中国传统政治法则、提高治理能力的首选教科书。这也是它的影响力远远超出史学领域，在政治领域同样具有深远的影响力的原因。
《资治通鉴》记载了从春秋战国之际直到北宋建立之前一千四百年左右的历史，其中牵涉很多重要的政治人物和政治事件。各种人物和政权的成功与失败，在这幅历史长卷中一一展现，堪称丰富的政治经验资料库。如何归纳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智慧，如何利用这个资料库，角度有很多。既然在中国传统政治中，皇帝是最重要的角色，《资治通鉴》又是名副其实的“皇帝教科书”，那么解读《资治通鉴》，也可以从分析皇帝开始。
从秦始皇统一中国起，直到宋代建立之前，出现过二百五十多名皇帝或重要的割据政权领袖，如果再算上战国时代的重要诸侯，还不止这个数。我们可以把历史上的皇帝分为两种基本类型：开创了某一个王朝的开国型君主；通过血缘关系继承父祖皇位的继承型君主。在这两种基本类型下面，还可以再细分。比如开国型君主，在完成创业之后，他的主要职责必然转向国家治理和社会建设。在这个过程中，有转型成功的，也有转型失败的。针对不同的成败案例，《资治通鉴》都会采取独特的视角予以述评，在这里我可以各举一例加以说明。
先说转型成功的开国型君主，东汉光武帝刘秀是典型代表。《资治通鉴》从第三十八卷开始记载刘秀的事迹。自这一年起，刘秀召集兵马，打出旗帜反对当时称帝的王莽，从此开始了创业进程。其间，刘秀有很多可圈可点的表现，最脍炙人口的当属昆阳大战。这场战役中，刘秀以八千非正规军，击破王莽派来围剿的十万大军，成为中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案例。在消灭王莽、平定割据、建立东汉的过程中，刘秀在用人、谋略，以及他自身的为人方面，都有值得称道的地方。如果写一本常规的刘秀传记，一定会突出他的这段经历。但《资治通鉴》对刘秀的关注重点却不在这里。
《资治通鉴》的关注点在哪里呢？公元25年的夏天，刘秀称帝。秋天，刘秀求访到一位名叫卓茂的长者。卓茂早年曾担任过县令一类级别不高的官职，但这个人有一项独特的优点：为人朴实忠厚，待人宽厚仁爱，做事从不和人争抢，口中也从无恶言恶语。他每到一个地方任职，都以这套行为方式来感化民众。古人有云：“以诚感人者，人亦诚而应。”当地百姓看到父母官是如此赤诚的一个人，都不好意思在他面前撒谎。所以卓茂任职过的地方，社会风气都很好。刘秀听说之后，就找到他，任命他为太傅，并且封他为“褒德侯”。太傅是当时官僚的最高荣誉头衔，属于“上公”，只有德望非常高的人才能担任。
我来分析一下卓茂这个人物。卓茂虽然有值得人们敬重的品格，但从影响力来说，并不算一个声名显赫的人，因为他早年只是县令一类的低级别官员。他的直接影响力只能覆盖到和他有所接触，或了解过他的人，间接影响力可以扩散至他曾经管理过的地方。无论卓茂个人品行如何高尚，治理地方有何等成绩，与刘秀消灭王莽、建立东汉比起来，只能算小人物、小事件。比他重要的人物、事件多的是。况且刘秀登基的时候，卓茂已年逾七十，休养在家，更不是一个有很强历史作用的人。但刘秀一朝得知了卓茂的品行，马上给予他极高的礼遇。从中固然可以看出刘秀对于道德风化的重视，然而一般人看这段历史，不会把它视为刘秀最值得注意的作为。
显然司马光不是一般人。司马光不仅认为这是刘秀一生中最值得关注的重大事件，并且把它拔高到影响整个东汉王朝命运的高度。在讲述完刘秀任命卓茂之后，司马光有这样一段评论：“光武即位之初，群雄竞逐，四海鼎沸，彼摧坚陷敌之人，权略诡辩之士，方见重于世，而独能取忠厚之臣，旌循良之吏，拔于草莱之中，置诸群公之首，宜其光复旧物，享祚久长，盖由知所先务而得其本原故也。”诚如司马光在评论中所说，刘秀刚登基的时候，天下并不太平，国家也还没有统一，仍然有不少对皇位虎视眈眈的割据势力存在。在这种形势下，见重于世的必然是那些敢于冲锋陷阵的猛将，和懂得机诈权谋的谋士。卓茂显然既不是猛将也不是谋士，他的忠厚在残酷的战争中体现不出价值。但战争总是要结束的，国家必然要慢慢走向稳定，需要治理。如果能看到这一点，就能看到卓茂的价值。卓茂的长处正是能用温和有效的方式把老百姓管理好。所以，即便战争仍然如火如荼，刘秀还是抽出时间寻访卓茂这样的忠厚长者，并对他高度表彰，为国家从战争状态向治理状态过渡未雨绸缪，这是刘秀的眼光。但一般人对刘秀提拔卓茂这件事并不是十分重视。把刘秀的见识和行为拔高到东汉之所以能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这是司马光的眼光。司马光从这件事中看到，刘秀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就能认准进入和平建设年代之后最重要的是什么，并能提前做好准备。如果一个开国皇帝要成功转型，这是必备的素质。
请注意，对提拔卓茂这件事的评论，是刘秀出现在《资治通鉴》中以来，司马光第一次对他的行为作出正面评论。刘秀创业过程中的基本事迹，《资治通鉴》当然也详略得当地记载了，其间名将数十辈，大小百余战。但在这些普通人看来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司马光不赞一词，等闲看过。司马光真正开始评论刘秀，试图从他身上找到一些值得后世皇帝学习的素质，恰恰是以提拔卓茂这件一般人认为不重要的事件作为切入点的。
转型失败的开国型君主，则以梁武帝为例。梁武帝萧衍的前半生非常精彩，也非常成功。壮年时期的萧衍，有谋略、有胆识，有很强的政治领导能力，也有高超的军事指挥能力，无论政治见识还是军事才能，当时天下都罕有对手，所以他能建立梁朝，成为一代雄主。但他的晚年却非常凄惨，这样一位不可一世的大英雄，居然是被活活饿死的。这种死法，让人觉得和他早年的光辉形象很不匹配。梁武帝为什么会失败，可以分析出很多原因，但《资治通鉴》特别强调了一件事，值得我们注意。
545年，这是梁武帝称帝之后的第四十四年。经过这些年的治理，国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还存在不少问题。有一位叫贺琛的大臣向梁武帝指出，目前存在四种不利于国家治理的不良现象。
第一，朝廷的税收赋役已经使百姓负担沉重，地方官员和各种使者又在征收过程中贪暴聚敛，迫使百姓不能安居本土而流亡迁徙。
第二，官僚贵族的生活奢侈淫靡，并且竞相夸耀富豪，既造成了不良社会风气，也是促使官员贪残、热衷于横征暴敛的重要原因，因为他们需要大量财富支撑奢华的生活。贺琛这样形容当时官僚宴会的奢侈浪费：“积果如丘陵，列肴同绮绣，露台之产，不周一燕之资，而宾主之间，裁取满腹，未及下堂，已同臭腐。”每次宴会，陈列大量昂贵的果食佳肴，价值甚至远远超过一户中产家庭的资产。但出席宴会的人也无非一人一个肚子，能吃多少？大量的食物浪费腐坏。除了吃之外，官僚贵族还要蓄养妓女役夫，开销更大。很多官员在位的时候，以横征暴敛为基础供养奢侈的生活，一旦离职，靠积蓄就维持不了多久。所以贺琛建议梁武帝倡导节俭，不仅在于纠正社会风气，更重要的是堵塞横征暴敛的源头。
第三，贺琛认为梁武帝启用了一批小人，这些人只知道吹毛求疵、舞文弄法，却不识治国的大体。更糟的是这些人往往仗着梁武帝对他们的信任，作威作福，追逐权势。
第四，朝廷的事情太多，比如修建官衙府邸，制造礼器、兵器等，无一不是加重百姓负担的事情。贺琛建议梁武帝能省则省，给百姓休养生息的机会，这才是富强图远的根本之策。
贺琛这四点意见提得很好，不仅切中时弊，其中建议遏制官僚贵族的贪腐奢侈之风，给百姓休养生息的机会这两点，更具有长期的历史价值。作为君主，本应该虚心听纳。但梁武帝看完贺琛奏章后的态度却是出人意料的“大怒”。梁武帝指责贺琛说话遮遮掩掩，没有确指。既然有那么多横暴贪残的官员，他为何不呈缴一份名单，指明哪些官员应该受到处罚；既然指责朝廷多事，他为何不具体说说看，哪些事可以省，哪些事可以停。此外，梁武帝怀疑贺琛对贪腐奢侈之风的批评是针对他本人的，于是作出重点回应：为了表明自己生活俭朴、没有欲求，梁武帝举了两个例子为自己辩护。其一，梁武帝说自己“绝房事三十余年”，即三十多年没过性生活了，平时居处不过一张床，毫无奢华装饰；其二，梁武帝说自己平时不仅吃素，而且每天只吃一顿，以前腰围十尺，瘦到只剩二尺了。“旧带犹存，非为妄说”，表示自己以前的腰带还在，谁要不信的话可以拿去看看。至于说官员奢侈浪费，总不能挨家挨户去搜查制止啊！
我来分析一下梁武帝听到意见之后的这种态度有何危害。从贺琛提的意见来看，说话路子很正，说的都是通常人们认可的大道理，既没有刺耳的语言，也没有阴阳怪气，提意见的目的是为国家好。梁武帝却批评他不提供贪腐官员的名单，这是很无理的刁难。因为贺琛是在整体描述当时国家社会面临的问题，是高屋建瓴地给国家建设提意见，而不是写实名举报信。至于具体问题怎么落实，需要朝廷制定纲领，有关部门负责执行。贺琛这些意见的作用，是要引起朝廷对国家治理状态的深刻反思，而不是去针对某些具体的人。梁武帝用这样的态度对待提意见的人，不是一位优秀君主该有的表现，举出自己三十多年不过性生活作为拒谏的理由，更是滑稽可笑。作为一名君主，在对待意见时，即便提意见的人有些偏激，也应该与他沟通商谈，而不是把提意见的门给堵住，更不应该刁难提意见的人，否则谁还会来为国家建设贡献智慧。
那么司马光怎么看待梁武帝拒谏事件？司马光对该事件评论中的第一句话，可以说是给后世那些不喜欢听意见的皇帝当头一棒：“梁高祖之不终也，宜哉！”这里的梁高祖指的就是梁武帝。司马光说，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梁武帝之所以不得善终，是有道理的。“自以蔬食之俭为盛德，日昃之勤为至治，君道已备，无复可加……由是奸佞居前而不见，大谋颠错而不知。”梁武帝自以为平日素食节俭，就是君主的盛德，沾沾自喜于这点小善，就以为自己作为一名君主的品德已经齐备了，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其结果就是国家大政方针发生严重的方向性错误而不知，最终身死国灭，为千古贻笑。
司马光把拒谏的行为和梁武帝最终的失败直接挂钩，强调皇帝或领导者必须虚心接纳意见。表彰那些敢于直言进谏的大臣，是《资治通鉴》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在司马光看来，皇帝只不过占据了一个至高无上的位置，就其本人而言，也和普通人一样，不会全知全能，所以必然有愚暗的一面，也必然会犯错误。这就需要皇帝及时地、广泛地和大臣以及其他睿智之士作充分的意见沟通，弥补自身的不足，以避免或纠正偏差与错误。
司马光以重视教化来说明刘秀的成功，以拒绝意见来说明梁武帝的失败，体现出司马光自身对于政治的看法。这两个例子对于《资治通鉴》来说，只是九牛一毛。整部书里还有更为丰富、更为深刻的政治思想。正如宋末元初研究《资治通鉴》的著名学者胡三省所说：“读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资治通鉴》就像奔腾不息的长江大河，各个读者就像一只渴了的老鼠，从河水里吸一两口也就足够了。
今天的人们处于一个全新的时代，已经没有皇帝，也没有士大夫了，那还有学习《资治通鉴》的必要吗？当然有。不管时代怎样变化，社会治理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通过研读《资治通鉴》，了解它归纳出的很多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一般规律。抛开皇帝和士大夫这类特殊的个人身份，今天在不同工作岗位上的人，仍然能从《资治通鉴》中汲取丰富的经世智慧。
很多读者知道《资治通鉴》是一部皇帝教科书，以记录、分析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人物、政治事件为核心，便想当然地认为，一部以讲述政治为主要内容、培养皇帝为主要目的的书，必然是一部阴谋教科书。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资治通鉴》是一部历史教科书，是一部政治教科书，绝不是阴谋教科书。只要仔细、深入地研读过这部书，就会知道，司马光可能不具备许多现代人的先进理念，但在当时条件下，对于如何引导皇帝来合理治理国家，司马光已经做到最好了。《资治通鉴》是一部教皇帝如何当皇帝的书，却是从批评皇帝开始的，正是在司马光对他们的一针见血的批评中，我们能读出他苦心孤诣提炼的治理准则与为人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