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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独伊，浙江人，曾用名“沈晓光”。1921年出生于上海，1928年至1941年在苏联生活，1946年被分配到新华社工作，1950年和丈夫李何一起受国家委派到苏联创建新华社莫斯科分社，1957年回国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工作，1978年在新华社国际部俄文组从事翻译和编辑工作，1982年离休，于2021年11月逝世。
1935年6月18日，晨光微露。
国民党36师师部一派肃杀之气。特务连连长走进囚室，向瞿秋白出示了枪决命令。
瞿秋白在案头早已写下了绝笔：“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
9时20分，瞿秋白穿着一件中式黑色对襟衫，一条白色齐膝短裤，黑袜黑鞋，神态自若，缓步走出囚室。
长汀中山公园凉亭，已摆好了四碟小菜，一瓮薄酒。瞿秋白整一整衣衫，自斟自饮，谈笑自若：“我有两个要求：第一，不能屈膝跪着死，我要坐着；第二，不能打我的头。”说完，他向刑场走去，身后紧随着特务连的一百多名士兵。从公园到刑场，约两华里的路程，瞿秋白手持点燃的烟卷，缓步而行，边走边唱。他唱《红军歌》，唱《国际歌》。
西门外罗汉林下，有一片草坪。瞿秋白停下脚步，环视四周：山上青松挺秀，山前绿草如茵。他点头微笑：“此地甚好。”接着，在草地上盘腿而坐，含笑饮弹。是年，瞿秋白年仅36岁。
瞿秋白，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奠基者之一。他从20多岁起，就承担着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理论上开拓和指导的重任，做了大量的探索、始创和初步系统化的工作。为此，蒋介石的谋士戴季陶曾这样叫嚣：“瞿秋白赤化了千万青年，这样的人不杀，杀谁？”
今天，从发黄的历史相册上，人们已很难寻觅到一个真切的瞿秋白。但从瞿秋白女儿瞿独伊的讲述中，我们依稀找回了那个面容清瘦，性格沉稳，生就一副铮铮铁骨的瞿秋白。
长汀，闽西的一座古城。在城西罗汉岭的半山腰，屹立着“瞿秋白烈士纪念碑”。当年寸草不生的罗汉岭，如今已满目葱郁，之中有株枝干挺拔的柏树，是1984年瞿独伊特地从北京来此种下的。谈起父亲的牺牲，瞿独伊只说了四个字——“无比壮烈”。
瞿秋白烈士牺牲的那年，瞿独伊14岁。“父亲牺牲时，我年纪还小，可他亲切的形象，深深印在了我的心里。在我模糊的幼年记忆中，父亲清瘦，戴着眼镜，话不多，很温和。母亲不让我简单地叫他‘爸爸’，而一定叫我喊他‘好爸爸’。我就一直这样称呼父亲。”在瞿独伊的眼里，瞿秋白一直就是她的慈父。
瞿秋白1899年1月29日出生于常州，在故乡生活了整整18年。常州武进瞿氏，门台很高，是当地的望族，世代读书，也世代做官。但瞿秋白的祖父和父亲都只有空头衔，没做实任的官，早就穷了。瞿秋白幼年过了几年“少爷生活”，少年时代就在诗词、绘画、篆刻、书法等方面显示出非同凡响的天资。精谙诗书的母亲常常教他写诗作词。父亲瞿世玮的绘画技艺颇有功力，教小秋白学画。瞿秋白10岁那年的大年初一，父亲给他买了一部《三国演义》，其中插印了许多惟妙惟肖的人物绣像。书一拿到手，瞿秋白当即就在走廊里翻看着书上的绣像。如此熏陶教育下，瞿秋白十几岁时就能画出很好的山水画了。
在经济状况还不十分窘困时，瞿世玮到常州玄妙观、红梅阁等处游玩会友，也常带瞿秋白去。到了瞿秋白十三四岁的时候，家里就已经很贫苦，连租房的钱都没有了，只好寄住在瞿氏宗祠。为了家，为了孩子们，瞿世玮抛下画笔，去做自己不喜欢做的“账房”。
1915年夏，离中学毕业只有半年时间，瞿秋白却无奈辍学。失去上学的机会后，原本一个好说好动的少年变得沉默起来。他闷在房里，往往到深夜还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凝神看书，而且饮食很少，每餐不足一小碗饭。在冷清的瞿氏宗祠里孤寂独处，这对一个才16岁的少年，心理压力之重可想而知！
更加沉重的打击接踵而来——1916年春节刚过，瞿秋白的母亲突然自杀。母亲性格柔中带刚，情感丰富细腻，对秋白特别慈爱。家道衰败，要强的她鼓动丈夫出外谋业，并将婆婆送去大哥处。不料婆婆在大儿子家里亡故，以致亲友都责怪她害死婆婆。也因此，亲友都不再对瞿秋白兄弟姐妹六人施以援手。瞿母迫于各方压力，最终选择服毒自杀。
这一悲剧使瞿秋白一生的心境、情感都受到影响。每每谈起母亲，他都沉默无语。母亲去世时，家里最小的孩子才3岁。瞿秋白一直很关爱弟弟妹妹，努力维系着失去母亲后的亲情联系，也一心想把弟弟们教育成才。
瞿独伊今天谈起这些传奇的家世，仍会感慨万千。呷了几口茶水，她轻声叹道：“家庭破灭的凄惨现实，逼迫父亲很早便脱离旧环境，开始寻求新价值、新出路，这也使他更容易摒弃原有大家庭制度下的‘昏昧’精神。”
瞿独伊坦率地讲述了母亲与瞿秋白的真实情感。瞿秋白一生有两次爱情。第一个爱人王剑虹，是著名作家丁玲在上海大学的挚友，是一位聪慧的时代女性。1923年两人相识、相爱，不到半年即结合。由于两人都有志于革命，并且都热爱文学，有着诗人的气质和才华，他们婚后的生活充满了诗歌的浪漫和词赋的情趣。遗憾的是，结婚仅7个月，王剑虹就因患肺结核而去世。瞿秋白曾在给丁玲的信中表白说“自己的心也随剑虹而去”。
瞿独伊的母亲杨之华，1900年出生于浙江萧山，是家道中落的绅士门第小姐，当地出名的美人，曾就读于浙江女子师范学校。20岁时，她和浙江有名的开明士绅沈玄庐的儿子沈剑龙相爱成婚。沈剑龙喜欢诗词、音乐，但他和朋友一起到上海后，经不起十里洋场、灯红酒绿的生活引诱，堕落了。此时，杨之华已生下一女，便是“独伊”，意即只生你一个，可见杨之华心中的怨愤。1922年杨之华只身跑到上海，参加妇女运动，认识了向警予、王剑虹等人，并于1923年底被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录取。
瞿秋白当时是社会学系的系主任，他风度翩翩、知识渊博，在师生中声望很高。杨之华第一次听瞿秋白的课，就对他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杨之华学习努力，又是社会活动的积极分子，瞿秋白与她渐渐熟悉起来。瞿秋白还做了她的入党介绍人。然而，当杨之华感觉到两人互有好感时，内心充满矛盾。她选择回避，跑回了萧山母亲家。面对人生的重大抉择，瞿秋白也苦苦地思索：既然沈剑龙已经背叛了杨之华，为什么我不能去爱？既然我真心地爱她，为什么不敢表示！于是趁放暑假的机会，瞿秋白大胆来到了萧山杨家。
当时沈剑龙也在杨家。不曾想，沈剑龙竟然和瞿秋白一见如故，对瞿秋白十分尊敬、仰慕。面对复杂的感情问题，他们三人开始了一场奇特的“谈判”：先在杨家谈了两天，然后沈剑龙把瞿秋白、杨之华接到他家去谈，各自推心置腹，互诉衷肠，又谈了两天。最后，瞿秋白又把沈剑龙和杨之华接到常州，再谈。当时瞿家早已破落，家徒四壁，连把椅子都没有，三个人就坐在一条破棉絮上谈心。谈判结果是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同时刊登三条启事：一是沈剑龙与杨之华离婚启事，二是瞿秋白与杨之华结婚启事，三是瞿秋白与沈剑龙结为好友启事。
1924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这一天，瞿、杨在上海举行了结婚仪式，沈剑龙亲临祝贺。从此，瞿秋白和沈剑龙也成了好友，经常书信来往，写诗唱和。更有意思的是，沈剑龙送给瞿秋白一张六寸照片——沈剑龙剃光了头，身穿袈裟，手捧一束鲜花，照片上写着“鲜花献佛”四个字，意即他不配杨之华，他把她献给瞿秋白。
有一次刻图章，瞿秋白对杨之华说：“我一定要把‘秋白之华’、‘秋之白华’和‘白华之秋’刻成3枚图章，以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你无我，永不分离。”瞿独伊说：“为了纪念他们的结合，父亲在一枚金别针上亲自刻上‘赠我生命的伴侣’7个字，送给母亲。这一爱情信物，后来伴随母亲度过了几十年风风雨雨。”
曾有人问杨之华，为何瞿秋白牺牲后不再婚，她这样回答：“再没有人比秋白对我更好了。”1955年，经过20年的努力寻找，杨之华终于在福建长汀找到了瞿秋白的骸骨，并运回北京，隆重地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周恩来总理亲笔题写了“瞿秋白之墓”的碑铭。杨之华的心得到了安慰。她怀念、铭记着瞿秋白，直到自己生命终了。
瞿独伊说自己从未感到瞿秋白不是自己的亲爸爸，相反，她得到了比普通的生父还要贴心、周到的爱。
1928年4月，瞿秋白同周恩来提前到苏联，参加中共“六大”在苏举行的筹备工作，后在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两年；同年5月，作为中共“六大”代表的杨之华带着瞿独伊也秘密来到莫斯科。那时，瞿独伊已6岁半，开始记事。“过境时，我掩护过好几个中共代表，在妈妈的引导下认几位叔叔叫爸爸。不过，后来我不叫了，为什么？那么多爸爸谁相信？”瞿独伊沏上茶，接着说：“‘六大’在中共历史上是很特殊的，会址不在国内而在国外。开会时我还记得，是在莫斯科郊区一座别墅里举行的，我当时去过，每逢他们休会，我常常给那些代表唱歌、跳舞，当时的我很天真活泼。”
“母亲忙于工运，无暇照料我。父亲对我十分慈爱，不管多忙，只要有一点空就到幼儿园接送我。在家时，他手把手地教我写字、画画。”说到自己的生父，瞿独伊说：“对生父没有一点印象，也没有一张他的照片。在我的心中，我的父亲就是瞿秋白。”
“我的父亲，无愧于‘好爸爸’这个称呼，他给我带来无限的温暖和快乐。”瞿秋白知道独伊喜欢吃牛奶渣，每隔一周，他从共产国际下班回来，总不忘记买一些带到幼儿园去给独伊吃。夏天，他们在树林里采蘑菇，瞿秋白画图折纸给独伊玩；冬天，地上铺满了厚厚的雪毡，他把独伊放在雪车里，自己拉着车跑，故意把雪车拉得忽快忽慢，有时假装拉不动了，有时假装摔了一跤，用手蒙了脸哭了起来，这时候独伊就向妈妈叫起来：“妈妈，你看好爸爸跌一跤就哭了！”瞿秋白放开手，哈哈大笑。独伊也拍手大笑。
“我永远忘不了，一次爸爸妈妈来莫斯科儿童院看我，带我到河里划木筏玩，爸爸卷起裤管，露出细瘦的小腿，站在木筏上，拿着长竿用力地撑，我和母亲坐在一旁。后来，父亲引吭高歌起来，我和母亲也应和着唱，一家人其乐融融。”
1930年，瞿秋白夫妇途经欧洲秘密回国，不料这次分别竟是女儿和父亲的永诀。瞿独伊回忆说：“1935年的一天，我正和儿童院的孩子们在乌克兰德聂伯罗彼特罗夫斯克参观休息。忽然，同学们围着一张报纸惊讶地议论着，还时不时看看我。我很好奇，也争着要看。当我一把抢过来，看到《共青团真理报》上报道着父亲于6月18日牺牲的消息，并附有一张4寸大小的半身照。我惊呆了，随即失声痛哭起来，晕倒在地。”
1935年8月，杨之华第二次来苏联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这期间，她把瞿独伊接出儿童院与自己一起生活了几个月。每当夜深人静，只剩下母女俩相对无眠时，杨之华翻看着瞿秋白的遗作与信件，看着看着，忍不住悲从中来，泪珠不停地往下掉。每逢此时，瞿独伊就安慰妈妈：“妈妈，我给你唱个歌。”于是，一口气唱起《马赛曲》《儿童进行曲》等好几首歌，直唱得妈妈脸上少了悲戚、眼睛里恢复了坚强才停下来。母女俩就这样相互慰勉着度过了最悲痛的一段时光。
苏德战争爆发后，瞿独伊结束了13年旅居异国的生活。1941年她随母亲回国，在新疆被地方军阀盛世才“无端”逮捕。抗战胜利后，经过党的营救和张治中将军的努力，她们才重新获得自由。
瞿独伊在狱中意外收获了爱情，她与同在监狱的李何结了婚。出狱后，瞿独伊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她和丈夫一道被分配到新华社工作。开国大典时，瞿独伊为苏联文化友好代表团团长法捷耶夫一行当翻译。当时，她还用俄文广播了毛主席宣读的中央人民政府公告。解放初期，瞿独伊和丈夫再度前往苏联，筹建新华社莫斯科分社。当时，莫斯科分社里就只有他们夫妇俩，瞿独伊戏称他们是“八大员”，译电员、翻译员、交通员、采购员、炊事员等。
1957年瞿独伊回国，被分配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工作。1964年，李何因病去世；半年后，在“哈军工”读大学的儿子竟又因病英年早逝，接连的打击使瞿独伊和母亲深受刺激。直到1978年，瞿独伊才回到了新华社，在国际部俄文组从事翻译和编辑工作，直至1982年离休。在晚年，瞿独伊多次重访莫斯科，追寻早年那里留给她的青春的梦境。
瞿独伊说：“说实话，我不爱回忆往事，因为内心的伤痛实在太深。”然而，她又不得不说，“为了后人能了解历史”。谈及父亲的英勇就义时，她老泪纵横，“‘文革’时，‘四人帮’为了改写整部党史，不顾事实，硬把我父亲打成‘叛徒’，使父亲的英魂在九泉之下遭受莫大凌辱。”“文革”后，瞿独伊在众多前辈的鼓励下向中纪委进行了申诉，为此，中纪委成立了“瞿秋白复查组”，复查组跋山涉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外调与核查。“而我呢，则带着女儿，直接去找了对我父亲执行枪决的原国民党36师师长宋希濂——他是个获赦战犯。我去见宋希濂，实在是一件痛苦无比的事。而宋希濂见到我，也是浑身不自在，一脸难堪。但这是没办法的事啊！我们两人必须见这一面。”宋希濂如实向瞿独伊介绍了情况，说瞿秋白在临终时高呼“共产党万岁”等口号，神态从容地环视刑场上的松树与草坪，微微地笑说“此地很好”。而后，慷慨就义。“那天，我和女儿是一边流着热泪，一边记录证明材料的。而中纪委复查组则以更大量的材料，有力证明了‘四人帮’强加给我父亲的‘叛徒’帽子，完全没有一点根据！”瞿独伊感叹，“今天，父亲如有知，可以含笑九泉了。”
采访结束时，瞿独伊深有感触地说：“革命者是人，不是神。父亲首先是一个人，一个真正的人。他和普通人一样，也有七情六欲，对家庭、爱情和婚姻也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宽阔胸襟和高尚情操。”她在记者的留言本上写下了瞿秋白的两句词：“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并用俄文签名。（ 文 / 吴志菲 ）
1920年10月16日深夜，21岁的瞿秋白应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报馆的聘请，搭乘时任中国驻苏俄总领事陈广平的专列，从天津北去往关外，开启了驻俄记者生涯。
这次派遣驻外记者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发起人为刚从欧洲归来的梁启超。巴黎和会期间，梁启超正好在欧洲访游，一直密切关注着会议进展。当他得知几个战胜国准备牺牲中国利益的消息后，第一时间致电国内，提醒北洋政府不能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华权益。他的来电旋即被《申报》转载，引起全国民情沸腾。后来，在梁启超的督促下，张謇、林长民等人在国内自发成立“国民外交协会”，声援在巴黎的中国外交团。几天后，梁启超又给“国民外交协会”发电，督请他们要警告政府和国民在此事上不能屈服。林长民接电后，立即在1919年5月2日的《晨报》上发布消息，大声疾呼“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号召“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这一疾呼迅速激起国内学生的爱国热情，两天后，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爆发。
历经巴黎和会“舆论战”，梁启超深切感受到中国报道世界新闻的差距以及驻外记者的重要性。1920年秋，在他的积极推动下，《晨报》联合《时事新报》向美、英、法、德、俄5国派出7名特派员（即驻外记者，以区别于在留学生或当地人中聘请的特约通讯员）。
和瞿秋白一同赴俄担任特派员的还有两人：一个是俞颂华，曾在报馆工作过，熟悉新闻业务；一个是李仲武，瞿秋白俄文专修馆的同学，也是梁启超的妻侄。起初，李仲武先得知《晨报》要派驻俄记者，考虑到可以与瞿秋白结伴同行，遂将其推荐给了自己的姑父梁启超。
其实，即使没有梁启超的关照，瞿秋白也是驻俄记者的绝佳人选。他不仅是俄文专修馆的高材生，翻译的作品得到过鲁迅的认可和赞赏，而且是一个有思想、有追求的年轻人。五四运动时期，他作为学运领袖参加了北京学联，加入了李大钊等发起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他还与瞿菊农、郑振铎等人创办《新社会》杂志，几乎每期都撰写文章。这时的他，虽然还只是一位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但已经有了马克思主义倾向，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俄充满憧憬。当时，中国关于俄国的大部分消息，基本来自资本主义国家通讯社丑化和曲解的报道。他们把马克思主义视作“过激主义”，把布尔什维克党视作“穷党”，把苏俄视作“饿乡”，还散布“共产公妻”“妇人国有”等无耻谎言。在这种情形下，能够出任驻俄记者，目睹苏俄十月革命后的真实情况，寻找救国良方，向国人如实介绍苏俄社会，无疑是瞿秋白最为向往的道路。
赴苏俄之旅是一次漫长而艰难的远行。列车还未出境，就在哈尔滨、满洲里停了两个多月。过中俄边境后，途经奥洛维扬车站时，由于铁路桥被炸毁，他们乘坐的列车只能从临时架设在冰河上的铁轨上冒险驶过。后来因等待发车指令，他们又在赤塔停留17天。为打发无聊时光，同车的驻苏俄官僚们整天喝酒、赌博。瞿秋白则充分利用停车间隙采访、调研和写稿，他还翻译、整理《国际歌》词曲，甚至旁听了《俄国社会发展史》课程。1921年1月25日，列车终于抵达莫斯科，瞿秋白已寄回通讯20余篇。
瞿秋白深知，让读者了解苏俄，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让事实说话。在俄国，他广泛接触社会各阶层人士，有工人、农民、士兵、没落贵族、各类知识分子，也有投机商、妓女、演员等。他既参加过无政府主义者组织的克鲁泡特金的葬礼，也参加过俄罗斯民间“复活节”、知识分子们的家庭音乐会，还有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等政治会议。这些活动，使他很快了解了俄国社会在十月革命之后发生的变化。
当时，俄国刚刚经历了4年帝国主义战争和3年国内战争，国内经济混乱，人民生活极端困苦。瞿秋白以现实主义笔法描述了这种情形：“内乱及波兰战争的时候，军事吃紧，四围封锁，不得不尽取农民的余粮，禁止私自买卖。因此农民不满意，城市居民也很困苦。”“伊尔库茨克城里的景象非常之凄凉，路上行人稀少，店铺的门没有一家开的。”同时，他还报道苏共以新经济政策代替军事共产主义政策、纠正过去一些“左”的偏差的做法和成效。在他的笔下，描写最多的还是对苏维埃人民崭新风貌和苏维埃国家青春活力的赞美：“五一节的莫斯科，满城张灯结彩，充满佳节的兴致”“幼稚院的儿童穿着新衣呼号万岁”……
在苏俄期间，瞿秋白曾经两次见到列宁。
第一次是在1921年6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瞿秋白以记者身份参加。他对列宁的演讲做了生动描绘：“列宁出席发言三四次，德法语非常流利，谈吐沉着果断，演说时绝没有大学教授的态度，而一种诚挚果毅的政治家态度流露于自然之中。”其后，他在走廊上遇到列宁，就用俄语提出几个问题。列宁听说他来自中国，十分高兴地指点他该翻看哪些教材。“安德菜客厅每逢列宁演讲，台前拥挤不堪，椅上桌上都站堆着人山。电气照相灯开时，列宁伟大的头影投射在共产国际、‘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等标语题词（上），又衬着红绫奇画——另成一新奇的感想，特异的象征……列宁的演说，篇末往往被霹雳的掌声所吞没。”这是中国记者最早介绍、描绘的列宁形象。
除担任记者外，瞿秋白还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任教，班里的学生有刘少奇、任弼时、柯庆施、萧劲光等。他结识了正在筹备之中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太雷，两人共同起草了《关于建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的报告》，并上报共产国际。同时，瞿秋白在张太雷介绍下加入俄共（布），成为预备党员。
瞿秋白第二次见到列宁，是在4个月后的纪念十月革命四周年的工人集会上。他再次感受到列宁演讲的魅力：“集会的人，看来人人都异常兴致勃发，无意之间，忽然见列宁立登演坛。全会场都拥挤簇动……后来突然‘万岁’声、鼓掌声，震天动地。”
瞿秋白对俄国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这也是促进他思想发生转变的重要因素。他曾去探访莫斯科特列季亚科夫画廊，在发回国内的报道中，以事实驳斥了所谓十月革命摧残文明的诽谤：“置身其中，几疑世外。兵火革命之中，还闪着这一颗俄罗斯文化的明星。”他还感叹道：“俄罗斯文化的伟大、丰富，国民性的醇厚，孕育破天荒的奇才，诞生裂地轴的奇变——俄罗斯革命的价值不是偶然的呵！”最令人意外的是，瞿秋白还应托尔斯泰孙女的邀请，前往距莫斯科200多公里的托尔斯泰故居参观。在托尔斯泰的书房里，他发现了一本汉英对照的老子《道德经》。午餐时，他还与托尔斯泰的妻妹、幼女和儿媳等，聊起了老子和中俄文化。
瞿秋白身体虚弱、工作繁忙，加上俄国气候严寒、物资匮乏，到莫斯科后身患肺病。他病情严重时，出现血痰和昏厥，曾两次住进高山疗养院。在那里，他仍念念不忘工作，表示要“拼着病弱的生命，把革命的宝贝更多地运回祖国来”。
1922年11月5日至12月5日，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苏俄召开，中国共产党派出陈独秀、刘仁静等组成的代表团出席。瞿秋白担任陈独秀的翻译。会议结束前，陈独秀表达了希望瞿秋白回国的意愿。瞿秋白当年2月已由张太雷、张国焘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8月中断了与《晨报》《时事新报》的关系。他便服从党组织的决定，于12月21日告别了苏俄，踏上回国的路程。
在苏俄两年间，瞿秋白采写了《共产主义之人间化》等新闻作品50多篇，还写了著名的通讯报告集《饿乡纪程》《赤都心史》。《饿乡纪程》记述了他从哈尔滨到莫斯科的途中见闻以及自己蜕变成为共产主义者的心路历程，《赤都心史》记述了他在“赤色的莫斯科里，所闻所见所思所感”，为中国读者勾勒出了一幅斑斓的社会画卷。
在《赤俄之归途》一文中，瞿秋白感慨：“我两年来的通讯已经将观察所得随时公开诸国人，无论如何总应当知道：俄国是一个人的国，也许是‘人食狗彘’的国，可决不像狗彘食人的中国。”他谴责反动媒体丑化苏俄，误导大众对苏俄的认知：“资本家包办的‘世界新闻托辣（拉）斯’说了不少的风凉话，固然混淆视听……然而近两年，各方面的疑幕渐渐揭除，再加区区的通讯，中国人至少已经应当知道俄国万千所经之困厄以及他的职志。”
瞿秋白向国内发回的关于苏俄的报道，令人耳目一新。经由这些文章，国内读者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初期的情况增进了解，对十月革命、苏维埃政权、马克思主义、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加深了认识。文化部原副部长郑振铎后来回忆说：“我们几乎不断地读着他的游记和通讯，那些充满了热情和同情的报道，令无数的读者对于这个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崭新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无限的向往之情。”（ 文 / 高善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