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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和章念驰先生通电话提出采访要求时，他婉言谢绝了，原因是“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的后裔，评价先人，向为大忌。”他说，历史科学应“断感情，汰华词”，而这是后裔难以做到的。
章念驰是知名的台湾问题专家，上海东亚研究所所长。他的祖父章太炎是我国近代杰出的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辛亥三杰”之一（其他两杰为孙中山、黄兴）。
提起章太炎，其“国学泰斗”的称誉毋庸置疑。他早年的十大弟子，如黄侃、钱玄同、鲁迅、周作人……个个名满天下。但作为一位政治家，章太炎伟大却不高明，充满着爱国者的心酸、革命者的颠沛、学者的悲愤。他曾因大胆褒贬人物，口无遮拦，被人视为“疯子”“天生的怪人”；他的言行超越政见和党见，惊世骇俗，常为世人所不解，成为桀骜不驯的代名词。
在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章念驰先生在上海接受了《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的独家专访。在采访过程中，他始终强调，这是“一个陌生人对另一个陌生人的解读，没有掌故趣说，完全不是后裔的回忆，而只是用史实来刻画一个真实的章太炎，以纪念祖父。”
章念驰1942年生于上海，其父章导是章太炎的长子。记者观察到，他的寓所客厅中悬挂着达摩（禅宗始祖）画像和祖父章太炎的墨宝，他说正是祖父的思想与达摩的面壁精神影响了他的一生。“我之所以喜欢达摩，并不是因为宗教原因，而是听说达摩曾入嵩山少林寺修行，面壁九年，不为名利所动，不为世俗所诱，不为权势所畏，终成正果。”
谈到研究祖父的缘由，章念驰感叹：“我们这个家族的人是非常少的。章太炎共有五个子女，第二代如今已先后离世，第三代我家有四个兄弟姐妹，也只有一人生了男孩。我的大侄子至今未婚，所以再下一代可能就更远了。当时如果我不做这项工作，家史就缺失了。”
章念驰生于“动荡”时期（抗战），长于“忧患”年代（各种政治运动），“文革”结束时已近不惑之年。他说：“在这之前，作为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几乎乏善可陈。”改革开放后30年，章念驰先后从事了两项工作：先是在上海社科院历史所，从事《章太炎全集》的研究、整理和出版；后是在上海台湾研究会、台湾研究所、东亚研究所从事两岸关系研究。前者是要对50年前发生的事情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后者则是对每日发生的台海关系做出准确的判断。回顾这些日子，章念驰坦言：“探究历史与现实的真相，都是坐冷板凳的活儿。追求历史的真实，诚非易事；追求国家的统一，在两岸博弈中坚持求真务实，不人云亦云，实在可以说是一个悲怆与无奈的职业。”章念驰认为自己一生做的两件事情，都近乎于“谏”，“而自古以来，最难莫过于‘谏’，‘真’字说来容易做来难，其甘苦寂寞难为世人所知”。
章念驰认为，研究一般历史人物大概三年五载，而研究祖父章太炎的一个侧面可能就要十几年。一方面，章太炎出生的时间距今已有140多年。另一方面，鲁迅作为他的弟子，曾评价章太炎是一个“有学问的革命家”，他擅长经学、小学、史学、文学，现代人非常难读懂，连鲁迅都常常读不懂他的文章。“现代人做学问都找简单的去研究，所以很少有人研究章太炎。也正因为如此，关于章太炎的各种‘演绎故事’层出不穷。”
于是，章念驰决定“沉”下来寻找历史的真实，但他没有想到，这一“沉”就用了30多年。“我从祖父所处的年代开始研究，甚至精细到了每一天。我收集史料中提到的报纸，一天天地翻阅每条消息，还原他们的足迹。祖父30岁以后就很有名了，报纸上几乎每天都有他的消息，然后根据这些消息，再去研究相关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关系。”章太炎经历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法运动……直到抗日战争，几乎参与了所有重大政治活动。章念驰便将他的文章和演讲稿一篇篇抄下来翻译，“他的学问深奥，文字晦涩，研究他的人既要通近代史，还要通学术史，要花双倍力气。”经过研究，章念驰发现，社会上很多刊物甚至学者，对祖父存在“子虚乌有”“道听途说”“似是而非”之论，面对记者，他慢慢地还原了一个真实的章太炎。
章太炎1869年1月生于浙江余杭，1891年入杭州诂经精舍，随著名学者俞樾（音同“越”）攻读经书。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他毅然摒弃书斋，加入康有为组织的“强学会”，并任《时务报》编辑，宣传维新变法，要求改革现状。不久变法失败，他遭到通缉，避地台湾，后又出走日本。在日本，他结交了孙中山，“相与谈论排满方略极为相得”，使他对反清革命有了新的认识。
早在1900年的“中国议会”成立大会上，章太炎的张狂之气就已经显现，当他听到会议的宗旨是“一面排满，一面勤王”时，当即表示：“我们要光复，应该明着推翻清朝，不宜‘首鼠两端’，倘要勤王，我不敢赞同。”他当众剪去辫子，脱去“戎狄之服”，换上“欧罗马衣笠”，扬长而去。在场的人全都惊得目瞪口呆。
1912年冬，章太炎任袁世凯政府东三省筹边使，被袁骗到北京。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许多革命党人再度流亡海外，他却“挺剑入长安”，“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结果遭到袁世凯囚禁。传说在软禁期间，袁世凯下令要好吃好喝地伺候这位名士，规定起居饮食用款不限，而且毁物骂人，听其自便。每月再另给“工资”500元（当时一个大学教授每月也不过400元）。但章太炎一点不领情，“疯病”变本加厉：他在住所的门窗、桌上到处都写着“袁贼”二字，以杖痛击之，称作“鞭尸”；还扒下树皮，写上“袁贼”字样，然后丢入火堆烧掉，高兴地大呼“袁贼烧死矣！”为了排解失去自由的郁闷，他每餐必饮酒，必以花生佐食，吃时去蒂道：“杀了‘袁皇帝’的头！”
就这样，章太炎被囚3年，直到1916年袁世凯死后方得自由，前往上海。1917年3月，他对段祺瑞参战主张表示反对，7月参与护法运动，任海陆军大元帅府秘书长，为孙中山作《代拟大元帅就职宣言》。1918年，他离开广州途经四川、湖南、湖北，东下上海。上世纪30年代后，章太炎活动限于上海、苏州一带。1935年，在蒋介石资助下，他于苏州锦帆路开设章氏国学讲习会，并公开招收了一批学生，其时因年岁已高，章太炎的身体已大不如前。1936年6月14日，他因气喘病发作，逝世于苏州。
章太炎的一生，生活在风云际会的特殊时代，他的人际交往之广之杂，地位身份之显要，堪称民国之最。学术上他师从俞樾、谭献、黄以周等饱学之士；交往的友人有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邹容、章士钊、蔡元培、刘师培和苏曼殊等；结交的政要、名流有袁世凯、黎元洪、孙传芳、蒋介石和杜月笙等。面对这些大人物，他或放言无忌，举止无束；或荒诞怪异，让人看不懂。他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七次遭通缉，三次被幽禁，从容应对，面不改色，以“民国之祢衡”名世。
对于章太炎的“疯”“癫”“狂”，章念驰感叹：“其实在当时的社会，只要你说些反对社会的话，人家就说你是疯子。”章太炎用这种世人难以理解、看起来疯癫不羁的举动，大胆表露了一个知识文人的风骨和正气。“但值得反思的是，现在这类传说与故事不绝于世。历史人物被演绎化，成了市民茶余饭后的谈资。真正的章太炎离我们越来越远。”
历史上对于章太炎谈论最多的，便是他与孙中山的关系。作为同时代的两个历史人物，并肩战斗了几十年，对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他俩的政治主张，在大的方面多半是一致的，但也有矛盾之时。这给历史研究者带来重重迷雾，很多文章也借机大肆宣传两人的关系不好。对此，章念驰查阅了许多材料，“其实，革命过程中同志间出现一些矛盾和分歧是很难避免的，例如祖父与中山先生曾在《民报》经费的分配、《民报》的停刊与复刊、起义的地点和革命的策略，以至武器的选购等问题上，都发生过分歧。大概历史上，除了章太炎外，几乎没有人敢批评孙中山。为什么？”他翻阅当时的历史照片时发现，“有个现象很奇怪：只要是有孙中山和章太炎的合影，孙中山都会让祖父坐在中间，而孙中山和其他人合影，都是孙在中间的。所以他们两人之间的感情，很可能并不是许多人理解的那样。孙中山最困难的时候，找章太炎当他的秘书长，为他主持工作，但是当获得权力以后，权力分配上就出现了问题。比如孙中山当临时大总统，他想请章太炎入阁做教育部长，但是孙中山的战友都不同意。因为章太炎太正直了，批评人不留余地，这些同僚都对他有很深的成见。”
章念驰说，对于孙中山和章太炎之间的关系，是现代历史讲不清楚的，不是反对和拥护孙中山这么简单。章念驰发现，孙中山有四本著作如《革命方略》《赤十字章程》等，都是章太炎写的序言。“孙中山没有请过第二个人为他写书、写前言，现在革命博物馆展出的《革命大纲》《土地规划》，都是他们一起研究并起草的，真正是出于对革命的热爱和投入，真正是研究和实干。他们的吵架很有名，比如当初为了建都在哪里、是否向日本人借款等问题，两人对着喊，声嘶力竭。在外人看来就是吵架，其实不然，或许只是他们探讨问题的方式。”
关于研究章太炎的论述，章念驰读了不下2000篇，其中写得翔实精彩的很多，而荒诞离奇的也不少。他举例，“写得最离奇的要算陈存仁先生的回忆录。陈存仁是一位著名医生，自称太炎晚年的弟子。他的回忆录从香港到台湾，从台湾到大陆，被学者竞相引用，给章太炎研究罩上了巨大迷障。”陈的书中写道，某年春间，章太炎夫妇在杭州与蒋介石夫妇不期而遇，蒋主动向章问好，询问章太炎近况，并送手杖作为纪念。“这件事完全无中生有。众所周知，章太炎终生与蒋介石交恶，对蒋从无善言，特别是对蒋介石暗杀光复会副会长陶成章一事耿耿于怀，一直批评不断，还被国民党通缉，蒋又怎么会对他有‘赠杖’之雅举？我在众多蒋介石传记中也没有找到这个例子。”
关于章太炎的婚姻，更有各种“版本”。陈存仁写的《章太炎师结婚考》一文洋洋万言，记述了章太炎的婚姻情况。说他先纳妾后结婚，并在《顺天时报》刊登征婚广告，条件为五项，“要以湖北籍女子为限，要文理通顺，要大家闺秀，要出身于学校不要缠足，丈夫死后要再婚”等等。“陈存仁也说他曾查过当时的《顺天时报》，未见到这则征婚启事，但仍然根据日本人的文章所载，也没有加以考证，便添油加醋渲染，被其他媒体报刊广泛应用。”于是，臆想与传说成为史实，甚至有人将他与蔡元培的征婚启事比较，作出了“开明与落后”“先进与保守”等评价。章念驰说，“真实情况是，章太炎当年有癫痫病，加上倡言革命，常说大逆不道的话，被比作‘疯子’，到了适婚年龄还没人愿意嫁他。于是他的母亲把陪嫁丫鬟王氏许配给了太炎，俩人生了三个女儿。1903年王氏早逝，章太炎应蔡元培之邀去了上海，后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苏报案’，章被捕入狱，哪里有时间登报征婚？他与我祖母汤国梨的婚姻，也是孙中山辛亥革命成功后，看他一人太孤寂，做媒介绍的。”
作为孙辈，章念驰更多的是从一个历史研究者的角度来看待祖父。而谈起父亲章导，他说：“我的父亲是一个土木建筑师，坐牢的时间比工作的时间还长。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先接受改造，直到‘文革’结束他去世前，领导才对他说，‘章老，我们现在恢复你的地位了，你已经是一个局级干部了’，父亲只能无奈地在床上笑笑。这一切对他来说太晚了，没有意义了。”章念驰的父亲给他讲述的章太炎，“多是非常可悲的”。“父亲几乎记不得祖父跟他讲过什么话，家庭的乐趣更少。祖父没有带他出去玩过，也没有给孩子讲故事，什么都没有。祖父在父亲眼里，就是一个圣人，整天忙着各种各样的事务，忙着讲学，忙着政治，这是我们这种家庭最特别的地方。”
即便如此，章太炎在家中的地位却是至高无上的，他的革命经历与道德相关的文章，永远是家中无形的“家教”。“祖父虽无暇教育子女，但他数次将曾祖的教诲，记录在纸上，共15条，称为《家训》，令后代遵行。晚年，他又撰《遗嘱》，表达了教子观。”
从《家训》到《遗嘱》，章念驰看到，“祖父一生最讲求的是人、人品、人格，他把立身看成是人生第一要义，立业、立学、立德、立言……都在其后。他说，一个人若不懂得怎么做人，不懂得要做什么样的人，就不会懂得做事，做事也一定做不好！”
章念驰认为，祖父做到了曾祖曾经的教诲——决不“妄自卑贱，足恭谄笑”，所以他保持了独立思考的习惯和独立人格。“他流亡日本数年中，每日以麦饼充饥，三年衣被不换。在法庭上他视死如归，豪言‘死后有铜像立于云表者即为我章太炎也’；他一生被清政府慈禧、民初袁世凯、南京政府蒋介石追捕通缉，数次入狱，长年流亡，但革命之志终不动摇；他一辈子讲真话，不怕得罪皇帝，不怕得罪师友。”章念驰说，他虽然无幸亲耳聆听祖父的教诲，但《家训》已经融入了自己毕生追求的事业，“客观探究历史，公正评判台湾问题”。
采访结束时，章老语重心长地跟记者说：“历史是一个民族的家谱，记录着民族的兴衰，历史事件与人物构成了这个民族的精神。今天我们的电视剧、电影、小说，为了追求收视率，把很多历史进行了改编、戏说，有的作品甚至为历史上的罪人翻案。倘若我们的后代，对历史和历史人物的认识都从这里来，中华民族就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我在这里还是想大声疾呼，要让子孙读到真实的历史，让他们了解什么是丑恶，如何做人，做个堂堂正正的炎黄子孙！”（ 文 / 刘畅 ）
在辛亥革命的人物中，有一位被誉为“革命家之巨子”的中华民国“革命元勋”，可他的行动、思想又与常人不同，自称“疯颠”“神经病”——早年倡导改革，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意见大相径庭；致力革命后，又与孙中山等人屡次发生抵牾；晚年，他一度置身于新的革命洪流之外，甚至站在对立面，不得不退入尘封的书斋，但最终又走到了抗日救亡运动前列。他就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章太炎。
章太炎，名炳麟，字枚叔，别号太炎，1869年1月12日出生于浙江余杭县东乡的一个书香门第。他的曾祖父一辈，有资产百万，到他的父辈，家境已中落。
章太炎幼习儒家经典，22岁那年离家来到西湖边上的“诂经精舍”拜俞樾为师。俞樾是与顾炎武、戴震、王念孙父子一脉相承的儒学大师，学问精深，对弟子要求十分严格。章太炎在这里的7年时间，精研故训，长进很快，为他日后的学术成就打下了坚实的根基。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把章太炎从宁静的书斋赶到变法图强的热潮中。他钦佩维新运动领袖康有为等人，赞赏康设立强学会，并从杭州寄会费16元报名入会。1896年，梁启超、汪康年等在上海创办《时务报》，邀章太炎入社，担任《时务报》撰述。自此，章太炎开始投入政治活动。
那时，章太炎虽赞同变法维新，思想上却和康梁有分歧。因为康有为打出孔子的旗号，倡言“托古改制”，章太炎不同意神化孔子、建立孔教，对于把康有为捧为“南海圣人”，极为不满，加上学术上门户之见，彼此更难相容。为此，在时务报馆，章太炎与梁启超等人时常争吵，1897年4月14日，梁启超的一个学生梁作霖带了一批人专门赶来兴师问罪，并当众殴打了章太炎一顿。章太炎愤而离去。
当时，继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后，沙俄舰队又侵入旅顺口，帝国主义列强竞相效仿。1898年2月，章太炎上书时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的李鸿章，建议他联日抗欧，挽此危局。不久，章太炎应湖广总督张之洞之请，来到武昌。
张之洞是较为开明的官僚，趋向维新，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宗旨，撰写《劝学篇》，筹备出版《正学报》。他请章太炎入报馆，是想利用章在学术上的成就，增强自己的声誉。章太炎则以为借助张之洞这样大权在握的汉族官僚，或许可以推动变法，所以欣然应聘。但矛盾很快就暴露出来。张之洞请章太炎商讨《劝学篇》，章对书中的要忠于清王朝的“忠君”说教十分反感，认为所谓“忠”，无非是“上思利民”“朋友善道”和“憔悴事君”三项，现在清王朝蹂躏汉族200多年，“视民如雉兔”，早已无“忠”可言，要谈“忠爱”，等到革命以后。这些话，吓坏了张之洞及其幕僚，他们便把章太炎逐出报馆。
这年9月，慈禧太后等发动政变，维新志士所谋求的“革政”结局悲惨。光绪帝遭囚禁，谭嗣同等六君子遭杀害，康有为、梁启超仓皇出逃。12月初，章太炎也因遭通缉，逃到台湾，任《台北日报》记者。
1900年7月，康有为的弟子、谭嗣同的同学唐才常，在上海发起了“中国国会”。章太炎出席了成立会，但反对以扶持光绪皇帝重新执政为目标的“勤王主张”，认为不应当一面排满，一面勤王。由于主张未被采纳，8月3日，章太炎毅然剪去了对清王朝表示忠诚的长辫，换上西装，并作《解辫发说》一文以明志。8月8日，章太炎将《解辫发说》等寄给仅有一面之缘的孙中山，所附信中对孙推崇备至，认为“廓清华夏，非斯莫属”，并表明自己“不臣满洲之志”，准备加入革命党。
1902年春，章太炎逃亡日本，寄住东京的留日学生宿舍。孙中山在中和堂设宴奏乐，与章太炎正式结交。
1903年春，章太炎应蔡元培之邀，在其创设的爱国学社任教。在革命派大造舆论的同时，立宪派也在大造舆论。两派的分歧，在于是否要推翻清朝政府这个根本问题上。由于康有为等立宪派的观点与中国社会长期存留下来的旧传统皇权观念结合在一起，保持着巨大的影响。如果对这些观念不能进行坚决的批判，革命的高潮是不可能到来的。
1902年，康有为发表了《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公开反对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政府，说革命无非是“血流成河，死人如麻”，4亿人将去掉一半。康有为的文章发表后，立宪派广为宣传，在华侨中大量散发。章太炎奋起反击，于1903年6月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逐条驳斥了康的论点，论证了革命是最大的权威，“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未去，即以革命去之”，革命是补泻兼备的救世良药。立宪派把光绪皇帝说成尧舜以来未有的“圣明之主”。章太炎竭力揭破这种神话，写出当时震动人心的句子，直斥光绪帝为“载湉小丑，未辨菽麦”（光绪帝是个无知小孩，连一些基本的常识都不知道）。很快被章士钊节录，以《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为题发表于《苏报》上。文章刊登后，一时间“上海市人人争购”，大大削弱了立宪派在爱国群众中的影响。
章太炎到爱国学社后，1903年，青年革命家邹容也来到这里。邹容久慕章太炎大名，相见恨晚。章也很喜欢这位英姿勃发的青年，不久二人结为兄弟。章比邹大18岁，互以大哥小弟相称。章太炎给邹容的《革命军》写了序，评之为“雷霆之声”，称之为“义师先声”。《革命军》问世后，《苏报》又发表多篇文章介绍。这样，《革命军》不胫而走，风行国内外。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革命军》击中了清朝统治者的要害，引起了他们的恐慌和仇视。两江总督魏光焘命令上海道台袁树勋查封爱国学社和苏报馆，密拿有关人员，还特派南京候补道俞明震赶往上海，协同办理。上海道和工部局勾结好了，工部局巡捕和中国警探到苏报馆捉人。随后，又闯入爱国学社，指名要捉蔡元培、章太炎、邹容等人。蔡事前闻讯，已避往青岛，余人均逃散，独章太炎不肯逃，说：“革命就要流血，怕什么，清朝政府要捉我如今已经是第七次了。”巡捕和警察来到门口，章迎上去，指着自己的鼻子说：“余人都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他便被扣上手铐，捉进巡捕房。邹容收到章太炎自捕房来信，不愿让章独自受苦，自动投案。这就是震动全国的“苏报案”。
由于当时凡是发生在租界内的案件，都是由租界的会审公廨（音同“谢”）审理，中国政府没有司法管理权。章、邹被囚禁后，清朝政府的代表袁树勋、俞明震等多方活动，请求引渡，想将章、邹押解南京。但帝国主义者要维护他们统治租界的绝对权威，不答应引渡。清政府便请律师，向租界的会审公廨控告章太炎和邹容。7月15日，会审公廨对章、邹进行公开审讯。在租界的公堂上，清政府作为原告，章太炎、邹容作为被告，闹出了国家政府与本国人民打官司的怪事。官司打了10个月，最后判处章太炎监禁3年，邹容监禁两年，监禁期满，逐出租界。
章太炎、邹容被捕、受审及入狱，这整个事件在20世纪初中国政治生活及人们政治观念中，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审讯中，代表控方的“中国政府”的律师说，“章炳麟大逆不道”，“直书今上名字，尤大逆不道。况再加小丑二字，更使人无亲上之心”。这正说明了章太炎的文章触了皇权政治的致命点。章太炎虽然被判了罪，但清王朝的无上权威却不复存在了。
在审讯期间，章太炎、邹容毫无畏惧之心，赋诗见志。章太炎赠诗邹容：“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邹容答曰：“一朝沦地狱，何日扫妖氛？昨日梦和尔，同兴革命军。”
在狱中，章太炎被罚作苦工，因眼睛近视，动作缓慢，常遭狱卒拳打脚踢，甚至用锤子锤他的胸部。章毫不示弱，以拳对打，或夺其锤，并曾绝食7天以示抗议。他别无书看，只得晨夜研诵佛经，把佛教哲理引进了他的思想体系。1905年4月，邹容出狱在即时突然暴卒于狱中，引起舆论的强烈谴责。租界当局害怕事端扩大，不得不对章太炎稍示宽容。因此，章太炎将自己得以生存下来看作邹容以其生命为代价而换来的：“余之生，威丹（邹容字威丹）之死为之也。”
1906年6月29日，章太炎刑满出狱，同盟会特地从东京派人来沪迎接，当晚便乘船东渡日本。这是章太炎第三次来到日本。此时，同盟会已于1905年在东京成立。章太炎到达东京后，由孙毓筠作介绍人，加入同盟会，被同盟会总部委任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编辑人和发行人。
7月15日，同盟会在东京锦辉馆举行欢迎大会，与会者2000余人，章太炎即席演说。为了给同盟会提供更多系统全面的行动准则，章太炎和孙中山、黄兴一道制定了《革命方略》，这些文告明确宣布，革命党所要建立的“国民平等之制”，就是“举中国数千年来君主专制之治一扫空之”，“凡人民之事，人民公理之”。而辛亥革命后建立的“中华民国”的国号，正是来自1907年《民报》第十五号章太炎发表的《中华民国解》一文。
章太炎接掌《民报》之时，《民报》和《新民丛报》关于革命与改良的论战正酣，论战的中心问题是要不要推翻清朝，要不要实行民主政治，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制度。章太炎挥笔上阵，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和时评，抨击了立宪派的谬误，为发起辛亥革命作了舆论准备。在办报之余，章太炎应一些留日学生的请求，举办了国学讲习会，定期讲学，后来又在自己寓所开了一个小班，逢星期日讲授《说文解字》和诸子百家之学，鲁迅、许寿裳、钱玄同、吴承仕、周作人等人都是这个小班的学生，后来这批人大多成为民国文化学术界的翘楚。
自章太炎主持《民报》以来，《民报》不仅在海外，在国内知识界，影响也迅速扩大，而所遭清政府方面的压力也越来越大。1908年，唐绍仪奉命出使美国，路过日本，请日本政府关闭《民报》。东京巡警总厅遂以“扰乱秩序、妨害治安”为由，于10月19日封禁了《民报》。章太炎十分恼火，亲赴日本裁判厅诉讼，日政府虽然理屈，但坚持不准《民报》续办，并罚款115日元。章太炎径直找唐绍仪算账，但唐已走了。章太炎于是到留学生总会馆击落唐的画像，践踏之，以泄心中之恨。章太炎拒绝交纳罚金，1909年3月13日，东京小石川警察署拘留了他，要将他押赴劳役场，以每劳役1天抵充1元罚金。由学生龚宝铨、鲁迅、许寿裳代交罚金后，章太炎方才获释。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11月15日，章太炎返回中国。刚下船，吴淞都督、光复会的领导人之一李燮和就把章太炎接到吴淞军政府。在当时的上海一地，同时存在着同盟会孙中山系陈其美的沪军都督府和光复会系的吴淞军政分会。大敌当前，章太炎不希望革命派内部冲突激化，想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与影响，“任调人之职，为联合之谋”。任调人之职，主要是调解同盟会和光复会间的关系，为联合之谋，主要是促进已光复各省、各地、各派的联合。刚到上海，章太炎便劝告李燮和放弃吴淞都督称号，拥戴程德全为江苏全省都督，以结束江苏境内上海、吴淞、苏州、镇江等地各都督互不统属的分散局面。接着，章太炎和程德全联名发起成立中华民国联合会的活动。1912年1月，中华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章任会长；出版《大共和日报》，章为社长；3月，中华民国联合会改为统一党，章为理事。
为结束已经光复的各省各自为政的局面，章太炎提出“革命军兴，革命党消”这一口号，建议“承认武昌为临时政府”。然其后，在以武昌、上海还是南京为政治中心，黎元洪、黄兴谁为正、副元帅等问题上，却发生了许多争执。核心问题是各省各派都力图在中央临时政府中取得最大的影响力。1912年1月，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后，函聘章太炎为总统府枢密顾问。但1月14日，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在上海被陈其美指使蒋介石派人暗杀，因光复会与孙中山有隙，章太炎以为是孙中山所为，所以，孙要他做顾问，他只是挂个名而已。
对民国初年政局的观察，使章太炎认识到，清朝被推翻以后，中国应当由一个有能力有实力的华盛顿式的人物来统治。他遍察中国政治舞台，选中了袁世凯。孙中山与袁世凯在建都问题上发生争执，章太炎以统一党领袖的身份，通电拥护袁的主张建都北京。他自己也赶到北京，设立了统一党党部。在这几个月中，章太炎发表的许多言论，大都不利于革命，而有利于立宪派官僚，好事者为之辑印成册，题曰《太炎最近文录》。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委任章太炎为总统府高等顾问。章太炎起初对袁世凯充满希望，相处不久，慢慢察觉袁不能容人，萌生去意。这年冬，袁任命他为东三省筹边使，这正合他出京之愿，遂奔赴东北。翌年春，设筹边使署于长春。筹边使这个差事，徒有空名，僚属仅10人，经费又很少，也无事可做。章此行的政绩，就是找人绘制了一幅黑龙江省精细地图。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暗杀于上海，袁世凯野心家的面目彻底暴露。章太炎闻讯，匆匆离开东北，找昔日的老朋友商量对付袁世凯的办法。他觉得对付袁这样手握重兵、爪牙遍布的军阀，须有实力。这一次他看中了黎元洪，于是前往武汉与黎商量。但黎元洪害怕宋教仁的下场降临到自己头上，不敢惹袁。章无可奈何，又来到北京。袁世凯为了笼络他，授他一枚二级勋章。章目睹袁的所作所为，深感自身安全没有保障，又住了7天，便于6月4日匆匆回沪，旋即上书辞去东三省筹边使职务。7月，南方革命党人发动讨袁的“二次革命”，很快就被袁世凯镇压下去，袁的反革命气焰更加嚣张。8月，袁要共和党党部急电黎元洪、章太炎来京议事。共和党是原统一党与民社党等合并而成的，黎元洪是理事长，章太炎副之。章太炎冒险入京，准备与袁斗争。他一到北京，住进共和党党部，就被袁世凯软禁起来了。
被禁期间，章太炎拒绝袁世凯的收买，几次逃跑都没有成功。他有时狂酗滥饮，借酒浇愁；有时在纸上不断书写“袁贼”二字，聊以解恨；有时把袁送来的锦缎被褥用香烟烧了许多小窟窿，扔出窗外，有时用手杖把室内器具打得粉碎，甚至用绝食来抗议袁的迫害。1914年2月，他手持羽扇，以袁世凯授给他的大勋章作扇坠，径直来到总统府，大骂袁包藏祸心，把总统府招待室陈列的器物全部砸烂。章被几易囚所，并在囚禁中写了不少讽刺袁世凯的诗文，以及总结辛亥革命经验教训的文章。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人民唾骂中死去，章太炎得以释放，25日离京，7月1日抵沪。
袁世凯死后，他的党羽互相争权夺利。为了寻找反对北洋军阀的力量，章太炎奔走于南方军阀之间，一度到南洋群岛活动，想在华侨中寻找力量。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自任大元帅，章太炎被委任为护法军政府秘书长。章往来于香港、广州、云南、贵州等地，想争取军阀支持。后见护法军政府内部勾心斗角，矛盾重重，遂丧失信心，一路观山玩景，已有“见说兴亡事，拿舟望五湖”之慨。
此后，在“五四运动”开启的时代激流中，章太炎日趋保守。以前，他曾多次公开批判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孔孟之道，认为孔子最多算个史学家，根本不是什么圣人。这时，章太炎对“五四运动”中掀起的打倒孔家店浪潮，竟斥之为离经叛道，1922年，他还在报上公开刊文，对自己先前的批孔表示悔恨。后来，更鼓吹“尊孔读经有千利而无一弊”。以前，他的文章虽然文笔古奥，索解为难，但在与清朝统治者及立宪派的斗争中，为了宣传革命，他也写过一些通俗诗文，这时却极力反对白话文和新文化运动。以前，他为反对军阀统治到处奔走游说，1920年却提出了“联省自治，虚置政府”，拥护军阀割据，他自己为一些反动军阀撰写寿序碑文，歌功颂德。他攻击俄国的十月革命，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4年，公开撰稿，反对国共合作。
但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凛于民族危急，年老的章太炎主张坚决抵抗日本侵略，强烈谴责蒋介石出卖东三省的罪行。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后，章太炎曾拖着老病之躯，北上见张学良，策动抗日，并在燕京大学演讲，号召青年拯救国家危亡。1935年，“一二·九”爱国运动发生，宋哲元进行镇压，章太炎致电宋哲元，认为：“学生请愿，事出公诚。纵有加入共党者，但问今之主张何如，何论其平素？”
晚年，章太炎居于上海，“卖文字以为活，文则每篇千元，字则另有润格”，并与陈衍发行《国学商兑》学刊。继而迁居苏州，设立国学讲习会，出版《制言》杂志，以弘扬民族文化为己任，“粹然成为儒宗”。逝世前10天，他还带病讲授《说文部首》，后因气喘病发作，于1936年6月14日逝世于苏州，终年67岁。（ 文 / 赵利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