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旗开得胜

金太祖阿骨打生于1068年（宋神宗熙宁元年，辽咸雍四年），作为完颜部第七位首领劾里钵的次子，自幼习武，喜欢弓矢，以善射闻名，日后甚至被来访的辽使誉为“奇男子”，因为他在府中当着辽使的面弯弓射鸟，连发三箭，皆命中目标。又有一次，纥石烈部活离罕家举行宴会，众人进行射箭比赛，阿骨打射得最远，超过了三百二十步，而号称“最善射远”的宗室谩都诃，射出的箭不过百步左右。因此，阿骨打的射艺在女真诸部中被公认出类拔萃。这次比赛被后人赋予非凡的意义，金国第四位君主金海陵王于1151年（宋绍兴二十一年，金天德三年）立起一块“射碑”，以示纪念。

武艺高强的阿骨打从青年时期起，随军四处出征，参与过攻打窝谋罕城以及讨伐泥厖古、乌古伦等部，杀死活剌浑水（今呼兰河）诃邻乡纥石烈部人麻产与乌古伦部人留可，还在平定辽将萧海里之乱中立了功，被辽国委任为“详稳”（将军的意思）。获此称号的还有盈歌、第五位酋长石鲁之孙习不失以及完颜部人欢都。阿骨打成为首领时，盈歌已死，习不失、欢都理所当然地成为他的左右手。

必须提及的是，阿骨打伯父劾者的长子撒改，时任国相，“敦厚多智”，且“长于用人”，能够“驯服诸部”，公正处理诉讼和调解族人的纠纷。诸部族间流传这样一种说法：“不见国相，事何从决。”撒改是完颜部的重要决策人，与号称“都勃极烈”的阿骨打一起“分治诸部”，阿骨打统治“匹脱水”（可能是今黑龙江省蜚克图河一带）以北诸部，撒改统治来流河部众。

阿骨打虽然当了完颜部的首领，但没有获得辽国的正式承认，直接原因是他与辽使阿息保发生了冲突。原来，契丹当权者历来习惯找各种借口向女真诸部勒索财物，乌雅束于辽天庆三年（1113）年底死去时，辽使阿息保兴冲冲地赶到完颜部声讨罪过，质问女真人为何不及时向辽国“告丧”。阿骨打不打算用贿赂的方法息事宁人，反驳道，“有丧不能吊”本来就有违常情，现在反而前来问罪，是何道理？阿息保的图谋没有得逞，悻悻而归。他日，阿息保又来，骑马闯入乌雅束的殡殓处所，来到灵帷阶下，看中了一匹准备送葬的赗马，欲强行索取。阿骨打勃然大怒，当场要杀死这个贪得无厌的家伙，幸被乌雅束的长子谋良虎（又名宗雄）阻止。因此，辽国的正式任命迟迟未至，而阿骨打亦不被契丹人承认是完颜部首领。

其实，早在此前一年，阿骨打就与辽天祚帝发生过冲突。当时，天祚帝按照惯例在正月初一前往鸭子河泺这个春季“捺钵”之地进行捕猎，二月上旬又经春州来到混同江钓鱼。天气寒冷，河中结着厚厚的冰，需要“凿冰取鱼”。辽帝先在冰上设置营帐，然后派人在江河上下游的十里范围之内用毛网拦截，以防漏网之鱼。布置妥当后，便将江河中的鱼向冰帐方向驱逐，辽帝则在帐中“坐收渔利”。其床前冰上预先凿开的洞穴叫作“冰眼”，专等鱼从冰眼中“伸首透气”。鱼虽是水中之物，却不惯“久闭于冰”，若冰面上有洞，便会从水下游上来并伸出脑袋透气。此时，守候已久的契丹人立刻抛掷带着绳子的铁钩，以命中目标。即使鱼拼死挣扎，负伤拖着绳子潜水而逃，也总有疲惫的时候，就会被拿绳的契丹人从冰眼中拖曳而出，成为俎上之肉。

辽帝将捕获的第一条鱼叫作“得头鱼”，且为此举行隆重的仪式，摆设头鱼宴。按照以往的惯例，生女真诸部头目都要来参加宴会，只有距离辽界过千里的女真部落的酋长才不必赴会。

辽天庆二年（1112）二月，阿骨打参加了头鱼宴。当时酒至半酣，天祚帝饶有兴致地命令女真诸部头目挨个儿起舞助兴，阿骨打托言推辞，天祚帝再三传令，这个心高气傲的完颜部人仍然拒绝起舞，最终大家不欢而散。

宴会结束后，天祚帝忐忑不安，因为他察觉到阿骨打“意气雄豪，顾视不常”，是一个难以驾驭的人物，就专门召来枢密使萧奉先暗议，意欲除掉此人，以免留下后患。萧奉先认为不必过虑，因为“粗人不知礼义”，阿骨打的所为不算什么大的过错，如果将其处死，恐怕会有损女真人的“向化之心”。这位手握兵权的辽臣还满不在乎地说，即使阿骨打有异志，“又何能为”。当时阿骨打在完颜部中屈居乌雅束之下，似乎不必过于重视。天祚帝经过重新考虑，放弃了杀人的想法，念及阿骨打之弟吴乞买及其侄粘罕、希尹（又名乌舍、胡舍、谷神）等人曾跟从自己一起打猎，表现不错，觉得继续维持关系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顺便提一下，辽帝行猎时常令女真人伴随左右，以“呼鹿、刺虎、搏熊”。所谓“呼鹿”，是狩猎者在夜间以桦皮为角号，吹出呦呦之声，模仿鹿鸣以引诱麋鹿前来，再用弓箭射杀。至于刺虎、搏熊，这种出生入死之事，亦非一般人能胜任。

阿骨打在头鱼宴上顶撞了天祚帝，回去后便加紧准备，以防辽军报复。他不断兼并别的部落，壮大实力。女真人赵三和阿鹘拒绝服从，阿骨打便掳获了二人的亲眷。赵三、阿鹘逃到辽境，向咸州兵马详稳司提出诉讼，要求契丹人主持公道。详稳司把情况向上级机构北枢密院反映，枢密使萧奉先认为这是常见的女真内部纷争，一边上报天祚帝，一边下令详稳司追究当事人责任，促使其改过自新。然而，详稳司数次向阿骨打发出召令，阿骨打一再称疾不至。

辽天庆三年（1113）三月，阿骨打欲与契丹人和解，仅率五百名骑兵突然赶到咸州。咸州吏民为此恐惧不安，误以为将有不测之忧。阿骨打径直前往详稳司，与赵三等人在庭下当面对质，尽管受到责难，却不愿屈服。辽国官吏鉴于问题一时难以解决，意欲把阿骨打送往所司进一步审问。当夜，阿骨打悄悄逃走。事后，阿骨打遣人专门向天祚帝解释，称详稳司官吏欲加害自己，“故不敢留”。从此，不管契丹人发出多少召令，他拒绝再赴辽国。

双方心存芥蒂，导致一些问题悬而未决。因此，虽然阿骨打在乌雅束死后成为完颜部的首领，辽国君臣也一直不肯正式承认。

阿骨打酝酿举兵伐辽，尽管这样做要冒一定的风险。据魏特夫、王曾瑜等历史学者的研究，辽国约有七十六万户，三百八十万人口，其中，常备军约二十万人。反观生女真诸部，各种史料缺乏明确的统计数字，故难以估算人口以及兵力的总数，但可以肯定的是，其规模要远逊于辽国。

为了争取更多的支持者，阿骨打需要广泛征求各方意见。此时，远在二千里外的耶懒水部落发生丧事，世居的石士门（又名神徒门，完颜部第一代酋长函普之弟保活里的四世孙）由于弟弟阿斯懑死去，通知四周的完颜氏宗室前来吊丧。阿骨打携同粘罕、宗幹、希尹等人从所居的匹脱水赶去耶懒水，与石士门及其另一个弟弟迪古乃（又名完颜忠）商议了数日。其中，与迪古乃谈得很投缘，阿骨打认为“辽名为大国，其实空虚”，辽主骄傲而将士胆怯，不能奋勇打仗，得出“可取”的结论，为此明确表示“吾欲举兵”，计划仗义西征，未知君（迪古乃）以为如何。迪古乃知道“辽帝荒于畋猎，政令无常”，因而爽快地答应，“主公（阿骨打）英武”，而“士众乐为用”，表态愿意支持伐辽。

越来越多的生女真部落对契丹主政者生厌，响应阿骨打的号召，正如《三朝北盟会编》所载，“女真浸忿”，而“诸部皆怨叛”，纷纷“潜附阿骨打”，“咸欲称以拒之”。

辽天庆四年（1114）六月，辽国突然做出妥协，派遣使者到混同江以西，宣布阿骨打承袭节度使之令，意图修补双方的关系。

然而，彼此关系并未改善。阿骨打派遣蒲家奴赴辽，要求索取阿疏，辽国君臣久悬不决。宗室习古乃与银术可又奉命出使，仍然未能如愿。习古乃、银术可出使辽国时，仔细观察，返回后向阿骨打报告“辽主荒于政，上下解体”，确信“辽国可伐”。

阿骨打、迪古乃、习古乃、银术可等人皆认为辽主庸昏无道，并非无的放矢。辽国的第九任皇帝天祚帝自从1101年（宋建中靖国元年，辽乾统元年）继位以来，确实怠政，沉迷打猎。打猎能够起到锻炼身体及军事训练的作用，但很难称得上生产活动，更像一种娱乐活动。不少契丹贵族沉溺于此，国内升平日久，使人耽于安逸。此时辽国立国已二百年，许多历史遗留问题积重难返。以崇佛为例，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在位时开始崇佛，到第八位皇帝辽道宗耶律洪基主政时期，竟然出现“一岁而饭僧三十六万，一日而祝发三千”的荒谬情况，浪费大量财富。天祚帝主政时期，朝廷、各地官府以及封建贵族通过赋税、地租、放债等方式盘剥百姓，榨取钱帛，肆意挥霍。各地“聚众为乱”，辽国危机四伏。

女真完颜部屡受契丹欺压，反抗已是大势所趋。阿骨打对这一切了然于胸，听到习古乃、银术可两人的汇报，觉得时机成熟，于是召来部落中的“官僚耆旧”，准备举兵。

《金史》对当时支持阿骨打举兵的一些重要人物进行了评价，认为“仗辽之计决于迪古乃”，赞成的人包括国相撒改。此外，还认为阿骨打决意伐辽，“盖自银术可等发之”。

形势空前紧张，战争一触即发。阿骨打将伐辽计划公之于众，敦促部属在各要冲之处加强防御，建筑城堡，并修理军械，做好战争的准备。

辽国对女真亦有所防范，为此专门建立了东北路统军司，虽然大本营设在黄龙府，但最前沿的要点是毗邻生女真的边地宁江州。早在1111年（宋政和元年，辽天庆元年），知黄龙府事萧兀纳（《金史》记作“挞不野”）改迁东北路统军使时，上书辽廷，声称自己的辖区与女真部落接壤，经过对女真人的观察，知“其志非小”，日后必成隐患，建议先发制人，出兵进行讨伐。但辽廷主政者掉以轻心，今时今日，女真部落已非常强大。

东北路统军司对女真人长期保持警惕，察觉情况有异，指派节度使捏哥前来问罪，责备道：你们是否心存异志？整军饬武，准备防谁？阿骨打从容地答复：“这是设险自守，何必多问？”

辽国边臣仍不放心，又派阿息保为使前来诘难。阿骨打辩护：“我国是小国，与大国（辽国）相处不敢无礼，只不过，大国‘德泽不施’，竟然包庇逃人，倘若能遣返阿疏，小国朝贡如故，否则岂能束手束脚，受制于人？”

阿息保回去后，上报称阿骨打态度傲慢，且尚未停止修城等挑衅性行动。辽国边臣知道事势严重，亦开始备战。多年以后，宋人洪皓重游辽国与女真的接壤之地，在《松漠纪闻》中记叙，契丹人自宾州、混同江以北八十余里“建寨以守”，尽管经历了女真反辽的激烈战争，但仍保存“数十家”以供后人凭吊。由此可见，辽军驻防部队当初在边界也算是严阵以待。除了建寨，东北路统军使萧兀纳奉命从另处调兵至宁江州，加强防御，而河北诸军亦计划前来增援。

阿骨打为了窥探敌情，派出了一位名叫补聒剌的人，以索取阿疏的名义前往辽国，暗中察形辨势。谁知补聒剌办事不力，返回后含糊其词地报告：“辽兵有很多，不知其数。”阿骨打对此疑惑重重，认为辽国刚刚开始调兵，岂能迅速在边地集结这样多的人马。为了查明真相，他赶紧派出另一位名叫胡沙补的人前往探查。

胡沙补越境后，在辽国府衙参见统军使萧兀纳，发现气氛与往常不同。萧兀纳特别命令孙子身披铠甲，侍立于旁，如临大敌。他直言不讳地说获得了女真人造反的情报，故严加戒备。

战争即将来临的传言在辽境甚嚣尘上，一时之间真假难辨。胡沙补在路途中碰见的渤海军人，也知道了“女直欲为乱”的消息，竟然嬉皮笑脸地向胡沙补求证。

胡沙补把有关情况一一记于心内，回去即刻禀报阿骨打，特别指出辽国虽然正在调兵遣将，准备应变，但尚未完成集结，边地仅有“四院统军司与宁江州军及渤海八百人”，兵力单薄。因而，他建议“今举大事（反辽）”，不可以再拖延，否则会贻误时机。等到天气更冷、河水结冰，完成集结的辽军就会抢先发动进攻，故此，应该乘辽国兵力分散时先下手为强。

阿骨打一听，正中下怀，动员众将士欲先发制人。阿骨打已荣任“都勃极烈”，但辖区仅限“匹脱水以北”，故迫切需要得到其他部落的协助。当时完颜部第八位首领颇剌淑的遗孀蒲察氏还在人世，阿骨打向她如实禀告伐辽之事。德高望重的蒲察氏自以为垂垂老矣，不便过问政治，要阿骨打见机行事即可。阿骨打感极而泣，举杯向蒲察氏祝寿。然后，众人出门，向皇天后土祈祷。仪式结束之后，阿骨打遵从蒲察氏的吩咐，正襟危坐，在聚会饮酒时乘势向诸部的僚属发号施令，先指派一位叫婆卢火的人前去征调驻于耶懒水的迪古乃军队，又让斡鲁古、阿鲁二人率部伺机潜入辽境，招抚黄龙府附近斡忽、急赛（今吉林省通化市西南）两路的系辽籍女真。同时，他命令实不迭前往宁江州一带的完睹路，捉拿辽障鹰官达鲁古部副使辞列与宁江州的渤海大家奴。

不过，并非所有女真部落皆跟随阿骨打起事。居住在完颜部迤西和宁江州之间的达鲁古部实里馆派人来问：“听说要举兵伐辽，我部何去何从？”阿骨打回答：“我兵虽少，但汝部与我国毗邻而居，本来应该跟从我，不过若畏惧辽人，汝可归附辽国。”最终，摇摆不定的达鲁古部实里馆没有出兵来援。

根据辽国方面的情报，阿骨打与其侄粘罕、希尹（胡舍）等人谋划，以银术割（银术可）、移烈、娄室、阇母等为帅，集合女真诸部兵力，欲擒拿辽障鹰官，假如战端一开，宁江州必将首当其冲。

宁江州，在行政区域的划分上属于辽国东京道，在军事区域的划分上属于上京道长春州的东北路统军司。其地距离冷山一百七十里，气候寒冷，但草木繁多，每年春季河水解冻，桃李争妍，景色宜人，辽国皇帝必定来此“凿冰钓鱼，放弋为乐”。邻近女真部落也派人前来朝贡，奉貂鼠等土特产。附近建有榷场，女真人可携带北珠之类的土特产前来交易，但某些宁江州人买卖不公，故意压低女真特产的价值，有的地头蛇甚至巧取豪夺。这一切，早已引起女真诸部怨恨。

时值夏季，天祚帝没有待在宁江州，而是在庆州秋山射鹿。他得知军情紧急，却不以为意，毕竟僻处一隅的完颜部与契丹人的老对手宋朝相比，显得非常弱小。辽军打过无数次大仗，岂会害怕阿骨打？他仅仅下令海州刺史高天寿统率渤海兵驰援宁江州。

辽军在战时习惯以渤海人、奚人、汉人为前驱，契丹人居后压阵，待机而动。这种战法引起了宋人的注意，刘跂在使辽时有诗云：“列仗东丹骑，先驱渤海兵。”东丹与渤海，皆源于粟末靺鞨。粟末靺鞨崛起的时间比女真要早，远在唐代，其领袖大祚荣以部落为基础，纠众占据方圆五千里，南面与朝鲜半岛的新罗毗邻，以泥河为境，东面濒临大海，西面和契丹接壤，逐步建立起拥有十万余户的“震国”政权，一度成为唐朝附庸，后来改称渤海国。唐朝既亡，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积极对外扩张，于契丹天赞三年（924）七月开始讨伐渤海，战事断断续续，延至契丹天显元年（926）八月，终于灭掉了这个国家，在其固有的版图成立了一个“东丹”国，并册封长子耶律倍为人皇王。后来，辽国干脆取消东丹国，将其地直属朝廷管辖。渤海人需要向契丹统治者缴纳赋税、承担劳役，还要服兵役。对于那些并不富裕的民户而言，负担比较重。

渤海人一度以骁勇著称于世，到过东北地区的宋人洪皓，在《松漠纪闻》中赞其“男子多智谋，骁勇出他国右”。当地流传着这一谚语：“三人渤海当一虎。”

这一次前往前线的渤海兵到底有多少？《亡辽录》记载为一千人，而《契丹国志》认为有三千人。总之，兵力不算很多。

开战前夕，阿骨打紧锣密鼓地召集人马，并于同年九月向宁江州前进，途中一度驻扎寥晦城。婆卢火未能及时完成征兵任务，受到杖刑之后，加紧督促军队前来集合。进至来流河时，完颜部旗下已麇集二千五百人。种种迹象表明，敌对两军的人数相差不太，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势均力敌。

为了师出有名，阿骨打在祭祀天地时公开宣布辽国罪状，自称女真人世代臣服于辽国，历来恪尽职守，还曾出兵协助辽军平乱，“定乌春、窝谋罕之乱，破萧海里之众”，立了战功，不但没有受到赏识，反而遭受更多的“侵侮”，就连部落中的有罪之人阿疏，也被辽人包庇。如今即将为此兴师动众，问罪于辽。

阿骨打列举的这些“罪状”，颇有值得商榷之处。例如，所谓“定乌春、窝谋罕之乱”，不过是完颜部平定内乱以及兼并其他生女真部落的战事，如何能苛责辽朝没有及时行赏？完颜部确实帮助辽军“破萧海里之众”，但辽国已对第九任首领盈歌进行过嘉奖，只是忽略了有份打仗的阿骨打。阿骨打对这类不公平待遇耿耿于怀，现在一股脑儿地发泄出来。

接着，这位生女真领袖命令诸将轮流手握一杆廷杖发誓，誓词中强调要“同心尽力”，奴婢立功可为良人，庶人立功可以做官，当了官的人立功可以按照功劳大小升迁，有违誓言者要被廷杖活活打死，家属也得不到赦免。

女真统治者后来在誓师之地立了一块石制的“得胜陀颂碑”以作纪念，碑文称阿骨打独自一人站在高阜之上，身材挺拔，如“乔松之高”，连赭白色的坐骑“亦如冈阜之大”，他环顾站在下面的国相撒改以及诸将，发现无不“人马高大”，异乎寻常，断言此乃“天地协应”的吉祥之兆。

来流河一带的百姓皆属撒改管辖，故其参加誓师仪式引人注目，不过，撒改没有跟随阿骨打继续向宁江州前进，而是率部分人转走另外一条路，防备宾州方面的辽军。

九月二十二日，阿骨打带着部队来到率河一带，这是谋克唐括德温的驻地，诸军在此祈祷，希望能消除灾祸。女真人普遍信奉原始萨满教，频繁举行相关仪式不足为奇。但后世儒者在修撰《金史》时按照儒教传统的“天人感应”来理解这一天发生的事，据说当时“有光如烈火”，闪烁在人的脚下以及戈矛上，人们把这种离奇的现象叫作“兵祥”，附会为胜利的征兆。次日，一行人马来到宁江州附近的扎只水，烈火般的光芒仍如影随形，迟迟没有熄灭。“得胜陀颂碑”追述了在此前后发生的事，“我军如云，戈甲相属，神火焰焰，光浮万烛”，而“国家将兴，必有祯祥”。

跋山涉水的女真部队就快进入宁江州，阿骨打在州城以东发现了辽军挖掘的壕堑，遂派完颜宗幹督领士卒将之夷为平地，女真部队随之摆开阵势，分为左翼、右翼与中军三部分。

战斗很快开始，据《完颜娄室神道碑》所载，“登先以战”的是七水诸部长完颜娄室，他的儿子活女时年十七岁，奋力厮杀，身体受伤，被人搀扶着离开阵线。阿骨打在高处遥遥望见，询问左右，得知是娄室之子，马上赐药慰问，感叹道：“此儿他日必成名将。”

女真人一开始打得不太好，在宁江州城外遭到辽东北路统军使萧兀纳的拦截。辽国渤海军先猛烈攻打女真部队左翼的七个“谋克”（女真语，意思是百夫长），逼其后退。接着，又袭击女真人的中军。女真阵营一度出现混乱，排列在前面的斜也挺身而出，准备拦截步步进逼的辽军，哲垤从后赶上，欲抢头功。阿骨打及时看到，认为诸将不应随便改变作战次序，赶紧命令宗幹前往制止。宗幹快马加鞭，冲出阵前，截停哲垤坐骑，哲垤、斜也等掉转马头，返回阵营之中。

辽军尾随追击，指挥官耶律谢十在关键时刻不慎坠马，随从欲伸出援手，被阿骨打一箭射死。另一名辽军骑兵奋勇来救，也成了箭靶，胸部被洞穿。耶律谢十亦中箭负伤，不甘心束手待毙，忍痛拔箭而逃。阿骨打亲自上阵，紧追不舍，耶律谢十被射中背部而亡。

阿骨打越战越勇，发现宗幹等数名女真骑兵被辽军包围，立刻冲过去解围。为了方便拉弓，阿骨打脱去头盔，不断射击，迎面而来的箭在脑袋掠过，亦等闲视之。在这场你死我活的对射中，阿骨打击中不少目标，并以身作则鼓励部下，让族人谋良虎、温迪罕部谋克迪姑迭等参战将士勇气倍增。

几经较量，处于下风的辽军终于崩溃，连骁勇的渤海士卒也狼奔豕突。逃亡途中，辽军彼此踩踏，多人因此而亡。辽东北路统军使萧兀纳的孙子移敌蹇在混战中死亡，萧兀纳侥幸撤回，收拢残部退保宁江州。

女真能够打赢这一仗，主要依靠一种传统战法。这种战法源自狩猎活动，其来龙去脉，在宋朝使臣马扩的《茆斋自叙》中有详细记载。那是六年之后，马扩奉命随父从海路出使来流河，与阿骨打会晤，近距离观察女真人在野外的狩猎过程，发现女真部队以旗为号，分为左、右两翼迂回包抄，形成包围，然后不断收紧包围圈，受到重重围困的野兽插翅难逃，有的被弓箭射死，有的被各种武器打死。这样的军事行动，被马扩称为“打围”。对于女真人来说，“打围”除了可用于狩猎，还可用于打仗。阿骨打坦率地承认女真部队“行军步阵，大概出此”。以宁江州以东战事为例，阿骨打坐镇的地方是中军，指挥左、右翼出战，左翼遭到对手反击一度退却，显示辽军并非束手待毙的猎物，阿骨打不得不亲自上阵，展开生死较量。

值得注意的是，频繁弯弓发射的阿骨打竟然“免胄”作战，这说明披挂累赘的甲胄不利长时间射箭。四百多年后，自视女真后裔的清太祖努尔哈赤，在开国战争中亦将铠甲弃如敝屣。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九月，在古勒山作战之前，努尔哈赤命令部属把身上所有的“臂手、顿项”（保护胳膊和颈部的铠甲）解除，以便轻装上阵，因其部队一贯以善射著称，携带过多的铠甲会“身受拘束，善战难以胜敌”。努尔哈赤对此有亲身体会，早在九年前他转战于界藩、浑河一带，带着数人用箭射退了八百名敌军，自身也疲惫不堪、“喘息不定”，赶紧利用战斗间隙脱下头上沉重的兜鍪，争取时间休息。他嫌解甲速度不够快，甚至用手扯掉纽扣。

女真部落数百年来一直以善射闻名，但妨碍射箭的铠甲对他们并非无足轻重。《契丹国志》记载，举兵反辽之前，长期受契丹欺压的女真人愤愤不平，可“苦无战甲”，不敢轻举妄动，直到1096年（宋绍圣三年，辽寿昌二年），辽国叛将萧海里逃入女真境内，女真人始“得甲五百副”，战斗力相应增强。之后，阿骨打兴师反辽，“才有千骑”，“用其五百甲”，得以“攻破宁江州”。也就是说，铠甲在女真反辽之战中不可或缺，因为阿骨打辖下的骑兵不止一种，其中一些佩带弓矢的骑兵为了长时间射箭而披挂“轻甲”甚至不披甲，另外一些骑兵则不同，由于战时不用频繁挽弓发射，而是以枪或棍棒为武器冲锋陷阵，需要浑身披挂“全装重甲”，加强防护。故此，铠甲的重要性显示出来。在具体编制上，女真骑兵以“五十人为一队”，前二十人为披挂重甲的骑兵，后三十人为披挂轻甲的骑兵，彼此配合作战，相得益彰。

与女真打仗的辽军，亦很重视铠甲。宋人早就注意到这一点，《能改斋漫录》记载了北宋名臣司马光对辽军士卒穿戴的铠甲的评论，将其分为“十分衣甲”与“五分衣甲”两个级别，认为只有那些擅长骑射的契丹士卒才有机会穿戴“十分衣甲”，次者则穿戴“五分衣甲”，武艺最差者没有任何“衣甲”。此外，宋代历史学者胡三省在为《资治通鉴》作注时，指出契丹军队拥有名叫“铁鹞”的精骑，这些骑兵“身披铁甲，而驰突轻疾”，正如鹞鹰捕捉鸟雀。必须说明的是，《辽史》中记载的“左、右铁鹞子军”，与女真部队“打围”时张开的左、右翼不同，辽军的“左、右铁鹞子军”是番号，而女真部队执行任务时分列左、右翼属于阵法。

宁江州以东的作战刚结束，阿骨打使人向国相撒改告捷，并把俘获的耶律谢十坐骑当作战利品予以赠送。撒改及其将士欢呼雀跃，叫喊义兵在辽界一战而胜，“灭辽必自此始”。

撒改为人以“敦厚多智”著称，此刻顺水推舟，派粘罕、希尹二子到战区贺捷，同时劝阿骨打登基。阿骨打坚拒，因为仅仅获得一次胜利就称帝，显得很肤浅。

女真部队首战告捷，随即攻打州城。诸军填堑而进，锐不可当。辽守将萧兀纳缺乏信心，率三百名骑兵临阵而逃，渡过混同江向西疾驰。留在城内的残兵无力支撑，欲从东门突围而出，遭到温迪罕部阿徒罕的攻击，全部战死。

十月初一，女真人彻底控制了宁江州，屠戮了城内的抵抗者，“无少长，悉杀之”，相继释放俘获的辽防御使大药师奴以及籍贯渤海的梁福、斡答剌，让他们回乡招徕更多族人。阿骨打特别强调“我兴师伐罪”，不会“滥及无辜”，认为女真与渤海“本同一家”。

据《新唐书》《旧唐书》《金史》等史籍，女真与渤海皆源自活动于东北地区的靺鞨，女真源于黑水靺鞨，渤海源于粟末靺鞨，彼此有别。现在，阿骨打高调宣布渤海与女真亲如一家，拉拢更多同盟者，也是意在分化渤海人与契丹人的关系。

宁江州境内有著名的榷场，阿骨打拿下此地，掳掠甚多。阿骨打凯旋，到达来流河时，论功行赏，将战利品分赐参战人员。阿骨打回到内地（又叫“阿木火”，即“阿勒楚喀”，位于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附近），谒见坐镇后方的蒲察氏，将掳获之物分给宗室、耆老。女真达鲁古部实里馆没有响应反辽，资产被没收，分给了诸将士。

战争尚未结束，阿骨打不敢松懈，欲召集更多女真人助战。娄室奉命抚谕黄龙府一带的系辽籍女真，在部属夹谷吾里补的协助之下，成功招抚移敦、益海路太弯照撒等人。此外，完颜酬斡率领涛温路兵，负责抚定三坦、石里很、跋苦三水等处（位于今松花江下游地区）的生女真，促使鳖古酋长胡苏鲁以城来降。

值得一提的是，阿骨打抓紧时间对辖下诸部的军政制度加以改革。据《金史·兵志》记载，女真诸部之民，平时不服徭役，在居住地以佃渔、射猎为生，战时则“壮者皆兵”，每个壮丁皆需自备军械、粮草。女真诸部勃极烈皆要听从执政者的征兵之令，并负责指挥。各个部落的壮丁有多有寡，每个勃极烈的部队人数参差不齐，其首领有的叫“猛安”（千夫长），有的叫“谋克”（百夫长）。早在女真反辽之前，猛安、谋克之类的组织已经存在，宁江州之役后，阿骨打为了让猛安、谋克的人数大体相等，规定“以三百户”为一谋克，十谋克为一猛安，让军政合一的组织性能进一步得到强化。

女真人整军饬武，辽国君臣亦图谋对策。天祚帝得知宁江州败讯，中止在庆州秋山的打猎活动，召群臣商议。

行宫副部署萧陶苏斡认为，女真国虽小，但其人“勇而善射”，不可轻视。他还特别提及阿骨打未反之前曾协助辽军捕杀逃入女真境内的叛将萧海里，从那以后，女真部落的势力便不断扩张。他忧心忡忡地指出，辽兵长期缺乏训练，若遇强敌，作战时“稍有不利”，会发生“诸部离心”的失控局面，如今稳妥的做法是大规模动员“诸道兵”，用武力威胁，对方在压力之下或许会屈服。

北院枢密使萧得里底立即反对，声称萧陶苏斡的计谋“徒示弱耳”，无须兴师动众，仅调遣滑水以北的军队就足以抗拒敌人。

到底应该动用多少兵力应付女真？辽廷内部存在分歧。尽管天祚帝采纳了动用局部兵力的观点，可是在实行的过程中，动员的范围并不仅限于滑水以北，而是扩大至中京路。宁江州州城失守后，辽廷命令司空、殿前都点检萧嗣先为东路军都统，而刚刚从前线败返的萧兀纳转而以静江军节度使的身份进行辅助，虞候崔公义为都押官，鹤控指挥邢颖为副，组建新的前线指挥机构，又调发三千名奚、契丹军，两千名中京禁兵及土豪子弟，还另外选派两千名诸路武勇，参战兵力达到七千人。此时，辽国久享太平，境内军民听说女真反叛，纷纷主动请缨，希望能立功受赏，军营出发时，有大批家属随行，故实际出征人数不止七千人，产生虚张声势的效果。《金史》记载辽国派遣“步骑十万”来伐。

浩浩荡荡的辽军进至前沿，驻屯出河店临白江畔，与混同江近在咫尺。通常认为，出河店的位置在今肇源一带，而其北数十里的鸭子河泺北岸，是辽帝的春季“捺钵”之地。如今女真人对此构成潜在威胁，辽军便驻屯附近加以防范。

不过，也有人认为出河店位于今吉林省前郭县塔虎城，是阻挡女真南下袭扰的地点，可以庇护宾州（今吉林省农安县东北）、祥州（今吉林省农安县万金塔乡东北）、咸州（今辽宁省开原市一带）等处。

史籍记载不明确，关于出河店的具体位置，一直存在争议。不管怎么说，敌对双方即将在混同江流域形成对峙。女真部队已经出发，计划于十一月间潜渡混同江。途中休息时，阿骨打翻来覆去，难以入眠，干脆鸣鼓下令将士点燃燧火，乘夜而行，在黎明时分强行渡河。从军中挑选出来的十名壮士负责打头阵，很快击溃了阻路的小股辽军。后继部队陆续向混同江南岸疾进，但参战的三千七百名甲士，仅有三分之一及时赶到出河店，与辽军主力狭路相逢，处于敌众我寡的不利状态。

这个节骨眼儿上，大风刮起，吹得尘埃蔽天，阿骨打不等部下集结完毕，立刻挥师顺着风向前猛冲，此举被《契丹国志》形容为“未阵”而击。所谓“未阵”，是指这支部队没有按照以往“打围”的方式排兵布阵，并张开左、右翼进行围攻。女真骑兵经常以五十人为“一队”，“结阵”对付敌人，但也可以“人人皆自为战”，就算分散，一样能够打仗。

女真将士剽悍勇猛，但阿骨打不顾对手人多势众而仓促发起攻击，这种标新立异的做法没有被所有人理解，唯独同族之人习不失的看法与他相同。当时，习不失“领兵千人”伴随阿骨打左右，已成了反辽军队的中坚。

阿骨打跃跃欲试，正要亲自上阵厮杀，被侍立在旁的亲信挞懒抓住了马辔。挞懒年方十六，血气方刚，他劝阿骨打不可轻敌，然后自告奋勇，挺枪向前，先后杀死七人。枪折之时，他已经将九名骑士击落马下。女真将士赖以克敌制胜的武器，除了弓矢，还有枪、棒等近战兵器。阿骨打见状，豪迈地说道：“得此辈数十，虽万众不能当！”

萧嗣先统领的辽军难以抵挡女真人的猛攻，崔公义、邢颖、耶律佛留、萧葛十等要员死于非命，部队在后撤时崩溃了。残兵败将没有重返军营，而是各自逃返家乡。还有部分士卒向西狂奔，竟然跑到了临潢（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他们分散寄居于民宅中，由百姓供养，但毫无纪律，侵扰当地人，“无所不至”，搞得民怨沸腾。临潢留守耶律赤狗儿无法禁止溃兵作奸犯科，只得公开告谕城内军民，辩称“契丹、汉儿久为一家”，如今边地传来战争警报，国家财政捉襟见肘，致使士兵打扰各位父老，倘有冒犯之处，亦应包涵。百姓听了这一番话，虽有不满，不敢明言。唯独出任勾当兵马公事的卢彦伦反驳道，自军兴以来，“民间财力困竭”，现在百姓又要供养士兵，负担更重，虽说为国分忧乃义不容辞的责任，无奈溃兵恣意妄为，令人难以忍受。况且，“番、汉之民皆赤子”，本应一视同仁，何必要厚此薄彼？当然，卢彦伦一人仗义执言，是很难改变现实的。

东征溃军四处掳掠的行动惊动了辽廷君臣。枢密使萧奉先上奏称，若不赦免溃败将士，恐怕这些人要啸聚为寇，成为大患。天祚帝认为言之有理，遂照办。实际上，萧奉先这样做有私心，因为败军之将萧嗣先是他的弟弟。事后，萧嗣先诣阙待罪时，果然没有受到严厉惩罚，仅被免去官职。此例一开，后患无穷，出征士卒议论纷纷：“战则有死而无功，退则有生而无罪。”于是，许多士卒丧失斗志，在随后的战事中望风而溃。

十一月，都统萧嗣先会合从出河店逃脱的静江军节度使萧兀纳率部扎营于斡邻泺（今吉林省松原市郭尔罗斯王爷府附近）以东防御。

斡邻泺，又叫长泺，辽太宗耶律德光、辽景宗耶律贤、辽圣宗耶律隆绪以前皆曾到此举行春猎。如今契丹将士在这里布防，若能施展跋涉泥淖的特长，或许会阻止女真越过这一带的沼泽湿地。

不过，地利不如人和，辽军新败之余，兵无斗志，难以充分发挥地利的优势。二十一日，辽军遭到女真追兵袭击，损失甚众。两天之后，从前线逃返的萧嗣先被朝廷罢黜，一败再败的萧兀纳也受到免职处罚。

女真连战皆捷，在斡邻泺缴获的车、马、铠甲、兵器等物，达到“不可胜计”的程度。阿骨打的实力进一步增强，归附的辽人也更多。渤海人高彪曾随辽军驻守出河店，同僚纷纷败走，他仍留在战场“力战”，受到对手的赏识，被誉为“勇士”。他力尽被俘，接受招抚，转而为女真人效劳。

这次胜利对于女真人具有特别的意义，《金史》记载，“辽人尝言‘女直兵若满万，则不可敌’”，还专门指出这支部队在出河店获胜后，人数才开始“满万”。言下之意，女真既得以扩编，便具有无敌于天下的力量了。为此，一度负责监修史籍的元朝丞相阿鲁图也在《进〈金史〉表》中重申，女真军队开国之初，“以满万军队，横行天下”。“女真满万不可敌”这句谚语，随着《金史》的刊行而广为人知。而当时流行的另一句谚语“三人渤海当一虎”，则时过境迁，鲜为人知了，因为渤海人在战场上的表现的确比不上女真人。

《金史》是后世的元人所写，但许多史料源于女真人编撰的《金实录》《国史》诸书，所以“女直兵若满万，则不可敌”这一句据说出自辽人之口的话，只能当作出河店之战胜利者的单方面陈述。反观由不同资料编撰而成的《辽史》，在记载同一战事时就没有类似的评论。毕竟，辽国在出河店之战中正式参战的将士仅有区区七千人之众，就算把随行的家属连同一起统计，估计也没有《金史》所载的“步骑十万”之多。

事实上，宁江州、出河店两役规模有限，女真人没有歼灭辽军主力，所攻占的只是边陲之地，尚未拿下辽国的军政要地黄龙府，故未能取得任何决定性胜利。那么，《金史》为什么要对此大造舆论，宣扬“女真满万不可敌”呢？原因之一，是为阿骨打随后的称帝做铺垫。更重要的是，在往后的日子里，阿骨打所部的的确确所向披靡，从而证实了“女真满万不可敌”并非虚语。四百多年后，自命女真后裔的清太祖努尔哈赤在关外竖起反明旗帜，率部四处攻城略地，把辽东搞得哀鸿遍野时，那些熟读正史的文人墨客又旧话重提，让“女真满万不可敌”这句谚语在世间传得沸沸扬扬，载入《辽夷传》《筹辽硕画》《两朝从信录》等书中，影响力经久不衰。跟随阿骨打起事的那一批女真人，取得了宁江州、出河店等胜仗，成了威震古今的传奇将士。

许多年过去，女真统治者还对这些开国元勋念念不忘，史载1152年（金天德四年），金海陵王主政时，专门把祖先阿骨打的画像安置于宫中武德殿，并召见那些曾经参加宁江州之战的有功者。当时仍有一百七十六名将领活在世上，皆被升为宣武将军，以示恩宠。可惜，这些人的名字大多不存，少数留名于史籍以及碑刻等文献资料，其事迹才不至于湮灭在历史长河之中。为阿骨打出谋划策的人有撒改、习古乃、迪古乃，追随阿骨打在宁江州、出河店等处作战的人有粘罕、希尹、习不失、温都本、乌野、谋良虎、娄室、银术可、麻吉、活女、移列、阇母、骨赧、挞懒、迪姑迭、阿徒罕、僕忽、斜卯阿里、石家奴、胡沙补、隈可、术鲁、黄掴敌古本、胡石改、唐括德温、忽里罕等。

这些先行者开基创业，使“女真满万不可敌”这一谚语名扬天下。当中的粘罕、娄室、银术可等人出类拔萃，将有机会在未来的战争中建立不世之功。 CTR8KQg/etj+qkKZpjQvDc0F3yZ+Enm/Zf8MLA9e9LcFLirOFqcZ7sW96m8y52Z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