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燕云诸州

每一个时代，都有英雄。在中国古代历史中，若论有姓有名的英雄人物，简直如繁星璀璨，足以垂范千秋。其中，宋代边患严重，故抵御外侮的武将不胜枚举。“杨家将”与“岳家军”，在后世无数文艺作品里，是光芒四射的主角，脍炙人口。这些文艺作品包括评话、通俗演义小说以及戏剧，在民间广泛传播，形成了深远的影响，甚至能与正史一较高下。

在通俗演义小说盛行的明代，叙说“杨家将”故事的，就有熊大木的《两宋志传》和秦淮墨客纪振伦的《杨家府世代忠勇通俗演义》。而讲述“岳家军”故事的，则有邹元标的《岳武穆精忠传》、于华玉的《岳武穆尽忠报国传》等，蔚然可观。到了清代以及近现代，类似的书籍更是汗牛充栋。

如此，分别与“杨家将”“岳家军”为敌的契丹人、女真人，也随之为人知晓。事实上，契丹人和女真人亦互为敌手，打了一场时间长达十一年的仗，从“白山黑水”（长白山和黑龙江）之地，一直打到大漠南北。这一段风起云涌的历史，就发生在宋朝第八位皇帝宋徽宗主政时期，而中原最终难以置身事外，导致社稷丘墟、苍生涂炭。

与女真人相比，契丹人与宋朝打交道的时间要早得多。契丹部落源于活动在辽河流域及以北地区的东胡部落联盟。东胡部落联盟成员之一鲜卑部落，在晋建元二年（344）二月发生的战乱中分裂，其中一个氏族逐渐形成了契丹部落，在“松漠”地区过着狩猎和游牧的生活。

“松漠”的地理范围广阔，东起辽河流域，西至浑善达克沙地，西南抵达燕山山脉，南至努鲁儿虎山脉，北到大兴安岭山脉。此地自然植被比较丰富，生态环境相对良好，利于契丹诸部发展壮大。

到了7世纪初，隋、唐之际，营州（今辽宁省朝阳市一带）以北的契丹大贺氏强盛起来，慢慢发展为八部，成为唐朝的附庸。

然而，契丹叛服不定。在动荡的岁月中，遥辇氏取代大贺氏，确立了汗国的统治形式。10世纪初，迭剌部贵族耶律阿保机在激烈的权力斗争中脱颖而出，于唐天祐四年（907）正月初正式即契丹可汗位。九年后，他又将汗号改为皇帝，确立世袭皇权的制度，史称辽太祖。

907年（唐天祐四年），已经四分五裂、内战不休的唐朝灭亡，开始了五代十国的混乱，这无疑是契丹人染指中原的良机。耶律阿保机于同年四月招抚了割据平州的刺史刘守奇，一年后又收降了沧州节度使刘守文，势力发展至燕山一带，为经略中原铺好了路。由此，契丹军队相继和多个中原政权展开持久的争霸，在南犯的过程中，占领了代北（泛指今山西省代县以北地区）、河北的不少州县，史称“自代北至河曲逾阴山，尽有其地”。

在此前后，契丹军已多次出兵，对毗邻的黑车子室韦、乌丸、奚、阻卜、乌古、突厥、吐浑、党项、沙陀诸部动武，开疆扩土，进一步壮大实力。

925年（后唐同光三年，契丹天赞四年），耶律阿保机亲征辽东渤海，逼其国王大 投降，为南下中原解除后顾之忧。

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大事，发生于936年（后唐清泰三年，契丹天显十一年），控制北方的后唐政权祸起萧墙，其大将石敬瑭在晋阳叛变，向契丹称臣，乞求救援，约定事成之日，割让燕云诸州为酬。耶律阿保机的继承人耶律德光（史称辽太宗）发兵数万人支援石敬瑭，相继在汾水（今汾河）、晋安寨（今山西省太原市晋祠南）获捷，并攻陷洛阳、河阳等处，迫使后唐废帝李从珂自焚而死。果然，石敬瑭如约割地，每岁向契丹政权缴纳银、绢各三十万两、匹，愿做“儿皇帝”，在耶律德光的扶持下成为后晋的开国君主。

后晋总共把十六个州献给契丹，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燕云十六州”，又称“幽云十六州”或“幽蓟十六州”，具体指燕（幽州，今北京市）、蓟（今天津市蓟州区）、瀛（今河北省河间市）、莫（今河北省任丘市以北）、涿（今河北省涿州市）、檀（今北京市密云区）、顺（今北京市顺义区）、新（今河北省涿鹿县）、妫（今河北省怀来县东南）、儒（今北京市延庆区）、武（今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云（今山西省大同市）、寰（今山西省朔州市东）、朔（今山西省朔州市）、应（今山西省应县）、蔚（今河北省蔚县）等州。从此，中原藩篱尽失，门户洞开。契丹人控制了燕、云诸州，就控制了横亘于河北与塞外草原之间的燕山山脉，可以轻而易举地越过长城雄关，长驱直入一马平川的中原腹地。

后晋与契丹的良好关系没保持多久便发生了变故，石敬瑭之侄石重贵继位，不甘心做臣属，招致耶律德光武力讨伐。经过两三年的厮杀，后晋失败，首都东京（今河南省开封市）于946年（后晋开运三年，契丹会同九年）的年底沦陷，石重贵被俘。

耶律德光于次年进入东京，改国号为“辽”，乐观地宣布，从现在开始实行“不修甲兵，不市战马”以及“轻赋省役”之策，从此“天下太平”。然而，事实刚好相反，中原烽烟四起，经久不息。各地百姓不满契丹兵马的欺压与剽掠，纷纷自发组织抵抗。

947年（辽大同元年）春，耶律德光鉴于政局不稳，率部北返，途经栾城（今河北省石家庄市栾城区）时病逝。

辽军撤出河东、河南，中原其他割据势力乘虚而入，后汉、后周相继称雄一时。不过，契丹仍然控制燕云十六州，随时可以卷土重来，逐鹿中原。中原的有识之士对此洞若观火，岂会甘愿受制于人，为了扭转战略劣势，一直图谋收复燕、云失地，对辽国的国运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主动出兵北伐的中原政权，是五代末的后周。后周显德六年（959）四月，周世宗柴荣率数万名步骑自沧州北上，在短短一个多月内，迅速夺取益津、瓦桥（今河北省雄县）两关，以及莫州、瀛州等处。就在准备直取燕地，与辽军主力决战之际，周世宗突患重病，不得不停止行动。不久，这位壮志未酬的君主病逝，收复失地的计划再也难以完成。

柴荣死后，时任殿前都点检的赵匡胤掌握了兵权，于960年（后周显德七年，辽应历十年）在陈桥驿（今河南省开封市东北）发动政变，然后回师开封府，迫使年幼的后周恭帝退位，成为新一代君主。

之后，赵匡胤在一批文臣武将的辅佐之下，用了十六年相继灭掉荆南、武平、后蜀、南汉、南唐、吴越等割据政权，从黄河南北一路打到长江流域，控制荆南、巴蜀与江南，兵锋直指岭南，统一了中国大部分地区，基本结束了五代的混乱局面。功垂竹帛的赵匡胤成为宋朝的开国皇帝，史称宋太祖。

宋太祖对燕、云诸州被契丹人占据之事耿耿于怀，但直接起兵讨伐强大的辽国，他又无必胜把握，便盘算着以和平的方法处理这一棘手问题。

史载，宋太祖平定诸国之后，将诸国库藏的财富集中储存在一个叫作“封桩库”的仓库里，同时把每年节省出来的财政资金也储存其中，为将来经略燕云做准备。宋太祖向近臣这样说，自从石敬瑭割让燕云诸郡，“八州之民久陷夷虏”，朕为此产生怜悯之心，等到“封桩库”内存足五百万缗（每缗相当于一千钱），就用来赎回失地。若契丹拒绝交还，就转而动武，用这笔钱财招募将士，“以图攻取”。他又扬言，契丹精兵不过十万人，朕以二十万匹绢购买一个契丹人的首级，只不过花费二百万匹绢，就尽灭契丹精兵。因而，他对收复失地充满信心。“封桩库”自965年（宋乾德三年）起设立，宋太祖没来得及动用这笔钱，便于976年（宋开宝九年，辽保宁八年）驾崩，可谓人算不如天算。

宋太宗赵光义继位后，急于求成，没有沿用储备财物以待时机的稳妥做法，大胆付诸军事行动，于宋太平兴国四年（979）二月率师十余万人挺进河东（今山西一带），攻克太原，于四月间灭掉了辽国的附庸北汉。仗越打越激烈，宋军与辽国援兵在太原以北的石岭关兵戎相见。宋太宗决定再接再厉，乘胜收复燕云失地，两国之间长达二十余年的战争正式展开。

宋军快速越过太行山，连克金台驿、岐沟关，经涿州，于六月二十三日抵达幽州城下。夺回此城，以后就有机会凭借燕山之险把守中原门户，改变不利的战略地理形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宋军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猛攻，一度有三百余名士卒登上城垣，可惜后劲不足，功败垂成。

残酷的厮杀一直持续到七月上旬，随着辽国各路援兵陆续到达，形势逐渐逆转。七月六日，宋军主力疏于防范，在城外的高梁河遭到敌人的袭击，导致全线溃败。宋太宗腿上中箭受伤，撤到涿州，再改乘驴车逃回后方，但其服饰以及其他御用物品，成为辽军的战利品，随军的侍从、宫嫔也全部陷没于阵，堪称前所未有的大败仗。

秋，辽军大举反攻，先后袭扰满城（今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区）、瓦桥关等处，宋军竭力抵抗，双方各有胜负，战局处于胶着状态。

982年（宋太平兴国七年，辽乾亨四年）下半年，辽景宗耶律贤病死，由时年十二岁的辽圣宗耶律隆绪嗣位。处于“主少国疑”的特殊时期，耶律隆绪之母萧绰太后进行摄政。次年，辽国改回“契丹”旧号，直到八十三年之后，辽道宗耶律洪基在位时才第二次把国号改为“辽”，但后人仍将耶律阿保机创立的这个朝代统称为“辽”。

宋太宗于雍熙三年（986）正月再次组织大规模北伐，以图收复幽州，一雪前耻。不过，此次他不打算亲征，可能是由于身体欠佳。宋臣王铚的《默记》记载了这一段往事，宋太宗在高梁河之战遗留下的箭伤，仍“岁岁必发”，没有彻底痊愈。

这一次，宋军由号称“宋良将第一”的曹彬以及久经沙场的潘美、田重进统率，这三人都是开国元勋，过去在平定江南、川蜀、河东等战事中厥功至伟。三月初，北伐大军分东、西、中三路行动，频繁奏捷。曹彬率十万东路军取道雄州北上，威胁河北幽州，潘美所率的西路军出雁门西径，连克寰州、朔州、应州、云州，深入河东。田重进率数万中路军自定州出飞狐（今河北省涞源县），攻克蔚州。

各地契丹军应接不暇，一时颇为被动。然而，曹彬贪功冒进，导致严重后果，他的部队本来负责牵制河北之敌，以掩护友军在河东的行动，但他没有执行佯动的原定计划，而是自作主张，挥师直捣，一口气拿下岐沟关、新城、固安、涿州。曹彬军前进速度过快，距离后方过远，难以及时获取补给，在携带粮食逐渐耗尽的情况下，被迫从涿州退回雄州筹粮，再重新北上。一退一进，战场形势就发生了重大变化，契丹军大批增援骑兵接踵而至，开始组织反击。曹彬鉴于情况不利，下令且战且退，相续在岐沟关、拒马河、高阳关等处遭到追兵突袭，损失极为惨重。

可见曹彬其实是浪得虚名。他在统一战争中打了不少胜仗，但所遇对手皆非精兵强将，一旦与机动性极强的契丹精锐部队对阵，就暴露出庸将的本来面目。同时，他缺乏与塞外游牧骑兵周旋的经验，以致在涿州城下举止失措，最终误了大事。

宋太宗得知东路军败讯，连忙下令中、西两路军班师。宋军收复失地的计划半途而废，还需要应付对手的大举反攻，颇为被动。陈家谷、君子馆等处的战事随即发生，宋军又以失利告终，名将杨业陷敌。

杨业是“杨家将”中大名鼎鼎的“杨令公”，麟州新秦（今陕西省神木市）人（一说并州太原人，一说保德火山人），早年为北汉将领，以骁勇著称，“屡立战功，所向克捷”，被誉“无敌”。宋太宗征讨太原，闻杨业大名，招降之后以其熟悉边事予以重用，负责镇守代州等处。杨业在雁门关大败进犯的契丹人，自此骚扰边境之敌军望杨业旌旗而退走。986年（宋雍熙三年，契丹统和四年）北伐，杨业出任西路军主帅潘美的副手，因作战不利而退回代州。为了掩护前线诸州吏民撤返内地，杨业引兵自石峡路直趋朔州阻击追兵，转战至陈家谷，无援军接应，力战被俘，绝食而死。宋太宗得知，极为痛惜，下诏表彰“独以孤军，陷于沙漠，劲果猋厉，有死不回”。这种忠义节烈之事迹，在古代也是罕见的，“求之古人，何以加此”。

据《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宋军诸路部队由于失败，战死者“前后数万人”，而驻防于沿边的“疮痍之卒，不满万计”，处于士气低落、缺乏斗志的状态。河朔大震，各地官府唯有征乡民为兵，守城应急，许多“未尝习战阵”的乡民只能协助正规军防御，不敢随便出城野战。此后，宋朝彻底放弃北伐计划，转而采取守势。

契丹军气势益涨，经常南下侵扰，竟然形成了惯例。《辽史·兵卫志》对其行动规律有所总结，并叙述了不少典型的战法。遗憾的是，此书编撰不完善，相关内容的重点只是伐宋。尽管如此，要了解契丹军的历史，仍可从《辽史·兵卫志》保存的残余资料中看出端倪。而书里所述的辽军战法，包括行军、侦察、攻城、野战等，具体内容如下。

其一是行军。契丹人行军时循规蹈矩，先在幽州以北的鸳鸯泺（又称鸳鸯泊，今河北省张北县安固里淖）集合，然后选择居庸关、曹王峪、白马口、古北口、安达马口、松亭关（今河北省迁西县喜峰口）、榆关等地南下，入塞之后，避免在其统治区域以内的平州、幽州等处“久驻”，以免战马践踏田里的庄稼。

但是，契丹统治者有时会派遣数万名骑兵执行“不许深入、不攻城池、不伐林木”的特殊任务，仅仅在两国边界数百里范围内来回扫荡，阻扰百姓聚居以及种田、养殖，破坏当地经济，以免这些地方成为宋人的北伐基地。

幽州相当于南下的跳板，每当辽圣宗决策亲征，就要留一位亲王在幽州坐镇，以“权知军国大事”，然后才放心统率“兵马都统、护驾等军”行动。部队兵力通常超过十万人，分作数路突入宋境，由皇帝居中指挥，向广信军、雄州、霸州等方向而行，并伺机攻击途中的小镇、县城，若碰到大州，就先要了解对方的虚实，再决定是否打仗。

有些“防守坚固”的“当道州城”，一时难以攻下，那么，契丹军就在城外“围射鼓噪”，以作佯攻，既可防止敌人“出城邀击”，又能够迫使对手“闭城固守”。在此过程中，军队将帅须“分兵抄截”，欲使这些州城与外界隔绝、音信不通，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起到威慑对手的作用。

前进时，沿途的“民居、园囿、桑柘”，一律“夷伐焚荡”。契丹骑兵常常需要自筹给养，进入宋境后“四处抄掠”粮草以及财物，号称“打草谷”。

各路军队深入至北京（今河北省大名县）一带，再会合，以决定何去何从。后撤时，亦按照前进的办法行事。虽然并非每次南征都是皇帝亲自带领，亦可由重臣出任统帅，但行军路线一般不会有大的改变。

其二是侦察。契丹军在敌境行动时戒备森严，三路军马的前后左右皆有先锋。而先锋的前后二十余里之处，又各自派遣十数个“拦子马”（侦察兵）负责哨探，这些人身披“全副衣甲”，在黑夜中巡逻，每行五里或十里，便作短暂停留，下马侧耳倾听有没有“人马之声”，如果发现少数敌人，立即擒拿，万一打不过，便飞报先锋求援，再齐心协力进行攻击。假若发现敌国大军，要迅速上报主帅。总而言之，务必弄清楚敌人的动向。

凡在“大小州城”附近宿营，都要提防城中的守军出来夜袭，因而需要进行严密的监视。原则上，每一个州城的城外均布置百名“披甲执兵”的骑卒，在距离城门百余步远的地方“立马以待”，一旦发觉大批敌人出城，立即掉转马头跑回来报信，召集援兵作战。同时，营地周围的“左右官道、斜径、山路、河津”等要点，在黑夜来临时亦要“遣兵巡守”。

其三是攻城。攻城之前，先派“打草谷”的家丁“斫伐园林”，然后驱使当地老幼搬运泥土树木，填平城外的壕堑。攻城之际，又强迫当地老幼冒险先登，城上即使抛下“矢、石、檑木”，打死打伤的也是这些替死鬼。

参战的除了塞外的游牧骑兵，还有事先在本国州县征调的“汉人乡兵”，专门负责“伐园林、填道路”等杂役。史载契丹君主驻跸的御寨以及诸军营垒，“唯用桑、柘、梨、栗”等木材临时修筑，比较简陋，应是“汉人乡兵”所建。顺便提一下，曾经出仕契丹的北宋宰相宋琪，在奏书中亦提到辽军将士筑营时住在穹庐（毡帐）里面，将砍伐的木梢弄弯曲，搭成形状像弓一样的床铺，就这样凑合着休息。营垒周围一般不挖掘壕堑，也不竖立木栅，不太重视防御。部队结束行动要离开时，会放火焚毁营地的木材，以免资敌。

其四是野战。事实上，契丹军最擅长的既非攻坚，亦非防御，而是野战。厮杀之前，契丹士卒一般不乘马，等到敌人迫近再上马备战，而坐骑经过养精蓄锐，更能奋蹄疾驰，充满战斗力。

与敌人对阵需要预做准备，统帅要先判断对手“阵势大小”，然后调查周边的“山川形势，往回道路”，了解敌人运送补给物资的粮道及其救援部队所要走的捷径，以便提早采取相关措施，并施展所谓“用军之术”。比如“成列不战，退则乘之”，显然，避开排列整齐的敌人，就不会增加额外的伤亡，待敌撤退再乘机追击，必定事半功倍。此外，还有多派伏兵截断敌人粮道以及“冒夜举火”骚扰敌营等五花八门的战术。如果战斗持续两三日，契丹将帅又令负责“打草谷”的兵丁，拿着双帚骑马在上风奔驰，让扬起的尘埃吹入敌阵，蒙蔽敌人的视野，扰乱其军心，使敌人出现疲惫迹象，以便有机可乘。总之，想方设法避免打硬仗。

但是，完全避免打硬仗是不可能的。必须拼命的时候，契丹军便按部就班，先在敌阵四面布置骑兵，而每一面皆可集结数万人马，准备发动密集的攻势。其军队的基本作战单位是队，每队共有五百人至七百人，十队为一道，十道便组成了一个战斗群体，可以分批出击。战斗正式开始，第一队横戈跃马，猛冲过去，假若成功突入敌阵，后继部队就蜂拥而至，扩大突破口。假若未能成功，第一队退下休整，士卒可以饮水、吃干粮补充体力，转而由第二队继续冲锋。就这样，各部队不停地“更退迭进”，来回循环，就算始终未能突入敌阵，“亦不力战”，以保留实力。

从正史的叙述来看，契丹军的基本作战单位为“队”，由好几百人组成，数目远远超过宋军主力禁军的基本作战单位“都”（百人左右）。应该指出的是，契丹部队的分类比较复杂，“宫帐、部族、京州、属国”四个系统“各自为军”，编制并不一致，而《辽史·兵卫志》所载的“队”究竟属于哪一系统的部队？史书语焉不详。所以，后世历史研究者只能根据有限的资料对辽军编制进行推测，此处不赘述。

契丹人与宋朝打仗，有败有胜。《辽史·兵卫志》记载南征的契丹军假如打了败仗，则以本国的“四方山川”为暗号，呼叫友军救援。事实上，契丹骑兵对败退并不感到羞耻，因为机动性强正是游牧军队的特点，既能迅速疏散，又能迅速聚集。所以，宋人薛琪将之形容为“退败无耻，散而复聚”。由此可见，就算鼎盛时期的契丹军，战斗意志也不是很强，并不像后来具有“坚忍持久”特点的女真野战部队。

然而，宋军在抗辽战争中最终难以摆脱被动状态，主要原因是马匹数量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主要依靠步兵，以“枪突剑弩”等兵器与之周旋。宋朝的优势是“财丰士众”，即使失去燕云诸州的战略屏障，但凭着“秋夏霖霪”的天时以及“山林河津”的地利，犹可以一战。因而契丹军不得不常常采取变通措施，选择天气干燥的时候行动，在九月开始军事动员，至十二月班师。

契丹军频繁南犯，从986年（宋雍熙三年，契丹统和四年）起连续四年出击。此后，又在999年（宋咸平二年，契丹统和十七年）、1001年（宋咸平四年，契丹统和十九年）、1002年（宋咸平五年，契丹统和二十年）、1003年（宋咸平六年，契丹统和二十一年）、1004年（宋景德元年，契丹统和二十二年）发动攻击。其中最有影响的是1004年这一次，辽圣宗及其母萧绰亲自进驻固安，督部浩浩荡荡南下，相续攻击唐县、遂城、望都、瀛州、祁州、洺州、德清军（今河南省清丰县西北）、通利军（今河北省浚县东北）等处，迫近澶渊（今河南省濮阳市），虽然打了一些胜仗，但统军使萧挞凛被弩箭射死。最终，契丹统治者于同年年底接受宋真宗（时宋太宗已崩）请和的要求，两国达成协议。宋真宗奉萧绰为叔母，每年输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以换取和平，史称“澶渊之盟”，长达二十六年的宋辽战争暂告一段落。

不过，宋朝君臣始终对丧失燕云诸州耿耿于怀，为未来的较量埋下伏笔。 QXRiFuAAjgljKgQpzvFZgnOEAqySRqGE/vjCQnz+EKCqTvPyvvKUZYIR5JDIsze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