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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消费金融产业的发展起步于国有金融机构（主要是银行）相关业务的开展。在其发展过程中，商业流通企业的介入相对较少，几乎完全由银行主导。而在我们的邻国日本和韩国，消费金融主要发端于商业企业。目前我国消费金融发展势头正好，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出现了一些新型金融机构和消费金融产品，但基础体系（如征信体系）还比较初级，相关法律也有待完善。未来我国可以参考和借鉴日韩两国的经验，结合实际情况促进我国消费金融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日本的消费金融整体起步较早，市场的成熟度也相对较高，其发展历程可分为三大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是日本消费金融的导入期。此时正值日本战后经济重建时期，在实体经济的助推下，分期付款得以导入流通业和零售业。日本的消费金融最早主要由非银行金融机构及零售行业主导。1950年，绿屋、丸井等百货商店率先提供消费信贷服务，客户可以选择按月分期付款。与此同时，信贩公司开始为日本的工薪阶级提供小额贷款服务，分期付款也渐渐扩展到了电器及汽车产业。此时日本的消费金融缺乏政府管控，自发生长。到了60年代，丸井百货首次发行了银行系信用卡，并将“月付”的概念转化为“消费信用”。随着消费金融业务规模的逐步扩大，日本政府于1961年颁布《分期付款销售法》，介入消费金融市场，维护发展秩序。同年，日本征信所成立。自此，日本消费金融业务初步形成了由金融业和流通业主导、政府监管的模式。
第二阶段：20世纪70—80年代是日本消费金融的扩张期。这一时期，流通系信用卡发展迅速，行业竞争白热化，风险也有所蔓延。具体来看，消费金融服务逐渐脱离百货商店，成为一项更独立的业务，形成了以信用卡为主的多元化产品格局。在消费金融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更多公司加入了竞争，例如1980年住友信用服务有限公司与VISA共同成立了“VISA日本”，根据特许经营制度，各地方银行子公司开始发行VISA卡。竞争加剧的同时，日本消费信贷的年平均增长率超过18%，几乎是同期工商业贷款增长率的两倍。然而，由于监管力度跟不上行业发展的速度，高利率、高违约率等问题都没有解决途径，经济纠纷案件的数量大幅提升，风险开始增加。到了80年代末，随着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消费金融业发展渐缓，竞争力较弱的消费金融公司不得不退出市场，日本消费金融市场进入弱监管时代。
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今可视为日本消费金融的逐渐成熟期。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经济泡沫破灭，经济增速放缓，消费金融市场开始依靠提升服务来吸引用户。信用卡使用范围扩大，增加了积分、优惠措施等客户服务，业务逐渐成熟，但难免受到冲击。在这一阶段，过度贷款导致多重债务者和破产者增加，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暴力催债的现象。进入21世纪，日本开始通过金融监管来规范消费金融行业发展，2006年起进入强监管时代，《贷款业法》首先为贷款利息设置了上限，这也导致日本消费金融行业开始萎缩。2006年及以后的十年被称为消费金融业的“十年严冬”，十年内专业信贷公司缩减超过80%。但在这一阶段，法律监管制度得以逐渐完善，日本消费金融行业回归健康规范发展的道路。
韩国消费金融的发展历程与日本的较为类似，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60—80年代的导入期。在这一阶段，韩国实施了经济发展五年计划，随着经济的发展，居民购买力水平逐渐提升，消费需求也大幅增加。在这一宏观背景下，一些百货商店和制造企业开始引入消费金融，意在促进消费并维护消费群体。1967年，商场发行了百货商店内部信用卡，与此同时，汽车公司引入了分期付款销售业务。与日本相同，韩国的消费金融业务也始于流通业。1972年，韩国启动了租赁营业；1978年，韩国首次出现信用卡，由外汇银行发行；1982年，韩国支持居民以分期付款方式购买家电。在第一阶段，韩国消费金融服务业出现了三大类主要产品：信用卡、分期付款及租赁营业。
第二阶段：1987—1996年的起步发展期。由于发行信用卡的百货公司破产，韩国消费金融出现调整。在这一阶段，韩国消费金融领域推出了法律法规，行业基础逐渐完善，例如1987年和1990年，韩国先后制定《信用卡业法》和《分期付款业法》。1995年，韩国又颁布《信用信息使用及保护法》，规定依照此法成立非营利性信息登记机构。此后，更多的消费金融企业逐步出现。
第三阶段：1997—2001年的政府扶植期。顾名思义，在这一阶段韩国政府用“无形之手”推动了消费金融的发展。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韩国经济受到重创，信用卡市场同样出现负增长。同年8月，为刺激消费，韩国制定了《专业信贷金融业法》，此法规允许公司综合经营多种消费信贷产品，也就是可以同时发行前文所述三类产品。1998年，韩国政府宣布废除贷款最高利率，全面放松信用卡监管。在分期付款与现金借贷两种业务中，后者由信用卡支撑，在韩国的规模和占比都更大。韩国信用产业协会的网站显示，1999—2002年，韩国信用卡使用额度从91万亿韩元增至623万亿韩元，增长约5.8倍；信用卡发卡量从3900万张增加至1.04亿张（当时韩国人口4800万人），人均持卡2.16张，随之大幅增长的是消费金融市场的风险。
第四阶段：2002—2004年的信用卡大乱期。在这一阶段，韩国的信用卡市场问题集中爆发。亚洲金融危机过后，不少银行发行信用卡提供贷款，借此获益，所以各个机构争先恐后发行信用卡，力图赚取短期效益，银行之间竞争激烈。为得到更多客户，银行放松了对客户信用的审核，随意发放和推销信用卡，甚至肆意提额，出现了信用卡大乱期。为了拉拢客户，银行纷纷压低贷款利率，甚至放宽信用卡的办理限制，持卡人在欠款30天后即可再申请第二张信用卡（在我国，向同一银行重复申请办理信用卡需要间隔90天），持卡人可以利用这一点快速取现来弥补欠款。基于此，2002年中下旬，韩国现金贷款的拖欠率急速上升，到2003年年底，韩国信用不良者数量超过370万人，韩国政府出台了各项政策来应对信用卡问题，监督和限制信用卡业务，到2004年，韩国信用卡的市场规模同比减少了25.5%，信用卡行业加速重组。
第五阶段：2005年至今的成熟期。经过信用卡大乱期后，韩国政府于2005年6月起开始着手调查信用卡公司的风险，次年3月，推出《信用卡公司风险管理示范标准》。2011年，韩国政府开始限制信用卡公司的恶性竞争，将重点转移到行业内部的风险控制；与此同时，韩国仍然推动着信用卡业务，根据2016年消费数据，加油站、大型商超等部分行业中信用卡的使用率超过90%，韩国成年人平均持有3.9张信用卡。整体来看，这一阶段韩国消费金融行业的市场基础设施趋于完善。
（1）日本监管治理消费金融行业的最主要法律依据是2006年修正的《贷款业务法》，2010年，该法律全面实施，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规范消费金融服务机构及借款人：①提高行业门槛，从机构角度加强监管。法律规定，获得消费金融经营资格需要更高的净资产额，从以前的个人300万日元、法人500万日元统一提高至2000万日元以上。②防止过度贷款，从借款人角度防止坏账。为防止过度授信和多头债务，规定借款人申请的贷款不得超过其年收入的1/3；另外，规定若借款人在一家公司申请贷款超过50万日元，或在多家公司申请贷款总额超过100万日元，则需提供材料来证明自己的偿债能力。③废止“灰色利率”，高于《利息限制法》利率上限的同时低于《出资法》利率上限就是所谓的灰色地带，这一点影响最为深远。为了满足新的利率上限要求，日本四大消费金融企业将目标客户转移至低风险群体，市场风险得到了管控。但综合来看，消费金融的潜在客户大大减少，再加上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日本的消费金融业受到重创，这是严格监管带来的难以避免的结果。
（2）日本通过设立信用信息机构并共享信息来降低坏账率。目前日本最主要的三家信用信息机构是全国银行个人信用信息中心（KSC）、株式会社日本信用信息中心（JICC）和信用信息中心（CIC），根据规定，消费金融公司必须加入三者之一。公司在收到贷款申请时，可以通过这些机构的数据库查询借款人记录在档的借贷信息。
（3）各消费金融企业还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来判断借款人的倾向。比如J.Score信贷公司就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来判断客户信用度和潜力，依靠客户输入的年龄、工作、年收入等信息，人工智能技术会生成贷款分数。分数越高，贷款期限越高，贷款利率也可能较低，在监管的同时促进消费。
（1）韩国在2002年发布《信用卡公司健全性监督强化规范》，制定统一标准来规范消费金融业。要求信用卡公司按照一定规范发放信用卡，对办卡门槛及贷款额度进行了限制，还限制了部分高频借款人的信用卡取现功能。然而这一规定并没有彻底解决市场混乱的问题，仍有许多借款人“拆东墙补西墙”，或选择向小额贷款企业借款。与此同时，韩国不断降低法定最高利率，意在解决高利贷问题。如今韩国小额贷款公司的最高利率已经从最初的66%降至39%。另外，由于经历过信用卡大乱期，目前韩国对信用卡的监管十分严格，具体流程如图2-1所示。
图2-1 韩国信用卡公司的监管体系
资料来源：权小星.韩国消费金融变迁史：一场“信用卡大乱”引发的蝴蝶效应 ［N］.第一财经日报，2017-12-14.
（2）完善社会征信基础设施。从2003年起，韩国政府强制规定，持有大于等于四家金融机构账户的用户，必须通过银行联合会（KFB）及征信机构平台进行信息共享。其中，共享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其持有的银行卡信息、借贷记录和收入情况。到2012年，治理更加严格，持有两家及以上金融机构账户的用户即需要进行信息共享。与此同时，征信机构还引用金融机构、通信公司、医疗保险系统的数据，对用户的个人信用进行评分和分级。具体来看，韩国主要的征信机构将个人信用等级分为1～9级，有偿提供信用报告。目前，在保证稳定收入来源的前提下，若用户需要在韩国主流信用卡公司申请信用卡，至少需要持有NICE和KCB两家公司的信用账户，且信用等级都在6级以上。
2011年，韩国掀起新一轮办卡潮，韩国政府及时就信用卡签发对象做出限制，坏账率较5年前的数据增幅得到控制（从0.1%升至1.91%），随后再次降至1%以下。2016年，韩国就小额贷款公司发布限令，禁止其在黄金时段在电视及广播媒体播放广告。与此同时，韩国依旧大力促进消费金融市场（尤其是信用卡市场）发展。韩国大力支持VAN代理公司的发展，规定小型企业无须与各家信用卡公司签约，只要和VAN代理公司签约后，由VAN代理公司与各大信用卡公司签署加盟合约。这样既减少了小型企业的工作量，又提升了信用卡支付的便捷性，推动了信用卡消费。目前，韩国国内共拥有12家VAN代理企业，且企业规模较大。
日韩两国消费金融的发展历程及经验教训给我们带来以下三点启示：
（1）防范经济周期风险。由于消费是拉动经济的重要动力，所以金融危机后，政府刺激居民消费，这是风险的起因。有观点认为，消费金融行业有明显的周期性，从日韩两国不难看出，其发展路径确实基本一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政府出台政策刺激消费，放松监管，因此消费金融行业的参与机构增加，过度的竞争使得市场上信贷产品泛滥，又因为监管的滞后最终导致坏账爆发。与此同时，经济不景气，人们收入下降，肯定会影响还款能力，市场上的不良现象随之出现。从这点来看，我国应该适当调整消费金融政策，不能盲目追求或是引导爆发式生产，应对过度的竞争行为进行适度限制，防止信用消费过度膨胀。
（2）警惕坏账问题。韩国政府曾在2005年对信用卡坏账率进行了普查，发现信用卡的坏账与过度消费有直接关系。根据报道，近65%的大额债务用于奢侈消费。由于政府扩大内需的政策放宽了信用卡的使用限制，导致市场开始出现不当竞争，进而导致过度消费和坏账增加。如今我国网络信贷消费盛行，为吸引客户而临时提高贷款额度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过高的额度和可能会成为消费者过度消费的一个诱因。另外，我国目前对网络上的消费信贷宣传管制不严，部分广告为了促进消费可能传播不恰当的消费观，诱导消费者过度消费。由此可见，我国目前需要警惕坏账问题。在这方面，日本采取担保合作模式，以预防坏账问题及可能带来的催收问题。我国可以借鉴日本的成功案例，完善担保与保险机制，转移和化解风险，“用保险公司的信用取代难掌握、易变化的消费者信用”。在网络信贷宣传方面，应当建立合理的宣传制度，避免诱导性的推广，并提供充分的风险提示。
（3）进一步完善征信体系。首先，我国与日韩的征信系统有明显区别。日韩的征信系统是以消费金融行业协会为主体发展而成，行业多元化，而我国的征信系统建设体现着较强的政府主导特征，由中国人民银行建立统一数据库。政府主导模式使得我国征信系统建立速度较快，但收集的信息并非以市场为导向，仍然存在信息分散凌乱、征信应用不广等问题。基于此，本书认为未来我国征信体系建设的大方向应该是扩大信息采集范围，并丰富征信系统接入的信息。陶雄华（2010）表示，韩国的征信体系共有三种信息共享模式：一是金融机构将信用信息报送KFB（强制性要求），KFB再提供给私营征信公司；二是协会或集团内部信息共享；三是通过商业合同收集信息，由征信公司收集汇总。我国可以向韩国学习信息共享的路径，并且在保证信息完整性的基础上，扩大征信在市场上的应用，改进和丰富征信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