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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劳动力供给持续下降。适龄劳动人口规模下降已成为事实，成为劳动力供给不足的重要表现和原因。目前，我国不同年龄段劳动力的劳动时间供给近年来有所上升，尤其是2015年以来，各年龄段劳动时间供给增加的情况比较普遍。二是农村劳动力加快向城镇转移。农民工是城乡劳动力转移的主力军，近年来我国农民工总量继续增加，增速有所回落。根据国家统计局《201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9年我国农民工总量为29077万人，比2018年增加241万人，增长0.8%，增速比2018年回升0.2个百分点。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农村劳动力存量将进一步减少，在一定时期内农村劳动力转移率会不断提高。三是劳动力市场化需求仍会继续扩大。近年来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和自动化技术快速发展，一些企业加快推进“机器换人”，一些重复性、流程性和安全风险高的岗位开始大规模自动化，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多转向普通操作工、一线客服、物流快递等对受教育和技能要求相对较低的岗位。未来，基于我国供应链、价值链和产业链的升级，第一、二、三产业的岗位结构也将发生深刻变化。可以预见，未来一个时期，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需求依旧会保持比较旺盛的态势。四是新一轮技术革命在减少岗位的同时创造就业机会。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虽然导致制造业从业人数总体下降，但从业人员逐渐由传统的原材料制造、高耗能行业向先进制造业转移。与此同时，以网络经济、平台经济和零工经济为代表的新兴服务业创造了大量新就业岗位，吸纳了大量劳动力。从此次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变革看，智能化在短期内会替代就业岗位并造成失业率上升，但同时技术进步也会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因此，如同工业革命以来的情况，智能化会引起就业岗位的结构性变化，但不会完全取代人的就业。
一是对职业技术教育提出新挑战。预计到2030年我国将有5000万人低技能人口失业。随着我国劳动力总体数量的下降、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难以竞争过印度、越南等人口结构更为年轻的发展中国家，不可避免地需要推动产业升级步伐，对职业技术教育提出了新挑战。二是高校毕业生就业总量压力与结构性矛盾将继续并存。由于在经济活动基础上能够提供适合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岗位是有限的，从而在结构上产生了就业总量大与毕业生就业岗位不足的矛盾。另外，一部分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素质跟市场经济的用工要求、社会发展的趋势之间存在一定差距，还不能满足一些行业的劳动用工生产需求，呈现社会就业素质偏低的问题。专业设置和教学培养与社会需求之间存在不匹配，一些新兴发展行业所需专业人才供不应求。用人单位对高校毕业生的敬业精神、职业行为、思想道德和能力素质都提岀越来越高的要求，那些动手能力强、综合素质高、有敬业精神和各种特长的毕业生越来越受用人单位的欢迎。三是农民工就业问题将继续引发关注。农民工由于整体受教育水平偏低，在与用人单位的交涉中往往处于不利地位，容易发生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等问题。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主力，在农民工总数中占比达到50.6%，且月均工资相较于老一代农民工也有了较大的提高。但是，在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形势向好的情况下，也存在着从事新业态的新生农民工个人保障问题。四是中美贸易摩擦对就业市场带来冲击。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的就业市场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且持续时间较长，涉及多个产业，影响深远。首先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继而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升级，冲击到高新技术产业。同时由于我国产业分布的地域差异，对我国不同地区的就业冲击有所不同，较严重的地方较高的失业率易引发其他社会问题。五是新技术将对就业产生进一步的影响。在数字化过程中失业的工人，在不经重新培训和学习的情况下，难以胜任新产生的岗位，现存的许多工作岗位都很可能被自动化、软件、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取代，被取代工人们不一定能满足新兴就业岗位的需求。
一是行业间工资分配差距有所抬头。最高最低行业工资差距连续扩大，2019年绝对额相差12万元以上，最高最低工资之比停留在4以上，整体上高于发达国家2或不超过3的水平。行业工资差距与行业间劳动生产率差异的关联度不高，但呈现固化的特点，垄断行业收入畸高的问题未得到有效解决。二是不同群体工资分化的态势略有扩大。城镇非私营和私营两类单位就业人员的工资水平和工资增长不断分化。2019年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虽然比“十二五”期末增加了1.4万元，但是仅相当于同期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59.2%。在工资增速上，私营单位也日渐落后，使得二者差距继续扩大。三是岗位间的收入差距拉大也表现出固化的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每年5月发布的数据，企业中五个主要非农岗位的工资水平呈现高工资高增长的态势。工资水平较高的“专业技术人员”，工资年均有两位数的增长。“中层及以上管理人员”平均工资在五类人群中最高，年均工资增长也较快，达到8%。而“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等基层岗位不仅工资水平低，工资增速也较低，与其他岗位的工资差距有所拉大。
2010年我国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是13873亿元，年内支出为10755亿元，而2018年收入和支出分别为55006亿元和47550亿元，据人社部数据，2019年收入和支出的数字分别为56083亿元和51897亿元，与2018年相比，基金支出的增速有所上升，基金收入的增速有所下降，收入和支出的差额进一步缩小，养老金可持续发展令人担忧。
一是新业态灵活用工带来新的劳动纠纷。由于新业态灵活用工带来的新的就业方式，法律又具有明显的滞后性，现有法律和实际情况中间出现了一段真空地带，容易发生劳动纠纷。二是发生争议的类型变得更加复杂。近年来，出现了很多其他的劳动争议类型，有劳动关系确认、拖欠工资及加班费、社会保险金缴纳、合同解除产生的经济补偿金等，种类逐渐变得多样，涉及面越来越广，特别是加工制造业、服务业和建筑业等行业中，由于受工作性质、工作环境和员工类型等多种因素影响，成了劳动争议纠纷的高发区。三是申请仲裁的主体变得更加多样化。由于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关系复杂，导致申请仲裁的主体变得更加多样化。例如在建筑行业，由于分包现象的存在，有些建筑用工单位在承接了工程之后，通过劳务派遣公司招聘劳动者，在发生劳动纠纷时，往往劳动者不是向用人单位索赔，而是面对与之签订劳务合同的劳务派遣公司。同时，涉诉劳动者的身份构成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目前劳动者请代理人的比例不断增大，公民代理的比例也逐步提升，由于劳动者的法律意识较弱和文化程度较低，对代理人的依赖性较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