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我国企业劳动关系舆情热点与分析

随着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微博、微信、论坛与报刊、网站等传统媒体一道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更成为网民表达意见的主要平台，媒体的舆论导向功能和新闻报道功能也因为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微博等引入而进一步强化。企业劳动关系作为与公众联系较为密切的领域之一，成为互联网舆情重要的一部分。

1.网民对于劳动领域相关政策的负面反馈较少

主要集中在医疗和工作时间方面。根据牡丹集团舆情数据整理，高达91.2%的受访者对医疗保险比较关心，仅有1.3%的受访者明确表示不关心（见图1-1）。并且在对具体关心方面的统计中可以看到，劳动者比较关心的主要是医疗期期限、医疗期内的工资支付和经济赔偿等问题，分别占比达到67.80%、89.30%和44.81%（见图1-2）。根据《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医疗期是指企业职工因为患病或者因工负伤停止工作治病休息不能解除劳动合同的时限，在用人单位工作年限为5～10年的劳动者医疗期为9个月，工作年限为10～15年的劳动者医疗期为12个月。这个医疗期的设定对于大病和慢性疾病来说是非常短的，难以满足患病员工的治疗时间需求。

根据《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职工患病或者因工负伤治疗期间，在规定的医疗期内用人单位支付的病假工资可以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但不能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80%。如果劳动者的医疗保险缴纳系数较高的话，则还需要自己掏钱缴纳社保。医疗期病假工资支付过低不利于员工的健康恢复和家庭日常开支。

根据《职工患病医疗期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只有被认定为工伤或者职业病致残且为一至四级的劳动者才可以办理退休手续享受退休待遇，而一般的职工在医疗期没有痊愈的，用人单位提前30日书面通知或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的工资即可解除劳动合同，在解除劳动合同时也有相应的经济补偿，补偿的标准与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相关，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但支付的经济补偿不超过12年。

加班时长和加班费均难以得到保障，对此员工普遍表达了不满，根据舆情平台所得的数据整理分析，可以看到高达52%的员工满意度较低（见图1-3）。

随着GitHub网站上发起的抵制“996”话题的火热，社会上关于员工加班时长的讨论越来越多。“996”工作制即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中午和傍晚的休息时间小于1个小时，总共每日上班时间超过10个小时，每周上班6天的工作制。刚开始“996”工作制主要出现在互联网行业，且主要是程序员等职业，但后来蔓延到加班不分行业和岗位，各行各业加班现象都很严重，竟然还有商业大佬们为该工作制站台发声。一些企业的强势要求，使得劳动者不得不放弃休息时间被迫加班。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仅有14.63%的劳动者加班费按时按量发放（见图1-4）。用人单位多选择以调休的方式处理加班工资，一是可以降低人力成本，二是可以使员工的工作时间更灵活，三是可以避免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实际中，公司往往将延长工时和休息日加班的加班时长全部算作调休，让劳动者在不太忙的工作日调休，最大限度地提高了劳动者的工作效率，使得劳动者在旺季时工作时长得不到保障，加班费也没有以金钱的形式发放。

2.舆情关注大学毕业生失业现象

从舆情数据观测的结果来看，近年来我国的人才市场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结构性供需不平衡现象。光明网撰文指出，当前我国最主要的失业风险并不是“总量失业”，而是“结构性失业”；最主要的风险人群并不是一般体力劳动者，而是大学生。这种结构性失业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市场对于信息技术人才的需求增长迅速，相关专业的毕业生的薪资水平较高，就职难度较小，同时，由于教育体系并未对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变化做出及时调整，导致部分专业的毕业生在求职中遇到“结构性”失业现象，即市场对于这类专业的毕业生的需求严重不足，这类供过于求的现象在文科和基础科学领域的毕业生群体中格外显著。

依据《2020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和《就业蓝皮书：2020年中国高职生就业报告》，2019届本科毕业生平均月收入为5440元，剔除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外，与2015届相比，五年来本科生起薪涨幅为23.6%；高职毕业生平均月收入为4295元，剔除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外，与2015届相比，五年来高职生起薪涨幅为15.7%。其中，计算机类、电子信息类、自动化类等本科专业毕业生薪资较高，2019届平均月收入分别为6858元、6145元、5899元；铁道运输类、计算机类、水上运输类等高职专业毕业生薪资较高，2019届平均月收入分别为5109元、4883元、4763元。

从就业优势专业来看，对于本科毕业生来说，信息安全、软件工程、信息工程、网络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数字媒体艺术与电气工程自动化专业的失业量小，薪资、就业率与就业满意度都较高，不难看出这些专业都较为集中在互联网信息技术方面；对于高职高专毕业生而言，铁道机车、铁道工程技术、社会体育、电力系统继电保护与自动化、移动互联网技术，发电厂及电力系统与物联网应用技术的就业优势较大，这些专业主要偏向交通运输与电力。从就业劣势专业来看，对于本科毕业生来说，绘画、音乐表演、法学、应用心理学、化学的失业量较大，就业率、薪资和就业满意度较低，这些专业主要集中在文科与基础科学领域；对于高职高专毕业生而言，法律事务、语文教育、烹调工艺与营养、小学教育与导游专业的就业情况较差。可见不同的专业对于毕业生有着截然不同的需求，就业形势较差专业的毕业生可能会面临“毕业即失业”的窘境。

另一方面，大学生的求职观念也造成了“结构性失业”。目前社会对于一般体力劳动者有较大的需求缺口，而由于近年来大专院校的扩招现象，大学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相对供过于求的现象，在2019年两会期间，曾有代表、委员建议用大学生去填补“用工荒”，以此缓解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其主要的思路是调整大学生的就业观，要改变就业的心态，不能有业不就，但是，这和大学生的就业期望并不吻合。根据舆情数据显示，有84%的大学生认为大学毕业应该要找到更好的工作，并且有42.80%和32.50%的大学生认为应该进入政府、事业单位或者上市公司就业（见图1-5），同时社会也认为大学生多求学三到四年，有更高的就业期望是合理的。因此，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关键在于大学要有明确的办学定位，要提高大学生的质量和就业竞争力。

3.网络关注人口红利结束给就业市场带来冲击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全国总人口超过14亿人，但是同时全国劳动力总人口持续下降，从2018年的89729万人，下降到2019年的89640万人，下降了89万人。因此，在互联网和各大媒体上掀起了一场中国人口红利是否已经结束的辩论。

目前，网络上的媒体和主流舆论导向认为我国人口红利仍未消失或者认为不必过于担心人口红利减少对于经济的负面作用。其中，21世纪经济报道指出，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下跌已经持续数年，从各国的历史情况看，这是一个必然的现象。尽管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在减少，但是从劳动年龄占总人口的比重来看，还是比西方发达国家要高。总体来看，我国劳动力总量的供应还是比较充分的，可以支撑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因此不必过于渲染用工荒、人口红利。苏宁金融研究院指出：从数据上看，虽然2019年第三季度经济下行与人口红利逐渐减少不无关系，但是对于经济和就业无须过于担心。首先，中央政府不再像以往那样依靠房地产市场和放水刺激来短期提振经济，而是更大程度地扩大开放，并积极调整经济结构，支持创新和小微企业发展；其次，从我国科研论文数量、质量与人口教育水平来看，人口红利正在逐渐向人才红利转化；最后，中国劳动力正在空间结构上进行着“可持续”调整，未来的调整空间尤为巨大，劳动力自由流动性逐渐加强与城市化进程是经济增长的新抓手。

4.中美贸易摩擦对就业市场带来冲击

自2018年下半年开始并持续至今的中美贸易摩擦无疑是目前网络上的舆情热点。媒体舆情普遍认为中美贸易摩擦对于就业市场有较大的负面冲击。

发改委对CNBN的声明中称：“不断升级的中美贸易摩擦及其他的不确定性导致互联网、金融等行业对大学毕业生的招聘需求正在减少”“一些企业推迟了校园招聘，而其中的一些公司可能会减少或者暂停招聘活动。”交通银行和海通证券的研究人员估计，中美贸易摩擦已经使中国丧失了70万～120万个就业岗位。

BBC报道指出，根据不同研究机构的估计中美贸易摩擦造成的失业人数约为120万人到190万人之间。但是除了中美贸易摩擦，目前的失业现象也与中国经济转型有密切关系，制造行业的就业流失在中美贸易摩擦前就已经开始。这是因为中国正在转型其经济模式，从出口导向转为内需拉动，中国政府试图在金融和科技等行业创造就业机会。同时，制造业也面临着邻近国家低劳动力成本的冲击。

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则指出，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压力近期显著上升。该智库的学者古思亭表示，面向大学生的招聘数量在减少，毕业生的数量则在增多。在制造业方面，中国国际金融公司（CICC）发表报告表示，自2018年7月以来，中国制造业总就业人数减少约500万人，其中180万人到190万人与中美贸易摩擦相关。在服务业方面，路透社报道了两家物流公司在2019年的运营情况，其中宁波特力国际物流的总经理梅振华表示，该公司获利和出口订单在2019年都出现了大幅下降；深圳营生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表示，如果业务情况更糟糕的话就裁撤岗位或者减薪。

从进出口的角度的分析来看，瑞银集团的经济学家估计，中国出口下降5%，就可能导致整体就业岗位减少300万个，鉴于中美贸易摩擦对于出口的致命打击，有分析指出中美贸易摩擦可能已经影响到400万个就业岗位。

5.农民工就业问题持续引发关注

农民工被拖欠工资一直是政府亟待解决的难题，也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2019年，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帮助农民工讨薪，国务院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介绍，从2019年11月15日到2020年春节前，攻坚行动的执法范围包括招用农民工较多的工程建筑领域和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并将政府投资项目和国企项目作为执法检查重点。人民网民生周刊撰文说明了各省政府对于农民工讨薪实施的具体举措。2019年年末，全国纷纷展开根治欠薪冬季攻坚行动，多措并举为农民工讨要血汗钱。北京、天津、河南、广西壮族自治区、山西、江西等省、区、市通过黑名单管理、欠薪入罪等手段，依法打击欠薪违法行为。内蒙古建立劳动争议仲裁绿色通道，快速调处涉及拖欠农牧民工工资的争议案件。广东、江苏、安徽、贵州等地明确建筑工人采用实名制，发放工资“谁承包谁负责”。上海依托在全国率先建立的欠薪保障金制度，对符合垫付条件的企业劳动者快速先行垫付部分工资。福建、云南、吉林对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制度予以明确。

但是，也有舆情与媒体报道指出农民工就业存在不少问题。恒大研究院的2019年的报告指出，以初中及以下文化为主的农民工群体年龄更加老化，在经济下行阶段面临较大失业风险。在40后、50后人员方面，40后、50后人员规模及占比基本持续上升，年龄大、学历低、技能单一，容易陷入长期失业。

新浪金融研究院的报告则表明，政府政策对于农民工就业保障不足。对于想外出寻找发展机会的农民工来说，并没有太多有力的措施促进他们稳定就业，甚至在一些城市里有部分措施在实质上起到了排斥农民工在当地工作生活的作用。虽然主要城市正在因为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趋势开展了对“人”的争夺大战，但事实上争夺的更多的是学历人口，对所谓的“低端人口”则表现出较弱的包容性。

6.多种因素造成的收入差距引发劳动者不满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万海远和孟凡强的文章采用了分层线性随机抽样的方式对中国收入阶层进行了推算。测算结果显示，中国有39.1%的人口月收入低于1000元，换算成人口数即为5.47亿人（包括546万人没有任何收入），同时月收入在1000～1090元的人口为5250万人（见表1-1）。因此，月收入约1000元（准确地说是1090元）以下的人口数量达到6亿人。这6亿人的典型画像是，绝大部分都在农村，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家庭人口规模庞大，老人和小孩的人口负担重，是小学和文盲教育程度的比例相当高，大部分是自主就业、家庭就业或失业，或者干脆退出了劳动力市场。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基尼系数从总体上看，近十年我国的经济不平等性呈现先下降再上升的趋势。但是2019年相较于2018年出现了下降趋势，为0.465，减少了0.03（见图1-6）。

从引起收入差距的原因来看，其中两个方面是舆情热议的话题。一是机会不平等，尤其是高等教育的不平等。由于各省市分别命题，分别划分分数线，导致高考大省如河南、河北、山东等省的考生面临的竞争异常激烈，而北京、天津的考生则享受了教育资源的倾斜。此外，由于高校对于不同省份的拟招生人数不尽相同，更进一步加剧了教育的不公平性。二是由于父母收入层次不同，对于子女教育的投资也差异巨大。2019年央视的《高考》纪录片中，北京状元熊轩昂说：“农村地区的孩子越来越难考上好学校，像我这种，父母都是外交官，属于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衣食无忧。”这段话在网络上引起热议，舆论普遍认为现在的社会教育资源不仅仅存在地域不公平性，父母的收入差异更加会通过教育投资传递给子代，“寒门再难出贵子”的言论一时成为网络的热搜词。

2016—2019年全国各省市一本上线率统计（不含港澳台）如表1-2所示。

除了教育资源的不公平，阶层固化现象也成为舆论的焦点，中产阶层家庭通过对于教育资源和资本的掌控，后代的教育水平、资本水平和人脉关系，通常是出身农村寒门的家庭难以企及的。这种收入的代际传递，引起了网络上对于中国阶层固化现象的普遍担忧。2019年年初，微信公众平台的一篇《一个出身寒门的状元之死》更是将这种对于现实阶层固化，寒门学子难以实现阶层跨域现实的负面情绪引向了舆论的焦点，直接反映了在现实中，一些贫困学子即使考入一流大学，在毕业之后的就业、深造等各个方面还是难以摆脱原生家庭的局限。

7.过劳死等引发社会热议

2019年，针对普遍过度加班的现象，“996”成了网络热词。有程序员在世界级的代码仓库Github上建立项目996.icu，表达对“996”工作制的不满。短短几天内，该项目获得大量程序员的关注和支持。随后，互联网巨头纷纷对“996”工作制做出反应，一时间，“996”被推上了风口浪尖。从百度搜索指数上来看，该舆情在3—5月间达到了高峰，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各家媒体也纷纷对其展开了报道。新京报的报道《996工作制：蜜糖还是“毒药”？》，对于“996”现象持包容态度，指出工时长不等于效率高，也不等于更加勤奋。不能忽视的是，目前广泛存在的“996”背后，是结果导向的“责任制”工作模式，责任制的安排需要保证员工能够得到相应的薪水，少数创业家会把收入公平地分给员工，这也是目前争议广泛存在的根源。法制日报撰文《我国约84家互联网公司实行996工作制，专家：涉嫌违法》指出目前在互联网行业普遍存在的过度加班现象。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近年来，我国城镇就业人员周平均工时都在46小时左右，其中男性在47小时左右，女性在45小时左右，建议多措并举规范用工。

微博、微信公众号不乏对各个互联网企业推行“996”的回应，如对马云的“996就是福报”、刘强东的“兄弟”等言论表示戏谑，对于现在社会上的“资产阶级”的“障眼法”表示不满。

除了加班文化，企业对于员工群体的健康问题视而不见，甚至落井下石的事件也在2019年引起了公众的强烈不满。对北京的白领进行的一项分析表明，有61.6%的人已经进入了过劳死的“红灯预警期”，即具备过劳死的征兆。而处于过劳死“红灯”危险区、即随时可能过劳死的状态的人占据26.7%，形势十分严峻。2018年，武汉科技大学劳动经济研究所发布的“关于职场行为与疲劳状况”调查报告显示，超过8成劳动者承受着较高的精神压力和身体压力，处于过劳状态。

从地域上来看，一线城市的职工面临更大的精神压力。2019年滴滴出行大数据表明，通过对工作日晚上9点到凌晨0点之间从商务楼打车到住宅小区的订单占比测算，全国来看，北京以绝对优势占据“最能加班城市”的第一名。上海和深圳不相上下，紧随其后。

在舆情方面，2019年3月，《福州日报》报道福州有一位42岁的单亲爸爸与17岁的自闭症儿子相依为命，一晚夜班之后，猝死在了工作岗位上，永远离开了他17岁的孩子。类似的案例频频出现在各大媒体和网络平台之上。

除了员工身体健康以外，员工的心理健康问题也不容忽视。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中国有超过5400万人患有抑郁症，占总人口的4.2%。20～50岁的中青年是抑郁症的高发患病群体，而这个年龄段的人群正是主力的职场人群。因工作压力罹患抑郁症的人群数量正在增加。

2019年企业职工心理健康状况调查如图1-8所示。

因此，职场上，员工的过度加班、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等问题，已经给社会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在此方面要加强对于相关企业的监管，同时也要相关部门积极协调，建立处理问题的良好通路。

8.职场性别歧视现象与性骚扰问题受到关注

2019年性别月均收入情况如图1-9所示。

虽然，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保障女性权益的法律法规，但是，在就业、升迁等各种方面，女性依然面临着被歧视的现象。同时，职场性骚扰也是影响女性正常工作的一项顽疾。据普华永道2019—2020年女性就业指数报告指出，如果将中国的女性就业指数纳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评价体系中，我国位于斯洛伐克（第26位）之后，日本（第27位）之前。2019年男性整体月平均收入为9467元，而女性的相应收入为7245元，男女之间收入存在明显差距。具体来看，男性收入比女性收入高23%，相比2018年两性整体薪酬差异增加了1%。此外，男性的整体收入涨幅高于女性群体8个百分点。中国的男女收入差距远远高于OECD的平均水平。另一方面，从网络舆情的角度来看，女性毕业生求职时遇到的隐形歧视受到的关注程度较高。部分企业由于担心女职工生育会影响工作，以及生理因素导致加班能力平均弱于男性，不愿意招收女性员工。

有调查显示，在职场女性中70%受到过性骚扰，54%的人听过黄色笑话，27%的人在不情愿的情况下与他人有过身体接触。取证难、立案难是性骚扰频发的一大原因。骚扰者多通过语言挑逗、肢体摩擦等隐秘方式进行，这类隐秘性骚扰的取证难度很大；另外很多当事人由于受到传统观念束缚，担心个人隐私泄露或名誉受损，以及担心遭受打击报复等影响，加上反性骚扰知识和技巧的缺失，在遭受性骚扰后往往选择沉默，这进一步增加了性骚扰案件取证立案的难度，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性骚扰者。而且目前的部分地区的法律法规，未明确性骚扰问题可向哪些单位和部门投诉。由于相关法规对性骚扰的投诉部门规定的不够明确，政府管理部门也尚未指定专门的机构负责处理性骚扰，导致很多受害者在受到性骚扰后因缺少有效的投诉渠道，无法及时进行维权，难以对实施性骚扰者形成制约和震慑。针对性骚扰侵权案件，立法机关应最大程度保护妇女权益的立法原则，切实完善人身侵权相关法律，明确职场性骚扰的界定、取证、处理等具体细节，使其更具可诉性，使受害者能够依法实现权利救济。

2019年女性劳动者职场骚扰情况调查如图1-10所示。

9.新业态用工存在潜在法律风险

伴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和新型经济形态的不断涌现，企业的用工形式变得更加多元化。无论颇具争议的网约车司机问题，还是现下劳动争议频发的外卖骑手劳动关系认定问题，都显示出互联网大数据时代独有的“平台性”特征。

中国劳工通讯指出，2019年上半年，上海市涉及快递、外卖行业各类道路交通事故共325起，造成5人死亡、324人受伤。然而，在事故大量涌现的同时，骑手们在工伤认定、寻求赔偿等方面却遇到了困难。互联网平台带来的新型用工模式难以被现有法律法规涵盖，当劳动者试图按照劳动争议仲裁、劳动争议诉讼的传统路径寻求帮助时，往往连争议解决的第一步——劳动关系的认定都无法跨越，进一步的救济也就无从谈起。人民网《外卖员没社保，工伤权益难保障》指出了外卖送餐员没有社保，工伤难保障。根据专家的意见认为，对于骑手的工伤保障问题，最理想的解决办法是将社会保险参保关系与劳动关系“松绑”，强制工作时间达到全日制劳动者标准的网约工参保社会保险，同时将网约工工作时间不固定的情况考虑进去，创新参保险种和缴费办法。

此后，各地针对互联网平台这种新的用人形式纷纷出台新的规定。2019年6月28日，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烟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其发布的《关于劳动争议案件裁审衔接问题的处理意见》中提到，网约车司机、外卖派送员与网络平台运营商之间订立劳动合同并按劳动合同履行的，认定存在劳动关系。网约车司机与网络平台运营商订立承包、租赁、联营等合同，外卖派送员与网络平台运营商建立自负盈亏的承包关系或已订立经营、投资等合同，双方建立了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分配机制的，按双方约定执行，不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实际履行与约定不一致或双方未约定的，按实际履行情况认定。2019年9月16日，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在其发布的《关于稳定新业态劳动用工的指导意见》中提及，未与企业建立劳动关系的新业态从业人员，新业态企业可以通过劳务外包、加盟协作和其他合作关系等形式，与其签订民事协议，合理确定企业、从业人员、关联单位的权利和义务。

10.传统的劳动管理方式与新一代劳动者劳动诉求不相适应引发关注

新一代劳动者们相较于传统劳动者以公司为重、以上级领导为重的理念更加关注自身的发展和价值实现，对传统的管理方式提出了新挑战，二者在冲突时就造成了现在的高辞职率。据智联招聘《2019年职场人年中盘点报告》显示，高达90.4%的职场人都有过“裸辞”的想法。

根据智联招聘相关数据显示，虽然现在工资按照月薪计算有一部分劳动者尚很可观，但换算成时薪后，可以看到接近一半的劳动者时薪在20～50元之间，在20元以下的排名第二，达到了28.6%（见图1-11），与劳动强度相比薪资收入基本只能满足日常生活。相较于传统劳动者的任劳任怨，新一代劳动者更有自己的主见和想法，他们不屑于帮老板处理私人事情来讨好老板，更喜欢用工作能力和业绩说话，也不愿意搞办公室政治，认为职场应该公私分明，工作和生活也应明确分开，工作时间处理工作事务，个人休息时间属于私人时间，不再接管工作。

新一代劳动者在物质生活方面较传统劳动者优越很多，所以他们更多地想要在工作中实现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在智联招聘的一项调查中可以看到，69.1%的劳动者都将个人价值得到最大实现作为职业成功的标准和自己工作的追求（见图1-12）。相较于传统下级听命于上级的管理方式，新一代劳动者更需要平等的、可以表达自己意见的工作氛围和管理方式。